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妄阿拉布坦进攻西藏与清政府护送达赖六世入藏 噶尔丹叛乱虽被平定下去，但清政府同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以策妄阿拉布坦父子为首的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和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 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的长子，噶尔丹之侄。噶尔丹篡夺准部统治权后，策妄阿拉布坦因与噶尔丹争夺权力的矛盾，逃离准噶尔，据雍正帝说：策妄“与伊叔不相和睦，带领七人潜逃至吐鲁番地方居住。圣祖仁皇帝以策妄阿拉布坦与伊叔不睦，惧其诛害，遁迹逃生，加以恩泽。且圣心仁慈，不忍遣兵将噶尔丹余剩部落，悉行剿灭，恩加格外，遣使赏给策妄阿拉布坦。彼时，策妄阿拉布坦力弱势微，甚为恭顺”，及至噶尔丹进宫喀尔喀发动叛乱后，策妄阿拉布坦乘势返回噶尔丹的根据地伊犁，“收其父旧属及噶尔丹余众，复成部落”。
策妄阿拉布坦占据伊犁后，向清政府“请安纳贡”，表示为清廷“效力尽瘁”，协助并配合清军对噶尔丹叛军的清剿。噶尔丹死后，策妄初时也尚能服从中央的命令，献出噶尔丹的骨灰以及噶尔丹的女儿锺齐海。在准噶尔内部则发展经济实力，不仅扩大了牧地，发展了畜牧业，而且把南疆许多维吾尔族人民迁到北疆伊犁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习耕佃者，延袤相望”，致使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及乌鲁木齐等地相继出现了大片的肥田沃野。与此同时，策妄阿拉布坦还利用外籍俘虏和工匠，发展手工业，先后建立了皮革、造纸、布匹、呢绒、印刷、制炮等手工业“作坊”。由于上述一系列措施，准噶尔部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策妄阿拉布坦的实力也随之而日益壮大，正如文献资料记载：准噶尔部“历十余年，部众繁滋，渐骄横”。
策妄阿拉布坦一直在部内休养生息，加强实力，一面和其西邻哈萨克的头克汗发生多次战争，占领了哈萨克部大玉兹的全部地区（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和中玉兹的大部分地区（锡尔河一带），小玉兹也向西逃避。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城市均再策妄的控制之下。据史籍记载“塔什干城内，向日驻扎回人阿奇木一员、厄鲁特哈尔罕一员，此系策妄阿拉布坦时相沿旧制”。当初，策妄曾把自己和头克汗作战的原因向清廷呈报。
但随着准噶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它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中央的命令，并要求向东扩大牧场，觊觎从前噶尔丹一度占领的阿尔泰山以东和哈密附近。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准噶尔“以兵两千，掠哈密”，哈密扎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向清廷告急，康熙一面派兵赴援，一面遣使准噶尔，要求与策妄会盟，和平解决分配牧场的纠纷，策妄拒绝。并且还趁西藏内部纷争的时机，于1716年进兵西藏，暴露了他企图吞并西藏，分裂国家的野心。清政府为了击败策妄的分裂活动，也调遣大军入藏，至此，清廷与准噶尔部的战火又重新燃起。 策妄阿拉布坦的进攻西藏，固然由于准部割据势力不断膨胀所使，但同时也与当时西藏内部政局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西藏地方早再清朝入关以前，即与清政府发生了联系。皇太极于建号清朝的第四年，即1639年（崇德四年），便致书达赖，宣布清政府崇敬黄教的政策。此时，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迁往青海，他和西藏的黄教首领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合作，进兵入藏，击败并杀死了统治西藏的藏巴汗，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蒙古与黄教的联合统治，从此，达赖、班禅成为西藏的最高教主，西藏政务由达赖与顾实汗共同委任“第巴”来掌管，而实际权力掌握在和硕特汗王的手中。顾实汗一直和清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顾实汗的引荐下，1652年（顺治九年），达赖五世罗桑嘉措至北京朝见顺治帝，受到清朝极隆重的接待，朝廷册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 顾实汗死后，其子达延汗、达赖汗兄弟相继住持西藏政务，至1710年（康熙四十年）达赖汗死，其子拉藏汗继位。和硕特贵族住藏政务达60年，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西藏当地上层人物之间的冲突。这时，达赖喇嘛的势力也在扩张，1643年，动工扩建布达拉宫，使之成为全藏的宗教圣地，又令其他教派改宗，扩大黄教势力，增加黄教的寺院和僧众，并直接和清朝皇帝联系。在蒙古汗王缺位的情况下，任命“第巴”，取得行政官员的任免权。1679年，达赖五世的亲信桑结嘉措被任命为“第巴”，达赖五世逝世，桑结嘉措竟匿丧不报，“伪言达赖入室，居高阁不见人。凡事转达达赖命行之”，匿丧事做得很严密，长达15年之久。清政府击败噶尔丹以后，才隐约听到达赖五世已死，严厉责问第巴桑结：“厄鲁特降人告曰：达赖喇嘛久已脱缁矣。尔以久故之达赖喇嘛诈称尚存”。第巴桑结见事已败露，清廷震怒，遂派代表进京，向康熙请罪，并解释“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康熙虽未深责，但甚为不快。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第巴桑结公布达赖五世之丧，同时宣布自己择定的仓央嘉措为转世灵童，正式坐床，称达赖六世。这件事激怒了和硕特部的汗王，认为这是第巴桑结玩弄阴谋，扶植傀儡，排挤自己在西藏的势力。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而新立的达赖六世仓央嘉措，虽才华出众，却不是虔诚的佛教徒，而是风流倜傥的诗人。他十分厌倦布达拉宫里清教徒式的禁欲生活，一心追求自由、放任爱情。拉藏汗视之为假达赖，向清廷上报他“行为不端”。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双方发生冲突，拉藏汗率兵从其在藏北的驻地进向拉萨，幸三大寺的代表努力调教，达成协议，第巴桑结被迫退位，由他的儿子继任第巴。但是，和硕特汗王与西藏上层势力的矛盾并未解决。1705年，战端又起，藏兵战败，第巴桑结被杀。康熙皇帝因第巴桑结长期匿丧，又曾和噶尔丹勾结，对他很不满，所以在斗争中偏袒拉藏汗，封他为“翊教恭顺汗”。拉藏汗捕拿达赖六世仓央嘉措，解送北京，又引起藏族人民的忿怒，后来，仓央嘉措在解经青海的途中死去。 拉藏汗清楚桑结嘉措后，于藏中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但“青海诸蒙古，复不信之”，而另立裏塘嘎嘉措为真达赖。清政府为了缓和青、藏双方的争执，命噶桑嘉措暂住西宁塔尔寺住持教务，并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派侍郎赫寿去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尽管如此，西藏存在着一股反对拉藏汗的强大潜流，局势并未稳定下来。 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一直在窥测着西藏事态的演变。他表面上通过与拉藏汗联姻的关系，先娶拉藏汗姐姐为妻，而后又招拉藏汗长子丹衷为婿，借以蒙蔽拉藏汗的警觉。另方面却暗地“采取其他措施同三大寺即色拉、哲蚌和甘丹寺的喇嘛取得联系”，并“用说服和收买的手段使喇嘛倒向他们一边，这导致了拉藏汗的一些大臣和侍从的连锁反应”。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策妄阿拉布坦遂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冬，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领精兵六千，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于次年七月，乘拉藏汗不备，由藏北腾格里海直入西藏，击败藏兵，进据拉萨，围攻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虏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伊犁”。准噶尔军进入拉萨后，大肆烧杀，造成西藏局势的混乱。据当时一个目击者传教士的记述：“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那些加入他的部队的僧人，就是最为贪婪和残忍的强盗。他们拿着武器，闯入民房，连同伙的家也不放过，还冲入寺庙，进行洗劫，抢掠庙宇积存和藏匿的财物，他们还不满足，再三闯入民房，不管男女老少，把一些人予以污辱和毒打，把另一些人背绑着吊到梁上折磨，逼使他们讲出财富埋葬的地方。这种洗劫连续两昼夜，知道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取走为止”。准噶尔军的入侵，给西藏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 清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即命西安将军额伦特及侍卫色棱率兵赴援，但清军仓促进军，准备不足，兵力薄弱，于喀喇乌苏作战失利，额伦特战死。
康熙认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部所占据，“将边无宁日”。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地方，遂决计厚集兵力，进藏平叛。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驻节西宁，调饷征兵”，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清军；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协助办理军务，又命傅尔丹及富宁安分兵出巴里坤及阿尔泰等地，以牵制准噶尔的援藏兵力。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将军延信及噶尔弼分领满汉及蒙古官兵，自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军西藏。清军以岳钟琪为先锋，自里塘、巴塘进兵察木多（昌都），轻装急进，直抵拉萨。这次平乱行动，受到了西藏人民的广泛支持。清军大败准噶尔军，大策凌敦多布“计穷力竭，狼狈而遁”，率残军逃回伊犁。 与清军胜利进藏的同时，清政府将住于西宁塔尔寺的噶桑嘉措正式册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命“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9月15日，在将军延信住持下，“在晴朗天气中，居心达赖喇嘛坐床”大典，确立了六世达赖喇嘛的正式职位，恢复了西藏的社会秩序。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管辖 1723年，清帝康熙逝世的翌年——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乘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奔丧的时机，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罗卜藏丹津本为顾实汗之孙，其父达什巴图尔是顾实汗的第十子。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达什巴图尔曾偕青海“诸台吉入觐”，康熙赐以“御用冠服朝珠”，翌年被清政府封为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承袭其父的亲王爵位，并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作为青海和硕特代表“率所属兵”，参加了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的队伍。 罗卜藏丹津之所以发动反清叛乱，是有其深远历史原因的。顾实汗自从控制青藏地区后，在青海则分其部众为左右两翼，由其诸子率领。顾实汗在世期间，一直与清政府保持朝贡关系。但自从顾实汗1656年（顺治十三年）死后，青海和硕特失去了统一各部的约束力，其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纷争，并不断“率番众掠内地，抗官兵”，清廷“屡谕不悛”，成为清政府西北地区的“边患”。直至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才致力于青海地区的招抚工作。同年，康熙命额驸阿喇布坦以及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招抚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接着，又把顾实汗诸子中仅存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如前所述招至北京，封他为亲王。这样，青海和硕特蒙古又与清朝政府恢复了朝贡关系。然而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在青海设置行政机构，清朝中央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管辖关系很松散，地方割据势力十分强大。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正是青海地方割据势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引发的。 应该指出，罗卜藏丹津与清军进藏后加强对青藏地区的管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军进藏后，为了安定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组织了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宫中归附清廷最早的第巴康济鼐、阿尔布巴封为贝子，隆布奈封为辅国公，共同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鼐授扎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事务，各授噶卜伦”，从此，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青海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分化地方势力，防其尾大不掉，以青海诸台吉入藏“效力”有功为名，给罗卜藏丹津“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的微薄赏赐，却晋封原为
郡王的察罕丹津（顾实汗曾孙）为亲王，封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为郡王，其余诸台吉也都被封为贝勒、公等不同爵位。
罗卜藏丹津本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中惟一的亲王，爵高位崇，因而他一直怀有“阴觊复先人霸业，总长诸部”的政治野心。还希望恢复和硕特对西藏的统治权，所谓“希冀藏王，已非一日”。在罗卜藏丹津看来，他作为和硕特贵族的最高领袖，于西藏乱事平定之后，理应由他来接替拉藏汗而统治西藏。然而事实却使其大失所望，清政府在青藏地区的措施不仅没有能使他在西藏捞到任何权势，就是在青海也因察罕丹津等人的晋升而使其势力受到抑制和削弱。因此，罗卜藏丹津对清朝中央政府强烈不满，作为青海割据势力的代表，竟悍然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
这次叛乱是从1723年（雍正元年）8月，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各台吉于巴尔巴罗海会盟开始的。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强令诸台吉“呼旧日名号，一律不许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与亲王察罕丹津因拒绝参加叛乱，先后遭到罗卜藏丹津的袭击。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等尽被抢掳”，率妻子“投至甘州”报警；而亲王察罕丹津也在“于罗卜藏丹津相持”不敌之后，“率妻子及所属百四十余人，至河州老鸦关外”向清朝求援。 清政府闻变后，一面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办理平叛军务；一面命侍郎常寿去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宣布谕旨，令其“罢兵和睦”。罗卜藏丹津非但不听，反而拘禁常寿，“与同党阿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等益肆猖狂”。
雍正元年十月，叛军首先在西宁府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与北川新城等发动进攻，“每处有贼二三千人，以势驱逐
福晋番子攻城放火，烧毁民间积聚草谷，抢掠财物，其未受蹂躏者，西宁城外十余里”，西宁四周已遍地燃起叛乱的烈火。
与此同时，西宁附近喇嘛寺院的僧人，在罗卜藏丹津煽惑之下，亦多起而叛乱，“西宁数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喇嘛寺院的叛乱，首先是由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们汗发动的。察罕诺们汗在青海是个“番夷信响”的宗教领袖，他站到了叛乱势力一边，“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接着，郭隆寺、郭莽寺等寺院喇嘛也相继参加叛乱。
针对当时叛乱形势，清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调川陕官兵，进驻西宁；又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清军为防止叛军内犯，分兵于永昌布隆吉河防守；又于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处驻兵，截断叛军入藏之路；复命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涧，防止它与准噶尔沟通。清军部署就绪后，便分兵进攻西宁周边各处叛军，“溃其党羽”，罗卜藏丹津率军西逃。于是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尽为清军收复；1724年（雍正二年）初，清军又先后剿平塔尔寺、郭隆寺等处的喇嘛叛乱。 清军在解决周围战斗后，平叛战争便进入专力征伐罗卜藏丹津叛军的阶段。年羹尧采取岳钟琪“乘春草未生”，“捣其不备”的作战方针，于雍正二年二月八日分兵三路进剿：总兵吴正安由北路；总兵黄喜林出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由南路进剿叛军。先擒获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及罗卜藏丹津母阿尔太喀屯，罗卜藏丹津“衣番妇女、携其妻妾，走噶尔顺”，以后又逃到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处。
这次战役清军取得的胜利是十分神速的，据清朝官书记载：“计师行深入，自雍正二年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仅荀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雍正皇帝也把这次战役的胜利看作“十年以来”从所未立的“奇功”。
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后，清政府采取年羹尧的建议，实行了一系列善后措施。
第一，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扎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共编二十九旗。还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各旗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住持，“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并规定朝贡制度：“自雍正之年起，于诸王、台吉内，派定人数，令其自备马驼，由边外赴京，请安进贡”，分为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
第二，在经济上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措施。对西宁周边“可耕之地”，实行开垦屯种，征调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军罪人犯”，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同时又招募西宁一带农民与驻军家属在西宁周围耕种，由地方官发放牛具种籽，三年之内，免于起科。
对青海与内地之贸易也作了明确规定：每年二、八月两次，于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拉地方，“指定为集”，进行贸易。对生活必需品，诸如茶、布、面等，则规定一年四季贸易，以满足蒙族人民生活需要。
第三，对喇嘛教寺院也大力地进行了整顿。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喇嘛教传播日广，喇嘛教寺院的修建也日益增多。在康熙年间，青海喇嘛教寺院已达千余所，以致“西海境内诸民尽衣赭衣，鲜事生产者几万户”。据年羹尧说：“查西宁寺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番民纳喇嘛税，与纳贡无异，而喇嘛复私藏盔甲器械”，竟至参加叛乱。有鉴于此，清政府于平叛后，对叛乱的重要据点塔尔寺，只选留喇嘛三百名，给予执照，其余遣散；并规定“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数十人”。但后来塔尔寺又发展成房屋七千间，僧众三千人的大寺院，寺院每年由政府稽查两次。清政府通过上述措施，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清政府在推行上述善后措施的同时，还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1725年（雍正三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两县、一卫，即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住“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政务。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摘自《清代西部历史论衡》，注释稍后补上 [ 此帖被EuniceM在2011-04-07 19:2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