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吕留良散论/作者：陈祖武/来源：中国国学网
吕留良是清初浙江的著名学者，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是，由于他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被清世宗斥为“千古罪人”而戮尸枭首，乾隆间其遗著又遭清廷尽行禁毁，因之雍乾及尔后学者，对吕留良的学行罕有论及。清亡，考论清代学术史者，或如徐世昌《清儒学案》之略而不论，或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语焉不详，对吕留良未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准备就其学行及评价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关于吕留良生平的几个问题
吕留良，一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浙江崇德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年五十五岁。吕留良生平行事的梗概，其子葆中撰有《行略》一篇，可资考见。近世，又有包赉所辑《吕留良年谱》刊行，较之《行略》更为详尽。但是，吕葆中身为清廷进士，出于个人利害计，避忌甚多。包赉之作虽旨在阐幽显微，然亦由未能见到《吕晚村诗集》等因，而仍有阙略。因此，关于吕留良生平，迄今尚有如下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清楚。
一、吕留良是否参加过抗清斗争？
吕留良生当明清鼎革。明亡，清军于顺治二年(1645年)挥戈南下。四月克淮扬，五月破南京，六月向全国再度颁布剃发令，明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1不堪清军的野蛮屠戮和剃发令的民族屈辱，江南各地，义师纷起。闰六月，南明鲁王、唐王政权相继在浙江、福建建立。“浙闽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动。”于是清军“悉下浙江”，2浙东、浙西兵烟四起。
嘉兴、海宁为入浙门户，亦是一时浙西抗清重镇。吕留良故里与之近在咫尺，他的侄子宣忠、挚友孙爽，均于此时投笔从戎。顺治三年五月，鲁王所部北渡钱塘江，就曾事先约请孙爽为内应，以北联太湖义军。3吕宣忠兵败被逮，于顺治四年遭清军杀害。4宣忠父，即吕留良三兄愿良，在南明福王政权尚存时，即已“驱驰江上”。5
吕留良是否也如同其三兄父子及挚友孙爽投身抗清斗争？对此，吕氏《行略》及《年谱》均未述及。我们以为，这是他生平行事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弄清楚。
清军南下浙江，吕留良时年十七，正是年少气盛之时。他虽为故明官宦之家的后人，但并未为纨袴习气所熏染。当明末季，江南文人结社之风甚盛，应社、几社、澄社、复社……，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吕留良亦于崇祯十四年与其侄宜忠同入孙爽所结徵书社。自此，孙爽与吕氏叔侄引为莫逆之交。崇祯末，朱明王朝濒临全面崩溃，“国势颓坏，门户之计复兴，靡然敝天下之精神于声气”。6他们三人毅然弃绝社事，“读书力学”，7时常在一起“论列古今及当世擘画，慷慨明瞭，皆可旦夕施行”。8这就说明，吕留良与孙爽、吕宣忠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因此一旦需要报国之时，他们采取共同的行动就是有思想基础的。吕留良自幼丧父，由其三兄愿良抚育成人。他始终事之“如严父”，9潜移默化，自是不言而喻。吕留良此时的经历，在其幸存诗文中，一鳞半爪，尚可钩稽。
据《祭董雨舟文》称：“忆年十七，追逐乱始，余毁厥家。公妙颊齿，经营岩泽，连络首尾。尘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冻龙沉，蛇返乡里”。10这一段话，道出了吕留良生平的一段重要经历。它告诉人们，吕留良曾经于顺治二年十七岁时，散家财召募义勇，以与入浙清军抗衡。当时，在其友人董时雨的操持之下，四处连络，苦心经营，抗清志士如潮水奔入大海一般，聚集到一起。尔后兵败，又才“蛇返乡里”。
又据所撰《友砚堂记》载：“予幼嗜砚石”，“遭乱，窜迹山水，其佳者不忍舍，则托之村友。村友死于兵，殆尽散失不可问。戊子以后，归理笔札，则亦买市中石片磨墨”。11这一记载，又说明了兵败返乡的时间。海宁是顺治二年七八月间失陷的，12嘉兴城破，当更在前。也就是说，嘉兴、海宁抗清受挫之后，吕留良依然“窜迹山水”，直到顺治四年，吕宣忠遇难，浙西抗清大势已去，他才于戊子年，即顺治五年返回故里。
自顺治二年迄五年间，吕留良的具体行止，已不得详考。惟据其《乱后过嘉兴》一诗，可大致窥见此时他在嘉兴一带留下的踪影。诗云：“雪片降书下，嘉禾独出师。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痴。”这正是清军入浙之初，故明官吏望风归附，独有嘉兴人民挺而抗争的实录。然而兵败三年之后，故战场重游，却已经是“兹地三年别，浑如未识时。”触目皆痛，不由得吕留良“烽烟一怅望，洒泪独题诗”。13嘉兴兵败，天目山南麓又曾有过他的足迹。这就是他在《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一诗中所云：“忆我乙酉避乱初，全身持向万山弃。铜炉石镜公山溪，墺转滩开负奇致。虽无别业比辋川，化安乌石差无异。万马搜山失脚来，每阅此图辄三喟。”14大概就是这几年的戎马生涯，给吕留良留下了箭伤。他于康熙五年所写《后耦耕诗》有云：“箭般入骨阴还痛，舌血溅衣洗更新”。15其弟子严鸿逵注谓：“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辄痛。”16
由此可见，顺治二年清军入浙，吕留良曾经投笔从戎，参加抗清斗争，这应当是可以肯定的。
二、康熙五年离开科场的原因。
研究吕留良生平，有一桩颇令人注目的事情，这就是入清以后，他既然已经做了秀才，可是却又在沉浮科场十三年之后突然离去。清世宗将其归结为“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17其实，这只不过是当权者的欺人之谈，并非公论。
吕留良始入科场，是顺治十年他二十五岁时的事情。当时，整个浙江已为清廷控制，昔日的抗清志士，或潜踪息影，或赍志而殁。继吕宣忠殉难之后，吕留良的三兄、四兄又先后故世，尤其是顺治八年，他的挚友孙爽的遽然长逝，更使他“落魄不自振”。18“生才少壮成孤影，哭向乾坤剩两眸”。19这样的诗句，正活画出吕留良此时的凄苦心境。歧路徬徨，四顾茫茫，为寻一苟全之计，年轻的吕留良竟然误入科举场中。尔后，在科场中的连年周旋，心迹相违，苦闷已极。顺治十六年以后，吕留良结识浙东余姚著名学者黄宗羲、宗炎兄弟和宁波隐士高斗魁，使他得以从徬徨苦闷中解脱出来。黄氏兄弟及高斗魁，早年都曾经出没于抗清营垒，兵败，抱定不仕清廷之志，执意不入科场。在与他们的频繁往还中，吕留良痛自反省，逐渐意识到科场并非苟全之地，长此以往，势必有损自己的节操。因此，他于康熙四年决意离开科场，归隐南村。这就是吕留良当年所写《耦耕诗》说的：“八年倦客违心做，九日寒花满意开。酌酒南村须早计，莫叫头白望江桅。”20 而且就在同一诗中，他还委婉曲折地道出了离开科场的苦衷所在。诗中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在吕留良与此前后所留下的诗篇中，上述心境多有表露。写于康熙三年的《甲辰一日》有云：“廿年不检戊申历，一日刚占甲子经”。21戊申历即明历，吕留良以之隐喻朱明王朝，寄寓了沉痛的故国之思。同年九月七日，抗清志士张煌言殉难杭州，吕留良于此时所作《九日书感》中写道：“亭隅独下西台泪，岛畔谁招东郭魂。无复鹤猿依正统，犹凭鲛蛋记华亢。腐儒自有伤心处，不共宾僚说旧恩”。22明清更迭，家国之痛于吕留良耿耿在怀，这是他因张煌言捐躯，触景生情而作的无声悲泣。翌年，高斗魁之兄斗辰将往福建，临别，吕留良赋诗相赠，即告以行将自科场离去的抉择：“失脚下矶今欲返，船过为报富春渔”。23在同时所作另一诗中，他以兰根、莲叶自况，吟道：“画得兰根无好土，拔来莲叶出淤泥”。24在诗人笔下，置身已无一片好土，落脚尽是淤泥，对清廷统治的憎恶，呼之欲出。
据吕葆中《行略》记，康熙五年，正值县学例考。吕留良于考试前夕，拜谒教谕，表示：“将去诸生，且嘱其为我善全，无令剩几微遗憾。”自翌日晨起，便不再进入科场，当局“遂以学法除名”。足见，吕留良之从科场离去，是早经酝酿，而且，他并未参加康熙五年的科举考试。因此，“考试劣等”云云，就显然是指鹿为马，不足信据。
三、“三藩之乱”中的吕留良。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倡乱滇中，耿精忠、孙延龄、尚之信先后在福建、广西、广东树起叛旗，以与吴三桂相呼应，战火蔓延十余省，为祸达八年之久，史称三藩之乱。考察三藩之乱中故明遗民的趋向，这是判定此次叛乱性质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吕留良一生的最后岁月，正是在三藩之乱酿成的社会动荡中度过的。他对这场叛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研究吕留良生平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雍正初，清世宗罗织吕留良的罪名，与三藩乱首吴三桂的关系，就曾被列为一条弥天大罪。据云，吕留良与吴三桂有过书札往还，信中称清廷“曰‘清’，曰 ‘往讲’”；在他的《日记》中，对三藩乱起，“忻然有喜，惟恐其不成”，对清廷平叛，则“怅然若失，形于嗟叹”。25清世宗所指斥是否属实，因吕留良《日记》及有关书札遭清廷禁毁之后，今天已无从见到，所以难作定论。不过，就其幸存诗文来看，与吴三桂的书札往还抑或有过，但是“忻然有喜”、“怅然若失”云云，恐未可轻信。
吕留良所写诗文，守遗民矩矱甚谨。凡述及明代史事，均写明年号，但于入清以后，则一概不书年号，仅记干支。此类事例，俯拾即是，不遑备举。凡称明故都南京，或为“旧京”，26或为“京师”，27北京亦为“京师”。28而称清朝都城北京，则曰“燕”。29凡称明朝，或直书年号，或称“本朝”30、“先朝”。31而对清朝，则称作“燕中”。32由此看来，假如吕留良果有《答吴三桂书》，称清朝为“清”，为“往讲”，就是与他在这方面的一贯称谓相吻合的。而除此之外，清世宗并未进一步披露其他足以定罪的内容，可见，信中所触清廷忌讳者，不过如此而已。
吕留良与吴三桂的关系，也仅限于此，并未再进一步。据《吕晚村诗集》载，三藩乱起，吕留良曾与衡阳人周士仪有过一段往来，他先后就此写了三篇六首诗。吕留良将这几篇诗系于乙卯年，即康熙十四年，而他的弟子严鸿逵所作注，则记周士仪见访为康熙十七年八月。据称：“《备忘录》乃子逐日亲记，诗次亦系手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系年，只不过是“编次偶倒”。32此事究竟发生于哪一年，因无从得见吕留良《备忘录》，只好存疑。严鸿逵又称，周士仪为永历进士， “时滇中作乱，欲购致周，周不往”。34其实，我们倒怀疑这个周士仪很可能就来自吴三桂军中，而且大概也是他给吕留良带来了吴三桂的信。因为吕留良诗中有云：“君山南望家犹远，湘水西来人未知”。35又云：“客舍风情归兴引，故宫遗事夜深谭。锦囊投甕分门品，别为狂迂置一函”。36不过，看来周士仪此行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是吕留良在规劝他不必再回乱军中去。吕留良在《送周令公》第一首中写道：“遥传江岸栅，未放汉源槎。世总非吾土，君今何以家？久居移习性，随地变生涯。姑少安无遽，宁愁楚道遐。”第二首亦云：“公相人非易，吾求客亦难”。“瓦盆煨芋熟，留客夜深餐”。37因此，姑且不论周士仪是否吴三桂说客，吕留良劝他不必回湖南去，这却是很清楚的。此时整个湖南均在吴三桂手中，吕留良对吴三桂叛乱的态度，不也是很清楚吗？
康熙二十年，吕留良新筑观稼楼成，欣喜之余，即以之为题赋诗四首。第三首有云：“槛外风烟未有涯，床头干挂旧青鞵。”“平生心事消磨尽，肯为行藏动老怀？”38这就是说，三藩乱起以来，尽管连年风烟不息，但是吕留良始终青鞵高挂，世事沉浮，于他早已是心如死灰，不会再勾起波澜了，何况是吴三桂的倡乱呢？第四首则谓：“空中自可安康节，地下谁当卧许公。”“敢因窃附村名好，实愧南阳耕耒躬”。39吕留良在这里明确表示，要效法古代志节之士，隐居南阳，躬耕陇亩。足见，吕留良在自己的晚年，如同当时著名的明遗民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一样，对三藩之乱也采取了超然不顾的态度。
吕留良与黄宗羲
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关系，这是研究二家学行者所共同注意的课题。他们之间始而一见如故，继而分道扬镳，最后则反唇相向，以致终身不复往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局？这个问题迄今仍然悬而未决。雍乾间学者全祖望最先议及这个问题，他把责任全然归之于吕留良，认为当年黄、吕二人合资购得祁氏淡生堂藏书， “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于是黄宗羲大怒，遂与之绝交。40全氏此说，偏袒黄宗羲，未为公允，且不知根据何在，所以后世学者多不以为然。将近半个世纪前，为吕留良作《年谱》的包赉先生，在《年谱》编就付印时，曾经不胜怅然地写道：“晚村与黄太冲感情破裂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我终无法看出”。41已故谢国桢教授所撰《黄梨洲学谱》，于此也慨叹：“其隙末之由，代远年湮，已无从知之”。42这个问题是否就毫无澄清的希望了呢？我们以为不是的。前人时贤之所以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努力而不得其解，症结或许就在于他们为梳爬个人恩怨所局限，没有把这个问題摆到清初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进行考察。所以，接下去我们准备就此做一番尝试。
一、吕黄关系回顾。
吕留良、黄宗羲同是浙江人，一个在钱塘江以北的崇德，一个在钱塘江以南的余姚，一衣带水，隔江相望。吕留良较黄宗羲年少二十岁，明崇祯元年，黄宗羲千里赴京，为父鸣冤而声震朝野，一年后吕留良才出世，应当说他该是黄宗羲的后生晚辈。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年弹指一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把他们作为历史的同龄人卷到了一起。
吕留良结识黄宗羲，在顺治十七年。据其所撰《友砚堂记》载，之前一年，他即与黄宗羲的弟弟宗炎结为朋友，经黄宗炎推荐，第二年秋天，他们才在杭州孤山相会。吕黄二人一见如故，吕留良嗜砚成癖，黄宗羲从其所好，赠给他一方八角砚。这方砚台颇有来历，黄宗羲诗云：“一砚龙尾从西士，传之(梅)朗三传之我。燕台澒洞风尘中，留之(陆)文虎亦姑且。十年流转归雪交(高宇泰)，治乱存亡泪堪把。”43一砚而牵动治乱存亡，历经抗清志士之手转赠吕留良，可见黄吕之交非同寻常文士往还。吕留良蒙此厚爱，欣然赋诗相赠，第一首云：“山烟海雾事何成，头白归来气未平。党籍还憎吾子在，诗文偏喜外人争。乱云瀑布寻书院，细雨轻帆过旧京。此去茅檐休冻死，留将笔舌扫妖枪。”黄宗羲前半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44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激起了吕留良的同情。他们相晤之时，黄宗羲刚从庐山归来，他对昔日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的拜谒，更使吕留良以为找到阐释朱熹之学的同志而振奋不已。
康熙二年春，黄宗羲如约渡江而来，执教于吕氏家园梅花阁。吕留良的长子葆中即于此时从黄宗羲问学。46教学之余，黄吕及吴之振、吴尔尧等人在吕氏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共选《宋诗钞》，相处甚为融洽。此后，直至康熙五年，黄宗羲每年均往返于余姚、崇德间。起初，每当黄宗羲南返，吕留良总要亲自送到杭州。就是短暂的作别，他们之间亦不时诗文酬答，以寄怀念之情。在水生草堂，黄宗羲曾为吕留良的《友砚堂记》写了一篇跋，跋中有云：“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47情同手足，可见一斑。吕留良亦为黄宗羲所撰《八哀诗》作跋相答，同哭已故友人。48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却逐渐冷淡下来。
康熙五年，吕留良毅然离开科场，决意归隐南山．就在此前后，他与黄宗羲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黄宗羲于此时所写《过孙子度殡宫》一诗有云：“一自九原人去后，语溪风景不堪怀”49。孙子度即孙爽，语溪为吕留良故里，黄宗羲在这里虽是凭吊孙爽，然而不愿意再在崇德逗留下去的决心，显然已经下定。吕留良于同年所写《后耦耕诗》亦云：“便无真耦也归去，顶笠腰镰占晚村”。50这就是说，尽管无法觅得志同道合的友人，但是归隐之志已决，不可动摇。
自康熙六年起，黄宗羲辞去吕氏馆事，不复再到崇德。这以后，吕黄之间虽未决裂，但已是貌合神离，鸿沟难以弥缝。康熙八年末，他们的分歧表面化而演为争端。51翌年，高斗魁逝世，为友人安葬事，这年冬天他们不约而同抵达鄞县。结果，又因黃宗羲所撰《墓志铭》对高氏的评价引起异议，弄得不欢而散。52
吕留良、黄宗羲绝交后，一晃数年过去。康熙十四年，黄宗羲曾做过重归于好的努力，但未获成功。据严鸿逵称：“按《备忘录》，乙卯十月朔，子在杭城，太冲遣其子主一，持书及诗扇三首来，索文以卒岁，夜次韵作诗答之。”53乙卯，即康熙十四年。吕留良在答诗中写道：“惭愧赏音重鼓动，枯桐久已断声闻”。 “知君自定千年业，那许余人妄勘磨”。54这显然是给了黄宗羲以闭门之羹。此后，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吕留良逝世，他们之间便不复再有往来。
二、立身旨趣的歧异。
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决裂，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恩怨问题。如果我们就其学术主张、立身旨趣，结合清初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去进行考察，或许可以挖掘出导致他们绝交的更深刻一些的原因来。
吕留良、黄宗羲都是亲身经历明清更迭的人，清初，他们也同样参加过抗清斗争。明清更迭，沧海桑田。入清，一些故明封建士大夫，心怀家国之痛，高蹈不仕，或埋首土室，或遁迹空门，或潜心著述，课徒授业，或寄身山林，汗漫远游，对清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史称“明遗民”。但是，“明遗民”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绵延近二十年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失败，复明希望业已破灭，清廷统治趋于稳固之后，这支队伍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其中固然不乏志节耿耿之士，但是也确有不少晚节不终者。正如王应奎《柳南续笔》所云：“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识谏武王。”55如果说这只是笔记杂说，尚难为据，那么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亭林文集》，总不能视为无稽之谈。顾炎武在其晚年，曾经为同时人朱明德所撰《广宋遗民录》写了一篇序，序中有云：“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56可见，清初“明遗民”的分化，南北亦然。
吕黄二人身历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明遗民”的分化，尽管没有改形换骨，做到了终身不仕清廷，但是，究竟应当怎么立身处世，他们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黄宗羲认为：“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寓，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57他肯定了遗民是天地的元气，在他看来，当明清易代之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不到清廷做官，就可以无愧于“遗民”之称了。黄宗羲有意识地大量搜求“明遗民”的材料，表彰他们不仕清廷的志节，称赞杨时俨为“得遗民之正”，58王鸿业为“衣冠之准的”，59汪沨“如食金刚，终意不销”60等等，道理就在于此。他这么做虽是在推许他人，实则已无异于彰明己志。正是抱着这样的立身旨趣，他在其晚年选取了潜心著述和讲学的学者生涯。其间，在不违背这一宗旨的前提下，他又不时同清廷官员相周旋。譬如康熙六年，执教于历任顺治间兵科都给事中、奉天督学的姜希辙家，并与之重举绍兴证人书院讲会；康熙十五年，应海宁县令许三礼之请，在当地公开讲学；以及为顺治末兵部尚书李荫祖、通议大夫靳弼等人作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之也在同时和后世留下了许多馀议。
吕留良对黄宗羲的立身旨趣，就很不以为然。他没有仅仅停留于不仕清廷上，而是认为：“辞受取予，立身之根本。”61因此，他不惟不同清廷官员往来，而且还借助评选时文来宣传“夷夏之防”一类的反清思想，“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62为抗拒清廷征聘，他更于康熙十九年断然削发为僧。对黄宗羲的与清廷官员往还，吕留良一直嗤之以鼻，讥为：“满握炉钳老阿师，琅琅幕府进弹词”。63康熙六年，获悉黄宗羲执教于姜希辙家，他愤然写下《问燕》、《燕答》二诗，以趋炎附势，舍穷檐而居雕梁的燕子，隐喻黄宗羲。《燕答》诗有云：“昨夜侯家歌吹发，先放双飞入珠幕。贵人头上坐听看，羡杀笼鹦与屏雀”。又云：“新巢喜得依王谢，千门万户终不贫”。64吕留良同时所写诗文，多有讥刺黄宗羲语。他曾以五古《管襄指示近作有梦伯夷求太公书荐子仕周诗戏和之》，来贬责黄宗羲请求姜希辙推荐其子到户部右侍郎周亮工家任教。诗中有云：“顿首复顿首，尻高肩压肘。俯问此何人？墨胎孤竹后”。又云：“明夷有纲宗，寒室别传受。公当嗣大法，细子能札授”。65清末章太炎先生怀疑《明夷待访录》的撰述动机，大概就发端于此。康熙十九年，黄宗羲的文集《南雷文案》刊行，吕留良猛烈抨击该书道：“议论乖角，心术锲薄”。指斥黄宗羲：“当道朱门，枉辞贡谀；纨袴铜臭，极口推尊；余至么魔嵬琐，莫不为之灭瘢刮垢，粉饰标题。”66
面对吕留良的訾议，黄宗羲曾经剖白道：“名节之谈，孰肯多让？而身非道开，难吞白石；体类王微，常须药裹；许迈虽逝，犹动定省；伯鸾虽简，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67固然，黄宗羲与清廷官员的往还，并非苟且偷生，自有全身远祸的苦衷，因而吕留良的指责，不无过苛之处。但是，黄宗羲在自己的文章中，把清朝称为“国朝”，68把清军称为“王师”，69誉康熙帝为“圣天子”70，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71圆滑得简直类乎投机。白纸黑字，实难辩解。这就无怪乎后人要怀疑他的晚节了。吕留良因立身旨趣不合而与黄宗羲分手，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学术主张的不合。
吕留良之所以同黄宗羲绝交，学术主张的严重不合，也是一个原因。
黄宗羲是明末著名学者刘宗周的弟子，其学近承刘宗周，远宗王守仁。就宋明理学的分野而言，是出自与程朱学派并存的陆王学派。有明一代，其初为朱学独尊。中叶以后，陆学崛起，陈献章(白沙)首倡于前，王守仁(阳明)继起，形成了以“心”为最高哲学范畴的“致良知”学说，陆王心学遂取代程朱之学而风靡朝野。及至明末，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空前加剧，理学濒临崩溃。72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流于禅释，更成为众矢之的。明清更迭，加速了理学营垒的分化。在对王学的一片攻击声中，一时理学家，或出于王而非王，或出于王而返朱，数百年前的朱陆学纷争愈演愈烈，大有置王学于异端之势。作为王学后劲，黄宗羲对朱熹之学时有微辞，主张：“盈天地皆心也”。73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虽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相参差，但是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足以‘并存天壤”。74他断言： “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75当其晚年，还在绍兴、余姚、宁波、海宁等地登坛讲学，大张旗鼓地宣传刘宗周的“慎独”宗旨。他说：“先师之学在慎独”。 76认为：“刘子之学，与阳明同而异，异而同也”。77尤其是“静存之外无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 “太极为万物之总名”等主张，更是“发先儒之所未发”。78
如果说在清初重起的朱陆学纷争中，黄宗羲是为王学争正统而呐喊的骁将，那么吕留良则是站在朱学的大纛下，斥王学为异端的斗士。吕留良说：“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79认为：“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80， 因此，“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81在他的攻击对象中，王阳明之学首当其冲。他认为，王学是“阳儒阴释”的禅学，与朱学不可两立。主张：“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根，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82他甚至断言：“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83在吕留良看来，黄宗羲及其师刘宗周之学，是属于陆学中的陈献章一宗。他说：“近世王学惑乱，虽未能廓如，然犹多疑而辨之。至于陈献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谓‘意为心所存’，‘慎独有独体、一贯，为入门工夫，而非究竟’，其背叛程朱为尤甚。然不幸其渊源误出于前辈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动流俗”。84
一如前述，吕留良与黄宗羲定交之初，本来是以为找到了一个阐明朱熹之学的同志，所以他当时写的《赠余姚黄太冲》诗有云：“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不过，看来见面伊始岸术主张的分歧就已经隐然存在，于是在同一诗中他又云：“闭门正有商量在，春水遥迎江上船”。85数年的交往，这方面的分歧非但无法弥合，反而与日俱增。因此，到康熙五年二人决意分手时，吕留良对黄宗羲学术主张的不满见于诗句，则为：“双瀑堂中老住持，三峰位下早疑渠。”据严鸿逵注云：“此专为太冲作也。太冲尝有私印，云双瀑堂住持”。86翌年，他更把黄宗羲之学斥为“魔外”邪说，其诗有云：“不愁魔外诛元晦，只恐儿曹笑叔痴。”87他指责在其家所刻写的《刘宗周遗书》已为黄宗羲改窜，于是愤然将其名字从书中一一刊去。88黄宗羲亦反唇相向，在他的诗文集中，虽不见对吕留良指名道姓的指责，但是，凡“时文选手”、“纸尾之学”、“墨守章句”一类贬斥，实则多是暗喻吕留良。黄宗羲的弟子，亦以吕留良“为异己之罪人，鸣镝所注，万矢恐后”。89
按理，学术主张的不合，作为学者，吕黄二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二说并存，各行其是。但是，这种分歧却是产生在清初朱陆学纷争炽烈之时，客观的学术环境，使之变得水火不容。而且，黄宗羲，吕留良在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中，都曾经是号召一方的领袖，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其固有的门户之见本来就颇深。顺治十七年以后，虽因清廷严禁而不再涉足社事，但是，党人、文人余习均未去尽。加以清初的社会环境变迁，反映在他们身上各自立身旨趣的不同，于是，上述内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便使清初的这两位学者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绝交的道路。
吕留良的历史地位
考察吕留良一生的学术活动，我们会看到，从顺治十二年起，他便开始从事时文评选。此后，时断时续，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才最终结束选文生涯。其间，经他评选结集的古今时文，竟多至二十余种，而且不胫而走，“风行海内，远而且久”。90这样一来，吕留良之学遂为时文评选所掩，以致有“时文选家”之称。同时，又因其痛斥王学为异端，竭尽全力提倡朱熹之学，近世考论清代学术史者，便把他归入清初理学家之列。其实，“时文选家”、“理学家”，云云，以偏概全，仅得其表，而未及其里，尚可商量。
一、吕留良为什么要评选时文？
制艺时文的评选，是为了供科举士子考试之用，明清之际，风行一时。吕留良为什么要花十多年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为不可一概而论，似应以康熙五年为界，将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生涯分作前后两段来进行评价。
在第一阶段，即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年，吕留良之从事时文评选，首先是此时文人结社之风所使然。关于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据黄宗羲说：“集士子私试之经文而刻之，名之曰社”。91可见，结社与选刻文字密不可分。吕留良也说：“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圈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92他自十三岁便入征书社，翌年，社中即有陆文彬等人的‘行书临云”之选。当时，他虽因年少而未予选事，但耳濡目染，自会受到影响。入清以后，迄于顺治末，结社之风不息。吕留良就曾于顺治十四年在崇德重兴社事。既然“选与社例相为表里”，因此，他在此一时期从事时文评选，便是文人结社之风盛行的必然结果。
其次，这也是同吕留良此时的歧路徬徨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庚子程墨序》中，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乙未之冬，燕坐元览楼，群居块然，无所用其心，因与雯若同事房选。”又说：“酉、戌以来，类皆分阅而互参，凡有事一选，辄屏弃他业，汲汲顾景，以徇贾人之志。”93这就是说，吕留良此时的从事时文评选，一方面是为了填补“无所用其心”的空虚，另一方面，则实在是一种谋生手段。因此，这一阶段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并无多大历史价值可言，而且，消极影响或许比积极性更多一些。因为所谓“天盖楼”，选本风行的结果，并不是引导士人关注社会现实，而是沉溺于举业功名，这是勿庸讳言的。
然而，康熙五年以后，情况却就大不一样了。此时，文人结社早为清廷严禁，评选时文再也不是例行事情，可是，吕留良却依然把它继续下来。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则另有目的在。他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弁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94可见，他是要借时文评选，来抒发胸中的郁积。吕留良胸中郁积是什么？吕葆中所撰《行略》曾就此写道：“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95郁积胸中而为世所讳忌的议论，不外乎就是两个方面，其一为有触清廷忌讳的政治主张。这就是雍正初，审理曾静、张熙一案时，曾静所供：“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96其二，便是对当时尚盛行于浙东的王阳明之学的抨击。因此，还引起了当时一些学者的訾议。黄宗羲、万斯同讥之为“纸尾之学”；97范鄗鼎说他“竟指文成为异端，狎侮前哲，讪谤学官”；王士禛更指斥他“无羞恶之心”。98
足见，康熙五年以后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与前一阶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选文，不过是借以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的手段而已，有着比较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因此，笼统地去谈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甚至简单地视之为“时文选家”，就是不妥当的了。事实上，吕留良对此早有澄清，他说：“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99他尤其憎恶“时文选家”之称，指出：“‘选家’二字，素所愧耻”。100何以耻为“选家”？他认为：“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目未识贵人，辄呼其字，甫若旧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谱叙交契；攀撦线索，谓某某手授邮寄；士林廉耻之道，至此扫地尽矣”。101为了表明不与“时文选家”为伍的志向，他于康熙十二年断然结束了选文生涯。在逝世前的十余年间，专意刻印朱熹遗书，提倡朱熹之学，为扭转一时学术风气，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
明清之际，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深重的社会危机，曾经使许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起来，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经世致用”之剧。“经世致用”，成为清初波澜壮阔的学术潮流。吕留良也为这一巨大的历史潮流卷至浪端。登高呐喊，留下过自己的足迹。
吕留良一生为学，虽然因误入科场而走过一段弯路，但是归根结蒂，仍然可以说是自“经世致用”始，迄“经世致用”终。当明末季，他十三岁即参加文人结社。尔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社事“一变而大乱”，102遂转而致力于“论列古今及当世擘画”103的‘经世致用”之学。康熙五年，毅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后，更把探寻“治乱之原”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他说：“今日之所以无人，以士无志也。志之不立，则歧路多也，而歧路莫甚于禅。禅何始乎？始于晋。今中国士大夫方以晋人为佳，而效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104吕留良在这里所说的“痛”，指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不过，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无法准确地去把握治乱兴亡的根源，而是片面地将其归结为禅学。因此，他便将西晋的嵇康、阮籍，北宋的王安石、苏轼，南宋的陆九渊以及明朝的王守仁、李贽，一概斥为以禅学导致“乾坤反覆”的罪人。他指出：“吾侪身受其祸，谓宜谈虎色变矣，而犹多浸淫游戏于其中，其于治乱之原，殆有所未审耳”。105试图使知识界从王学末流的玄谈中猛醒，转向治乱之原的探讨，这正是吕留良之学的可贵处。
有鉴于明末以来学风的败坏，士林的寡廉鲜耻，吕留良痛心疾首，执着地去追根寻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文字之坏，不在文字也，其坏在人心风俗”。106在吕留良看来，人心风俗大坏的祸根，就在于王阳明之学。因此，他说：“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107固然，吕留良的结论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沉痛探索，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为了正本清源，吕留良不仅否定了王学，而且集矢于八股取士制度。他指出：“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认为：“起祖龙于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尽烧之，则秦皇且为孔氏之功臣，诚千古一大快事也。”108同时，更对那些空谈心性、不切世用的“庸腐之儒”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今天下有坏人心、乱教化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强国，而奸民窃盗不与焉；天下有损事业、耗衣食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富国，而冗兵滥员不与焉，则庸腐之儒是已”。109抨击“庸腐之儒”而旨在“富国”、“强国”，这当然不是门户勃溪，而是“经世致用”之论。
三、吕留良与清初朱学。
在清初学术界，吕留良是以坚定的黜王尊朱面貌出现的。他对王学的抨击，并不比同时朱学中人如张烈、陆陇其等和缓，对朱学的提倡，也不比张、陆辈逊色。但是，能否以此就认为他是理学家呢?我们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一如前述，吕留良提倡朱学，并非出于儒林门户之争，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探讨“生民祸乱之原”，以期正人心，救风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留良否定了王学，但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障蔽了他的视野。面临以什么学说去取代王学的抉择，他提不出，也无法提出更新一些的主张来。于是，只好回到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去找依据。他认为：“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而朱熹又是集来学之成的大师，因此主张：
“救正之道，必从朱子”。111其次，吕留良一生为学，对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始终未予论列。他虽然主张笃信朱学，但是对理气、心性、道器、知行这一类理学基本范畴，却并没有去进行喋喋不休的探讨，而是牢牢地立足于正人心，救风俗。他主张：“程子曰：‘洒扫、应对、进退，造之便至圣人’。今日为学，正当以此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112所以，吕留良曾经解剖自己道：“于世所谓理学、讲道，则概乎未有闻也”。113就其一生为学而言，这并非谦辞，而是事实。再次，吕留良主张“通经博古”，试图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清初，理学已是强弩之末，理学界更是一片混乱。这不仅是理学的危机，而且也是传统儒家学说的危机。所以，吕留良一再地发出：“吾道日衰，正人代谢”；114“世教日敝，学统几绝”115的喟叹。他认为“理学惑乱”局面的形成，“其原，则从轻看经义，不信章句、传注焉始”。116因此，他把“通经博古”同“明理学”相提并论，大声疾呼：“不学六经，不足通一经”，主张：“学宫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117又说：“其为文也，亦必取资于六经、左、国、庄、骚、史、汉”。118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直至取代理学，这是清初学术发展的大势。吕留良的学术实践，正好顺应了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说吕留良不是一个理学家，而是一个有见地、有作为的学者和思想家。
吕留良虽然不是理学家，但是，他提倡朱学的努力，却作为统治思想而高踞庙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清一代，第一个获从祀孔庙的理学家陆陇其，就是在吕留良的影响之下，才成为朱学笃信者的。吕留良同陆陇其相识，是康熙十一、十二年间的事情。据陆陇其称：“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尝反复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糠粃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119可见吕留良对陆陇其学术趋向影响之大。陆陇其对吕留良之学称道备至，指出吕留良将王学“破其藩，拔其根”，功绩卓著。他说：“先生之学，已见大意，辟除蓁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如游坦途，功亦巨矣”。120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样为黜王尊朱的学者，陆陇其因为清廷所用，遂于其身后以理学名臣而获从祀孔庙的殊遇；吕留良却因不与清廷合作，而被清世宗斥为：“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121以致故世四十余年后还遭清廷戮尸枭首。封建统治者以维护其专制统治为转移，可以视理学为手中的玩物，这就难怪有清一代的理学家，要以其作荣进之阶而与清廷尔虞我诈了。理学之在清代形同枯槁，理所当然，不可逆转。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吕留良是清初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因而把他简单地视作“时文选家”或“理学家”，显然是不妥当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吕留良理应得到一席恰当的地位。但是，平心而论，吕留良一生所留下的著述，绝大部分毕竟都是时文选本。尽管蕴含在这些选本中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在清初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然而，以这样的形式广为流播，为封建士子所接受的，恐怕更多地是举业功名的追求。这方面的消极作用，我们不应低估。无论就其学术造诣，还是学术成就而言，吕留良都不能与同时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他的一生为学，虽然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顺应了清初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不足以成为一时学术界的杰出代表。清人贬抑吕留良的学术成就，固然不对，如果我们不恰当地拔高他的学术地位，那也同样是违背历史实际的。
注释：
1 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二年六月条。原令载《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2 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3 全祖望：《鲒綺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4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七，《孙子度墓志铭》。
5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万感集》，《季臣兄卧病欲荒园》自注。
6、8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七，《孙子度墓志铭》。
7 同上书卷六，《友砚堂记》。
9 吕葆中：《行略》。见《吕晚村先生文集》卷末。
10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七，《祭董雨舟文》。
11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六，《友砚堂记》。
12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二，《鲁王以海》。
13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万感集》，《乱后过嘉兴》。
14 同上书《伥伥集》，《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
15 同上书《梦觉集》，《后耦耕诗》。
16 《吕晚村诗集》系吕留良自为删定，原题《何求老人残稿》。其中，《零星稿》，《新秋观稼楼成》第三首末注云：“子尝教鸿逵云”，可知该集注释出严鸿逵手。
17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乙丑。
18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六，《友砚堂记》。
19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伥伥集》，《余姚黄晦木见赠诗次韵奉答》。
20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伥伥集》，《耦耕诗》。此诗吕氏编次子康熙四年，但据诗中所云“八年倦客”看，似作于康熙元年，因为自顺治十年入科场，迄于康熙元年，恰好八载。此处，权且依作者编次论。
21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伥伥集)，《甲辰一日》。
22 同上书《伥伥集》，《九日书感》。
23 同上书《伥伥集》，《喜高辰四至遂送之闽》。
24 同上书《伥伥集》，《迁畊瑶亭与改斋同坐次改斋韵》。
25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乙丑。
26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与钱湘灵书》。
27 同上书卷五，《西法历志序》。
28 同上书卷五，《东皋遗选序》。
29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答赵湛卿书》。
30 同上书卷一，《复张考夫书》。
31 同上书卷六，《答谷宗师论历志》。
32 吕留良：《吕晚村手书家训》，《与大火书》。
33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零星稿》，《晦木过村庄用太冲韵见赠依韵答之》所附严鸿逵注。
34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零星稿》，《衡阳周令公见访村庄》所附严鸿逵注。
35 同上书吕留良诗原句。
36 同上书《零星稿》，《衡阳周令公同孟举过村庄小饮赠句次韵奉酬》。
37 同上书《零星稿》，《送周令公》。
38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零星稿》，《新秋观稼楼成》。
39 严鸿逵注云：“尝于清溪见子亲书稿，第四句作‘地下吾将卧许公’涂去‘吾将’二字，改作‘谁堪’二字。”
40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小山堂祁氏遗书记》。
41 包赉：《吕留良年谱》卷末，《后记》。
42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
43 此诗不见于《南雷诗历》，载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六，《友砚堂记·八角研》。
44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伥伥集》，《赠余姚黄太冲》。
45 黄宗羲：《自题肖像》。见黄炳垕：《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
46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复姜汝高书》。全祖望称吕留良与黄宗羲有“通门之籍”，不知根据何在。
47 同上书卷六，《友砚堂记》附录。此文不见于《南雷文案》、《南雷文定》等。
48 同上书卷六，《跋八哀诗历后》。
49 黄宗羲：《南雷诗历》卷二，《过孙子度殡宫》。
50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梦觉集》《后耦耕诗》第十首。
51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与黄太冲书》。黄宗羲诗文集，只字不涉吕留良。仅康熙三年所撰《钱孝直墓志铭》提及“吕光轮用晦”结社事，后结集付刻，亦将此文删除。清末人肖穆将其辑人《南雷余集》。
52 吕葆中：《行略》。见《吕晚村先生文集》附录。
53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零星稿》，《黄太冲书来三诗见怀依韵答之》所附严鸿逵注。
54 同上诗第一、三首。
55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诸生就试》。
5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广宋遗民录序》。
57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二，《谢时符先生墓志铭》。
58 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三，《杨士衡先生墓志铭》。
59 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二，《千秋王府君墓志铭》。
60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七，《汪魏美先生墓志铭》。
61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四，《与董方白书》。
62 吕葆中：《行略》。载《吕晚村先生文集》卷末。
63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梦觉集》，《与旦中夜话次所示姚江诗韵》。
64 同上书，《燕答》。
65 同上书，《管襄指示近作有梦伯夷求太公书荐子仕周诗戏和之》。
66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与魏方公书》。
67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六，《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
68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四，《太垣靳公传》。
69 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二，《兵部尚书李公传》。
70 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一，《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
71 同上书卷二，《董在中墓志铭》。
72 参见拙文：《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
73 载《清史论丛》第六辑。
7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序》。
75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一，《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
7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77 黄宗羲：《南雷文宅五集》卷三，《姜定庵小传》。
78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
79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吴晴岩书》。
80 同上书卷一，《与张考夫书》。
81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吴晴岩书》。
82 同上书卷一，《复高汇旃书》。
83 吕留良：噬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吴晴岩书》。
84 同上书卷二，《与吴容大书》。
85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伥伥集》，《赠余姚黄太冲》第二首。
86 吕留良：《吕晚村诗集》《梦觉集》，《后耦耕诗》。
87 同上书，《又同万公择夜话次前韵》。
88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复姜汝高书》。
89 同上书卷二，《答万祖绳书》。
90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时文选家》。
91 黄宗羲：《南雷余集》(不分卷)，《钱孝直墓志铭》。
92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东皋遗选序》。
93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庚子程墨序》。
94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与施愚山书》。
95 吕葆中：《行略》，见《吕晚村先生文集》卷末。
96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乙丑。
97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时文选家》。
98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洪洞范彪西与王阮亭书”条。
99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张菊人书》。
100 同上书卷二，《答许力臣书》。
101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答赵湛卿书》。
102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东皋遗选序》。
103 同上书卷七，《孙子度墓志铭》。
104、105 同上书卷一，《答张菊人书》。
106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今集附旧序》。
107 同上书卷一，《复高汇旃书》。
108 同上书卷五，《戊戌房书序》。
109 同上。
110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张菊人书》。
111 同上书卷一，《与张考夫书》。
112 同上书卷八，《楳华阁斋规》。
113 同上书卷二，《复王山史书》。
114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与叶静远书》。
115 同上书卷一，《复张考夫书》。
116 同上书卷一，《答叶静远书》。
117 同上书卷五，《戊戌房书序》。
118 同上书卷五，《程墨观略论文》。
119、120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十二，《祭吕晚村先生文》。
121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乙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