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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转帖]俄国人心目中的雍正
洗桐女史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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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5-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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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俄国人心目中的雍正

清代雍正皇帝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公元1723 —1736年),他在俄国人心中的印象却远比乃父康熙要深刻得多。这主要是他的一篇“传子遗诏”翻译成俄文,而且广泛流传的结果。
雍正死后三十五年,他的遗诏被俄国人士看中,由早期汉学家列昂季耶夫译成俄文,发表在诺维科夫创办的讽刺杂志《爱说闲话的人》1770年7月出版的第二期上,题为《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过了两年,即1772年,列昂季耶夫编成他的中国译文集出版,书名为《 中国的思想》,再次收入了那篇“传子遗诏”,从而使该文继续流传,广为知晓。
雍正的那篇文字原题为《雍正遗诏》,见于《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页二十至二十四。是雍正皇帝对继承者乾隆等人的遗嘱,作于1735年。
那么,俄国人士看中它的是什么呢?原来就是雍正对弘历(乾隆)说的“朝乾夕惕、励精图治”的话,即期望未来的乾隆皇帝能够“ 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之”。应该说,这也是当时俄国人期望于“明君”的最高理想。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当时恰值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公元1762—1796年)。女皇即位之初,便作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的 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 并亲自执笔,在俄国社会煽起了颇为强劲的启蒙主义思潮。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正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对皇太子们的遗嘱当作“ 开明君主”的原则来宣传,在他们心目中,雍正的话当然是理想君主 的行为准则。
但俄国的现实又与女皇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标榜自己的“德政”,甚至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 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
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施以无情的鞭笞。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 显然,雍正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进一步说他们还把雍正治理下的中国,当作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首讽刺俄国现实社会的打油诗《致仆人书简》,指出:在俄国“人人尔虞我诈, 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是从编排上显出的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通过对照向读者暗示:理想的国度不在俄罗斯,而在东方的大中华帝国。足见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雍正治理下的中国也是理想的社会。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士不仅注意到中国,而且竟然用中国皇帝雍正写的文章去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这毕竟是历史上中俄文字之交的一段有趣的插曲。 
当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主要任务还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多方面地了解和调查中国,尤其是宫廷和官府的情况。
但是关于“雍正传子遗诏”的俄译情况,还是值得一谈的。
雍正传子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其本人的治国业绩享有声望外,主要得力于俄译者的学识和俄译文的准确。
俄译者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能够从众多的文籍中选出那份遗诏加以译介,绝非偶然,而是有广博的中国乡情知识为基础的。他出生于莫斯科教堂工作人员之家,从1738年起就入汉语学校,学三年后,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接着就以学员的身份随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42年来华,在京住了十二年,至1755年回国。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为止一生有近五十年在从事汉学家的工作,即便只算到1770年他译出雍正遗诏为止,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历。
译者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汉、满语翻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而他在京时间恰好雍正死后不久、乾隆在位,有可能对前后任皇帝作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从实际成果看,除了雍正遗诏外,他还有大量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史地、中俄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等,在1771年至1786 年出版的译著就有21种。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12 0种,而他的译著即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况且许多译著还算得上是欧洲的第一次译本。
列昂季耶夫的俄译文忠实通顺。《雍正遗诏》的俄译人名译音显示,有些不似汉文,显然从满文译的。因按惯例清朝皇帝的圣旨都备有满、汉两种文本。
较大的改动是译者依照欧洲读者的接受习惯,把诏书分成段落, 而且在每段落的开头加上呼语,使得每段意思更为清晰。在诏书起首 加上“上天保佑的大皇帝!”文中则在加有“亲王和大臣们”,有的则直指继承人未来的乾隆帝,说“弘历,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
有的译文句子之间加上了一两句话,类似注解,使得俄文读者更易理解,也显出译者对清廷几代皇帝与皇子之间有了解和研究。
 例如在“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按,即康熙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之后,增加了一句话:“他显然是希望弘历能成为我皇位的真正继承者”。
又如:遗诏原文说到乾隆“与和亲王弘昼同气至亲,实属一体, 尤当诚心友爱”之后,俄译又加上了一句话:“弘历!勿忘你的小兄弟弘昼”。
当然,也有可能是满文本原有而在汉文本里没有的。无论如何, 那总是译者外文水平和国情知识的见证,说明自康熙开始中俄正式交 往以后,文书的翻译已经提升到了相当的水平,并且成长出最早的俄国汉学家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俄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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