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与佛教关系密切，记述者颇多；雍正帝和道教亦有瓜葛，但介绍者不多，这里略述二事。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秋天，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接到门下人戴铎的书启，信中写他往福建上任路经武夷山时，看见一个道士，“行径甚怪，与之交谈，言语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并不希奇的话，却使胤禛兴奋异常，他满有兴趣地在书启批语中追问戴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戴铎遵命回禀，说他见到道士的时候，曾暗中询问自己主子的前程如何？道士回说：“乃是一个‘万’字命”。戴又说详细情形等将来到京时再行禀告。胤禛见信后十分高兴，在信上批道：“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他把道士看作异人，能先知先觉，能言人的祸福，能预卜人的未来，得与这种人交往，当然是福大命大有造化之辈了。道人说胤禛是“万”字命，就是说雍正将离开雍亲王府邸，龙飞九五，进入大内，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胤禛在欢快之余，也还有点不满足，就是戴铎没有把道士的话详尽写出来。他急于知道究竟，等不得戴铎回京，就命令送信的奴才将道人所说的话“细细写来”。胤禛对武夷山道士的话，如此关心、重视，无非是因为有“万”字命的内容。这可是当时雍正哥儿们都关注的事！胤禛的八弟允禩，请相命人张明德看相，张奉承他是“贵相”，必将“福寿绵长”。胤禛的另一个弟弟大将军允禵让张恺算命，张献媚地说他：“元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这三兄弟，都与三教九流结缘，都希望有朝一日应了术士的话登基称孤。他们的父皇康熙因张明德教唆允禩夺嫡，而将张明德处死，允禩也因此落了不是。可见这种算命是犯罪的行为。戴铎对武夷山道士的话总是不敢详述，也正是怕泄漏出去获罪。胤禛被道士的一个“万”字命惹得振奋不已，竟不顾忌这个禁规，生动地反映了他对皇位的觊觎。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中，出世的道士并没有超凡脱俗，也成了皇子们的谋臣策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件雍正手书的给地方大吏的密谕，他亲自抄了九份。内容如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个朱谕没有署年月，然雍正八年（1730年），他身患重病，这个密谕大约是为此而发；他急需高明的医生。正由于这种需求，道士贾士芳与雍正再结缘法，并因而丧命。贾士芳原是京中白云观的道士，怕亲王允祥认为他“精通医术”，把他荐给皇兄。雍正召见后，感到他虚诈不实，就打发出去了。贾士芳于是浪迹河南，很有名气。浙江总督李卫慕其名声，为执行雍正的密谕，再次把他推荐出来。雍正命河东总督田文镜将贾士芳送到首都。贾士芳开始给雍正治病，大显身手，疗效甚高。雍正十分高兴，寄字给宠臣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贾道士由被驱逐的妄人，一变为受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那知九月间雍正突然将他下狱议罪，十月即行处斩，连家属也遭到惩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天，贾道士给雍正治病，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诵经咒，只听他念道：“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雍正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心想：我这个至尊的皇帝，不过是老天的骄子，还听命于天地神袛，你一个方外的道士，居然要天地神鬼听你摆布，这不是亵渎神明吗！你不就是大逆不忠的反贼吗！当然要捉拿问斩了。贾道士未卜自家生死，当然算不得什么异人；雍正帝大耍君威，喜怒无常，也绝非厚道之君。贾道士的遭遇，倒是正合“伴君如伴虎”的俗谚的。
从雍正和道士的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古代的帝王确实迷信神灵，若说他们只用神灵愚弄老百姓，那是高抬了他们，他们自己何尝不受所谓神灵的愚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