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贤王----------恭亲王奕訢

一 皇六子——失败的帝位竞争者


　　清宣宗（道光）生前共有三后九子，长子薨于道光十一年四月，而二、三两子幼殇；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后孝全皇后生皇四子奕詝，即后来的清文宗（咸丰）。如果处在明朝，则“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的立嗣规则就已注定了奕詝这位嫡长子的未来皇帝身份，不过就算在以立贤为主的清朝，奕詝的嫡长身份亦使他得到了帝位竞争者中最有利的地位。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静皇贵妃生皇六子奕訢。

　　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九，时年三十三岁的皇后驾崩，道光帝亲自为其定谥为“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后，道光帝未再立后，于是奕訢的生母以皇贵妃的身份成为了六宫中之第一人，而年幼的奕詝也交托给皇贵妃抚育。在某些人看来，帝位的天平开始向奕訢倾斜了。

　　但为一母所育奕詝和奕訢都还是不懂事孩子，成人所追求的权利此刻尚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影响。也许是年龄相仿（皇五子奕淙出嗣为惇郡王，而皇七子之后年龄都太小），也许是因为身在寂寞宫廷而缺乏别的朋友，兄弟俩的感情十分亲密。据《清史稿》载“（王）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宣宗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訢。”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而宣宗亦为此感到欣慰。

　　树欲静而风不止，奕詝和奕訢还没有争夺帝位的念头，而他们的老师杜受田与卓秉恬却开始在暗中进行着无声却激烈的斗争。亲奕訢的卓秉恬生前长期担任大学士，“历管兵部、户部、工部，赐花翎”，身后谥为“文端”，由此可见是一位才德皆有可观之重臣，但《清史稿》又载其常在亲贵主持的会议中于众皆称是之际却“时有辩论，不为用事者所喜”，卓秉恬这种不够圆滑性格也在言传身教中极大的影响了弟子奕訢；而亲奕詝的杜受田虽然职位较低（此时只是从二品但担任上书房总师傅。），但其在处事与捉摸宣宗心思方面却胜过卓秉恬甚多。根据史书记载，有两件事对宣宗决定继承人取到了重要影响，其一载于《清史稿》，曰：“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其二出自野史笔记《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储诏于鐍匣。

　　观以上二事，奕詝得立多倚杜受田之力（杜受田又靠揣摩宣宗心意，老实说不是所谓“正道”），而两事给人的的感觉又颇似《三国演义》中曹丕与曹植，做哥哥的都靠取巧而成为继承人，虽然可说都是应该的，但往往令人为弟弟抱不平；而第二件事则已写明奕詝在时政方面不如奕訢，而两事合并又体现了奕訢的文武双全。另一方面，卓秉恬虽未替奕訢取得皇位，但奕訢却学到了卓秉恬因长期兼管京尹而获得的理政务实之才。由于此时奕訢未满十五岁，可以说还是个孩子，所以他并未完全了解这次竞争的成败会对自己一生所产生的影响；而大奕訢一岁半的兄长奕詝却充分了解到了个中玄妙，岁月磨练带来的经验胜过了天资聪明。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奕詝、奕訢的兄弟之情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受到大的损害。

　　道光二十八年，奕訢（应该没满十六岁，好年轻……）娶桂良之女为妻；而后来的慈安太后“事文宗潜邸”应稍晚于此。奕訢娶桂良之女为妻一事对他以后的外交生涯和所谓“恭王派”的成立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 清晨，清宣宗病笃，遂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但宣宗最终也没有放弃皇六子奕訢，他在生命的最后留硃谕“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而这种留双遗诏的情况是罕见的。是日，宣宗崩于圆明园慎德堂。

他空有一身本领却没能挽救家族的天下，扶持起了慈禧，却带来了无穷的噩梦。

一身的才学对他来说也许才是痛苦之源，一个悲剧人物。

四 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春，为了避免与“夷人”同城居住而滞留热河的奕詝由于生活放纵无节搞坏了身体；七月十六日，奕詝病笃，乃留遗诏二道，一是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二是任命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八人也被称为“赞襄政务王大臣”。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文宗奕詝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

　　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訢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驾崩的消息和遗诏的内容，抛开兄长去世的消息不说，奕訢对那张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顾命大臣”名单感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惊，他完全没有料到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自己竟会被兄长彻底排除在新的权力中枢之外。不止奕訢自己，军机大臣文祥的落选表明了整个“恭王派”都遭到了排挤（文祥在军机处的资历与匡源大致相同，优于焦祐瀛；咸丰十一年在军机处五大臣中排名第三，先于杜翰、焦祐瀛；而此刻却唯一落选），在这种情况下，奕訢必须在妥协和反抗间做一个决定。

　　如果选择妥协，运气好的话，奕訢在新时代可以继续担任“外长”（被首相压抑的外长日子不会好过，这个可以看日本前外相田中的例子），但这种可能很小，因为统论亲尊贵贤，奕訢都是诸顾命大臣无法比拟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的顾命大臣们也无法坐视在各部门都有自己一套班子的恭亲王与之分享权力，特别是贪权而又专断的肃顺绝对不能容忍奕訢成为反对自己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当时那种“办理抚局大不易”的情况下，肃顺等人很容易就可以找茬将奕訢革职让其归邸养老，而从30岁不到就开始养老显然是当时英气勃发的奕訢所不能接受的，毕竟他曾经看到过取得天下的希望，在已经委屈了多年以后，奕訢不愿再接受这样悲惨的未来。为了自己，也为了支持自己的众人，奕訢毅然走上了反抗之路。

　　清文宗奕詝因为自己执政后期的失败而变得十分多疑，他不信任在江南统兵的曾国藩、不信任留京办理“夷务”的奕訢，最终也没有完全信任在自己身后“赞襄一切政务”的肃顺。为了保持相对的权力平衡，奕詝在弥留之际将“御赏”、“同道堂”两印分别赐予皇后（母后皇太后、慈安）与懿贵妃（圣母皇太后、慈禧），而其用途显然并不是用来做纪念品。于是在清文宗驾崩之后，顾命大臣们同意在上谕和廷寄的首尾钤用两印作为两太后（代表小皇帝载淳）经审阅后同意发出的凭证，形成了“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局面，这种情况使得顾命八大臣的权力（也包括办事效率）大大低于康熙年间的顾命四大臣。

　　慈禧太后有着很强的权力欲，而其在文宗病重期间曾替文宗批阅奏章的经历使之有了干预政务的能力；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们为此而加意防范慈禧太后，结果大大加深了双方的恶感。另一方面，权势日重的肃顺在两宫太后面前显出一种妄自尊大的态度而深遭两宫太后之忌。在慈禧太后的提议下，两宫太后暗中发懿旨招唯一有力量可以对抗顾命大臣的恭亲王奕訢赴热河行在“筹谘大事”。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奕訢的为了探听新政权的虚实而要求赴热河叩谒梓宫。在热河的肃顺等顾命大臣一方面没有理由驳回奕訢这个合情合理的折子；另一方面又对自身的权位过于自信，认为奕訢即便来了热河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于是批准了奕訢赴热河叩谒梓宫。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奕訢到达热河，在澹泊敬诚殿叩谒梓宫之后立即受到了两宫太后的单独召见。双方在会见中显然达成了推翻现有“顾命大臣”制度代之以“两宫垂帘、恭王秉政”的新制度的默契，以之后的结果来看，肃顺等人并没有获知这次会谈的内容。为了不使肃顺等人起疑，直到回京，奕訢没有再和两宫太后单独会见过。双方的秘密交通改由醇郡王奕譞之妻（慈禧亲妹）负责传递。奕訢对顾命大臣的进攻开始大规模发动起来。八月初六，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太后“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术”，“更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而督办“河南安徽剿匪事宜钦差大臣”胜保与山东巡抚谭廷襄亦同时联衔具折“恭请皇太后圣躬懿安”，开了臣子向太后请安的例子。

　　八月初七，奕訢赶回北京，召集在京重臣进行布置，只待众人从热河行在回京。

　　以当时情况来看，奕訢的“恭王派”在北京占有较大优势，首先奕訢自己是留守京师的“全权钦差大臣”，在顾命大臣正式回京办事之前在北京拥有绝对权威；而“恭王派”首席干将文祥在事实上掌握北京卫戍部队（现任步军统领端华在热河，而任左翼总兵的文祥曾兼署该职）；在京重臣中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是奕訢的岳父，武英殿大学士贾桢是奕訢的老师，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因在担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时受了满尚书肃顺的排挤乃与之结怨颇深；而“一时清望所归”的前重臣祁隽藻、翁心存（也是奕訢的老师）亦“并与肃顺不协”，前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更是对其深恶痛绝。京中臣工又多有上述诸人之门生故吏，于是在北京形成了一个针对肃顺及顾命大臣的强大包围网。而外国势力因为载垣之前的作为自然也站到与之相反的一方。

　　京畿周边的统兵大员僧格林沁、胜保一方面对肃顺主张重用曾国藩等汉员不满；另一方面又因为咸丰十年八月间肃顺等人自行逃逸，而将吃了败仗的自己丢在一旁而心怀怨恨，因此也站到了恭王一边。

　　在热河，双方实力对比又恰恰相反，“恭王派”及其支持者的实力只限于以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为首的一批司员和位尊而权不重的醇郡王奕譞等亲贵；其余军政要职都掌握在顾命大臣手中。肃顺等顾命大臣首先以在大丧期间使用黄折为由将胜保、谭廷襄交部议处。为了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一事更是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慈禧太后在收到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恭）亲王辅弼”的折子后知道无法立刻实行，于是将该折留中不发,而顾命大臣则打算严惩董元醇以杀鸡儆猴，继而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为此要求将该折发下处理。

　　两宫太后在商议后将该折发下并明确指示批准董折“亲王辅弼、添派师傅”二事。顾命大臣为此而大为恼火，当下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指责董折“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两宫太后对顾命大臣违背己意、擅自改写上谕稿一事亦不能容忍。结果双方当廷争执起来，肃顺等人“勃然抗论，以为不可”，称“顾命之臣，辅弼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最后竟把小皇帝载淳吓得小便失禁哭了出来才算停口。次日，顾命大臣又停止办公，拒绝开视发下的折件来向太后施加压力。只拥有名义上权力的两宫太后无计可施，被迫向顾命大臣屈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

　　顾命大臣在这次冲突中取胜，但他们的跋扈却使得舆论倒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大多数亲贵也随之站到了太后与恭王一方。另一方面，顾命大臣将对手一时的韬晦认为是永久的屈服，大大放松了警惕（这一时期顾命大臣对奕訢的反击仅是任命对奕訢不满的豫亲王义道“佩带领侍卫内大臣的印钥”进行牵制）。利用顾命大臣的松懈，两宫太后巧妙解除了肃顺、载垣、端华所兼任的步军统领和銮仪卫、向导处、上虞备用处（粘竿处）等职务，削弱了顾命大臣在内廷的影响力。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奉文宗梓宫离热河回京。为了在东华门率众跪迎咸丰帝灵枢，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及载垣、端华等七大臣在前间道先回；而肃顺与醇郡王奕譞等亲贵护送咸丰帝灵柩随后。在这种安排下，顾命大臣中的灵魂人物肃顺与中枢产生了短暂的分离，最终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31日），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及载垣、端华等七大臣抵顺义县西北的南石槽行宫。恭亲王奕訢在此接驾并受到了两宫太后的召见；而政治中枢由热河再次回的了北京。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太后抵京后于养心殿东暖阁再次召见奕訢，而载垣、端华等人竟然未进行任何干涉，也没有产生应有的警惕。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传特旨召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武英殿大学士贾桢、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由恭亲王奕訢带领进见，载垣等人阻拦不果。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向众人泣数顾命大臣种种不道，随后出示在热河就由曹毓瑛写好的上谕，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交政策方面处理失当而“失信各国，淀园被扰”、“口外严寒……圣体违和”导致文宗崩于行在，将“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同时就贾桢、周祖培及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奏请太后“垂帘听政”一事“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紧接着又下一诏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

　　奕訢随即赴军机处捕拿载垣、端华二人，除去载垣一句“我辈未入，旨从何来？”的蠢话外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当夜，肃顺亦在密云被奕譞等逮捕。至此，执政仅约两个月的“赞襄政务王大臣”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因为这次政变发生在夏历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或“北京政变”。

　　根据胜利方的势力组成，这次政变又被称为“叔嫂合谋”。一般史书都突出嫂子而忽略小叔的作用，事实上，离开了恭亲王奕訢的武力支持，两宫太后绝对无法击败顾命大臣。在奕訢来说，有了太后的支持固然是事半功倍，要是没有却也未必不能自编自演一场“周公诛管蔡”出来。此次政变可以认为是奕訢一生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

　　以清朝当时的的需要来看，最好是有一位清太宗那样杰出的君主；如果没有，那么魄力十足的肃顺也许胜过了能够向外学习的奕訢。但无论好歹，这不能假设的历史随着政变的成功走进了短暂的议政王奕訢的时代。

三 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临危受命，“督办和局”


　　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破广州，尽获城内大员。

　　咸丰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联军克大沽炮台；满清谈判代表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被迫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与英法代表进行谈判，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率部破联军于大沽。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日（1860年8月21日），联军破僧格林沁部于大沽；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联军复破僧格林沁部于张家湾；八月初七日（9月21日），联军再破僧格林沁部于通州八里桥，至此满清在京畿一带已无可用之兵。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詝用肃顺之谋（彭蕴章因当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败而被迫下台，继任领班军机大臣穆荫已依附肃顺；肃顺、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镇京北”、“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为名逃往热河（承德），同时任命奕訢为“特授留守京师、督办和局、便宜行事、全权钦差大臣”留京善后。如果结合之前的中外事态来看，这个所谓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其实是肃顺排挤奕訢的手段，这个职务把恭亲王送进了一个既危险而又难以措手的境况。

　　由于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9月17日），中国谈判代表怡亲王载垣下令扣留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代表38人，之后通过咸丰的命令又处决了其中26人（这也是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所持的理由，而绝大多数中国历史书没有记载中方杀害英法谈判代表一事。这里所用资料来自《剑桥中国晚清史》）。而留在联军控制下的北京的中国谈判代表奕訢不得不当心自己会因此遭到报复，即便不遭处决、监禁，但以奕訢的身份只要遭到了“外夷”的侮辱也是不能容忍的；鉴于耆英的例子（1858年，作为谈判代表的耆英因“擅自回京”的罪名被赐死），奕訢也无法弃职逃走。此刻的奕訢无疑将闯了祸又把烂摊子推给自己的肃顺一伙恨之入骨。据另外一些资料记载，奕訢在联军入城后出城躲到了长辛店，拒绝（其实是不敢）与之进行直接谈判，最后在所谓“调停者”——俄国公使伊格那切夫愿以自己作为人质以担保奕訢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奕訢回到北京由桂良、文祥辅佐开始了与侵略者的谈判（但奕訢谢绝了由伊格那切夫作为人质以担保自身安全的建议），而奕訢也因此第一次戴上了卖国的帽子。

　　奕訢本人曾对当时的局面作了这样的描述：“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谈判无非是任列强予取予求罢了，无论改换何人进行谈判也决不会有什么迥然不同的结果，此外躲在热河的咸丰又命令奕訢“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九月，条约达成，奕訢上奏自请议处，咸丰以“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这一过程中，侵略者的强大与先进无疑给了奕訢极大的震撼，奕訢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訢在咸丰八年上《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主张拒签《天津条约》，之后又上《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主张积极备战）转变成了“师夷自强派”，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批准了由恭亲王奕訢、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筹夷务全局折》中提议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统管一切涉外事务，并任命奕訢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文样担任总理大臣；至此，“恭王派”开始了对清朝外交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控制；此外，由于俄国获利最多而祸华最烈，治俄先于治英法成为了奕訢的对外方针。与此同时，奕訢的“师夷”思想及外交风度无疑受到了“外夷”极大的欣赏，于是在庆祝签约的宴会上，“夷人”把奕訢恭上了“绝座”，叫其他王公跪迎，为此奕訢得到了“鬼子六”这个称号。而很快的，一个奕訢将要造反代替奕詝的谣言在京城一带开始流传，奕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虽然没有证据，但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制造谣言的幕后黑手有极大可能是躲在热河而与奕訢意见相左的肃顺。

二 恭亲王——最年轻的军机大臣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1850年3月9日)未满十九岁的奕詝登上了帝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尊皇贵妃为皇贵太妃；追封早薨三兄为郡王，封弟奕訢为恭亲王（咸丰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其余诸弟皆为郡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以奕詝这个年龄成为中国的统治者未免太过年轻，而在清朝，这个年纪继位的皇帝却不算小了。

　　也许是皇家子弟早熟，抑或政治责任感驱使，年轻的皇帝很快显示一个统治者应有的气魄（也很可能多数为杜受田所教，《清史稿·杜受田传》曰：“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后行”。）。一方面，奕詝重新起用了被誉为道光朝第一贤臣的林则徐，命其以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的头衔赴广西镇压刚刚兴起太平天国运动（可惜林则徐未至广西便于半途病故，若林文忠多得三载之寿，则两秀很可能就不能离开两广了）；另一方面，即位仅九个月的奕詝以“妨贤病国”的罪名将受宣宗顾命的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穆彰阿在道光朝中后期权倾一时，结成“穆党”以至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堪称祸国甚烈。奕詝这一果断的处置，使得天下正人无不称快，而奕詝的地位也随之稳固下来。

　　奕詝锐意图治，这需要一个同样想振作的行政班子。穆彰阿之后，咸丰先后任命赛尚阿、祁隽藻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但这些老臣很快就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不是那种栋梁之才。随着太平天国的发展壮大，满清的局面也越来越糟，咸丰三年，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逐步逼近京畿，已对祁隽藻彻底失望的咸丰帝想起了自己二十岁的弟弟——恭亲王 奕訢。此刻的奕詝显然不认为局面的败坏是因为自己志大才疏能力不足所致，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内而军机、外而督抚都辜负了自己。

　　咸丰三年九月（一说十月，九月之说出自《清史稿·恭亲王传》），奕訢受命在军机处行走。这是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房）设立以来的第三位出任军机大臣的亲王（第一位是怡贤亲王允祥，但允祥任职不足一年就去世了；而第二位成哲亲王永瑆也只入值军机十个月）。此刻的奕訢刚满二十岁，在军机处又属新进，但他亲王的地位使得祁隽藻亦须对其顾忌、退让，此后在咸丰的默许与支持下奕訢很快成为了事实上的领班军机大臣，祁隽藻在委蛇了一段时间后于咸丰四年八月请了病假，又在十一月致仕（祁隽藻在不受咸丰信任的情况下又遭到了端华、肃顺的排挤）。奕訢遂成为正式领班军机大臣，至此道光朝之军机大臣已全部撤换，一个全新的行政班子成立了。

　　史书就奕訢担任首辅这一时期的作为鲜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中国史纲要》称：“奕訢任职两年，没有什么作为”，但事实证明满清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并未继续恶化。相反，之前发展迅速的太平天国在这一阶段遭受了几次相当大的挫折；当然，缺乏经验的奕訢不太可能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角，但奕訢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应相当优异（其间陆续兼任都统、右宗正、宗令。），否则咸丰末年深孚众望的恭亲王就不会存在。在朝廷认为最重要的华北战区，林凤祥、李开芳统率的太平军“扫北”军一路劫掠北上，至沧州又尽屠全城，于是该部“长毛贼”迅速陷入绝境，至咸丰五年初全军覆没，而奕訢也因为“畿辅肃清，予优叙”。在南方战区，湘军于湘潭大败太平军林绍璋、曾天养部，太平军随后被迫从湖南全境退出，而平定本乡出援外省的湘军也因此开始成为满清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一事实表明奕訢不属于那一类具有满汉珍域之见的满蒙亲贵）。

　　咸丰五年七月，奕訢的生母（静）皇贵太妃病笃，随后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至七月初九皇太后崩，七月二十咸丰以恭亲王“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为由“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清朝简史》一书以“咸丰帝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奕訢赶出军机处”来形容这次事件。奕詝和奕訢何以决裂？高阳先生在历史小说《慈禧全传·序》中曾引用王闿运《祺祥故事》所载并做分析说明，现摘录如下。（A段为《祺祥故事》所载；B段为高阳先生所做分析。）

　　A 会太妃疾，王日省，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B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原名绮春园。道光年间，尊养孝和太后于此。文宗即位，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而视疾问安，又无异亲子，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但看康慈误认文宗为恭王所说的一段话，偏心自见，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

　　A 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

　　B 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死不瞑目。“哦，哦！”是暂不置可否之词，恭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这可能是一种误会，但恭王行事，有时亦确不免冲动冒失，因而被认为“狂妄自大”，以后与慈禧的不和，即由于此种性格使然。……至于“传旨”，通常指口头传达旨意而言。

　　A 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B “所司”指礼部。尊封皇太后，应由礼部具奏，陈明一切仪典。恭王传旨，虽非文宗本意，但皇帝如摈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则将闹成大笑话，所以不得不依奏。而恭王的“传旨”，起于误会，终同挟制，文宗自然要懊恼。

　　由于缺乏其他相关史料，而高阳先生所做分析又颇为精当，是故引用上文于此。而咸丰之罢恭王，既被后世称为“莫须有”，其不公可知也。

　　咸丰五年七月奕訢被罢免。次年二、三月太平军破江北大营，五月破江南大营；同年二月、十月广西马神甫案与广东亚罗号事件先后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廷一时内外交困。两大营败破的在于两大营本身缺乏战斗力，而太平军急于解除南京遭到的封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则可认为是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可以将军力移往中国，以便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以上几事基本不会因为清朝皇帝或首辅的意志而有所改变，若咸丰能将对奕訢的罢免推迟一年再以军事外交的失利作为借口，则理由就充分了很多。而奕訢凭借运气躲开了这个责任，于是在局势再次败坏后部分臣僚开始怀念这位二十三岁的前首相，其中也开始夹杂了对咸丰帝的抱怨。

　　咸丰既罢恭亲王，乃以顾命大臣、协办大学士文庆接任领班军机大臣并“晋武英殿大学士，管理户部，充上书房总师傅。”。而文庆亦是满臣中之能者，其人在道光朝已多次出任军机大臣，在此危急之时主张“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积极支持曾国藩及湘军，同时提拔了胡林翼、袁甲三、骆秉章、阎敬铭诸人。《清史稿》曰：“文庆醇谨持大体，……端华、肃顺渐进用事，皆敬惮其严正焉。”文庆在任职年余病故。文庆之后，彭蕴章继任领班军机大臣。其间由于宗室肃顺逐渐得宠，中枢乃分为彭、肃两派，为争宠计，两派皆外引督抚为援（彭蕴章文倚何桂清、武恃和春、张国梁等人；肃顺内以郭嵩焘、王闿运为幕，外而力荐曾左彭胡等湘系诸人），犹如唐之刘李党争。中枢既如此，时局安得不坏？若非太平天国亦同时内讧连连的话，清朝的统治也许就结束了。但在另一方面，英、法两国没有为了配合中国人也搞一场内讧，他们与清军开始在广东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也许是为了笼络负责外交谈判的桂良，也许是想起了昔日的兄弟之情，咸丰七年五月，奕詝复授恭亲王为都统。据野史所载，咸丰使恭亲王治太后陵事，肃顺为固己位遂以作反诗、心怀怨望为名屡次攻讦恭亲王，以至奕詝和奕訢之感情一直未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