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的泰陵
徐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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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文帝刘恒即位后不久就营建霸陵以后，历代相沿，几乎都是新君即位就营建陵寝，成为定制。建陵的第一步就是相度陵址。
雍正皇帝即位后，要办理皇父康熙皇帝、生母孝恭仁皇后两人的丧事，同时还要镇压政敌，处理国务，可谓焚膏继晷，日理万机，忙得不亦乐乎。到了雍正四年，紧张程度稍有缓解，于是雍正皇帝腾出手来，开始筹建自己的陵寝了。
雍正四年九月，雍正帝胤禛命怡亲王允祥和文渊阁大学士张廷玉(以后改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会同工部办理从有关省份采办万年吉地楠木事宜，动用正项钱粮，并指示如果楠木实在难买，松木亦可。
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十日，胤禛命总兵官李楠、钦天监监正明图带领精通风水之术的官员人等到遵化昌瑞山一带孝陵、景陵附近相度万年吉地，同时行知专司看护陵寝的马兰口总兵官协办此事。这些人经过实地踏勘后，向皇帝奏报孝陵、景陵附近没有理想的上吉佳壤，无可营建之处。于是胤禛又派怡亲王允祥等在遵化境内的其他地方卜择，在这年的四月，允祥发现遵化州城东北约四十里的九凤朝阳山是一处比较理想的佳壤。于是在本月的二十八日具折，将九凤朝阳山的有关细节情况向皇帝作了奏报，胤禛批示：“将此所奏之地交与钦天监备记档案并行文该地方官不时巡查防护，禁止伐木挖掘及诸所毁碍之事。田地仍许照常播种，毋得拦阻，有妨农业。”不久，九凤朝阳山就被正式确定为万年吉地。采办木植、灰斤、砖块等建陵材料的事项加紧进行。仅遵化州就令铺户承办九凤朝阳山吉地所用的沙城砖70万块、沙滚子砖50万块、尺七方砖750块。金砖由江苏烧造，楠木由江南、浙江、湖广、广东采办，杉木由江南、浙江、湖广、江西采办。铁梨木采自广东。澄浆砖由山东烧造。在采办木植、砖块中、胤禛一再谕令各地督抚官员“动用正项采买，不许克。恐地方官员阳奉阴违，仍有扰累民间之事，应再行申饬。凡属需用各项物料俱著该督抚动用正项钱粮，遴选贤员采买，按时价照数给予，不许分毫扣克，务令小民均得利益，自然欣然乐从。”胤禛还不放心，于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再降旨：“著该督抚等时时留心察访，俾属员敬谨遵奉。倘稍有不遵谕旨之处，朕必访闻，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向皇帝奏报了两广采办木植的情况，其中有百姓如数领到银两、感谢皇帝深恩等情。胤禛阅毕，非常高兴，批道：“好!实力为之。若令小民一人含怨，日后朕闻之，卿后悔不及也。宁多销算些钱粮还使得。”
大约在雍正七年下半年，九凤朝阳山破土兴工，竟发现穴中之土含有沙石。穴即陵之穴位，将来地宫金井之位。营建陵寝开工破土之前要先确定穴位。破土时先从穴位开刨。对于穴中之土要求极严，要求土质纯洁，颜色纯正，土层深厚。穴中之土含有沙石乃建陵之大忌。胤禛对此十分重视，又命精通风水的大臣对九凤朝阳山吉地再次详加相度，发现九凤朝阳山吉地“规模虽大但形局未全”这又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相度大臣认为此地“实不可用”。胤禛果断地做出决定，废弃九凤朝阳山吉地，另择他处。后来乾隆帝、道光帝选陵址时，都曾派人到九凤朝阳山再次相度，也均未选中。九凤朝阳山吉地被废弃后，已经运到那里的石料、砖块后来都用到了东陵的维修上。乾隆六年在修建景陵妃园寝20个地宫时，所用的石料、砖块都是九凤朝阳山存贮的。
这次重新相度万年吉地，范围很广，曾派大臣到东北盛京一带卜择，选出了11处备选吉地。但重点仍是在京畿一带往来踏勘、选看了许多地方，经过筛选，最后认为易县泰宁山下的太平峪这个地方最为理想。相度大臣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胤禛阅毕奏疏，也认为太平峪“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心中非常满意。富于心计的胤禛并没有马上表态，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把陵寝建在易县太平峪，另辟陵区，显然是违背子随父葬的制度，会背上不孝的骂名。因而他表示太平峪吉地虽美，但远离孝陵、景陵，“朕心不忍”，而且远离祖陵是否符合古帝王陵寝规制典礼，也不清楚。于是他谕令大学士、九卿“详细会议具奏”。大臣们很理解皇上的心意，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远离祖陵，另辟陵区的实例，旁征博引，建言立论，为在易县建陵寻找合理合法的依据。他们联衔向皇帝奏道：
臣等谨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如夏禹在浙江之会稽，而自启以下在山西之夏县，少康又在河南之太康，其间相去奚止千里，……至若汉唐诸帝并在陕西，然汉高帝、文帝、景帝、武帝分建于今之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太宗、高宗、元宗分建于今之三原、礼泉、乾州、蒲城等处，其间相去远者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实未为遥远。”“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开亿万斯年之厚泽。”“又泰宁山雄高群、抽脉自管涔恒岳而来；襟带百川，分水以拒马、滹沱为界。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床；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伏乞钦派大臣，遵照定制，敬谨办理。自集纯嘏于万年，流嘉祉于奕叶矣。
经过大臣们这番引经据典地慷慨陈述，侃侃而谈，胤禛才表示“朕心始安”。于是决定泰宁山太平峪为万年吉地，并降旨：“一应所需工料等项俱著动用内库银两办理，规模制度务从俭朴，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不必建设。”
在卜择佳壤，选择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一事上，怡亲王允祥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胤禛对允祥非常感激，多次表彰，他说：
怡亲王为朕办理大小庶务，无不用心周到。而于营度将来吉地一事甚为竭力殚心。从前在九凤朝阳山经划有年，后因其地未为全美，复于易州泰宁山太平峪周详相度，得一上吉之地。王往来审视，备极辛勤。又恐随从人等烦扰吾民，将饮馔之属俱不令前驱预备，常至昏夜始进一餐。其所择吉壤实由王亲自相度而得，而臣工之精地理者详加斟酌，询谋佥同，且以为此皆王忠赤之心感格神明，是以具此慧眼卓识也。
为雍正皇帝相度万年吉地的另一位功臣是福建总督高其倬，他精通堪舆之术，颇受胤禛的赏识和重用，特地将他从任上召到京师，命他协助怡亲王允祥相卜吉地。对于高其倬为相度吉地所做出的贡献，胤禛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朕览高其倬等所奏太平峪吉地事宜，甚属妥协。大凡读书居官之人通晓堪舆者甚少，即或知之，又往往以此为讳，不肯身任其事。高其倬乃封疆大臣，为国家树绩建勋，为己身扬名垂誉，原不必以此为宣力见长之地，乃其心以为国家之事莫大于此，以一身协赞怡贤亲王肩此重任，筹度万全，无一毫瞻顾推诿之意，此实出于一片忠爱至诚之悃，不仅超群已也。
参与相度雍正帝万年吉地的堪舆家及大臣还有管志宁、明图、任择善、海望、保德等人，这些人都受到了雍正皇帝的奖赏。
陵寝的营建。易县泰宁山下太平峪万年吉地是于雍正七年(1729年)十二月初二日确定下来的。随即胤禛任命恒亲王弘晊、内大臣常明、尚书海望、查克丹、侍郎留保、德尔敏为承修大臣，以后又续派侍讲学士塞尔敦、朝阳等人。郎中苏尔泰、罗丹苏、住安图等人为监督。(原载《易水志》卷一，转引自《刘敦桢文集》第二册)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十九日兴工营建。
在封建社会，皇家陵园内是不允许有民居、坟墓、庙宇、杂树的，必须全部迁出陵区之外。据文献记载，为了营建泰陵，在划定的范围之内，迁走了19个村庄。拆除了民间瓦房73间、石板房14间、草房1336间、草棚461间。搬迁山厂200处，砍伐树木6154棵，圈占各种地亩84顷13亩5分7厘5毫8丝。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胤禛在披阅户部奏请太平峪红桩之内拨换田、房，迁移寺庙一切事宜的题本时，批道：“风水地内所有民间田亩按其升粮科则，照应得之价，加倍赏给。已经耕种者，俟收成后再令交官。村庄庐舍，悉照房屋间檩，加倍先给银两，俟其将迁居之处收拾周备，再令搬移。各村舍所种树木，亦著给与价值。一应寺庙于风水地红桩之外，照式官为盖造。如该寺庙有香火田地，亦著将新建寺庙附近地亩加倍拨给。至所有坟墓，悉照地之大小，从厚赏给地价，俟卜有平稳之地，再令迁移。务使民间从容宽裕，各沾实惠。其应需各项价值，悉于内库支领。”不难看出，胤禛的这一系列的政策是比较宽厚的，有利于百姓的，体现了他的优惠元元之意。
据清宫档案记载，营建泰陵共用各种木料9914根、临清砖1106553块、金砖6000多块、至于石料、各式糙砖、灰斤、绳麻、颜料、叶铁、平铁、琉璃瓦料、桅杆架木、工费等项，由于档案阙失，尚未查到详细数字。
泰陵地宫，现在尚未查找到有关档案，所以具体规制还不清楚。据清宫档案记载，泰陵地宫地面原设计是用青白石铺墁。后经武英殿大学士马尔赛等人议奏，各券地面改用金砖铺墁。金砖之下用临清砖平墁五层，通共用二尺金砖500块(其中有27块作为备用砖)、用临清砖12519块。
泰陵最初设计时，没有二柱门，施工期间，经奏准，补建了二柱门。
泰陵石像生，胤禛以“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而谕令“不必建设”，所以泰陵初建时没有石像生。胤禛死后刚28天即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监察御史玛起元给刚即位的乾隆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为景陵和泰陵(当时泰陵尚未命名)补建石像生。他的理由是：
伏思大行皇帝(指雍正帝)所以不用石像生者，必以景陵未经设立，不忍增加，此诚我大行皇帝仁孝之至意也。但石像生虽非风水所关，实系典制所载，万年缔造，有此更可以永肃观瞻。且景陵旁附孝陵，同一大红门，并未分两处围墙，是以圣祖仁皇帝不肯设立石像生者，亦出于孝思之深心。后世子孙欲竭追慕之诚，凡于典礼所载无不曲尽，方觉毫无遗憾。今奴才愚见，请于景陵前应照典制敬为添设。而现今万年吉地(泰陵)亦另为敬谨建立，以备从前所未备，如此始于典制无缺。
玛起元的这道奏折不仅揭开了泰陵不建石像生的原因，也指出了景陵不建石像生的原因。乾隆皇帝对玛起元的这个建议表示同意，批道：“所奏是，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当时的总理王大臣是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他们奉命后，向当年的相度大臣高其倬和当时精通风水的户部员外郎洪文澜询问泰陵不建石像生的原因。他们回答的不建石像生的原因是：“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旋转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议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礼所未备。”这是泰陵不建石像生的真正原因，既不是因“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也不是“以景陵未经设立，不忍增加”。乾隆皇帝对王大臣所回奏的内容并不认可。他提出，既然“因甬道前地势盘旋，难于安设，或将大红门、龙凤门展拓向外，俾地势宽敞，位置攸宜。”于是他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和亲王弘昼带领通晓风水之洪文澜到泰陵实地敬谨相度，妥协定议具奏。众臣遵旨前往西陵。经过实地踏勘后，他们向皇帝回奏说：“大红门正在龙蟠虎踞之间，护北面随龙生旺之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实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况石像生之设，古制未详，无大关典礼之处，似可毋庸添设。”乾隆皇帝见众臣的回答十分在理，无懈可击，只得作罢。
后来，景陵和泰陵都建起了五对的石像生。究竟是何时补建的，至今未找到文字记载。据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风水学专家王其亨先生考证，泰陵石像生当于乾隆十三年补建。
泰陵石牌坊。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和遵化的清东陵，大红门外均设石牌坊一座，五门六柱十一楼，完全用巨大的石料构筑而成。惟有清西陵，在大红门外建了三座形制一样的石牌坊，正面一座，左右两侧各一座，十分宏伟壮观，不免使人想起了胤禛即位前居住的雍亲王府即后来的雍和宫。雍和宫门前也有三座牌坊，布局与西陵的一样，只不过雍和宫门的三座牌坊是木结构而已。为什么清西陵要建三座石牌坊?三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问题，从清宫档案和官方编纂的史书中始终未发现任何有助于解开此谜的蛛丝马迹。笔者在三十年前即1973年从一部私人著述中发现了一个说法，该书说，雍正皇帝崩后、蒙古各部首领为了表示对大行皇帝的敬意、忠心和哀悼之意，集资在泰陵大红门前建起了这三座石牌坊。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清代陵制：皇帝陵和皇后陵的明楼上的匾额上的字为陵名，大殿匾额上的文字是“隆恩殿”，宫门匾额上的文字为“隆恩门”。明楼内的朱砂碑和小碑亭内的神道碑上镌刻帝、后的庙号、谥号(皇后只刻谥号)。从景陵开始，这三块匾和二统碑上的汉字均由新君御笔亲书，并钤盖“××奠亲之宝”的大印。(只有同治的惠陵未钤盖宝文)这三块匾和二统碑均为满、蒙、汉三种字体，满文居中，蒙文在左，汉字在右。这三块匾要在帝、后入葬前悬挂，二统碑上的三体文字也要在帝、后入葬前镌刻。
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二十四日，东阁大学士尹泰等人遵旨为雍正帝的万年吉地拟定陵名，他们拟定了“泰、裕、瑞、宁、长、兴”6个字样供皇帝选择，乾隆帝用了“泰”字，定陵名为“泰陵”，满文为，泰字满语音为“额勒和”。泰陵的三块匾和二统碑上的汉字均由乾隆帝御笔亲书。乾隆元年十月初八日，弘历命礼部堂官前往泰陵恭悬三块匾额，前期遣官告祭世宗几筵。二块碑上的文字也于这个时期镌刻。
改“泰宁山”名为“永宁山”。明清皇陵大都依山而建。在划定陵区以后，将首陵所背靠的山赐以嘉名，以前所用的地方土名不能再用，成为定制。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把陵址选定在京北昌平县(今北京昌平区)境内的黄土山下。永乐七年五月八日朱棣将黄土山改名为天寿山。到了清朝，入关以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沿此制。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二十一日，封辽宁新宾县兴京陵(永陵)山曰“启运山”，封辽阳东京陵山曰“积庆山”，封福陵山曰“天柱山”，封昭陵山曰“隆业山”。康熙二年，遵化县境内的丰台岭下建孝陵，封丰台岭为昌瑞山。顺治十五年(1658年)景祖、显祖从东京陵又迁回兴京陵，遂罢积庆山之名。
乾隆元年二月二十四日雍正皇帝的陵定名为泰陵以后，紧接着五月二十一日，总理事务大臣、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等人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要求赐予陵山嘉名。他们在奏折中说：
臣等窃惟帝王崇亲之典备极尊隆，山陵营建之区每加封号。妥神灵于宝域，山岳增荣；启昌炽之庥符，名称祀异。盛朝因以为制，史编历有可稽。……再考彝章，隆规宜备，睹高山之天作，实拱卫之佳城。况吉地之钟祥，更默符于泰祉。昔凤凰来集，显示嘉征；兹灵爽凭依，永凝福佑。应表灵山之懿号，式开昌运于嘉名。经臣等敬谨酌拟字样，恭呈御览，伏候钦定。
鄂尔泰等恭拟了“永宁山”、“升平山”、“凝佑山”、“仪凤山”四个山名供皇帝选用。本日奉旨：“泰陵山名用‘永宁’字样。”从此泰宁山改名为永宁山。永宁山与启运山、天柱山、隆业山、昌瑞山一样，从祀地坛。作者认为，“泰宁山”一名本来就很好，但与“泰陵”有重字，将“泰宁”改为“永宁”也有避讳之意。
泰陵完工。泰陵工程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工，到雍正崩逝时，还没有完工。乾隆皇帝弘历即位后，加紧施工，到乾隆元年九月十六日全工告竣。这一天恒亲王弘晊及其他承修大臣内大臣、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海望，工部尚书查克丹，太仆寺卿德尔敏，太常寺卿兼监察御史编武，郎中双鼎、王山联名具折，向皇帝奏报泰陵全工告竣的大喜事。他们说：
恭照泰陵地宫、宝城、方城、明楼、二柱门、陵寝门、隆恩殿、配殿隆恩门、朝房、神厨库、碑亭、龙凤门、望柱、大红门、石牌坊、桥座、泊岸、风水墙，臣等遵照规制，俱已敬谨修造完竣。再守护陵寝之贝勒、公、大臣、侍卫并官员、执事人等房屋以及礼、工二部衙署、八旗官弁营房一切工程亦俱各修造完工、事关大工告竣，臣等谨具题以闻。
泰陵工程，历时6年。如果从雍正四年开始相度陵址算起，则历时10年之久。整个工程除直接支取的物料不需动用银两外，共耗白银240万两有奇。如果加上在遵化九凤朝阳山几年苦心经营的费用，恐怕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建立泰陵大碑楼。大碑楼的正式名称叫圣德神功碑亭，只有皇帝的陵才可以建立。清代的关内大碑楼均仿明长陵规制而建。第一个建立的是孝陵大碑楼，规模庞大、制度崇宏。基础呈正方形，重檐歇山顶，每面檐墙各辟一券门。亭内正中巨大的石雕赑屃背上竖立着高达近7米的神功圣德碑一统，满、汉两种文字均镌刻在碑的阳面。赑屃之下是石制的水盘，水盘面上浮雕着海水江崖。水盘四角分别雕刻鱼、龟、虾、蟹四水族。碑亭外海墁四角各树立一根高大的华表。孝陵大碑楼内竖石碑一统，自康熙的景陵大碑楼内并立两统石碑后，遂成定制。
泰陵大碑楼是清朝在关内建立的第三座大碑楼，也是清西陵建立的第一座大碑楼，其规制基本与景陵的相同，只是券门洞上增加了青白石券脸石，水盘四角比景陵增加了四水族(孝陵大碑楼水盘有四水族，景陵则无有)。根据历代陵制，功德碑及碑亭要由嗣君建立，碑文由嗣君撰写；揆之情理，颇为得当。常言说盖棺论定。只有后人才能对先辈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和总结，才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清孝陵的功德碑文是康熙帝玄烨撰写的。清景陵的碑文是雍正帝胤禛撰写的，那么泰陵的圣德神功碑文自然应由乾隆帝撰写，对于这一点，乾隆皇帝比谁都清楚，而且是早就有所准备的。
按惯例，为先帝树功德碑，建大碑楼的谕旨要在先帝入葬山陵后发布，雍正帝梓宫是于乾隆二年三月初二日辰时永安泰陵地宫的，6天后，即三月初八日乾隆帝发布了建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碑的谕旨：
钦惟皇考世宗宪皇帝，秉道绥猷，建中立极，恩覃海宇。溥乐利于万方，德配苍穹；治宪章于百世。鸿模骏烈，史不胜书。今泰陵大礼告成，应恭建圣德神功碑，昭示无极。朕祗承基绪，敬念先猷，谨于斋居之次，洒泪濡毫，撰述碑文，丕扬懿铄。虽荡荡巍巍之盛绩，非语言文字所能传。即竭力铺陈，莫罄万一。而言言纪实，足以传信千秋，光昭琬琰。所有相度方位，建立碑亭及应行典礼，内阁、礼部、工部敬谨详议具奏。
看这道谕旨，似乎撰写碑文、建盖碑亭之事刚刚开始，实际上碑文的撰写早已经进行了。先帝的圣德神功碑文非同寻常文章，要对先帝一生的功业进行全面地概括和总结，并给予恰如其份地评价，因此不仅作者要有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还要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洞察能力。乾隆皇帝尽管精通儒家经典，有较高的文化造诣，且又身为嗣皇帝，也不敢贸然动笔。于是他想到了当时在文坛上颇负盛名的高手方苞。方苞，字望溪，是清代著名的散文家，尤其擅长经说及书序碑传之属。乾隆元年，他官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之职。乾隆皇帝命方苞代拟碑文。方苞虽然是文坛巨匠，但不是政治家，他对当时国家的政治动向，新君的思想不太清楚，尤其是写雍正皇帝这位在朝野舆论中颇有非议的皇帝的功德碑文，更增加了难度。方苞深知这篇碑文的份量，颇感棘手，但圣命难违，不敢抗旨不遵，致使这位文学大家竟“涉月经时不敢措手”。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他才将碑文拟出，于乾隆元年九月初四日呈给皇上，并在奏折上诚惶诚恐地说：“臣苞一介寒微，学疏识浅，乃承宠命，拟撰碑文，非其所称，为愧为恐，涉月经时，不敢措手。谨条次实录所载经世大猷，实心实政，具列于篇，敬呈圣览，伏乞甄鎔削琢，俾合度程，以光典。臣不胜惶悸战汗之至，为此谨奏。”按实际碑上所刻，最后落款日期是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距方苞呈上碑文日期相距近三年时间。可以推想，涉及到对雍正皇帝一生如何评价的碑文不会一次就写成功的，不仅乾隆皇帝要仔细认真地进行斟酌修改，方苞遵照皇帝的修改意见反复重拟，很可能还要征询一些重要心腹大臣的意见。因此可以说泰陵的圣德神功碑文是多人合作的结果，然而碑文落款自然仍是“孝子嗣皇帝弘历”了。这篇碑文共有4411个汉字，尽管内容中多有溢美之词，甚至有神奇荒诞之处，但仍不失为一份研究雍正、研究清史的很有价值的史料。
乾隆皇帝对于为皇父树碑立传是极为重视的。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命自己的叔父、康熙帝的第十七子、善于书法的和硕果亲王允礼书写泰陵圣德神功碑碑文。第二天又谕令精通满文的曾当过父皇满文老师的原户部尚书徐元梦将碑文翻译成满文。
泰陵大碑楼工程是由太平峪万年吉地工程处承修的。于乾隆二年(1737年)九月初七日立碑。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初二日碑亭合龙，工程告竣。兴工前估算所需物料工价银13万1千500余两，竣工后实用银两数待考。碑已立起，碑亭又已竣工，下一步工作就是镌刻碑文。东边的碑刻满文，西边的碑刻汉字。经钦天监择吉，于乾隆六年十月十二日午时开始镌刻碑文，为了保证镌刻的质量，乾隆皇帝特地派文渊阁大学士陈世倌、工部尚书韩光基、正蓝旗满洲都统盛安驻工，在现场监视镌刻。农历十月中旬，已进入冬季，时交小雪，天气已比较寒冷，工作十几天以后，到了十月底，已过大雪，冬至在望，朔风凛冽，天寒地冻。刻字工匠手脚冻木，致使“心手不能相应”，监刻大臣担心这样坚持下去，“诚恐未得尽传妙笔”，于是奏请“暂停镌刻，候来春天气稍融再为鸠工”，这样明春天暖“则镌勒尤为精工”。乾隆皇帝见说得合情合理，立刻用朱笔批道：“是，依议。”冬去春来，天气变暖，刻碑工程继续进行，到乾隆七年(1742年)五月二十八日，满、汉两种文字全部镌刻完毕。至此泰陵大碑楼工程才真正全工告竣，历时4年多。泰陵规制。泰陵是清西陵的首陵，坐北朝南，以永宁山为祖山，蜘蛛山为案山，元宝山为朝山，占据了陵区中最为尊贵的位置。泰陵的数十座各式建筑沿着祖山、案山、朝山形成的中轴直线，疏密得当，错落有致地排列开来，其间用一条长约5华里的砖石神道相连接，成为整个陵区的中轴线。泰陵的建筑从南到北依次是：五孔拱桥、石牌坊三座、大红门、具服殿、圣德神功碑亭、七孔拱桥、石像生、龙凤门、三孔拱桥、三路三孔拱桥、神道碑亭、东西朝房、东西值班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宝顶下是地宫，神道碑亭左是神厨库，库内建神厨、南北神库、省牲亭。神厨库南墙外有井亭一座。
泰陵是清西陵诸陵中规模最大、建筑最齐全的陵寝。
—摘自《清西陵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