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
作者：刘大年
“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
——普列汉诺夫
东方和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里出现过几位著名君主。如果他们活动于同一个时间里是偶然巧合，而在某一个国家出现，必然是由于那里有适合于这些人物发挥才能的社会条件。
清朝的玄烨——康熙帝是当时著名的君主之一。康熙是清朝第二个皇帝，自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君临天下六十一年。封建文人描写讴歌的康熙——乾隆“升平盛世”是这时开创的，有清二百余年的统治也是这六十几年里最后奠定的。他与法国波滂王朝的路易十四(一六六一至一七一五年)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一六八二至一七二五年)正是同时，也同样引起人们的重视。
资产阶级保守思想和反动思想的宣传者一致赞扬康熙，推崇备至。白晋的《康熙帝传》，白克好司、濮兰德的《清宫秘录》，西本白川的《康熙大帝》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有的把康熙时代比做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有的美化康熙的修明的治绩，颂扬他在战争中和围猎中的英勇机智，他的渊博的学识以及“爱民如子的仁爱胸怀”等等。中国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鼓吹者钱穆、萧一山等人的历史撰述也都赞扬康熙，不过他们不限于重复外国人的观点，而是加上些复古主义思想，赞美康熙是和汉文帝、唐太宗先后媲美的圣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评论则根本相反。康熙是被他们一笔骂倒的。同盟会时代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一致把康熙看做十足的专制暴君，以至比秦始皇、路易十四有过之而无不及。《民报》十三号《法国革命史论》上就是把康熙比做路易十四的。《史论》作者写道，
“路易一代雄主，战胜攻取，杀敌之余，威行其下。尝曰，‘国家朕也’。盖惟枭雄怪杰，思据一国而长有之。蠢蠢黔首，至不足畏。……吾尝以为路易十四之世，与清康熙最相类。康熙内平三藩，外著噶尔丹之役，武绩之相类也。路易十四，己不知文学，惟宠被知名之士，结其欢心。玄烨号称能文，而偶作诗歌，令人气绝。至若《字典》、《韵府》，拉杂失伦，自谓旷代伟编，适弥见其浅陋耳。然其用心，则欲举一世之聪明才力，埋没于断烂时艺之间，正路易十四之俦也。而一时文人学士，坠溺陷阱，（原字左上西，下土，右刀）廉灭耻，忘其天职，习为谀颂之词，隐销敌忾之气，又复东西今古，若验符节。虽然，以言其后，何其舛驰与！法自路易十四薨后，学界之生面一变，哲人如星，周布四围，吐耀以烛万物。而法国长夜之境，终由微曙而达光明。反观己国，伤已。非无一二睿智特达之流，作为文辞，仅及言志，未尝敢明辨夷夏，指责朝玫也．然且首斩藁街，身投绝塞，焚书之祸，烈于秦火，讲学之党，填于黄河，摘瓜拖蔓，为痛靡涯焉。”
著名的同盟会理论家和宣传家章太炎所写的《不加赋难》、《哀清史》、《驳康有为政见书》等一系列文章，都持有相同观点。日本后藤末雄的《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里也拿康熙与路易十四相比，认为“从康熙帝之爱好学问与艺术观之，则其与路易十四无有二致”①。不过他的主要意思不是贬抑康熙，而是讽谕路易十四对中国的勃勃野心和他遭到的失敗。
中国和资产阶级作家的评论唱着迥然不同的调子，是由于他们不可能遵循、并且也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他们无非是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舞文弄墨，褒贬是非。即是反满革命派的作者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对封建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有进步意义的，但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是远不相合的。我们必须拨开资产阶级思想的重重云雾，批判地看待以往的各种评论，才能正确对待事实，还康熙其人以本来面目。
一、康熙统治时期的历史地位问题
康熙统治下中国的历史地位，实际上也是整个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决定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物质资料生产者决定的。但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可以在一定范围里对物质资料生产、生产力水平起促进或阻碍作甩。因此，只有根据他们的行动在这方面产生的实际结果判定这个人物是应当肯定还是应当否定。其他标准是没有的。康熙和清代前期的统治是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与此相反，是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需要首先回答的最主要的问题。
资产阶级不可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年我们出版的若干历史书在这个问题上也还表现出了一些陈旧的观点。那些历史书上把清政府的统治看做外国对中国的征服，认为清初的统治破坏了中国社会生产力，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发动残酷的征服战争，狂热扩张领土，如此等等。许多方面都讲了，就是没有讲到清初的统治起过什么进步作用，有哪些历史功绩。显然，这是对康熙统治下的历史地位采取否定态度的，是不承认它的进步作用的。尚钺同意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和他写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论著里就在这方面讲得很多。照这样叙述清代前期的历史，并不能让人们正确理解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革命的实践大踏步前进了，而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只是简单重复许多年前的观点，说明我们的认识往往要落在实际斗争的后面。
康熙统治下的中国历史地位，照我想和上面那些评论应当是不同的。康熙在国内和对国外的斗争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不值得重视的篇页。在国内，康熙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坚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
中国广大版图的边疆地区在清代前期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而这主要是在康熙时期完成的。康熙亲政不久，吴三桂等“三藩”的反清势力割据着西南数省。郑成功留下的抗清力量尚驻守于台湾。清政府还没有在西藏、新疆、漠北地区建立起巩固的权力。康熙为削平割据分立，统一地主阶级国家的权力，稳定中国的广大版图，从事了一系列的斗争。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统一西南各省。一六八三年降服郑克塽，统一台湾地区。一六九零至一六九七年，三次击败噶尔丹，统一漠北地区。一七二二年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重新统一西藏地区。一七二二年进军乌鲁木齐。后来至一七五九年最后戡定新疆。与统一国内的同时，一六八九年康熙与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东北边界。我国疆域，东至库页岛、台湾，南达南海南沙群岛，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清代以前的封建王朝，从来没有在这样广袤的版图上长期有效的统一过。
疆域辽阔，国家统一是合乎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悠久联系，进一步在政治上加强起来，这是发展的必然结局。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减少了某些民族的统治阶级为争夺权利，煽动民族情绪而发动战争的机会。政治上的统一，多少打破了些封建割据和人为的障碍，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因此有所改进。全国的封建经济因此获得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又是共同抵御外国侵入的重要条件。把康熙统一全国说成是扩张领土，或对其他民族的征服，那只会符合于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观点或是容易陷入那种观点的泥坑里。清朝建立的统治，和明朝一样是中国地主阶级的统治。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和汉族相比，只是一个人口少，经济落后的民族。清朝政权的性质决不是由满族人做皇帝规定的，而是由地主阶级掌握政权规定的。满洲贵族占有特殊地位，并不改变清政权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这种实质。后来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满洲贵族的特殊地位并没有改变，而清政府却由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如果只看满族的特殊地位，不管外国资产阶级的侵入，就怎么也无法理解这种实质的变化。把清政权的统治看做是外国对中国的征服，这并非从阶级分析出发，而是从汉族与非汉族出发，那只会符合于资产阶级大汉族主义观点，或者是容易陷入这种观点的泥坑里。
非常明显，康熙和清代前期的统治，使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团结在它的漫长过程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列宁告诉我们：“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拥护一切民族发展，拥护一般‘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②列宁在这里讲的是对待“一切”和“任何”民族关系的问题，并非只限于某个具体问题。我们应当把它看做无产阶级对待民族关系的一个根本观点。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方面应该看到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即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歧视；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不同的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发生的互相接近，互相促进．忽视前者是错误的，不承认后者同样是错误的。满洲贵族在全国建立起统治特权是和用暴力实行民族压迫分不开的。反对这种压迫的斗争是必要的正当的。但是清政权在全国的统治既经确立，满族与国内其他各民族的壁垒，首先是汉族与满族的壁垒便日趋破坏，彼此间的差别便得以开始减少，逐渐消除。这是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和日益加速的过程。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必须承认这是康熙和清代前期的统治带来的一项重要的贡献。
全国政治上的统一，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为社会生产力恢复发展提供了条件。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封建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
和历史上每逢经过最残暴的统治和严重战争，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形一样，清初经过了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清初的统治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六一八年和一六二八年，先后开始的满洲部落与明王朝的战争和全国农民大起义，反对封建统治的战争，至一六六二年交叉进行了四十多年。明末统治者的搜括是异常残酷的。社会生产因此遭受极大的破坏。长江流域各省和两广的富庶地区一变而为萧瑟荒凉。照当时的人形容是“沃壤鞠为茂草”、“庐舍尽付灰烬”。清政权入关前二十年左右至康熙继位前的这三十年里，全国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标志着封建经济的下降。康熙的统治不是加剧了这种趋势，而是采取措施扭转了这种趋势。废止“圈田令”以缓和土地集中的矛盾、兴修水利、奖励垦植、蠲免赋税、节省开支、提倡节约等等，都是康熙恢复社会经济的重要措施。康熙年间，屡兴黄河大工，岁费三百余万两。一六七一年再订劝垦章程。一六七七年起，陆续兴修南方水利工程。一六六二至一七零五年零星蠲免钱粮九千余万两。一七一二年规定各省分别免钱粮一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诸如此类，有流于形式的，也有产生部分实效的。据《清实录》、《大清会典》等书记载，一六六一年全国田亩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余顷，人丁二千五百余万口。即田亩增加了近一百四十三万顷，人丁增加了六百万③。康熙中期以后国库充裕。每岁计收地丁、盐课，关税共三千四百万两，支出二千七百余万两。四十八年以后户部库存银两由原先的一二千万两增至五千余万两。五十四年因太仓贮粮有余，以陈粟四百三十余万散给官兵。所有田亩加多，人口增长，库有余银，物资比较丰富，都是农业、手工业发展的结果，都是表示社会经济的繁荣活跃。自康熙六十一年到乾隆六年，只有短短二十年，人口一跃而为一万万四千三百余万，乾隆末年更激增至三万万以上。康熙以来一定程度上的休养生息，就是这些好似从地底下呼唤上来的人口的来源。
当然这里讲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只是就封建社会本身而言。谁要设想那里有什么理想的王国，会是其愚不可及也。残酷的阶级剥削、压迫，农民无止境的贫困生活，是和封建社会难舍难分的。后面还有机会着重讲到这一点。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的形势，给封建文化的繁荣造就了所需要的环境。顺治至嘉庆年间，出了不少人材。把汤斌、李光地之流的理学家除外，深有造诣的思想家、科学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可以举出四、五十人。在这四、五十人里，只有方以智等三人是康熙即位以后，亲政以前死去的。有戴震、纪昀、段玉裁、章学诚、王念孙、王引之等十几人是雍正、乾隆时出生的。其他二、三十人都活动在康熙当政的时期里。其中包括王锡阐、梅文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阎若璩、万斯同、李塨、方苞、惠栋、全祖望等等。他们是封建文化的一批闪耀光芒的群星。即是后来由戴段二王达到全盛的乾嘉考据学派，和以前的发展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康熙的提倡文学、优容文人，有直接影响。他请梅文鼎指正“律吕正义”的错误；方苞牵连入戴名世狱，特准获释；顾炎武等拒绝征召，置之不问。关于纂修明史，他主张要有“公论”，不敢轻定是非，允许文人讲些历史真实。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康熙时代一些多才多艺的人物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观念形态上反映出了那个特定时期里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尽管他们的观点有各种分歧和对立。就是康熙本人的态度也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反映了那时政治、经济生活的状况和需要。
对国外，康熙统治期间，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繁盛的国家屹立于亚洲东部，这使正在把触角伸向中国的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并且对于亚洲邻近国家抵制西方侵略势力也有其影响。
十六、十七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劫掠，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的转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积累的主要的要素。”④中国自一五一六年第一批葡萄牙人到达起，开始遭受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势力的侵扰。从那以后，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接着是法国、英国，凭着大炮、商品、传教士几种武器，使它们的势力愈来愈多地掺入中国。封建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面临一种新的局面，碰到了资本主义这个素不相识的新的对手。能不能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敢不敢和这种势力作斗争，成了对地主统治阶级的严重考验。
明政权的衰败统治，无力抵御外患，早期殖民势力得以猖獗一时。在康熙统治下中国扭转了那种不利的局势。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蚕食中国领土，耶穌会有一定影响，甚至外国的武装力量也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一五五七年葡萄牙占踞澳门。一六零三年、一六二二年荷兰两次占领澎湖。一六二四年荷兰占领台湾南部地区。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侵入台湾。一六三五年英国冒险家第一次到达中国海面。外国教会势力自一五八三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日渐滋长。崇祯末年教传十三省，有教徒十五六万人。南明许多人都依靠教会和传教士的帮助维持反清斗争的残局。朱由榔(教名许多默)一家，包括皇太后(教名亚纳)、皇后(教名赫肋纳)、太子慈恒(教名公司当定)全入教受洗。拥护朱由榔起兵的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均为耶教信徒。永历四年朱由榔并派教士卜弥格至罗马向教皇请求援助。早在天启年间，葡萄牙就派武官各尔迭、代尔加波带领本国兵丁四百余人从澳门北上援助明军抵御清军，因受阻未达目的地。永历元年，教士毕方济领洋兵三百在桂林与清军作战。顺治时期，清军与郑成功作战也有荷兰兵船参加。形势是很明显的：明王朝的统治如果苟延残喘继续下去或者清初的统治很孱弱，早期殖民势力的渗入必定更深更广，直接破坏中国的社会生活。康熙在全国建立的统治有力地阻止了这种形势的发展，在一个相当时间里西方殖民势力被迫敛迹，不敢轻于尝试。
同西方这个素昧平生的敌手打交道，康熙不止是有力量的，态度也是坚决的。与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的斗争表明了这一点。
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在康熙四十四年、五十九年两次派使节来华要求禁止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这种宗教的繁文缛节背后隐藏着对中国内部生活的干涉。康熙一开始就坚持耶稣会传教士必须遵守中国政令习俗。否则不许在中国留住。有些传教士企图抗拒。康熙毫不妥协，断然加以处置。第一次来使多罗解至澳门，囚死狱中。第二次使臣嘉乐驱逐出境。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教士被监禁、严审，有的几乎判处死刑。最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传。陈垣同志辑释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汇集了这方面的可贵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对传教士反复开导而又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决态度。康熙在这里绝不是象教会的辩护士说的，是专制帝王找到了“表演绝对权威的机会”，发泄个人意气⑤。耶稣会士活动的危害已经引起人们的耽忧。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议论反映了这种忧虑，要求有以防范。直接与耶稣会士斗争的杨光先，和稍后一点的全祖望写的作品里都表现得很突出。无论康熙主观上是如何看待外国干涉的，其本质是反映了人们抵制外患的要求，是对早期殖民主义的斗争。此后一百多年里，中国从这一道防线上堵住了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渗入。雍正、乾隆各朝对天主教或严或宽，但禁令终未撤销。直到鸦片战争英国大炮摧毁了这个禁令，情势才完全改变。
耶穌会的性质和耶稣会士在中国起的恶毒作用，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恩格斯说：“每个统治阶级都利用与自己相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贵族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急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主义。”⑥天主教耶稣会士东来，归根到底是为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推动，是为早期殖民主义服务的。十六世纪的海上霸权掌握在萄葡牙、西班牙人手里。那时来中国的耶稣会士主要是葡、西殖民势力的工具。一些当事人的报告、回忆录和后人根据教会档案写出的作品，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个中真相。康熙时期，葡、西两国势力已经衰落，法国在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下，利用荷兰在与英国斗争中的削弱以及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中暂时的低沉，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取得西欧的统治地位，并极力追求世界霸权。法国船只乘风破浪，航行于世界各大洋，在印度、北美等地掠夺殖民地。路易十四对天主教耶稣会不惜与全欧洲为敌加以卵翼、支持。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是由法国政府精心选择，直接派遣的。其中少数人来到中国以后曾为清政府所聘用，这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们做为早期殖民主义者的爪牙的性质。他们的任务是要辅翼路易十四的“圣业”，实现其所谓雄图大略。法国传教士白晋写给路易十四的题为《康熙帝传》的报告里对这些情节都有叙述。应当说，康熙与西方的斗争，直接对手虽是教皇格勒门第十一，而真正的对手却是那位欧洲霸主路易十四。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繁盛的大国，它的政治动向必然要对亚洲邻近国家产生影响。上面引的白晋的报告里也讲到康熙“现在不但在其国内享有绝对的尊严……而且在亚洲各地负有赫赫的盛誉，受到邻近各国人民的尊敬和颂仰”。他甚至幻想只要这位皇帝改信天主教，就会导致广大中国人民改信天主教；“并进而促使向来就崇拜中国文化，追随中国风习的亚洲各国人民，也竞相仿效而皈依天主教”⑦。康熙的活动，中国的文化风习既然受到邻近国家人民的注意，中国反对西方的斗争必然更有影响。后来事实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早期殖民势力在中国遭受打击，延缓了它对若干邻近国家发动进攻的岁月。与中国相隔遥远，关系较少的亚洲国家有的在十六、十七世纪就沦入了西方殖民地的地位，离中国较近而又关系密切的亚洲国家直到十九世纪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
综观前面所述，如何看待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地位，实际上也是整个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结论只能是：第一，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康熙的统治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他的进一步统一全国，抵制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斗争，都是富有进步意义的。因此，第二，康熙统治时期和整个清代前期的历史车轮是向前进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采取否定态度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合的陈旧的观点。
自然，当我们作出这样的论断时，只是举出了基本的事实根据，并未阐明由此可能产生的一些重要问题。举例说：既然康熙的统治和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应当肯定，那么贯穿整个清代历史上的以汉族为主体、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斗争又该怎么解释?也就是说反满的民族斗争是有革命性还是没有革命性呢?既然康熙的对外斗争具有反殖民主义性质，那么清代前期的闭关政策又该怎么解释?即所谓闭关自守到底是有利于中国的前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前进呢?正确说明这些问题，将支持我们肯定康熙统治时期历史地位的论断。
关于反满民族斗争的性质，应当作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一切民族运动看做是进步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要求用阶级原则作为理解民族问题的历史依据。民族斗争在不同的时代服务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具有不同的色彩．一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民族感情从来也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列宁驳米海诺夫斯基的所谓唯物主义没有消除“民族自尊和民族恶感的魔鬼”这个反马克思主义论点时指出：“这种断语只是证明批评者全然不懂得如下一件事实：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实际的利益是这种恶感底主要基础，而把民族情感当作独立因素来说，就不过是抹煞问题实质而已。”⑧
全部清代历史上的反满运动，是和当时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形势紧相联系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根本的矛盾。农民、地主两个阶级始终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斗争的方式和规模是多种多样的。猛烈暴发的时候表现为“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很多的时候又是表现为分散隐蔽，此伏彼起，潜行默运。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是封建社会深刻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要受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的约制，但某些时候也可以表现得非常突出，非常尖锐，互拚你死我活。封建社会内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决定着清代反满运动性质的变化和发展。清政权入关使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反满派地主与拥满地主的争夺成为非常突出的矛盾。地主阶级中的一派勾结满族势力打败农民起义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陡然一变。地主阶级两派间的战争压倒了全国范围内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反满派地主斗争的特点是它在表面上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一致的。这个斗争从清初入关进入高潮到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趋向低落。但是反满派地主的反抗并未从此停止。反抗的一种形式是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利用儒家学说，特别是发挥“夷夏之防”的种族大义宣传反满思想。反抗的另一种形式是一部分人操纵民间秘密结社武装起事。长期流行的“反清复明”口号就是发源于这里。反满运动这时主要地是从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在清政府统治下再度走向衰落。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重新尖锐化。嘉庆年间白莲教暴动是一个标志。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反满”这面旗帜从此成了农民战争号召群众的旗帜。二十世纪开头至辛亥革命，历史进到了资产阶级发动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过去农民自发、分散的斗争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实际上反复宣传和发挥得最有声色的是以反满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反满与否，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斗争的焦点，也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非常明显，伴随着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满斗争是有革命性的，是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些斗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力求推翻封建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这以前，当地主阶级把它们的内部矛盾变为国内的民族斗争，或者说在民族矛盾的旗子下进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时候，反满运动就不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地主阶级的反满满斗争不是什么打击封建统治、推翻封建统治的问题，而是谁来做皇帝、哪一派地主阶级当权以维护封建统治，压迫农民的问题。如果这种斗争还有它的意义，那就是反抗的一方为了削弱处于统治地位的一方，在一定范围里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揭露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对立。并且正是由于反满这个现实斗争，有些人不自觉地要在思想上走得更远，表现得更为激进，从他们之中产生了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想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思想。反满派的斗争一直博得了人们的某种同情，是因为他们站在反抗压迫的一面，反抗了地主阶级当权势力的压迫。人们常常拿那些地主阶级反满派思想家高喊的夷夏之辨一类议论来证明他们的思想反映的是某种与阶级无关的民族矛盾。未免有点似是而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我们评判某个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根据，就象我们评判某个人的时候不能以他对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恰巧相反，对于那种意识形态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存的冲突中去寻求解释，即从阶级、阶级斗争中去寻求解释。人们不去指出反满派那些思想和斗争的阶级属性，就实际上掩盖了民族矛盾的阶级斗争的实质。至少客观上是如此。
因此，事情并不是这样的逻辑关系：肯定了康熙的统治和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就应当一律否定清代历史上的反满运动；或者是相反，反满运动既有革命性，康熙的统治、清代前期的历史就是倒退的，应一概否定之。
关于“闭关政策”，也不能笼统地讲它是否有利于中国前进。对外闭关如果是指清朝的统治使中国照旧保持封建经济的落后状态，孤立于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当然事实就是如此。但通常讲闭关自守，主要是指清政府对西方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是一种指责。其实正是这一点上它具有积极的意义。清朝统治初期，中国本不是一个对外闭关的国家。第一，对外通商口岸是开放的。最初三四十年里，清政府没有巩固控制闽粤沿海地区，禁止人民入海。统一台湾以后，一六八五年开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关，定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一七五七年起才限令广州一口通商。如果以这为所谓闭关时期的起点，到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结束，只有八十几年。前面四口通商的时期却占七十多年。第二，准许外人进入内地。那时欧洲人进入中国的有俄国商队和留学生，有为数不少的西欧各国的传教士。后来清政府的态度一反从前，显然是欧洲殖民势力长期在海上活动，并日渐增长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中国人厌恶外国人的态度说：“自从远古以来，中国人就是用这样态度看待一切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外国人的，中国沿海好象曾经受到过海盗式冒险家所骚扰，他们把一切从海上来的外国人和海盗式的冒险家等量齐观，不是全无理由的”⑨。清朝统治者自然也惧怕外国人支持国内的反对势力，要防范臣民与外人接触。但这主要是它的统治势力日渐衰落以后的事。
有人以为是所谓闭关政策妨害了中国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那是想当然的说法。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些天文、历算、地理方面的知识。中国人开始打开眼界，认识世界。过去把中国以外的世界传说大都当做荒唐无稽，这种观念有了改变。早期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知识主要的就是如此。康熙以后的传教士没有带来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没有带来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的科学思想。哥白尼、布鲁诺、培根、伽利略、凯卜勒、维哈等人的著作传教士都拒绝介绍或很少介绍。耶稣会士讲的是由经院哲学支配的科学。其目的是为神学服务的。利玛窦、阳玛诺等在讲解地球、天文知识的时候都乘机宣传地狱天堂之说。耶稣会士利用科学知识开辟中国传教门路，也利用自然科学论证其反动的天主教义。对外闭关并不就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原因。相反的，对于一个处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输入，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所说的，只能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护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其他结局是没有的。蒋廷黻之流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在这个问题上散播过许多荒谬论点，现在是彻底清除的时候了。
二、康熙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特点问题
论证康熙统治时期的历史是应当肯定的，只是讲了一个主要问题。康熙是处在资本主义因素普遍存在、中国社会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还是处在封建经济牢固统治的时期，他提高的是地主阶级国家，还是其他什么国家?这是评论康熙必须回答的另一个主要的问题。只有把康熙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里去考察，才能说明这位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的范围和他对当时社会经济给予的影响。
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清代前期是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封建经济在清代前期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现在不需要就这个问题来详细论证。问题是在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前期究竟大到了何种程度?尚钺同志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其演变的初步研究》里断定资本主义关系在清代前期普遍存在，使中国社会起了“本质”的变化。而其他作者则不同意那种论断。争论尽管可以继续下去，事实总归就是那样。
粗略描述一下康熙时期的情况：商品经济是这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地使封建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独立手工业的分工细密，技术卓越，城市人口密集，交通运输频繁活跃，都超过前代。中国在清代形成幅员空前广阔、政治统一的封建国家，本身就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个经济力量低下、技术薄弱的国家机关很难在这么辽阔的活动范围里有效的发挥作用。只是因为封建经济还处于牢固的统治地位，使那些商品生产和独立手工业还没有能够迅速滋长起资本主义因素，大踏步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蜕变。换句话说，商品经济、独立的手工业虽有相当高的水平，封建土地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势力却更加强大得多。封建经济是一株参天老树，资本主义因素则还只是大树复盖下的一棵幼苗。
封建经济统治下的社会阶级，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的阶级。商业、独立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小手工业主、作坊师匠、手工业与交通运输工人等都相应增加，并且他们的不同利益必然表现为不同的矛盾趋向。但是这些成员主要是封建压迫、封建统治的对象。他们和农民一样，在地主阶级政权里根本没有立锥之地。康熙当政的几十年里，下过无数次诏令，发表过许多宣扬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议论。把这些都归结起来，只是一个基本内容：他的统治是只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的，是不保护其他阶级的利益的，他控制的国家只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机器，不是其他阶级专政的机器。
明末大学士钱士升和康熙都直接讲到过他们的国家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可以把这些话引来比较一下。钱士升的话是在崇祯九年为驳斥武生李琎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而讲的，原文是：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难自此始矣。”⑩
康熙的话是在这以后八十年为责备张伯行“苛刻富民”而发，内容是：
“张伯行为巡抚时，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积米粟，张伯行必勒行贱卖，否则治罪。此事虽穷民一时感激，要非正道。亦只为米价翔贵，欲自掩饰耳。地方多殷实之家，是最好事。彼家资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所致，何必刻剥之，以取悦穷民乎!……又赈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实心奉行，往往生事。盖聚饥寒之人于一乡，势必争夺。明时流贼，亦以散粮而起，此不可不慎也。……朕于天下事无不洞悉。然知之而即发，亦非大体。总之，为政以中正诚敬为本，中正则能公，诚敬则能去私，朕日读性理诸书，见得道理如此。”11
简直可以说，康熙与钱士升表达的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观点和他们实行的政策毫无二致。照康熙的看法，地主富商是社会栋梁，国之根本。有了他们，贫民才有寄托，国家才能安定。因此要严格保护地主富商的财产不受侵犯。不能允许牺牲一点富民利益，来让贫苦群众得到些好处。虽然他深信自己为减轻“小民”痛苦做过某些事情，并且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巩固具有信心，但是仍然警惕农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特别对于明末的农民起义深深引为教训。一个开国君主和一个亡国学士唱着同样的调子，这不表示别的，正是表示明末清初封建王朝虽有更替，封建统治的国家实质并没有改变。康熙建立统治权的阶级基础，本质上就是明王朝建立统治权的阶级基础，没有新的内容，新的基础。唯一的区别，是钱士升正值明末农民起义高潮，他的话更多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革命风暴的恐惧神情；而康熙是在那里从容论道，并且把问题提到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说教。
康熙时期的经济政策，仍然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受到重视，独立手工业和商业的地位低下。打击旧地主势力，兴修水利，奖励蚕桑纺织，体现了康熙发展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政策。独立手工业中的采矿业往往遭受禁止。唯有采铜由于鼓铸钱币的需要，限制较少。在一个时期里，对外贸易受到奖励。其目的在于进口，不在于出口。姜宸英的《大清一统志海防总论》上说，那时‘商舶交于四省，……缓耳雕脚之伦，贯领横裙之众，莫不累译款关叩贡，蒲伏请令下吏。凡藏山隐谷、方物环宝可效之珍，毕至阙下，输积于内府。”12剥去粉饰的词句，可以知道，进口除了为征收关税，还是为输入方物环宝，满足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中国起初输出的大部分是茶叶大黄等物，丝绸等手工业品出口有限制，铜铁等制造品出口更有严格限制。不论手工业和商业，在国内很活跃，而从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却是一幅消极、保守的图景。与同一个时期里欧洲的工场手工业迅速集中于英国，其他国家则采取新的关税政策加以抵制，并开办自己的大工业，展开激烈竞争的局势，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康熙统治的时期，加速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但是并没有突破封建经济的关口，为资本主义关系增长创造新的条件。
既然康熙所加强的只是地主阶级国家，地主的势力必定要继续伸张。旧有的大地主富商也不会都被削弱，必定要有不同的变化。《啸亭续录》、钮琇《觚賸》等书对当时的大地主富商并有记载。北京祝氏、宛平查氏、盛氏、怀柔郝氏、江南泰兴季氏，山西平阳亢氏等最著盛名。大地主富商的生活，无不豪华排场，穷奢极欲。有的“膏腴万顷，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有的“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家有女乐三部，悉称音姿妙选……一妓之费，千金具焉”。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则因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生活极端困苦。一面是地主阶级日趋富有，一面是农民日益贫困，这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鲜明画面。
讲到康熙时代的人民生活，还应当多说几句。资产阶级学者每论及“康乾之治”，照例粉饰一番。封建统治的重重黑暗与贫穷，在他们的笔下跑的无影无踪了。乾隆统治之世，封建朝代周期性的各种矛盾正迅速加剧，社会生活江河日下，在此不去涉及。康熙统治下的极盛之世，劳动人民的处境实在也很悲惨。有些当代的思想家、著作家对社会阶级矛盾、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有很尖锐的评论。一一列举是不可能的，下面请读读唐甄《潜书》里的几段吧!
“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原字为左麦，右贝）粥，杂以荍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大命篇》)
“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以数十年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妻去其夫，子离其父，常叹其生之不犬马若也。”(《富民篇》)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算。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抚，入其家室，朝则熜无烟，寒则猬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者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穷困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存言篇》)
唐甄的评述，可以看做康熙统治下的“升平盛世”写真。资产阶级学者却把那里说成不止是地主阶级的，而且也是所有人的极乐世界，不啻一片梦呓。
道理很简单，康熙为了加强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提高地主阶级的地位，发展封建的经济文化，都只有依靠剥削广大的农民来进行。只有把这些活动建筑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深受压迫、剥削的基础之上。不这样是不可能的。新的剥削阶级没有出现，也没有新的可供剥削的阶级。唯有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辛勤劳动，他们的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是清代前期封建国家比以往更为强大的基石。康熙之所以杰出，不在他是否大大减轻了农民遭受的压迫剥削。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遭受剥削是难于减轻的。康熙的杰出，是他的剥削压迫农民，不是使社会生产力走向了衰落，而是在农民与地主的不间断的阶级斗争的支配下，顺应阶级斗争造成的局势，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历史的前进，做了一些好事，并且在这方面接近了他能够到达的顶点。
综观上面所讲的，对于康熙所处的时代和他提高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结论是很明显的；第一，康熙是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旧的时代，不是资本主义因素普遍存在的时代。第二，康熙所提高的只是地主阶级国家，他的统治是封建统治，没有为资本主义降临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三、个人与环境
接着前面的叙述，现在必须进一步追问：促使康熙从事那些斗争和活动，并且取得成就的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什么?是康熙个人的才能、性格，个人特点?还是社会条件和环境，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面试拿康熙和彼得加以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
《民报》上把康熙当做路易十四，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有点比拟不伦。无论是看做了有益于历史前进的事，还是看个人才能，康熙与彼得均相仿佛。封建文人的记载称赞康熙好学敏求，通晓多种语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勤于政事，宽于御下和崇尚节俭等等，都有相当根据。很有意思的是康熙晚年对自己的一生作的评论。他当然要为封建统治者辩护，并对自己的勤劳俭约加以夸张，但也反映出了一些他的个人特点和性格。他说：
“历观史册，……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令已六十一年矣。……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委，岂臣下所可比拟……。”
“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又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賑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13
康熙与彼得，都意志坚毅，肯有作为。他们都为提高、巩固地主商人的国家做过许多事情。康熙和彼得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们取得权力的手段甚至是戏剧性地相似。康熙十六岁指挥“布库戏”小儿擒权臣鳌拜，实际掌握权力。彼得十七岁靠他训练的“娃娃兵”夺取政权，幽禁索非亚。他们走的道路远近有别，但都是走着一条具有坚忍一贯、发奋为雄特色的道路。自然，康熙毕竟不是彼得。斯大林说：“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14康熙始终没有使中国越过封建国家雷池一步，始终没有表现出某种使中国跳出落后状态的独特尝试。并且从那以后，旧中国与旧俄国在近代工业和科学水平上，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相当距离。
看来好奇怪!康熙在把中国建立为一个相当坚强统一的国家、发展封建的经济文化上能够取得迈越历代“创业英雄”的成就，却不能像彼得在俄国那样，为中国进入近代国家多少作一点贡献，原因在哪里呢?在个人的才能性格上自然是无法解释的，任何改造环境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重要人物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才能。至于在这种斗争中是像康熙那样颁发些劝勉农桑的御制诗文之类，还是像彼得那样发布些建立军事工厂指示之类，并不需要有不同的才能性格才能做到，这不同于要求像达·芬奇一样的天才画家改行成为像莎士比亚一样的戏剧作家那样，要在才智、性格方面发生困难。中国距欧洲遥远，康熙没有较多与西方进步的国家接触当然很重要，但决不是主要的。归根结蒂，关键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即在于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或适合的状况，在于这种状况造成的阶级斗争形势，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彼得和康熙面临的社会条件，阶级斗争各有特点。他们都是忙于打扫自己门前雪，对社会生活、阶级斗争提出来的摆在面前的任务给了某种解决。
康熙的统治，如前面所说，是建筑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清初和明朝统治的区别，是在于它们代表的新旧地主势力有区别。清初旧日的大地主大商人，特别是其中的当权派遭受明末农民战争的打击，破产没落。接踵而起的反明拥满的地主经历尚短，新兴者居多。清朝的统治起初就是受到这些新兴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康熙和以后一个时期里，清政府也一直采取打击一部分旧地主，扶植一批新地主的政策。康熙时期，阶级斗争中的两种倾向表明，封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经过一场矛盾的剧烈暴发以后，即经过明末农民大革命给予地主阶级严重的打击以后，又走向新的暂时的适合。阶级斗争的一种倾向，是农民与地主的根本矛盾暂时趋向缓和。农民与地主在土地问题上的紧张关系，由于旧的地主没落，明朝皇庄制度的消灭，废止明藩王土地以后出现大量的“更名地”和清政府被迫停止“圈田令”等等而局部减轻。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采取的轻徭薄赋等措施，直接间接地对农民多少有点好处．农民遭受大起义失败未久，不可能很快发动新的巨大的斗争。这些因素，决定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转向分散的隐蔽的形式，表面上保持比较低的姿态。农业生产荒废，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分散的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等，又都是对清朝统治的威胁。地主阶级的国家，既要加强统治全国的能力，也要满足地主更多剥削农民的需要。这就必须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改进社会经济状况，保持全国范围内政治上、经济上更密切的联系。阶级斗争的再一种倾向；是地主阶级内部新旧地主势力之间争夺统治权的矛盾在打垮农民起义以后非常突出了。清政府在大部分地区建立统治权以后，以拥明反满相号召的和既反明又反满的不同地主集团，在南方各地对抗了四十年。敌对政权消灭以后，旧的地主反对势力秘密的反满宣传和反抗活动在政治上仍然是对清政府的威胁。地主阶级内部新旧地主势力之间的斗争，同样也是提出了如何使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得比前代更高些和在全国范围加强地主国家统治权力的问题。因为只有实际证明这个统治是既合乎需要而又是比前代远为强有力的，清政府才能取得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支持。还有，农民与地主的斗争暂时分散隐蔽一些，也使地主阶级当权势力有可能不单靠镇压手段来维持、并发展它的统治利益。康熙的活动，就是顺应这种形势，对社会生活、阶级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提供出解决途径，满足了一定的需要。而彼得在俄国碰到的情况则与此有别。彼得时期的俄国是只有某些资本主义成分的封建国家。只有在十八世纪最后若干年份里手工工场才有增加，开始影响到封建的、农奴制的基础。单讲资本主义因素发达的程度，彼得时代的俄国与同一个时间里的中国似乎是相差不多的。但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俄国都与欧洲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封建制度进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主义策源地西欧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西欧展开的资本主义工业的激烈竞争，正引起欧洲各国内部新的阶级斗争，引起各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剧烈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甘愿削弱本国地主商人的地位，对竞争袖手旁观，还是掌握自己的命运、急起直追?问题就是这样摆在俄国统治者的面前。彼得正是顺应这种形势，来从事自己的活动的。社会经济条件，阶级斗争形势给康熙与彼得的安排是如此不同，因而产生的要求和他们能够执行的任务也就有别。康熙之所以不是彼得，不如彼得，最后根源是在这里。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或适合状况造成的阶级斗争有它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里有许多非常精辟的分析。他在本文起首引过的那句话以后接着写道：“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既然如此，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杰出人物，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阶。”15这对于说明康熙与彼得的不同也完全适用。
当然，如果谁以为从此就应当得出结论：杰出人物对社会命运并不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就极其荒谬了。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相适合的时候，人物不论具有怎样的特点，也不能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可是一个人物的活动，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满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或适合而引起的社会需要或者是阻碍这种满足，则要由个人特点来决定。如果认为各个事变的局部状况、特点都要由一般法则来决定，与重要历史人物无关，丝毫不会因为历史人物的改变而有所改变，那只会得出宿命论的结论。中国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相适合。假定福临不是盛年死去，大概也会执行康熙后来担负的那些任务。但是照他那懦怯无所作为，甚至消极厌世的性格特点，清代的统一强盛将难于达到后来的境地。假定康熙更英明一点，当然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在促进中国封建经济的活动中多作一点贡献。比如由利用南怀仁等铸造洋炮技术进而兴办新型军事工业；由招致传教士进讲自然科学进而招致技术人员讲求某些工艺制造等，在当时这都有现实的可能。改造客观环境不但必须有人们的干预，改变是不会自行发生的，而且改造客观环境的斗争特别表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杰出人物也就是最能帮助改造环境的人物。杰出人物愈富有才能，其活动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愈大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机械唯物论者，是辩证唯物论者。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同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是：个人的才能性格只有在当时当地社会关系容许的范围里才成为社会发展的活动力量，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活动力量。正是依照这个观点，我们说康熙这位封建君主，是在历史前进中起了正面作用的人物。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康熙的作用和功绩，不是放在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和阶级斗争的约制之外去考察的，而是把后面这一些做为出发点去考察的。环境与个人的关系怎么摆，不是其他什么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划分界线的问题。
最后，康熙这个人物可以归结如下：他顺应环境的支配，即在人民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对历史前进作出了贡献，因此，他在封建帝王里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与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相比，他又显得是极渺小、极其微弱的，在那些历史性贡献里，他的个人作用到底只占十分微小的分量。他的果断勤敏的性格、充沛的精力，把他引向实际斗争；他的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立场，狭窄的社会生活思想平庸事事知足，又使他在斗争中畏首畏尾，停滞不前。他有时像一个伟人，他又更多地是一个庸人。他一面是向前的、进取的；另一面又是消极的、非常保守的、反动的。封建社会是矛盾的集合体，封建统治者里面的杰出人物也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人物。很明显，对这个人物，像同盟会时期资产阶级反满派那样把他说得那么罪大恶极，无一足取，是违反历史的；像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宣传者那样把他当做圣人去赞美讴歌，当然更是违反历史的。两者都需要反对，后面那种观点尤其需要反对。一切旧时代的人物，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永远也不适合用拉斐尔式的画像的夸张笔法，把他们描绘成一些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人物，那样描写，所有绘画的真实性就通通消失了，更何况是对于帝王将相。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对康熙的地位、环境和他活动结局的论述，有一次证明这个原理是正确的。需要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理解这个原理，而不是把它看做历史循环论的某种公式。
①《人文月刊》第7卷,第6期。
②《列宁全集》卷二十。页18一19。
③《清实录》、《大清会典)等书记载的人丁数字很有出入，此处据《清史录》。
④《资本论》卷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页828。
⑤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二册，页261。
⑥《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页48。
⑦白晋著，后藤末雄译：《康熙帝传》。日本东京生活社版，页239。
⑧《列宁全集)卷一，页135。译文照《列宁文选》两卷集。卷一，页113。
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页58。
⑩《明季北略》卷十二。
11康熙朝《清实录》卷二六六，页516。
12《姜先生全集》，《湛园未定稿》卷一，页12。
13康熙朝《清实录》卷三百，页8。
14《斯大林全集》卷十一，页215。
1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民出饭社1965年版，页33。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