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中国的珍奇书简
16－18世纪，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接踵来华，于传教之余在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又在了解中国的基础上向西方介绍中国，从而促成了地理大发现后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这次高潮以1582年利玛窦入华为肇端，此后的约一个世纪为第一阶段；自1687年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的五位法国耶稣会士抵华至1775年耶稣会在北京正式被取缔的约90年时间为第二阶段，它既是传教事业的黄金时期，也是西方汉学最终得以奠定的关键时期。如今，人们对于耶稣会士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西方文化所知较多；但他们究竟向西方介绍了哪些关于中国的知识、以致在自17、18世纪之交起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居然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对于这后一问题，若不读读耶稣会士寄往欧洲的大量书简，人们就很难说清楚了。
1702－1776年间，法国陆续出版了长达34卷的一部巨著——《耶稣会某些传教士写自外国传教区的感化人的珍奇的书简》，收录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寄往欧洲的大量信件。在随后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法国又先后出版了四种这部书简集的新版本，其中最受欢迎、最为常用的是1819年由里昂两家出版社联合推出的8开14卷本。这个版本中耶稣会士寄自中国的书简约占6卷（9－14卷），它们绝大部分皆出自法国耶稣会士之手，因此可被视为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区的产物。书简集收录的书简、书简摘要约140件，此外还有“综述”、“回忆录”等约20个篇目，甚至还收录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和宋君荣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专著。书简大致是以时间为序编排的，其中第一封信写于1699年2月17日，最后一批书简成文于教皇解散耶稣会的诏令传到北京的前后，写作时间大致与法国传教区在北京的存在相契合。
这些书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在华传播福音的种种情况以及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后一方面内容自然更值得我们关注。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象是立体的和多侧面的，虽说对中国帝王的描述颇多玫瑰色彩，但书简中也有贪赃枉法的中国官吏和生活无着的穷苦百姓。中国的政治管理体制、教育（科举制）、司法、科技、史地、民风民俗、物产工艺，乃至飞禽走兽、鱼虫百草等种种问题都是他们介绍的对象。书简中还记录了他们与中国皇帝、皇族及朝廷大员间频繁的接触，其中许多场景为中国史书所未载。因此，这些书简是对康、雍、乾时期中国社会诸多方面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笔录，是耶稣会士这个特殊群体眼里的中国。研读这些书简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早期中法关系和中国基督教史的认识，也有助于对明清史、中西关系史以及西方汉学发展史的深入了解。
这批书简当时的读者是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因此，它们对法国社会的影响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这批书简在法国陆续出版之时，适逢封建专制制度在法国由盛而衰、资产阶级大革命风暴即将降临之际。此期正是法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各种思想异常活跃，特权等级极力为已经腐朽的制度辩护，而对专制制度不满的千百万法国人正在寻找出路，寻找可供他们用以抨击旧制度、架构新制度的各种思想素材。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大量书简正好于这一关键时期持续地在法国公开出版，它们在法国人心目中自然就不只是一面可借以洞察中国究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东洋镜”，而且还是持各种立场的人都想从中寻找变革社会的药方或立依据的一个思想库。“中国热”掀起于当时的法国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这两代法国国王都曾模仿中国皇帝的“籍田大礼”而举行过农耕仪式；魁奈（Fran co is Q u e sn ay）主要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渊源创立了其重农主义经济理论，希望以此使法国经济走出泥潭；国务大臣亨利·贝尔坦（H en r i Be r tin）更是主张奉中国为楷模冀使旧制度获得生机。这说明有关中国的信息确实对法国君臣们产生了影响。然而同样的信息到启蒙思想家那里却成了他们批判旧
制度的武器：在伏尔泰倾慕中国的时期，他颂扬中国的许多言论看似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其实他要用自己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中归纳出来的中国这个“正面形象”反衬出法国旧制度的弊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则通过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批判直接表达了对与之相似的法国专制制度的愤怒。因此，不管经耶稣会士们西传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与实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渗入了法国社会生活、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影响，这却是事实。可见，研读这批书简不仅可使我们知道耶稣会士们西传了哪些关于中国的知识，还可使我们知道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对西方社会的改造。
（《耶稣会中国书简集》，共6卷，2001年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了前3卷）
《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