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朱批谕旨》解题
——其史料的价值——
《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1963年11月第1版
（一）绪言（二）雍正的时代（三）奏折制度的出现（四）奏折与朱批
（五）题本与奏折（六）《朱批谕旨》的价值（七）奏折政治与军机处
（一）绪言
《雍正朱批谕旨》是我最爱好的书之一，它和我的因缘真是不浅。现在当我写此书的解题时，请读者原谅我先就此书和我个人的关系说起。
战败后不久，我决心把《十一朝东华录》从头起全部读完。于是从天命开始读，经顺治、康熙读到雍正朝，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世间已完全改了旧观的感觉。仔细加以考察，如道这是出于雍正这位天子的个性起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很想知道雍正帝的事迹，要寻资料，就得找这部《雍正朱批谕旨》。昭和22年（1947年）暑假中，放弃了正读着的《东华录》，而专读《朱批谕旨》。第二年和第三年在京都大学的学术讲演时即以《雍正帝及其时代》为题。再翌年即昭和25年，作为《岩波新书》之一，我出版了《雍正帝——中国之独裁君主》一书。我之所以故意这样挑选一位不大受欢迎的天子为对象，是出于压不住心里的一种情绪：总想写出一篇关于这位皇帝的文章。
《雍正朱批谕旨》是历来被清史研究者所一再利用的书，但其利用的方法断片的、很随便的。对雍正的时代、雍正帝的为人，也仅仅是当做介于康熙与乾隆之间的过渡时期的过渡性的天子来评价而已。关于此市，甚至发生过下面这样的奇谈。
当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繁花怒放的时候，北京的日本公使馆里，有以所谓“支那通”自命的几个人会合一起闲谈，话题忽然转到雍正年间的事情上。当时有个人提出了雍正年号是什么时代的问题时，座上一位以中国历史家自命的人说道：“那是清朝初期康熙之后、乾隆之前的年号。”可是在座的一位似是而非的“支那通”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不对，不是那未一回事。清朝初期的年号谁都知道，康熙、乾隆二者是相连着的。期间没有雍正插入的余地。恐怕雍正是明朝的年号吧。”就这样旁若无人地说着。当历史学家由于吃惊还在目瞪口呆的时候，别的伙伴一齐附和这位似是而非的“支那通”，他们宣称，“没有错，康熙、乾隆是脍炙人口的紧紧相连的年号，历史学家先生稍微记措了吧。”大家终于把雍正当做明朝的年号，认为历史学家先生的说法是错误的（多数表决）而把它否定了（《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6卷，《漫笔：多数表决》）。
我认为这段插曲很有趣，曾一度写入拙作《雍正帝》的序文中，请同事们提意见，他们却批评说，“对一般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用多数把它否决了，终于只好从序文中把它删除了。但是，据我们看来，雍正帝在位虽不过仅仅十三年，而那个时代正是清朝国内基础奠定之时。雍正帝这个人物，在清朝是唯一的，父亲康熙帝和儿子乾隆帝比起雍正帝来都要逊其一筹。我这里用“我们”这复数的字眼来说话，是由于我征求意见时，同事安部健夫教授完全同意我这个意见。实际上，在读完《雍正朱批谕旨》这件事上，似乎安部教授比我还要早得多。因此我和安部教授商量，同意寻求同志，彻底重读《雍正朱批谕旨》，将史料用卡片分类，制作称为《雍正时代史》的中国史上一个时期的详细的断面图，作为借以理解清朝史乃至中国史之一个手段。为实行此项计划，规定每周星期五午后为讲读原文的时间，从昭和24年开始到现在昭和32年，一而继续了八年。我们同事中间的讲读，从来没有持续过这样长久。有的年份，连暑假和寒假都不休息，一面不断地进行着。到除夕那一天还占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会议室，甚至使办公室提出了有碍防火措施的抗议。这就可以证明《雍正朱批谕旨》这本东西是多么有趣的一部书了。如若不然，大家决不会这样热心钻研的。这样，我们逐渐脱离了文献学的研究而想把它当做历史来探对，昭和31年度，我们接受了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的补助，而着手于“雍正时代史的综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