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漫的序——读史的快乐
（一）
漫漫长夜，独卧陋室，灯盏明亮，手执一卷，且听大雪簌簌纷落，不觉掖紧被角，汲一点暖意。又闻西风紧迫，扑打在窗子上，掉下来，化作声声叹息。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书是最好的伴侣。什么书可作为此时的佐餐饮品呢？不一而足——一部长篇小说，如王火的《战争与人》，如巴尔扎克的《贝姨》，如莫泊桑的《温泉》；或一部通俗演义或者评书，如《三侠五义》；或一部志怪故事集，如“聊斋”或“三言二拍”……这些书好比鲁迅《社戏》里的罗汉豆，其香，其味，其忆，其思，滋味隽永，耐得住时间的咂摸。
笔者手中的这一卷倒不属上述任何一种。本人是个历史爱好者，在历史的大海中潜泳，沐浴历史的海风，呼吸遥远的气息，是本人生平一乐，故自称“历史游历者”。或曰：你真的踏遍了历史的山山水水了么？当然没有，然而，做个历史的观光客总能说得过去吧。
（二）
“观光客”当然算不上史家，更算不上研究康熙的专家。但逞着兴趣畅游了一番，在岸边小憩时的偶得，即使谈不上什么水平，但至少是歌者心灵流出的旋律，抑或母亲不由自主分泌的奶汁，即使味道不是那么喜闻乐见，但总还是有营养的。至少它没有对那个叫“颜如玉”的女士怀有鬼胎，也没有冲着门牌号为“黄金”的别墅流下长长的口水。不知“精神食粮”这个词组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笔者之所以写作此文，无非是在酒足饭饱之后心满意足地打上几个饱嗝，向闻得见其声其味的人们宣示：我今儿吃得不劣。
康熙帝（1654-1722）的文治武功学界谈论颇多，甚至成了国人炫耀的资本。笔者尽管身为男人，但绝无开屏的欲望（孔雀的骄傲乃籍其尾羽的华丽，尚可谓有“真才实学”。而国人常拿祖上的家业炫耀，其情状可比拟为——地球人向土星狗说：我们村“美国”家最有钱！实在可怜的很。）。之所以提及康熙，乃由于某些历史的碎片正好碰到手上，引发笔者的神往，故奇之，寻之，乃有此文。
（三）
本人并不想谈什么德治、法治之辩，因为，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法律已调控到人们意想不到的角落，如澳大利亚有这样的案例：深夜冲马桶，因其声惊扰邻居而遭索赔。淡化法律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渐趋繁荣，人们的道德观念也被利益（或称欲望）这台隆隆轰鸣的机器震得破碎不堪。官员不再因为家有八十老母而受贿，女人不再因为被逼无耐而沦落风尘……道德危机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本文也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一问题。
本文最终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在信息社会的今天，别忘了历史也是一种信息资源。让我们静静地坐下来，翻开历史的画卷，细细玩味，孜孜以求，探寻似曾相识的信息……
《清史稿·圣祖本纪》在给康熙帝的评价中，盛赞其“德”：“为人君，止于仁……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①]然而，康熙帝并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将自己修炼成一个“有道明君”，而是将“德行”发扬光大，德泽百姓，以德治国。纵观康熙帝的治国、治吏、治军、治狱、治河等言行，我们依稀可见一个大大的“德”字。该字的含义层次丰富，微宏兼及，不一而足。若要深究起来，笔者以为可以三个字概括：仁、度、勤。
一、仁，德治的框架和基础
何谓仁？孔子云：“仁者，爱人。”后人进一步将其阐发为：“幸天下，育群生，至仁也。” [②]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圣祖谕议政大臣等曰：“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并以噶尔丹为例，“噶尔丹凶暴，朕惟待以宽仁，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并援引古训：“惟仁者无敌。”[③]笔者以为，康熙帝胸中的仁有以下含义：
（一）仁政的对象——民者，国之根本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康熙的政治生涯中，爱民，恤民，察民，施惠于民的思想和政策比比皆是。
康熙三十年（即1691年），（长城）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工部等衙门议请修筑。上谕大学士等曰：“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④]当然，这里的民安国富的思想或许是建立在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等固有观念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是意识不到外侮威胁的。即便如此，康熙帝毕竟看到了“修德安民”的重要性，认为唯其是治国之本。这种理念与唐太宗的“舟水”之说有异曲之妙。
同样的例子，康熙四十九年（即1700年）下诏，提醒地方各级官员：“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⑤] 认为，只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其理想的太平盛世即会出现。
（二）仁政的主体——廉吏、良将
康熙说：“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这里的“德”，就是忠君，体现在具体政务中，就是忠于职守，“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方符委任之意。”[⑥]康熙帝“仁”的思想反映在吏治上，即是推崇廉洁，信赖功臣，不歧视降将，对于效忠朝廷的忠勇之士竭尽褒奖，并借以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使人人皆以忠君为荣，以叛国失节为耻。
一代廉吏于成龙至康熙十九年被提拔为直隶巡抚时，做了十九年的基层官吏，以其廉洁勤勉著称，被康熙帝褒为“清官第一”[⑦]。康熙十七年，朝廷提拔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总揽对台作战事宜。姚屡建奇功，连连加官晋级。于是遭到一些官员的嫉恨和弹劾，康熙帝并没有偏听偏信，而“令启圣复奏”，给他申辩的机会，对有功之臣给予充分的护佑。[⑧]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当初是明朝总兵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的部下，后随郑芝龙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施琅率水师攻占台湾，立下汗马功劳，赐袍封侯。因其乃前朝降将，有些人劝康熙帝将其留京，切莫放虎归山。但康熙帝说得好：“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耶？”[⑨]对降将给予充分的信赖，从而成功地驾驭他，使其为朝廷效力。
（三）体察百姓疾苦，喜民所喜，忧民之忧
康熙二十九年春，直隶地方雨雪未敷，上轸念民生，日夜焦劳。沿途见耕种农民，即遣人访问。二月某日，自早至夜半，时雨大沛。天颜有喜，顾扈从诸大臣曰：“得此雨泽，既种之田，固可发生，而未种之田，亦可耕种矣。朕甚喜慰，谅尔等之心亦同也。”[⑩]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康熙帝下诏曰：“朕咨访民瘼，深悉力作艰难。耕三十亩者，输租赋外，约余二十石。衣食丁徭，取给于此。幸逢廉吏，犹可有余。若诛求无艺，则民无以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实心体恤也。”[?]不仅自己体恤百姓，更要求封疆大吏爱民如子。
（四）仁政的策略——宽仁和平
在清初康熙时代，儒家道德仁政，体现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就是宽仁和平。亲政不久，康熙即云：“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爱惜人才，俾事例简明，易于遵守，处分允当，不致烦苛，乃符明作敦大之治。”[?]及至晚年，总结一生道德政事，云：“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之凉薄，性之不敏，此心此念兢守五十年，夙夜无间。”[?]
康熙即位之初，清廷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不但国家统一尚未完成，即广大百姓对清朝的统治也并非心甘情愿。在这种情况下，要争得民心，消除反侧，孤立政敌，巩固政权，办法只有—个，那就是为政以宽。以仁政德礼相感化，康熙云：“定乱之方，惟崇尚宽大，则能消人心之疑惧，而反侧自安，斯谓洞晰机要。”[?]又云：“宽则得众。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御制《宽严论》曾总结历史经验，系统阐发、论述了他的这一治国之道，其辞曰：“致治之本在宽仁，……夫物刚则折，弦急则绝，政苛则国危，法峻则民乱，反是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
宽仁为尚的成功范例。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二十九日，议政王大臣皆上奏应将反叛尚之信立行正法，而康熙只处之以“姑从宽免，令其自尽”。对康熙的这一改判，只有一人（学士叶方蔼）对此有深切的理解： “皇上念之信前人有功，低徊不忍，赐令自尽，免其处斩，此真仁之至义之尽，从古帝王之盛德未有如我皇上者也。但之信虽伏法，而其一军尚在。以臣愚见，歼厥渠魁，协从罔治，皇上仁推赤心待之，自然人人感戴，匪独可消反侧之念，而且争为朝廷用矣。”[?]可见康熙帝之用心良苦。
二、勤，人君的品格，德治的支柱或推进剂
古代皇帝罕有不标榜以仁孝治天下者，但有几人真“仁”且“孝”？如果人君满口的礼仪廉耻，而骨子里男盗女娼，如夏桀商纣类，那么，所谓德治的宏论只能是弥天谎言。康熙帝不仅能想到“修德”，而且躬自力行，修身修心。他曾说道：“如朕为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从。即如吃烟一节，虽不甚关系，然火烛之起多由于此，故朕时时禁止。然朕非不会吃烟，幼时在养母家颇善于吃烟，今禁人，而己用之，将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以吃烟这样的小事也要严以律己，可见康熙帝不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
（一）勤劳
训曰：“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堪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崇尚勤劳，力戒贪逸。当然，作为皇帝，勤劳无非就是勤政。
（二）勤学
康熙帝对于“天文地理，及算法声律之学”皆有很深的知识素养，这些皆得益于他多年来勤学所至。康熙十二年，圣祖谕学士傅达礼等曰：人主临驭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圣祖谕侍卫内大臣等曰：“朕常进论天文地理，及算法声律之学，尔等闻之，辄奏曰：‘皇上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称誉朕躬，转掩却朕之虚心勤学处矣。尔等试思，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宋，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21]强调自己的博学并非“天授”，而是靠勤学而至。
康熙十二年，圣祖又谕学士傅达礼曰： “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索；使视为故，讲毕即置之度外，是徒务虚名，于身心何益?联于诸臣进讲后，每再三细绎，即心有所得，尤必考证于人，务求道理明彻乃止。至德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后又谕讲官等曰：“人心至灵，出入无乡，一刻不亲出册，此心未免旁鹜。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此也。”[22]不仅自己常学不懈，而且营造勤学的良好风尚。
（三）勤俭
训曰：“朕所居殿现铺毡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换者有之，朕生性廉洁，不欲奢于用度也。”[23]康熙十一年（1672年），圣祖谕礼部曰：“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近见内外官员军民人等，服用奢靡，借越无度。富者趋尚华丽，贫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为非，盗窃诈伪，由此而起。人心嚣凌，风俗颓坏，其于治化所关非细。今应作何分别，务行禁止，著九卿、科道会同，严加确议定例具奏。”[24]
三、度，德治的最后防线
（一）奖惩、褒贬有度
康熙曾说：“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运。”[25]康熙十六年，靳辅任河道总督。时河道久不治，先后有几十处决口。靳辅到任后，广泛考察，博采众议，总结出一套治河方略，写了八个折子上表皇帝。可谓事无巨细，费尽心机。（靳辅所行减水坝诸法：意在泻水防洪。）后工部弹劾靳辅治理河道九年仍未成功。康熙帝却说：“河务甚难，而辅易视之。若遽议处，后任者益难为力，今姑宽之，仍责令督修。”[26] 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秀等请求罢免靳辅，康熙曰：“辅为总河，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但屯田、下河二事，亦难逃罪。”[27]
（二）虚实有度
康熙三十九年，张鹏翮任河道总督。康熙倚鹏翮治河，说到：“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28]工部的同行弹劾张鹏翮乱花银子，请求依法惩办。康熙却说：“河工钱粮原不限数，水大所需多，水小所需少。如谓鹏翮以十三万入己，必无之事。河工恃用人，鹏翮用人不胜事，故至此耳。”[29]后康熙巡视河工，见黄水倒灌，诘问鹏翮，鹏翮不能对。康熙于是说：“大儒持身如光风霁月，况大臣为国，若徒自表廉洁，于事何益？”[30]
（三）宽严有度
御制《宽严论》曾总结历史经验，系统阐发、论述了他的这一治国之道，其辞曰：“致治之本在宽仁，……古之圣王知其然，体上天仁爱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齐之，刑以范之，惟务化民于善，闲民以义而已，不忍制民以术，怵民以威也。是故五刑之属三千，皆本恻怛之心以出之，而非惨刻峻削之为也。夫物刚则折，弦急则绝，政苛则国危，法峻则民乱，反是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31]
需要指出的是：承认为政以宽是康熙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并不等于“宽仁”二字可以概括其行政思想的全部。孔子云：“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32]康熙也是如此，在推尚宽仁和平时，也强调以猛济宽，不可纪纲废弛，尝对臣下云：为政不能“太宽”[33]，在《经筵绪论》中云：“尝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极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弛，所贵乎宽而有制耳。”[34]事实上，康熙为政以宽是有原则、有分寸、有针对性的，对不属其宽仁范围的政治人物、政治现象，则处之以严，绝无仁厚可言。
（四）重视法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政以仁还是以法，早在两千多年前即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历史上，推崇礼治、德治的儒家并不排除法治，而是主张兼采刑法，通过宽严相济以实现政通人和。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5]又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36]康熙的法制思想是主张“罪疑惟轻”，说：“与其绳以刑罚，使人怵惕文网，苟幸无罪；不如感以德意，俾民蒸蒸向善，不忍为非。”他要“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这纯粹出于儒家思想。他的意思是，不能不教而诛。但对该当治罪的还要治。说“刑者所以禁暴止邪。若豪猾奸宄，毋使漏网；贫弱无知者，虽偶失于宽，亦不为过纵。”[37]
四、兴教化，易风俗
此节虽不为康熙帝德治核心思想“仁、勤、度”三字所囊括，但也属于其德治观的重要内容。
汉代名臣董仲舒曾向汉武帝详细阐述了教化对于统治的作用：“道者，所繇适於治之路也,仁羲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肤，臧於骨髓。”[38]
具有深厚理学素养的康熙皇帝对教化高度重视，视之为立国固本的根本大计。他说：“致治以服人心为本，人心服更无余事矣”，而服人心的重要方法就是“力行教化，冀以感发天良，偕之荡平正直之道。”[39]清除鳌拜集团不久，即颁布上谕，系统阐发教化的重要性，其辞云：“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行，是舍本而务末。”这里的“至治之世”是传统文化中高度道德化的理想社会广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40]康熙说：“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41]
康熙帝兴教化的实践不胜枚举，在此了举几例。
（一）褒忠勇。地方官黄梧当初为郑成功的总兵，后来斩将献城降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发动叛乱，令黄梧在漳州起兵响应。当时黄梧尚在病中，闻此消息惊怒而亡。黄梧之子黄芳度先是佯装待机而动，既而与叛军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战斗，最终战至力竭投井殉国。其全家老少男妇从死者三十余人。对于这样的满门忠烈，康熙帝竭力表彰，赠黄芳度王爵，赐谥号“忠勇”，并派大臣前去祭奠。后又赠黄梧太子太保衔，赐谥号。史云：“褒嘉甚至。”[42]
（二）移风俗。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大学士等以礼部具题山西省烈妇荆氏等照例旌表一疏请旨。上曰：“夫死而殉，日者数禁之矣。今见京师及诸省殉死者尚众。人命至重大，而死丧者恻然之事也。夫修短寿夭，当听其自然，何为自殒其身耶?不宁惟是轻生从死，反常之事也。若更从而旌异之，则死亡者益众矣，其何益焉!此后夫死而殉者，当已其旌表，王以下至于细民，妇人从死之事，当永远严禁之。”[43]对于摧残人性的殉夫之俗予以禁止。
（三）确立明文的道德规范。教育乡民最重要的目的是“化民成俗”，使之安分守纪，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康熙九年十月，康熙颁发著名的《圣谕十六条》，以之作为士民行为准则，其主要内容是：敦孝悌以重人伦……十六条中，以孝悌为重。
（四）推崇孔教，表彰功臣。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来到曲阜，拜谒先师庙（即：孔庙），行九扣礼，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44]康熙四十五年六月，诏令修撰《功臣簿》[45]。
（五）抵制恶文化的腐蚀作用。康熙认为“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人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46]故当严行禁止。
五、总结：德治的效果
史云：“康熙中叶后，天下乂（音：义）安，封疆大吏多尚廉能，奉职循理。”[47]康熙帝崇尚德治的思想和做法，使其在位的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清明盛世。主要表现有：
士风雅正，推重廉耻之节。康熙朝理学昌明，士大夫以名节相尚，故三藩之乱中，许多忠于清廷的士人抗志不屈，频见忠臣义气，如耿精忠叛于福建后，多檄福建缙绅、举人、进士未铨受者，委以州县之职。为避檄征，进士叶有挺走山中，自经于古木，朱翰春焚右股，施以毒药，皮肉腐烂，股骨尽现。举人游标佯疯，彭鹏佯狂，刘涓龙麻衣徒跣，以疾以病，以明忠贞之志。[48]这种名节风气体现在实际政务中就是珍惜声名，崇尚清廉。
清官叠现。在清代历史上，康熙朝以清官辈出著称，如汤斌、李光地、张伯行、陈鹏年、彭鹏、徐潮、郭绣、傅拉塔、陆陇其、宋荦、陈殡、大小于成龙等均以清廉闻名一时，他们任职一县，即使一县之民受惠，任职一省，即使一省之民沾惠，对宣扬朝廷德意，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初稿于2002年4月
初改于2002年12月
再改于2003年3月
定稿于2004年8月29日
杨文彬，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
[①] 《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第2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305页。
[②] 《汉书·贾谊传》，《汉书》第八册，第2231页，中华书局。
[③] 《圣祖仁皇帝圣训》。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1页。
[④]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一。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0页。
[⑤] 《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第2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278页。
[⑥]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07、1609页。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58页。
[⑦] 《清史稿·于成龙》《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10085-10086页。
[⑧] 《清史稿·姚启圣》《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9858-9860页。
[⑨] 《清史稿·施琅》，《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列传，第9868页
[⑩]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22页。
[?] 《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第2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264页。
[?]《康熙实录》卷43。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7页。
[?]《康熙御制文集》三集卷17，《敕谕》。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7页。
[?] 《康熙御制文集》三集卷34，《杂著·古文评论》。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8页。
[?] 《康熙政要》卷2。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8页。
[?]《康熙御制文集》一集卷17，《宽严论》。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9页。
[?]徐艺圃〈试论康熙御门听政〉，见《康雍乾三帝评议》，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35页。
[?]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页。
[?] 《大清圣祖{二皇帝实录}卷四十四。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292页。
[?] 《大清圣祖{二皇帝实录}卷四十四。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03页。
[21] 《大清圣祖{二皇帝实录}卷四十四。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11页。
[22] 《大清圣祖{二皇帝实录}卷四十四。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04页。
[23]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57页。
[24] 《大清圣祖{二皇帝实录}卷四十四。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281页。
[25] 《清史稿·靳辅》，《清史稿》第34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10122页。
[26] 《清史稿·靳辅》，《清史稿》第34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10120页。
[27] 《清史稿·靳辅》，《清史稿》第34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10121页。
[28] 《清史稿·张鹏翮》，《清史稿》第34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10129-10130页。
[29] 《清史稿·张鹏翮》，《清史稿》第34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10130页。
[30] 《清史稿·张鹏翮》，《清史稿》第34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12131页。
[31]《康熙御制文集》一集卷17，《宽严论》。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9页。
[32] 《左传》昭公二十年。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03页。
[33]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14页。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03页。
[34] 《康熙御制文集》一集卷27，《杂著·经筵绪论》。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04页。
[35]《论语·为政》。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7页。
[36]《礼记·礼运》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7页。
[37] 商鸿逵：《论康熙》，见《康雍乾三帝评议》，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8-19页。
[38] 《汉书·董仲舒传》，《汉书》第八册，第2499页，中华书局。
[39]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05页，《康熙实录》卷126。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57页。
[40] 《康熙实录》卷34。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57页。
[41] 《康熙御制文集》一集卷17，《论?学校论》。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59页。
[42] 《清史稿·黄梧》，《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9882页。
[43]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五。转引自：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7-138页。
[44] 《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第2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216页。
[45] 《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第2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269页。
[46]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595页。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62页。
[47] 《清史稿·石琳》，《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第10082页
[48]《碑传集》卷67，《彭无山遗事》。转引自：《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