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性真
对雍正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争论颇多。本文仅从雍正七年的《起居注》中摘取其轶事三则，以说明他的某些思想方法，颇有值得人们深思之处。
雍正七年三月，湖广巡察王瓒上了一个条陈，主张用严厉手段打击民间的迷信活动，内称：“楚俗信巫上鬼，熟习符水咒术，不惟刑罚。惑世诬民，为害靡尽，请严行禁止。倘有违者，拿就光棍例治罪。”兵部在议论了王瓒条陈之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上疏说：“应如该巡察所请，照光棍例，以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者拟绞监候。”四月初二日，大学士马尔塞、张廷玉两人传下了雍正的谕旨，说：“此本内议称：熟习符咒、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俱照光棍例治罪，而未曾议及通行晓谕之后再有犯者方照此例定拟，甚属疏漏。从前屡降谕旨，凡有改定科条，俱宽其期限，悉令家喻户晓。如有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则彼无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谓不教而杀，于新忍乎？且令地方官甚有难于奉行之处，著另议具奏。”限制和制止迷信活动并不错，但用杀头等严刑来镇压，而且不预先警告给以自新的机会，则是矫枉过正，是不教而诛。特别是对于民间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宗教习俗，用这种简单的办法并不能收到如意的效果，而且可能引起极大的反感。所以雍正批评兵部和王瓒“甚属疏漏”，否决这种“不教而杀”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封建时代，少数民族倍受压迫，清代亦不例外。以回民而言，所遭屠戮尤烈。雍正时期，有些汉族官吏对回民的风俗信仰、语言服饰很看不惯，总是怀着“非我族类”的小人之见，加之为取媚满族统治者，曾经多次密折汇报，要求“严加惩治约束”》对此，雍正却别有见地。他在七年四月初七下了一道上谕，说：“直隶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异视也。数年以来，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由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则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只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殊)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所容其置议也。……至于贤愚不一，有刁悍为非之人，且汉人中能尽无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民者治回民；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政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雍正从考察历史来分析现状，承认回民宗教信仰、语言服装的合法性，认为关键在于“从俗从宜，各安其习”，这与“作奸犯科、惑世诬民”毫不相干。尽管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他的思想方法还是正确的。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人，服从清政府的统一管理，“俱为国家之赤子”。假如不服从这个统治，即使是汉人、满人，也是“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换句话说，是否“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不能以民族来区分，而应以其行动、政治态度来区分。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一道上谕，无疑会使清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少犯一些错误，会避免一些人为激化的民族矛盾。当然，他也曾残酷地镇压满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但这与宗教信仰、风俗服饰并无关系。
有一次，雍正叫“在京大臣官员科道等轮班条奏”，目的是“欲广见闻以资治理”。御史汤倓的条奏，被雍正斥为“甚属鄙琐，不可见诸施行”。汤倓一面表示“醒悟悦服”，一面奉承说“皇上如太阳之光，臣如灯烛之微耳。”雍正针对汤倓的颂扬，发表了一通颇有见识的议论。他说“尔言不然。太阳与灯烛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不应分别光之大小也。日有太阳能照，至于昏夜则太阳无所施其光。赖有灯烛之光以补太阳之所不逮。天下至广，应务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处与不能周知之处，尔等能殚其忠诚智虑，以为赞助匡勷，正如太阳之有资于灯烛也。灯烛之功，岂可少乎？但不可有私意存乎期间耳。倘借奏事之名，以为营私之计，则是燃灯烛于朗日之下，欲以爝火之微与太阳争光，其为暗昧极矣。此则可羞可愧之甚，诸臣所以当共以为戒者也。”封建时代，称颂帝王“智烛千里”、“明察秋毫”者甚多，颂为太阳者亦有之，故帝王所居之地有“日下”之称。雍正并不反对把他比作太阳，而且也以“朗日”自诩，但他认为“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不应分别光之大小”。这个看法，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也就达到了认识的高峰。特别是他厌恶那种借称颂太阳之名“以为营私之计”的人，更为他的议论增加了光彩。汤倓的谀词，不但没有招至青睐，反被作为错误典型加以通报，这的确是雍正的高明所在。
如霜按：嘻嘻，汤倓分明是拍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吗，活该受罚。不过雍正也实在够刻薄~~ 人家一句阿谀之次词就惹得他这么一番议论，打字打得我手都疼死了。cry~~不过话说回来，只要骂的不是我，我还是希望越凶越好~~我这人自虐虐人的情结，还请各位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