前几天看到问答版中有问太子妃瓜尔佳氏的，特录一篇杨珍的论文。论文的后半部分是关于胤禩福晋郭络罗氏的，大家都较熟悉了，所以就没有录。
荣辱未卜的皇室女性
－以瓜尔佳氏、郭络罗氏为例
杨珍
（节选自 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清朝皇室女子身为皇室家庭的成员，地位甚崇。可是，除去清初孝庄文皇后与晚清的慈禧太后外，有清一代绝大多数皇室女子，处于历史舞台的边缘位置，一声默默无闻。清朝玉牒以及民国初年以玉牒为主要依据撰修的《清皇室四谱》、《清列朝后妃传稿》、《清史稿》等史籍，记载了清皇室女子的若干信息，但过于简略。她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性格特点以及夫妻关系等状况，大都阙如。这一女性群体的真实面目，始终为岁月所掩，在后人的视线中模糊难辨。
被两立两废的皇太子允礽与曾受皇父倚重的皇八子允禩，[①]是康熙朝皇室成员中十分重要的两位，其所行所为，向为治史者所重视。允礽之妻与允禩之妻，是同时期皇室成员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女性，其事迹却较少受到关注。本文拟利用满汉档案及其它有关史料，对皇太子妃瓜尔佳氏（《清圣祖实录》、《清史稿》中作石氏）与允禩的嫡福晋郭络罗氏的部分情况，两人的多舛命运及其与清初政坛风云的联系，试作考察。
一、 皇太子妃瓜尔佳氏
1. 家世
皇太子妃瓜尔佳氏，正白旗汉军人，“本系满洲”。[②] 其祖上世居苏完（今吉林省双阳县境内），数代任明建州左卫指挥签事。高祖石翰迁居辽东，以名有石字，遂以石为氏。瓜尔佳氏的曾祖，石翰第三子石廷初为明广宁守备。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攻广宁，廷柱及其兄国柱、弟天柱三人，遵父“务建功业，以归本国”的遗愿，以城迎降。廷柱被授以游击世职，命在文馆行走，后隶汉军正白旗。他“位隆三事（世）”，曾任镶白旗都统、镶红旗都统等职，是八旗汉军的最早统帅之一。顺治十二年（1655年）任镇海将军，驻防京口（今江苏晋江），能戢兵安民，民间称为（石佛）。十四年（1657年）以老乞休，命加少保兼皇太子太保致仕，晋一等伯。十八年（1661年）二月去世，63岁，谥忠勇，“勒石记焉”。[③]
瓜尔佳氏的祖父华善，是石廷柱第三子。顺治三年（1646年），二等侍卫华善被选为豫亲王多铎第三女（生母为嫡福晋博尔济吉特氏，明安台吉之女。）之婿，封和硕额驸。康熙朝六年（1667年）初，华善任内大臣，旋即革退。[④]平定三藩之乱战争中，他是清军将领之一，有战功，曾任安南将军，防守镇江。二十七年（1688年），华善以其父“虽统汉军事务，实系满洲”，疏请改入满洲旗籍。经部议，因其族人官职众多，仍留汉军旗内，但嗣后编审册内，改造满洲。[⑤]三十四年（1695年）六月，即瓜尔佳氏被立为皇太子妃当月，华善病逝。镇江人思其德，建祠立碑祀之。[⑥]
华善长子石文炳乃瓜尔佳氏之父。[⑦]顺治十八年石廷柱死后，孙文炳承袭伯爵。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文炳擢副都统，驻防杭州，二十三年（1684年）十二月升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八年任福州将军，整治有方，四民阅服。三十三年（1694年）九月复补正白旗汉军都统十一月赴京师途中病逝。文炳死后，闽人立祠祀之。[⑧]他至少有两女，皇太子妃瓜尔佳氏居长。（见下文）
瓜尔佳氏祖上三代均任八旗武职，口碑皆佳。他们征战南北，军功卓著，或镇守地方，政绩斐然。[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察取国初功臣世家名字，石廷柱兄弟亦预其列。[⑩]这一家族背景，对于瓜尔佳氏入选皇太子妃，实有助焉。
2. 入宫与册立
瓜尔佳氏生年不详，综合有关情况看，她与允礽（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674年6月6日）的年龄大约相差无几。
皇太子允礽两立两废，最终以废太子的角色结束一生。所以，关于初次册立皇太子妃一事，仅见于《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丁酉（初七日）条所载：“以册立皇太子允礽妃，遣官吿祭太庙。”[11]是年允礽22岁。然而瓜尔佳氏与皇太子允礽的姻缘，很可能肇始于康熙帝第一次南巡的归途中。
二十三年（1684年）初冬，康熙帝首次南巡视察河工，十一月初九日决定回銮。是月十一日晚驾至宿迁，侍卫纳尔泰、詹岳等传旨：江宁、杭州二满洲将军，副都统石文炳，京口协领董元卿，今地方无事，你们四人送驾至京。其余各督抚、将军、副都统俱回本任，不必远送。[12]护驾回銮乃是殊荣，数日前被赐予棉蟒袍一袭的石文炳得膺此任，更为众所羡。自是日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回驻南苑（翌日回宫），半个多月内石文炳始终扈从康熙帝身边，多有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与侍卫大臣或地方官员闲话家常，以详悉民情，是康熙帝的一贯作风，也是其掌握全局，驾驭臣工的有效方式之一。而此次他有充裕时间与石文炳等人面谈，石文炳之女的有关情况，也当在他所了解的信息中。康熙帝本人大婚时，年仅12岁，皇后赫舍里氏即允礽的生母，与其同岁。是年皇太子允礽11岁，康熙帝已开始留意皇太子妃的人选，而候选人的年龄，也会参照常他人之前例，和允礽相仿。
值得注意的是，石文炳送驾至京的翌月（二十三年十二月），即升任汉军正白旗都统。这是康熙帝对他沿途护驾所予嘉奖，还是初步属意与其女的一个信号？不过，可以肯定，康熙帝对石文炳的印象良好，这是其后瓜尔佳氏入选皇太子妃的先决条件之一。
康熙三十年(1691年)，华善被特恩赐予双眼孔雀翎，“盖宗室公爵所戴者也”[13]。此时皇太子１８岁，是年十二月，其侧福晋李佳氏（雍正二年十二月始封）生下他的第一个孩子（１１岁卒，未有名）。康熙帝大婚前后，已有若干年龄相仿的女子陪伴身边，皇太子允礽的有关情况应无二致。瓜尔佳氏的祖父得此恩宠，或许她以是备选皇太子妃之人，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瓜尔佳氏能够被康熙帝与孝惠皇太后选中，册立为皇太子妃，实属不易。
显然，康熙帝与孝惠皇太后是按照选后的标准，遴选皇太子妃的。康熙帝本人的三位皇后，全部出身名门。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其父噶布喇任领侍卫内大臣。第二为皇后钮祜禄氏是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女。第三位皇后佟佳氏为国舅佟国维之女，即康熙帝的表妹。册立皇太子妃之际，康熙帝的三位皇后均已相继病逝。相较之下，瓜尔佳氏的父祖之辈，并无皇亲国戚，官职亦非佷高。不过，“瓜尔佳氏为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尤著”[14]，列满洲氏族“八大家”之首。“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15]”。努尔哈赤时期的“五大功臣”之一、直义公费英东，即为苏完地方瓜尔佳氏。此外，瓜尔佳氏父祖辈三代的品行勋绩，也足以得到康熙帝的瞩目。
康熙帝的三位皇后，全部都来自满洲两黄旗，瓜尔佳氏则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由于历史的原因，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中，无论与皇帝的关系亲疏或实际地位，两黄旗皆在正白旗之上。顺治帝曾独宠来自满洲正白旗的董鄂妃，拟以董鄂妃之子为皇位继承人，因该子早卒而未逮，但顺治帝同以孝庄皇太后为首的朝中老一辈满洲贵族的矛盾，于此进一步尖锐。[16]如果瓜尔佳氏被册立为皇太子妃后生子，按照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宗旨，该子即康熙帝的嫡长孙，将是继皇太子允礽之后下一代皇位继承人。而瓜尔佳氏之子继位后，随着正白旗地位的提高，上三旗内部及满洲贵族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也将发生变化。但是，由于皇太子允礽后被废黜，瓜尔佳氏亦未生子，上述可能并未成为事实。
瓜尔佳氏的父祖辈“虽统汉军事务，实系满洲”。前述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华善奏请改隶满洲时，部议“仍留汉军旗下”，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即“伊等佐领下另户壮丁，其家人俱系汉人，不便俱为满洲”[17]。因此，瓜尔佳氏家族虽然“实系满洲”，与汉族也有较密切关系，其部下、家人亦满亦汉，可谓兼容一体。清朝平定“三藩之乱”，继而收复台湾后，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满汉矛盾有所缓解，但依然存在。以瓜尔佳氏为皇太子妃，不仅将提高正白旗的地位，增进皇帝与正白旗的关系，也对增强汉军八旗对清廷的向心力，乃至进一步团结汉人，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可谓一举数得，显示出康熙帝在遴选皇太子妃时具有的战略眼光。
瓜尔佳氏的自身条件，也相当重要。有两点尤当关注。
第一，康熙的三位皇后，无不出身于满洲贵族之家，却都性情娴淑，通情达理。康熙帝与三位皇后感情笃深始终以其早逝为憾。所以，他为皇太子所选嫡妻，在性格、气质等方面，会不自觉地以三位亡后作为参照。其后事实表明，瓜尔佳氏的确也是一位良善女子。
第二，从瓜尔佳氏的父祖辈久隶汉军旗下，部下随员内多有汉人等情况看，这一家族的汉化程度，佷可能超过与之同期的佷多满族世家。石文炳驻防杭州时，乃将家眷携往，瓜尔佳氏尚幼，自当跟随父母身边。这种特殊的家族环境与经历，对她的气质、性格已为人处事作风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苏杭地区是清代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汉族士大夫聚首之地。童年瓜尔佳氏居此数载，江南汉文化的侵染，会在她的身上留下印记，伴其终身。
从另一角度看，允礽自由受到极为严格的教育，满汉文化造诣甚高，即熟读经史，习之义理，又善骑射，能左右开弓，而且较为英俊。所以，皇太子妃必须同样具备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品貌俱佳，在康熙帝眼中方可与皇太子允礽相匹配，并与其后母仪天下。瓜尔佳氏中选，说明她符合上述标准。
3. 两个阶段，霄壤之分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月，20上下的瓜尔佳氏背离为皇太子妃，至五十七年（1718年）七月四十余岁病故，总计23个春秋。这是女子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其间，瓜尔佳氏身居紫禁城内，其遭际大起大落，经历了前后两个接壤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历时13载（康熙三十四年立为皇太子妃至四十七年康熙第一废太子前），堪称瓜尔佳氏的黄金岁月。
毓庆宫即皇太子宫位于紫禁城北部，乾清宫以东。十八年（1667年）皇太子允礽年方6岁时，康熙帝为之特建。允礽赋性奢侈，康熙帝曾说，皇太子“饮食、服御、陈设等物，较之于朕，殆有倍之。”[18]雍正帝胤禛也曾指出：“当日二阿哥在东宫是留心珍玩，广收博采，遂至蓄积丰盈。其精古可赏者，数倍于皇考贵宫中之所有。”[19]可以想见，当年毓庆宫内陈设华丽，珍玩满目，瓜尔佳氏身为这里的女主人，生活优裕之至。[20]
据满文档案记载，一次，康熙帝全面缩减宫中饭食费用，自他本人乃至全体妃嫔（皇后位空缺）、皇太子以外全体皇子、全体公主及其所有服侍人员等，肉食数额分别有较大幅度削减。然而仅有两处例外，即皇太后及皇太后宫中所有人员的饭食费用，皇太子允礽、皇太子妃瓜尔佳氏及皇太子宫中所有人员的饭食费用，一概维持原状，未减分厘。[21]因皇太子允礽为康熙帝宠爱之至，皇太子妃瓜尔佳氏也享有很大特权，其待遇之高，有时甚至超出康熙帝本人及其众多妃嫔，上述情况即是例证。
与恣肆妄为，暴戾虐众日甚一日的皇太子允礽不同，受众人捧戴的瓜尔佳氏，并未由此而飘飘然。皇太子妃的独一无二地位，不曾改变其平易敦厚的本性。康熙帝在她去世时所作评价，是对其入宫二十余年来品行为人的概括总结：“二阿哥福晋秉资淑孝，禀性宽和，作配二阿哥以来，辛勤历有年所。今忽溘逝，凡在内知其懿范者，无不痛悼。”[22]
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以皇太子允礽不仁不孝，人心尽失，予以废黜。瓜尔佳氏在宫中的第二个时期（四十七年九月一废太子至五十七年七月瓜尔佳氏病逝），以此为开始。这是她忧惧兼半，愁肠难解的10年。
康熙帝做出废黜皇太子允礽的决定后，旋即生悔。因皇太子被废，觎觊储位的诸皇子暗中进行储位之争。皇长子允禔镇魇允礽的行为被揭发，皇八子允禩则为众臣一致保举为皇太子。这一系列情况无不出乎康熙帝的意料。为稳定局面，他于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瓜尔佳氏做了数月的废太子福晋后，复受册宝，再次被封为皇太子妃。
其后两年半内，瓜尔佳氏随同允礽仍居毓庆宫内，但其心情已非昔比。
复立皇太子后不久，皇储矛盾再度突出。允礽不满于久在储君之位，常常向属下抱怨：“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23]四十九年（1710年）底，镇国公景熙首告允礽的支持者、步军统领托合齐父子，于多罗郡王马尔浑（四十八年十一月去世）丧期内结党宴会及贪婪不法各款[24]，由此拉开康熙帝二废太子的序幕。经访查核实，五十年（1701年）十月，康熙帝始发此案，惩治太子党人。五十一年（1702年）四月，皇太子允礽受到康熙帝的公开指责[25]，再失储位几成定局。瓜尔佳氏无法挽狂澜即倒，焦虑遂日而增，身在太子妃之位却倍受煎熬。是年十月，允礽第二次被废黜，皇太子册宝被撤取销毁，皇太子妃册宝随之无存。康熙帝借此明示不再复立之意，以绝允礽及其支持者之念，对于无辜的瓜尔佳氏而言，乃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其黯淡前景就此凸显。
此后数年内，允礽与包括瓜尔佳氏在内的众多妻妾一起，被幽禁在咸安宫（乾隆时改建为寿安宫）内[26]，由康熙帝指派的亲信大臣领兵看守。平日，咸安宫大门紧闭，日常送饭则从专门通道递入。每当酷暑之际，需用大冰块降温时，方临时开启大门。[27]
五十七年（1718年）初，翰林院编修朱天保奏请复立允礽为皇太子，遭到康熙帝的严厉批驳。他说，朕常遣内监往视二阿哥，赐物赐食，“见今二阿哥颜貌丰满，伊子七八人，朕皆留养宫中”[28]。三年后（康熙六十一年），他给诸王大臣的手书谕旨中再次指出，对允礽仍存姑息之爱，乃因“为父子私情，不能自己”[29]。可见废太子及其家人仍享有较好的生活待遇。但是，瓜尔佳氏却经不住短短四年内（四十七年九月至五十一年十月）两遭重大变故，很快疾病缠身。
《掌故丛编》中收录了康熙帝的两道谕旨，年月未详，皆与瓜尔佳氏有关。
其一：“行在初总管字寄王以诚等，今带去上谕一事，倘二阿哥福晋病逝甚危，死在目前，尔等同总管商量，可以不必说知单给二阿哥看看。若比先好些，同二阿哥看了，该给看即看，恐福晋添病。”[30]
其二：“老福晋请安乃你等所奏，今福晋大病，你等如何不管，甚属不堪。此旨到京，将惠妃（纳喇氏）、诚妃（马佳氏）、定嫔（万琉哈氏）、宁寿宫妈妈年纪大些的五人去看去。倘有事出来，亦是如此去。”[31]
两道谕旨显然都写于允礽第二次被废黜后。第二道谕旨中所书“福晋”，亦指瓜尔佳氏。瓜尔佳氏于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下旬病重，七月初去世。[32]是年四月中旬康熙帝赴热河，五月初驻跸热河行宫，九月底返京。[33]故上述两道谕旨是从热河发出的。它们反应了以下问题。
第一， 康熙帝对瓜尔佳氏相当关心，当她病笃后，即着手为之操持后事。故是年五月二十一日，礼部等衙门议奏，遵奉谕旨：二阿哥福晋病逝沉重，倘有不虞，其安厝、成服、发引、致祭之处，照和硕福晋例行外，但和硕福晋，有侍卫20名穿孝，今二阿哥分内，并无侍卫，将侍卫穿孝之处，应行停止。得旨：著派侍卫30名，令步军统领隆科多带往。[34]
第二， 瓜尔佳氏脆弱敏感的性格，素为康熙帝所了解。他深知重病中的儿媳再也经不起任何刺激，故叮嘱太监等，是否将预备后事的有关事宜告知瓜尔佳氏本人，须酌情而行，以免给她增加精神负担而使病情加剧。这与康熙帝精细周到，善解人意的一贯风格，完全相符。
第三， 虽然康熙帝对病中的瓜尔佳氏予以关照，但他的近侍太监却对昔日皇太子妃的病况不闻不问，更不向康熙帝报告她的病情。这种势利态度，当有一定代表性。随着瓜尔佳氏身份与地位的极剧变化，难免有人从极力奉承，转为冷漠视之，甚至以恶语相讥。瓜尔佳氏一生的遭际犹如霄壤之间，即曾尽享富贵荣华，也充分领略世态炎凉。
第四， 康熙帝让惠妃纳喇氏等老年妃嫔前去探望儿媳瓜尔佳氏，表明若奉谕旨，后宫人员亦可进入与外界隔绝的咸安宫。
康熙帝的关心与庶母纳喇氏等人的探视，带给瓜尔佳氏些许慰籍，使其病情稍有缓解，数旬后离世。
4. 夫妻关系
允礽的妻妾至少有十余人。除去嫡福晋瓜尔佳氏，还有李佳氏等5位3侧福晋及若干庶福晋或媵妾，无继福晋。允礽与妻妾共生育子女26人，其中子12人，女14人。[35]这些妻妾中，先为皇太子妃，后称嫡福晋的瓜尔佳氏的娘家地位，相对最高。她仅有一次生育，即三十六年（1697年）十一月十一日生允礽第三女。[36]然而允礽的5位侧福晋，都各有亲子，其中4位各育两子。她们能够得封侧福晋，与生子有最直接关系。瓜尔佳氏育女前，允礽已有三子二女，其中二子二女均为李佳氏所生。因李佳氏的头生子早卒，第二子弘皙实为允礽的长子，并深为康熙帝所喜爱。[37]瓜尔佳氏虽居正位，却未生子，这对她与允礽的感情，是否会有一定影响。
康熙帝在一废太子时的讲话中透露，允礽平时行为不谨，生活放荡，甚至令外间女子出入宫掖，以姣好少年随侍左右。[38]瓜尔佳氏的汉化水平较高，伦理纲常观念相对较强，虽然于此大不以为然，唯有听之任之。
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允礽的外叔祖，为其引为奥援的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结党议论国事，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被处死。[39]允礽与康熙帝之间的嫌隙日渐扩大，他的暴戾性格逐步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变态。其周围之人首当其冲，成为他发泄怨气的出气筒，对此情况，康熙帝曾表示大为不解，他说：允礽近侍人员，“以不为少，其中岂无一二受伊恩遇者，而竟不能得一二人之心”[40]。允礽这种使人无法忍受的作风，在包括瓜尔佳氏在内的众妻妾前，必定多有表现，使之受到伤害，给其以种种不堪。允礽被复立皇太子后，暴虐更甚于前，每每对属下大光其火，捶楚辱骂，不择手段。当他第二次被废黜之际，“即伊妻孥，亦皆寒心，俱以为当废，无一堕泪者”[41]。瓜尔佳氏对允礽几近绝望，其夫妻感情可想而知。
五十四年（1715年），允礽通过为瓜尔佳氏看病的医生贺孟頫，以矾水给正红旗满洲都统普奇写信，嘱其保举自己为大将军。此事被辅国公阿布兰告发，信件落到康熙帝手中。康熙帝遣内侍魏珠持信而询，允礽承认系其亲笔。当着魏珠之面，“二阿哥福金(瓜尔佳氏)尚云,如何不与我相商行此等事，今我等不能生矣”[42]。瓜尔佳氏的惊惧及其对允礽的怨恨，于此显露无遗。该事还表明，允礽平日行事，少与瓜尔佳氏相商，由此多少反应她在允礽内心的真实地位。
据玉牒《爱新觉罗宗谱》的有关记载统计，允礽自五十一年（1712年）39岁时第二次被废黜，至雍正二年（1724年）51岁于禁所病故，在此12年中，又相继生育六子二女，占其子女总数的一半。这13个子女内，10个出生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至五十七年（1718年）之间，分别由8位女子所生，而这段时期也正是瓜尔佳氏的病逝逐步加重之际。她久卧病榻，年老色衰，为众多年轻女子所包围的废太子允礽，不可能对她有足够的关心重视。
五十七年（1718年）七月瓜尔佳氏逝后，礼部未敢奏请祭文。康熙帝特令大学士等同翰林院撰成祭文，“交与该部，俟秋后致祭，并将祭仪酌行”[43]。瓜尔佳氏以四十余岁的盛年，终止了皇室女子所赋予她的悲剧角色，走完从皇太子妃到废太子福晋的曲折人生。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礽去世后，被葬在蓟州（今津市蓟县）黄花山下理密亲王园寝。瓜尔佳氏也长眠于此[44]，继续陪伴使其荣辱参半之夫。
关于瓜尔佳氏，还有两事须作交代。
其一，瓜尔佳氏之女，也是康熙帝唯一的嫡孙女受封为郡主，24岁下嫁土默特多尔达尔汉贝勒阿拉布坦，39岁去世。她是允礽的14个女儿中，仅有的5位成年完婚者之一。其下嫁年龄偏大，原因待考，或与康熙帝有意将她久留宫中，以陪伴病母有关？
其二，石文炳的幼女，瓜尔佳氏之妹，是康熙帝第十五子允禑的嫡福晋。允禑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比允礽小19岁。允禑二女生于五十五年（1717年）八月，嫡福晋瓜尔佳氏所生。[45]瓜尔佳氏的这位幼妹比她小很多，很可能是她入宫后方出生，与其同父异母。该女出生后不久，石文炳去世。从瓜尔佳氏病重时，康熙帝让老年妃嫔等前往探望来看，瓜尔佳氏的亲妹或许也曾奉旨探姐。
二、 廉亲王允禩福晋郭络罗氏
1． 宗亲贵婿
康熙帝第八子允禩，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生母良妃卫氏，原属内务府辛者库罪籍。允禩长大后，以聪敏实干，不务矜夸而受众人夸赞，于诸皇子中较为突出。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他两次跟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是跟随皇子中最小的一位。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康熙首次分封皇子，18岁的允禩封为和硕贝勒，在受封皇子中年龄最轻。满文档案反映，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康熙帝离京外出时，以允禩和长其4岁的皇三子允祉留守京师，联名向他报告京城情况，处理有关政务，并由两人亲自办理密旨交办事务。[46]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后，因允禩为众臣保举为皇太子，康熙帝对他的看法骤然改变。然而诸多事实表明，一废太子前，允禩为父所青睐，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郭络罗氏，与很受器重的一位当朝皇子，喜结良缘。
关于郭络罗氏与允禩成婚的时间，史籍中未见记载，须作以下考察。
康熙帝曾指派内大臣明珠及内务府总管海喇逊、多壁等，参加允禩与郭络罗氏的定婚宴。事后，明珠等人向康熙帝作了详细汇报：我等于本月二十日赴八阿哥福晋之初定婚宴，将福晋之首饰、金、银、绸缎等逐一摆列，计数交付。安王福晋（纳喇氏）跪称：“我孙女自幼由（安）王抚养，未料由圣主指为阿哥福晋，本已惊喜万分，主子又送来贵重物品，且如此丰厚，真乃喜之不尽，不知以何言奏谢矣。”言毕叩恩。筵宴后，安王福晋再次跪称：“得圣主所赐克食，并观看大内戏子演戏，方知（民间戏子）无法堪比。皆称我家今日蓬荜生辉，院中流光溢采，人人喜气洋洋。俟我死后，即将此盛景往报夫王矣。”言毕再次叩恩。郭络罗氏的舅舅，（岳乐第十五子）多罗安郡王玛尔珲（马尔浑）、（第十七子）多罗僖郡王经希（景熙，后降为镇国公）、（第十八子）固山贝子蕴端、（第十九子）固山贝子务尔占（吴尔占）等率正蓝旗大臣、侍卫、官员等跪称：“我等理应立于阿哥右侧执杯，反让我等入座，赐与克食，主子洪恩断难承领，喜之不尽。”明珠的奏折中还提到，安王福晋恭奉大内戏子所用银四百两，民间戏子所用银二百两。因有阿哥、福晋初定婚宴，不收恭奉戏子物品之先例，故此次亦未收纳。[47]
上述奏折未书具奏日期，但允禩被称之为八阿哥，说明尚未封爵，故该折写于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之前无疑。史载，康熙三十年（1691年）闰七月，多壁始任内务府总管，翌年（31年）离任。[48]这时允禩只有11岁，在此期间举行定婚宴的可能性似应排除。
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初，康熙帝为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踏上征程。当月，他写信给留京办理政务的皇太子允礽，敦促尽快确定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的婚宴日期。允禩两位兄长的婚期，最终定于是年閏三月十五日。[49]然而康熙帝给皇太子的上述信中，并未提及允禩的婚事。综合有关情况看，允禩与郭络罗氏举行定婚宴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康熙帝于三十六年五月结束第三次亲征返京之后。
郭络罗氏与允禩正式举行婚宴时，康熙帝又派内大臣坡尔盆、散佚大臣苏永祚、内务府总管海喇逊等前往。坡尔盆等人参加此次婚宴后的奏折，同样未书日期，而赏赐克食、由大内戏班演戏助兴以及安王福晋叩恩，多罗安郡王玛尔珲、固山贝子吴尔占等率正蓝旗大臣、侍卫、官员等叩恩等情况，皆与定婚宴基本相同。[50]
然而坡尔盆等人的奏折中，允禩不再被称之为“八阿哥”,而是“八贝勒”。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内务府总管海喇逊卒于任。[51]故允禩的婚宴，举行于三十七年三月他封为和硕贝勒之后，是年十一月海喇逊病故之前。换言之，允禩18岁，即封为和硕贝勒的当年，与郭络罗氏正式成亲。
这门婚事有着丰富内涵。
岳乐是努尔哈赤之孙、饶余郡王阿巴泰第四子。他生于天命十年（1625年）九月，生母为阿巴泰的嫡福晋纳喇氏。顺治六年（1649年），岳乐以军功封为多罗贝勒，八年（1651年）二月袭郡王，赐号安。岳乐颇受顺治帝的信任，曾管理工部，任议政大臣，掌宗人府事。十四年（1657年）晋封亲王。平定三藩之乱战争中，他是清军主要将领之一。三藩之乱平定后，岳乐复掌宗人府事。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病逝，终年65岁，赐谥和。[52]
康熙三十九年（1699年）底，礼亲王代善的曾孙诺尼控告岳乐生前审案不公，岳乐被追降郡王，夺谥，其子经希、吴尔占分别革去郡王、贝子，授为镇国公。[53]数年后，康熙帝在与明珠等老臣的一次谈话中透露，康熙六年（1667年）辅政大臣鳌拜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矫旨擅杀另一辅臣苏克萨哈时，在议政大臣中颇有影响力的岳乐，极力逢迎鳌拜，起到推波助澜作用。[54]岳乐逝去11年后受到降爵夺谥至惩，此为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不过，郭络罗氏与允禩完婚之际，岳乐尚未追降郡王。该事发生后，岳乐家族的地位与实力，亦未受到大的影响。
岳乐“在诸王中，以齿则高，以行则长”[55]，且立有军功，有管理部务，参预政事的丰富经验，无论从资历或功绩论，当朝宗室王公皆无人堪比。他共有20子，其中至少有4子，即郭络罗氏的4位舅舅（玛尔珲、景熙、蕴端、吴尔占），因不同原因成为康熙朝的著名人物。
据说崇德年间阿巴泰率兵伐明时，将很多文学之士延至府中，命教诸子弟，“故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蕴（岳）端自号红蘭主人，“喜为西昆体，尝延朱襄、沈方舟为上宾”[56]。编选宗室王公诗作《宸萼集》的玛尔珲，自幼好学，曾受业于阎百诗（阎若璩），“毛西河（毛奇龄）、尤西堂（尤侗）诸前辈皆游讌其邸中”[57]。
享有王爵，根基极深的岳乐家族，在汉族文人内建有一个层次较高的关系网。从某种意义上讲，安王府犹如顺康年间满汉文化交流荟萃的一个特定场所，在清初满汉文化从激烈冲撞走向逐步融合的进程中，起有一定作用。
郭络罗氏的有关情况较为特殊。其生母为安郡王岳乐第七女，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为岳乐的侧福晋吴喇汉哲尔门氏所生。该女受封为郡主，康熙十一年（1672年）下嫁郭络罗氏明尚。额驸事迹不详，郡主则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26岁时去世。[58]郭络罗氏与允禩的辈分相同，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四代孙，一为玄外孙，一为玄孙。郭络罗氏至多仅比允禩少3岁，由于生母早亡，自幼被外祖父岳乐接至身边，在安王府中长大。她的舅舅玛尔珲、景熙、蕴端、吴尔占等，均为岳乐的第三位继福晋，即索尼之女纳喇氏所生。他们是郭络罗氏之母的同父异母弟，比郭络罗氏年长约十余岁。
郭络罗氏成婚前后，允禩被封在正蓝旗[59]，与岳乐宗支同在一旗。由于郭络罗氏与其母家关系非同一般，允禩成为岳乐的孙婿后，便与这一家族紧紧联在一起，形成休戚与共，互为依恃的关系。安邸与其说是嫁女（外孙女），不如说是招进贵婿。故两次婚宴，皆于安王府中举行，岳乐的继福晋纳喇氏与其诸子玛尔珲、景熙等，俨然女方长辈，而郭络罗氏之父、额驸明尚始终未曾露面，可能已经故去。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康熙帝其他皇子的婚姻个案中，类似情况尚未发现。
康熙帝稔知郭络罗氏与其母家的特殊关系，将她选为允禩的嫡福晋，有重视允禩，故以宗亲之女与之匹配之意。但是，对于当朝皇子与宗藩贵胄之家联姻后所具有的政治实力及其对朝政的影响，康熙帝显然尚未虑及。
郭络罗氏与允禩完婚后，一起居住紫禁城内数载[60]，继而迁至康熙帝赐予的八贝勒府。该府邻近柏林寺，与时为四贝勒府的胤禛之邸，即后来的雍亲王府毗邻。[61]
2． 悍妇能妻
康熙二十八年（1699年）65岁的安亲王岳乐去世时，郭络罗氏9岁上下，距其生母离世已经6载。岁暮之人，能够从抱子弄孙中获取莫大慰藉，对孙辈往往倍加溺爱。郭络罗氏过早失去生母，暮年岳乐视她为掌上明珠，而较其年长十余岁的舅舅们对她百般呵护，亦在情理之中。10岁之前，正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安王府中长大，本当尽浸书香的郭络罗氏，却较少典雅娴淑之风，满族女子豪爽大气，泼辣强悍的个性特点，在她身上十分突出。这同其幼年的成长环境具有一定关系。
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后，一次，康熙帝在诸皇子前指斥允禩，流露出对郭络罗氏的不满：“允禩素受制于妻，其妻系安郡王岳乐之女所出。安郡王因謟媚辅政大臣，遂得封亲王，其妃系索额图之妹，世祖皇帝时记名之女子。其子玛尔珲、景熙、吴尔占等，俱系允禩妻之母舅，并不教训允禩之妻，任其嫉妒行恶，是以允禩迄今尚未上子”[62]。
姑且不论康熙帝对八儿媳的评价是否客观，上述讲话中有两处与事实有出入。
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一月，顺治帝以岳乐“性行端良，临事敬谨”，晋封亲王。[63]该爵位并非因“謟媚辅政大臣”所得。此其一。
允禩独子弘旺，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生母是允禩之妾张氏。[64]允禩已有娇儿，并非“尚未上子”。此其二。
然而康熙帝对郭络罗氏的上述指责，成为雍正帝继位后清除反对派过程中，打击迫害允禩的一个重要口实。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对诸王大臣说，不但允禩“奸诈多端”，“伊妻更属残刻，允禩平日甚畏之。戌子年（康熙四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御乾清门，曾特降谕旨云，允禩之妻残刻，皆染伊外家安郡王恶乱之习，几致允禩绝嗣，伊妻闻之恐惧，方容允禩收女婢一二人，仅生一子一女”。[65]允禩的独女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即康熙帝对郭络罗氏予以上述指责的五个月前，其生母为允禩之妾毛氏。[66]故雍正帝所言亦有不确。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称郭络罗氏是一位能妻，或许更为允当。
雍正四年（1726年），康熙帝第九子允禟的管家秦道然供称：“闻得人都说，八府（允禩府）中的事都是福金做主，允禩颇为所制。平常人家妇人为主，尚且使不得，何况亲王府中，如何使得“。[67]允禟向与允禩要好，且两人府邸毗邻[68]，平日往来频繁。是时允禩、允禟等已罹罪，但秦道然所供，应基本可信。看来，郭络罗氏是允禩府中的当家人。
秦道然等还供称，允禩采纳福晋（郭络罗氏）之言，将其老师何焯的小女儿养在府中，视如己女。“后来女子长成”，不知是否放出。允禩奉差不在府内时，府内太监曾奉福晋之命，赏赐何焯物品，“口称是福晋赏的，何焯叩头谢了”。允禩与何焯谈话，从不避开福晋。一日，两人正在说话，福晋在门外望见，就大笑起来，笑声闻之于外，而允禩见此，并无责怪之意。[69]一位爽朗洒脱，不拘小节的满族妇人，由此几可呼之欲出。
何焯是江南才子、著名学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由李光地推荐，召直南书房，不久“命侍读皇八子（允禩）府”。[70]康熙离京时，何焯曾侍从允禩，在紫禁城内南薰殿值守。允禩将何焯视为联系南方士人的一条纽带，曾托何焯之弟“在南方买书甚多，这些南方的文士都说允禩极是好学，极是好王子”[71]。何焯丁父优归期间，允禩曾给他写信，信中称，“先生女儿在此极好更不必挂怀”[72]。郭络罗氏让允禩将何焯的女儿留在府中抚养，不仅能够有效地笼络何焯，亦可进一步博得南方士人之心。此举显示出郭络罗氏颇有见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安王府中延师重教、礼遇文士的传统。
郭络罗氏本人未曾生育。除嫡福晋外，允禩仅有两妾，分别生育一子一女。[73]从妻妾总数与子女总数而论，在康熙朝成婚诸子中，允禩皆最少。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但此客观事实，很容易使郭络罗氏背负“残刻”之名。然而郭络罗氏将何焯之女养在府中，视为己女，直至其“长成”的做法则表明，她即使允禩与其他女子的接触怀有妒心，表现残刻，但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仍识大体，顾大局，具有一定的气度心胸。
允禩与郭络罗氏的关系，耐人寻味。
允禩很有政治抱负，志在获取储位。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需要得到，也的确得到以吴尔占、景熙等人为代表的岳乐家族成员的支持（见下文）。所以，允禩即使对郭络罗氏的某些行为有所不满，也必予以容忍，不致因小失大，由于夫妻关系不睦而失此坚实后盾。此其一。
郭络罗氏的若干表现，在他人看来是“不守妇道”，允禩却熟视无睹，并无责怪之意。这也多少表明允禩的伦理纲常观念，相对淡薄，并没有以此为标准要求或评判郭络罗氏的言行。在此重要方面，夫妻两人颇有相通之处，堪称同道。此其二。
以何焯之女养成府中，是允禩采纳郭络罗氏意见的一个例子。仅此看出，主持家政的郭络罗氏，也在一些重要事情上，为允禩出谋划策。这与瓜尔佳氏曾抱怨允礽在重大问题上不与之相商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其三。
郭络罗氏与允禩的夫妻关系既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也带有满族传统社会女子地位较高的遗风。至于“残刻”、“惧妻”与否，除去两人之外的任何他者，均无法作出真正符合实际的评判。
3． 在政治漩涡中
郭络罗氏成为八贝勒福晋后最初十载（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九月一废太子前），是她一生中最为惬意之时。以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一废太子为标志，郭络罗氏相对平静的生活不复存在，她与其夫一起，卷入权力之争的漩涡，愈陷愈深，最终被吞没。
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后的数年内，康熙帝对允禩印象极坏，曾当诸子之面，道出“自此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这一决绝之言[74]，并一度停发允禩及其属下人员的俸银俸米（五十五年十月恢复）。然而其后，允禩与皇父的关系有所好转，他又继续奉旨办理政务。[75]郭络罗氏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起落，但所受影响终究不大。
一废太子前后，朝中逐步形成以允禩及皇长子允禔(一废太子后被圈禁)为核心，允禟、允俄、允禵等皇子参与其中，包括部分宗室成员、皇亲国戚及大臣等在内的一个反太子集团。岳乐之子景熙、吴尔占等人均为这一集团的成员。深居贝勒府中的郭络罗氏，未必直接参与其夫谋取储位的活动，但如前述，由于其舅舅景熙“首告”，托合齐等结党会饮、谋为不轨等行为被查出，促使康熙帝于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作出二废太子的决定。景熙此举，实为允礽复得储位后，反太子集团与储君及其支持者的较量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作为二废太子及审理皇太子党案结束的标志，康熙帝对部分皇子、宗室成员、领侍卫内大臣、近御侍卫等予以颁赏、允禩、允禟、允俄、允禵等皇子及多罗安郡王华玘（马尔浑子）、镇国公景熙、吴尔占等人均在其列。二废太子时，允禩曾至康熙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願卧病不起”，[76]遭到康熙帝的痛责。允禩之所以这样做，除去四十七年曾为众臣所保举外，另一不应忽视之处，是其妻舅景熙的揭发，成为二废太子的导火线。康熙帝于此一清二楚。允禩恃功“存此越分之想”，乃事出有因。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病逝，雍正帝继位。允禩旋即晋封亲王（廉亲王）。封王当日，郭络罗氏的娘家戚属前往祝贺，她却道：“有何喜可贺？恐不能保此首领耳！”[77]允禩亦无喜庆之色，反“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78]
郭络罗氏与允禩的预感很快得到证实。
雍正帝清除异己的过程中，首先以允禩的姻戚开刀。
康熙朝后期，吴尔占任议政大臣，一度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帝去世前数日被任命为镶白旗满洲都统。二废太子后，他被康熙帝选为负责看守废太子允礽的大臣之一[79]，足见很受信任。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以希翼王爵，“复生怨望”，“无知妄乱，不安本分”为由，将景熙（希）之子、吴尔占父子、色亨图（岳乐之孙）父子发往盛京。[80]
岳乐家族成员之间素来不睦。[81]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多罗安郡王玛尔珲故后，子华玘袭封，五十八年（1719年）九月去世。岳乐众子侄为争袭王爵，相互倾陷。康熙帝生前，未使该爵继续袭封，是多种原因使然。
元年十二月，雍正帝斥责允禩因（吴尔占等）未能袭封王爵，“谗害离间宗室，动摇该王属下人等之心”，故将袭封安郡王之本章发回，不准承袭。[82]礼亲王代善之后昭槤在《啸亭杂录》中有下述记载：“饶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讨吴逆，累功至安亲王。以其后嗣依附廉亲王允禩，故世宗斥其封。”[83]
在雍正初年的特定形势下，允禩力图帮助解决安郡王爵位的承袭问题，显然是授人以柄，极不明智，与其平时处事谨慎，所虑周详的作风，有所不符。这是否顺从妻意而为之？待考。
雍正帝继位后，“群臣请升潜邸为宫，廉亲王府不合相并”。二年（1724年）五月，允禩奏请移府，“上以废安亲王空府与之”。[84]安王府位于台吉（基）厂头条东口，允禩与郭络罗氏居住该处，仅一年有余。
随着雍正皇权的逐步稳固与加强，雍正帝对允禩等人的打击不断升级。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帝称：“允禩之妻甚属不妇，允禩亦惧伊妻，今允禩之妻暴戾不仁，仍然欺侮其夫”[85]。此言未可全信，但亦反映出郭络罗氏处境日艰，却依然故我。
是年初，雍正帝下令将允禩革去黄带子。他对诸王大臣说，自即位以来，于允禩无恩不施，无事不教，其“终怀异心，并不悛改，未必非伊妻唆使所致”。“朕屡降严旨与允禩之妻，又令皇后面加开导，谕伊劝谏允禩，感激朕恩，实心效力，乃屡次教训，允禩夫妻毫无感激之意”。又因将伊母家治罪，不曾颁示，唆使其夫，以致恶乱已极。故“允禩之妻亦不可留于允禩之家”。雍正帝命诸王大臣将此谕旨当面“降与允禩之妻”，令照清朝先世旧例，将她革去福晋，休回外家，并“降旨与伊外家人等，另给房屋数间居住，严加看守，不可令其往来潜通信息”。又命将此旨降与允禩，“若因逐回伊妻，愤怒于心，故意托病，不肯行走，必将伊妻处死，伊子亦必治以重罪。”[86]
郭络罗氏接到该旨，“毫无畏惧，忿然而去”[87]。允禩则以酒浇愁，日在醉乡。一位婢女劝他“于皇上前谢罪奏恳”，为郭络罗氏求情，遭到愤然拒绝：“我丈夫也，岂因妻室之故而求人乎！”[88]允禩与郭络罗氏不惧不服的态度，如出一辙，致使雍正帝愈发怒不可遏。他先是“令庶人允禩妻自尽，仍散骨以伏辜”[89]，随即又将允禩圈禁宗人府，令其改名阿其那。允禩背负罪状40款，是年九月因患呕吐症逝于拘禁地，终年46岁。[90]其独子弘旺将他葬于热河石洞沟左山之阳。被迫自尽后又被散骨的郭络罗氏，唯有以在天之灵继续与夫相伴。
三、 余 论
瓜尔佳氏与郭络罗氏的有关情况，与康熙朝皇室成员所处客观环境、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她们两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康熙朝皇室成员所具有的若干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康熙朝皇室成员，大都属于清朝入关后第二代或第三代满洲贵族。他们目睹父祖之辈从抵触汉文化到逐步接受汉文化的转变，其自身则处于满汉文化从激烈冲撞到逐步融合的演进历程中。所以，他们身上，既带有满族传统文化的鲜明痕迹（如郭络罗氏），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熏陶（如瓜尔佳氏），具有多元性文化特征。
其二，以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确立汉位推选制为起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将秘密建储定位制度，明令子孙遵守弗变为终端，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变革，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在此过程中，康熙朝处于承上启下阶段。康熙帝先是学习汉制，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因该制与满族传统旧制相违背，故遭到宗室王公、勋戚重臣的抵制，彻底失败后，康熙帝开始实施秘密建储计划，摸索创建新的皇位继承制度，秘密建储制度由此而发轫。康熙朝皇室成员处于两种皇位继承形态转换前的过渡时期，其自身利益与皇位继承问题息息相关，因而其中不少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储位之争。即使康熙朝皇室女性，与清代入关后其它时期相比，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也较为紧密，所受影响相对较大。
其三，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最终达于极致的进程，历经康雍乾三朝，总计百余年。康熙朝皇室成员，生活在清朝皇权逐步集中与强化的总体格局下，无一例外地受到这一客观形势的有力制约。
其四，康熙帝禀性宽仁，在处理父子关系或翁婿关系时，笃重亲情。所以，皇室成员中尽管有少数人因储位问题大忤其意，受到惩罚，但绝大多数始终为其所优容。并未直接参与储位之争的皇室女性，即使受到牵连，地位发生变化，也均得以保全性命，衣食无虞。瓜尔佳氏乃是典型代表。
其五，康熙后期储位之争中，尚是雍亲王的胤禛已与部分皇室成员结怨。加之其继位存在疑点，故雍正初年，部分皇室成员对新帝怀有对立情绪。为政严苛、睚眦必报的雍正帝为稳固皇位，加强皇权，大力清除以允禩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其打击面之宽，手段之酷烈，为清朝历代所未有。部分皇室成员，包括少数女性及其子女，均受到严厉惩治。最终死于非命的郭络罗氏，即是突出一例。
皆为当朝皇子嫡妻，瓜尔佳氏与郭络罗氏的性情与处事风格大相径庭。
瓜尔佳氏虽是满族，出身于汉军正白旗都统之家，却与受到三纲五常观念约束，知书达理，为夫是从的汉族女子，多有相像处。即使贵为皇太子妃，亦格守妇道，唯谨唯慎。其为人处事中，难觅满族女子泼辣干练，敢做敢为的特征，而她的恭良娴淑，也在较大程度上源自其较高的汉文化素养。恰由于此，康熙帝两废太子后，对她依然予以褒赞。
自幼为安亲王岳乐所娇宠的郭络罗氏，性格鲜明，无拘无束，且有一定政治头脑。她较多地保持了满族女子的个性特点，似缺少大家闺秀风范。
康熙帝厌恶八贝勒福晋而喜爱皇太子妃（废太子妃），除去其它种种因素外，还反映出他在不自觉地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依据，作为评判女子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性格即命运”。瓜尔佳氏的个性与作风，使她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她不可能积极参预其夫之事，更不会为允礽如何保住储位出谋划策，或助以一臂之力。她的较早病亡，主要由于过于内向、敏感，忧惧过度所致。
与瓜尔佳氏相反，郭络罗氏是一位主动型女子。她在府中当家作主，说一不二，积极为夫谋划，献计献策。即使被治罪时，亦无惧色，不做俯从，尽显满族女子刚毅果决之气。这自然进一步加重雍正帝对她的痛恨。郭络罗氏慨然赴死，尸骨未留，亦为其性格使然。
瓜尔佳氏与郭络罗氏与各自丈夫的关系，也有较大不同。
暴戾恣肆，妻妾众多。瓜尔佳氏尽管十分淑孝，遇事忍让，但并未由此赢得允礽之心。
善结人缘，众人目之为佛。[91]他虽被称为受制于妻，且少近女色，但从种种迹象看，郭络罗氏是允禩的得力内助，平日双方多有沟通，因此在关键时刻，方能想其所想，默契配合。
佳氏与郭络罗氏的人生结局，都带有悲剧色彩。皇室女性的特殊身份，使她们虽然置身政治帷幕之后，其命运却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而变幻莫测，荣辱未卜。虽然两人的性格、作风以及夫妻关系有较大差异，却无一例外成为满洲贵族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考察其事迹，体味其哀乐，是对以男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角色的反思。
[①] 康熙帝之子以胤字排辈。皇四子胤禛（雍正帝）继位后，其诸兄弟之上 一字改胤为允，以避帝讳。本文统一以允代胤称之。
[②]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七册，第458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③] 参见《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卷一，第47页，辽沈书社，1989年；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七册，第4257-426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名臣·石忠勇公事略》，上册，第52页，岳麓书社，1991年。
[④] 参见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一三，《八旗大臣年表》七，第5册，第2857页。按，“和硕额驸花善”，即华善。
[⑤]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九七，《人物志》七七，第五册，第350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
[⑥]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589页。
[⑦] 华善与多铎第三女成婚仅3载，后者即去世，年仅16岁。石文炳是否为多铎之女所生，待考。另据玉牒所载，多铎共有九女，其婚内，只有第三女夫豪善为瓜尔佳氏。疑“豪善”即“华善”，乃满文音两译所致。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玉牒，第00015号。
[⑧]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597页；《满汉名臣传》卷二六，第一册，第751——752页。
[⑨] 瓜尔佳氏家族中还有诸多成员效力清廷，膺文武之任，声名显赫。例如，她的曾伯祖石国柱官至工部承政；曾叔祖石天柱官至刑部承政；叔祖石琳，官至两广总督；伯祖绰尔们任二等侍卫（《国朝先正事略》记为“一等侍卫”）；伯父石文晟官至湖广总督。参见鄂尔泰等修：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262——4263页，第4589——4597页。
[⑩] 《满汉名臣传》卷二六，第一册，第7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七，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丁酉，台湾华文书局影应本，1964年。
[12] 傅泽洪：《行水金鉴》卷四九，《四库全书》第580册，第6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3]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589页。
[15] 昭槤：《啸亭杂录》卷一〇，《八大家》，第３１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16] 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二章第三节《汉位推选制的消亡》，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17]。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六，《名臣列传》五六，第7册，第4589页。
[18]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
[19] 《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初十日，浙江书局刊本。
[20] 康熙帝在一废太子期间曾指出：“允礽宫人所居撷芳殿，其地阴暗不洁，居者辄多病亡。允礽时常往来期间，致中邪魅，不自知觉”。说明除去毓庆宫外，地处紫禁城东南部的撷芳殿，也是允礽眷属的一个住所。不过，皇太子妃瓜尔佳氏的主要起居处，当为皇太子共暨毓庆宫而非撷芳殿。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戊子。
[21] （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9辑》，《满文谕折》第2辑，第865-877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77年。
[22]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〇，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壬子。
[23]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0册，第4322页，中华书局，1980年。
[24]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二，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戊戌。
[25]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〇，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乙丑。
[26] 参见陆成兰《毓庆宫与咸安宫：康熙皇太子废立前后的住所》，1999年2月10日《中国档案报》。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雅尔江奏，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五十七年八月初七日。
[28]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庚午。
[29]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康熙六十年三月丙子。
[30] 《掌故从修》，第33——34页，中华书局，1990年。
[32]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己巳；卷二八〇，五十七年七月壬子。
[33]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四月辛卯；卷二七九，五十七年五月己酉；卷二八一，五十七年九月甲辰。
[34]《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己巳。
[35]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第346——34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玉牒，第00015号。
[3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满文玉牒，第489号。按，玉牒第00015号载，瓜尔佳氏之女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八月十日。不同时期所修玉牒所载同一人的生卒年、月、日不一致，还有它例，不再指出。
[37]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0册，第4323、4334页；第11册，第4378——4379页，中华书局，1980年。
[38]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午。
[39]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
[40]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乙丑。
[41] 《清圣祖实录》卷五二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
[42]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486页，中华书局，1984年。
[43]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〇，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壬子。
[44] 按，曾就此事请教清东陵管理处徐广源先生，得到证实。
[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玉牒，第00015号。
[4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胤祉、胤禩奏，康熙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一日。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明珠等奏，无年月。
[48]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一四，《八旗大臣年表》八，第5册，第2885页。
[49] 故宫博物院（台北）《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8辑·满文谕折第1辑》，第659、699——704页，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1977年。
[5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坡尔盆等奏，无年月。
[51]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一四，《八旗大臣年表》八，第5册，第2891页。
[52]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第5265——5266页。
[53] 《清圣祖实录》卷二〇二，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庚午、壬午。
[5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杂件，无年月。
[55] 《清圣祖实录》卷三五，康熙十年，第12页。
[56] 昭槤：《啸亭杂录》卷六，《红蘭主人》，第180页，中华书局，1980年。
[57] 昭槤：《啸亭杂录》卷六，《安王好文学》，第179——180页。
[5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玉牒，第00015号。
[5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玉牒，第181号。
[6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无年月。
[6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起居注册》第1册，第402页，中华书局，1993年。
[62]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丙午。
[63]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丙午。
[65] 《清圣祖实录》卷四〇，雍正四年正月辛酉。
[6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玉牒，第15号。
[67] 《文献丛编》第3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第28页，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0年。
[68] 《文献丛编》第3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第32页。
[69] 《文献丛编》第3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第28、32页。
[70] 《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二，《何焯》，中华书局，1987年。
[7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杂件，第304号。
[73]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第770——77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玉牒，第00015号。
[74]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一，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乙丑。
[7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赖保奏，康熙五十七年八月十一日。
[76]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一，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丙寅。
[77] 《清世宗实录》卷四〇，雍正四年正月戊戌。
[78] 《大义觉迷录》卷三，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
[7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雅尔江阿奏，五月初八日。按，此件档案未写年份
[80] 《清世宗实录》卷五，雍正元年三月壬辰。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按，是月吴尔占并子孙被革除宗室，乾隆元年（1736年）给予红带子，附入玉牒之末。景熙故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参见《爱新觉罗宗谱》丁册，第82页；丙册，第5638——5639页。
[81] 《满文朱批奏折》，隆科多奏，无年月；满文朱谕，无年月。
[82] 《上谕八旗》，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雍正刻本。
[84] 萧奭：《永宪录》，第188——189页，中华书局，1959年。
[86] 《清世宗实录》卷四〇，雍正元年正月辛酉；萧奭：《永宪录》，卷四第268页。按，将郭络罗氏“休回外家”等语，与雍正二年给其废安郡王空府以迁居的情况有否抵牾，待考。
[88] 《清世宗实录》卷四五，雍正四年六月甲子。
[90]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允禩被恢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四八，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甲戌。
[91] 《清世宗实录》卷四四，雍正四年五月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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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部分补齐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