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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录入]《中国禁书大观》关于雍正朝文字狱的简要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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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桐女史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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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中国禁书大观》关于雍正朝文字狱的简要叙述

中国禁书大观·中国禁书简史·六·惨酷的代价：清朝禁书总结·2、连疯子也不放过——文字狱在乾隆时的登峰造极（安平秋? 章培恒主编，页107－110）
跟康熙时期一样，雍正时期的禁书也与文字狱密切相关。但康熙共六十一年，主要的文字狱即上述二件；雍正共十三年，著名的文字狱却有五件，其中与《庄史案》同样性质的只有一件——吕留良案；其余四件都不是的。这说明清世宗打击对象以及通过文字狱所要达到的的的，都已与清圣祖有所不同。由于吕留良案而被禁止的书籍，幸少有十余种，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国禁书解题》中已对其中几种作了专条介绍。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此案的案情比“庄史案“和《南山集》案都重。第一，吕留良的著作确是有意识地宣传民族意识，并非如《明书辑略》、《南山集》那样只是无意识地触犯忌讳。第二，曾静因接受了吕留良著作中的这些观点，又跟其学生严鸿达、沈在宽等来住，反满意识进一步加强，以致派张熙去策动清廷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而《明书辑略》和《南山集》却从未产生过这一类实际效果。可见吕留良著作对清政府的危害性远远超过那几种书。若以案情相处理结果相衡，清世宗对它的处理比起康熙时期的处理《明书辑略》来，显然要轻很多，若与《南山集》案相比较，至少也不重。
同时此案还有一点余兴。在处理过程中，清世宗曾经下旨向询问全国的府、学生员和国子监生，吕留良是否应该按大逆罪判刑？如认为应该的，就出具甘结。如认为不应该的，可以独发己见，各地的学官必须代他上达，不得阻挠隐瞒。此旨发出后，天台县有个生员齐召华，先已出结，接着又到刑部衙门去告，说是他本要独抒己见，但被该县训导王元洲阻抑了，并呈上了他的奏稿，请求释放吕留良的子孙。经最后查实，王元洲并未阻抑他，是他自己在出结后又翻悔的，因此，将他以诬告罪判处水远监禁。按，此人确有诬告癖。后来因清高宗登极，举行大赦，他也获得释放。过不几年，他又把自己的妻子、儿子、媳妇、堂兄、堂弟至族长的老婆全都告了，查下来全是假的。例如，那位族长的老婆巳经七十多岁了，他竟告她“老而奇淫”。因此，说他在王元洲问题上是诬告，恐怕并非冤枉他。值得注意的是：清世宗只办了他的诬告罪，却并不办他为吕留良辩护的罪。——尽管清世宗圣旨中原有对独抒己见者不予处理的许诺，那自然只是估计到无人敢公然出头而说的漂亮话，其后虽不便公然食言，但若要加以惩罚，完全可对其诬告罪加重判刑，置于死地。但清世宗没那么做，可见他在此类问题上的态度较之清圣祖已有所软化。这大概并非他比清圣组仁慈，而是由于在总的形势上，民族矛盾较前已有所缓和，清世家要另辟另—个战场，不愿在这方面多费精力、激化矛盾了。从另外四个文字狱中，我们对此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这四个文字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查嗣庭试题案、陆生楠史论案、谢济世注《大学》案。倘若仔细分析—下，这四个案子都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
清世宗登极之初，有两个很受他宠信、权力极大的臣子：隆科多和年羹尧。降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并与大学马齐一起总理事务，又兼领理藩院事；年羹尧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这两人垄断了许多权力，以致年羹尧进京朝见时，直求总督需要跪在道旁迎送。世宗为十么要这样厚遇他们，史学界有许多议论。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提出：世宗的帝位，是用篡夺手段得来的，而这两人是他夺取帝位过程中的最得力助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现在也难以断定。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让这两个人老是如此专擅，阜帝必将大权旁落，这是清世宗决不能忍受的。到了雍正三年，清世宗就突然翻脸，把年羹尧逮捕，押至京师，命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审。这一审便发现了他的许多重罪，于是命令他在狱中自杀。而在揭露出来的重罪中，有一条既是：年羹尧看到了他的幕客汪景祺所著的《西征随笔》而不出首。汪景祺也就因此被处死。据说，汪景祺的诗有“悖谬”之语，又对清圣祖的谥和雍正年号加以讥讪，并作《功臣不可为论》，以历史上功高而被杀的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但他被杀的真正原因，乃是他跟年羹尧的关系；通过把《西征随笔》定为应该禁毁的逆书，可以增加年羹尧的罪名。
查嗣庭案也是类似的情况。在年羹尧被处死时，隆科多已受了处分，但还保留部分职位。到雍正四年，原为隆科多所荐的礼部待郎查嗣庭以文字狱遭祸，为隆科多又加了一条罪状。雍止五年，隆科多就被判“永远禁锢”，次年去世。至于查嗣庭本人的案件，是这样的：雍正四年，查嗣庭为江西乡试正考官。清世宗认为他出的题目含有讥刺时事之意，说明他心怀怨望，遂下旨搜查他的寓所，查出日记二本，据以定罪。清世宗谕旨如下：
……查嗣庭案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浅薄乖张，平日必有记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世宗实录》卷四八）
他一再把查嗣庭和隆科多联系起来，通过查嗣庭而进一步打击隆科多的意图由此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有个流行很广的传说：查嗣庭在江西出的题目是“维民所止”，有人就向清世宗说，“维”字是“雍’宇去头，“止”字是“止”宁去头，这道题目是对雍正的诅咒。但这跟实际情况不符。他在江西所出试题共三道：《君子不以人废言》、《日省月试》、《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根本没有“维民所止”的题目，至于他的试题之被认为“心怀怨望，讥赐时事”。毛病大概出在最后一道。这一段话出于《孟子》（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日，均出于《四书》、《五经》），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不勤于修学闻道，那么，心就会被蔽塞不通，正如山径之被茅草阻塞一样。清世宗可能认为“今茅塞子之心矣”是针对他而发，不免大发雷霆。（桐桐注：该观点出自金庸，实际上查斯庭获罪的考题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正止相连，和汪景祺一样，讥讽正有一止之相。）但根本的—条，恐因他早就认为查嗣庭是隆科客的党羽，意欲除去，试题小过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
此案的审理结果是：查嗣庭处斩，但他在判决前已死于狱中，只能戮尸枭示；他的儿子也被杀，家属流放；因查嗣庭是浙江人，停止浙江人参加雍正五年的会试。查嗣庭有《双遂堂全集》，又有《双遂堂遗集》（系全集的补遗），在当时自然也就成了禁书。
查嗣庭被杀后，至雍正六年又有陆生楠的《通鉴论》案。陆生楠本为工部主事，但颇有点桀骜不逊，清世宗将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统帅锡保劾奏其著有《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中论封建之利的部分，“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清世宗看后，下谕对其中的“狂悖”论点加以痛斥，并将陆牛楠处死。从谕旨中所引用的来看，陆生楠的主要观点是：“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顿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他之所以否定郡县制，是因为这种制度加强了专制独裁，加剧了君主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且君主实际上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在他的理论中，包含着要求削弱君权的成分。在清世宗看来，这其实是针对他而发，是对他加强君主独裁的抵制和反抗，所以陆生楠非死不可。《通鉴论》自然也一并毁掉。假如说，汪、查的判处死刑是出于打击两个权臣以集中君主权力的需要，那么，处死陆生楠则是为了清除那种反对集权的理论。
同年七月，还发生了谢济世的注解《大学》案。谢济世为御史因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贪黩不法而获罪，也被发往军前效力。统帅锡金参劾他注解《大学》，毁谤程朱。清世宗看后，说他“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他的意思是说，谢济世是在借题发挥，骂他“拒谏饰非”。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田文镜是个在政治上积极贯彻清世宗集权意图的人，清世宗把他视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田文镜也就是向清世宗的集权措施挑战。谢济世前次之受处分，就是为此；现在发往军中，不老实改海，又进而指桑骂槐地批评皇上“拒谏饰非”，自然更为世宗所不能忍受。因此，就又罚他去充苦差。但对他毁谤程朱，却似乎不怎么在意，没有加以禁止，所以谢济世仍然继续他的毁谤。倒是清高宗，虽然对谢济世的为官颇有好感，却认为他的“肆抵程朱”“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到乾隆六年，下旨把他的著作和书板全部销毁；被销毁的著作计有：《论语注》、《孝经注》、《古文大学注》、《中庸注》、《孟子注》、《易经注》、《书经注》、《诗经注》，共八部。
以上四个案件，都是围绕着加强君主集权而展开的，可见清世宗的注意力已与清圣祖有所不同。到了乾隆时期，在文字狱方面的演变就更为突出。
清高宗一即位，就将在雍正时策动岳钟琪造反的曾静、张熙处死。尽管清世宗当时曾明降谕旨：由于曾、张已经悔悟，不再加罪；但高宗仍悍然不顾。这可视为他决意加强镇压的信号。他在位位六十年，根据现有资料，较严重的文字狱就有三十几起平均两年不到就有一起，其比例高于清世宗时期。在这三十几起中，涉及到民族意识的，只有两起，另有硬派为民族意识的二起，其余都不过是对现实略有牢骚或不识忌讳，有的甚至是神经不正常，但却都遭了大祸。高宗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想举国上下人人颂圣，家家感恩，不敢稍有不满。这比起清世宗来，委实又进了一步。



（后面关于乾隆的部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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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录出自《中国禁书大观》，这是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五角丛书，它和《红楼梦新证》都算是桐桐接触这段历史的启蒙教材，汗，那个新证，实在是我没上大学前再也找不到其他可看的了。

《中国禁书大观》的编者对于雍正似乎没有什么偏见的，这和我以往看的那些关于文字之祸的书籍对他满是谩骂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什么激烈的言辞。于是我对照着这本书再看《红楼梦新证》，这效果，大家可想而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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