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这是野史传闻及部分史家所描述的雍正皇帝的主要恶行，也是具有相当影响的清宫疑案。其中，雍正生母乌雅氏的死因即颇具传奇色彩，至今仍无合理的解释。那么，乌雅氏之死究竟是否为雍正所逼？相信本文会对您有所启示。
by倪军民（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副教授）
雍正帝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和鲜明个性的皇帝，有关他的疑案多未能破解。其中，他的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之死因，在当时就是一桩公案，今天仍得不到合理解释，故有必要予以澄清。
乌雅氏本是康熙帝的一名侍女，其父威武只是个护军参领，家庭出身并不显赫。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帝）降生后，乌雅氏才在宫中有了出头之日，次年被册封为德嫔；翌年生下皇六子允祚后，又晋封为德妃。此后终康熙一朝，她再也没有晋升封号，只因后来雍正做了皇帝，才母以子贵，被尊奉为皇太后，死后与康熙的另外三位皇后同葬在一起，谥为“孝恭仁皇后”。
据官方材料记载，乌雅氏于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1723年6月24日）下午约1至3点种左右得病，次日凌晨1至3点间去世于永和宫，终年64岁。
乌雅氏自发病到去世，前后只不过10小时左右的时间，当算猝死或暴亡。问题在于，她究竟因何病而死？是否算是寿终正寝呢？据载，自康熙帝死后，乌雅氏哀痛万分，曾以绝食的方式表示殉死先皇，只因雍正再三谏阻，并以母死儿亦从死极谏才作罢。其后，她悲情不能释怀，“疾虽未形，积哀实久，忽焉违豫，遽尔宾天”。（《雍正朝起居注册》元年五月二十二日）照此而言，乌雅氏是因哀情偶病而死，至于到底所患何病？当初并无任何说明。
按理说，乌雅氏年已过六旬，康熙驾崩后，悲自心出，难以自制，寝食失节，积哀成疾，偶病夺命，倒也是情理中事。因为乌雅氏自幼随侍康熙帝，几近50年，一连生下皇四子胤禛、皇六子允祚、皇十四子允禵和三位公主（其中允祚6岁夭折，三女中有二人殇逝），这说明她一度受到专宠，与康熙是有一定感情的。康熙帝亡，她悲痛欲绝，坚持以死殉夫，大概出于至情，并非伪饰。就此而言，她或因积哀成疾而偶病身亡，并不值得怀疑。
可是，乌雅氏死后，社会上传言四起，有人说，皇太后不是病死的，而是不满雍正所为自杀身亡的。这期间，雍正是否知晓社会上的传言，还有待考证。直到雍正六年（1728年），曾静、张熙策反岳钟琪案发，雍正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当他得知在穷乡僻壤中的酸秀才曾静都在著书立说，将“逼母”作为皇帝失德的一大罪状予以鞭挞时，不得不亲自撰文刊书，口诛笔伐曾静的“邪说”，其中对“逼母”一事做了大量辩解。但这些“辩词”出自雍正之口，其可信度究竟有多大，时人后世均难辩真伪。于是，乌雅氏究系自杀，抑或病死，便成为清宫的一大疑案。
当时，雍正穷追散布流言之人，终于将曾静等人所听到传言的造作者查出。据雍正自己讲，造播“谋父”、“逼母”等流言的是发遣到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县）的太监于义、何玉柱（允禟的心腹太监）、八宝（允[礻我]的属人）、关格（允[礻我]的亲信太监）、马起云（允禩的太监）、马守柱（允禵的太监）等人。于义、何玉柱曾亲口对八宝的妻子和耿六格（耿精忠的孙子）说：当今皇上篡改遗诏继位后，即将允禵从西北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就撞在铁柱子上而死了。马起云则对人说：皇上命允禟去见活佛，太后说了“何苦如此用心”的话，皇上不理睬，从宫中跑出去，太后大怒，就撞死了，允禟的母亲见皇太后都自杀了，也随之自缢而死。此外，关格曾对人讲过一些“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之类的话。看来，最初传播谎言的当是允禩党人无疑。据查，这些人多是先被流放到东北极边，后又被发配到广西烟瘴之地的犯人。一路上，他们逢人便讲“新皇帝的新闻”，雍正“逼母”一事便由此自北到南地广播于天下。
像对待其它传言一样，雍正曾对外间“逼母”的流言做过自以为聪明的辩解。综合他先后所发表的言论，辩词要点不外乎有以下5个方面：
第一，太后素患痰疾，只因先皇去世，悲恸之情难以自制，终于旧恙复发而死。
第二，皇太后素性仁厚慈祥，意思是说如此之人，怎么会做出横死的不美之事呢？
第三，雍正自称40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慈欢。即位后，凡事都奏明母后，宫中诸母妃都夸太后幸得如此孝顺之子。言外之意是，岂有如此孝顺之子会惹母亲怒而撞死之理！
第四，何玉柱等人都是些受到严惩的罪犯，他们主人允禩、允禟、允[礻我]、允禵等人，都因争储落空而怨恨新皇帝，所以其所传之言不可信。更何况，他们之间造播的传言相互矛盾，何玉柱等人说太后是因允禵囚禁而撞死，而马起云则说因允禟事而死，可见流言不可轻信。此外，马起云说太后死后，允禟之母宜妃也随之自缢身亡，而实际上宜妃一直奉养于恒亲王允祺的府中，怎么说当年自杀了呢？
第五，太后不可能因允禵而死。当年，圣祖因向来轻贱允禵，绝没有传位于他之意。同样，太后对允禵也不喜欢，曾公开说“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近也”之类的话，甚至允禵想单独拜见母亲，太后都不答应。当初，允禵奉命从西北回京，对新君种种无礼之举动被太后闻知，太后曾特命皇帝责斥他。更重要的是，允禵到遵化守陵，是太后死前三、四月间的事，而囚禁允禵则在太后死后三年，怎么说太后欲见允禵而不得呢？更何况，命允禵去守陵，是奏闻太后，而经其“欣喜嘉许而遣之”的，当时太后并非不知不允。
那么，雍正的上述自辩是否可信呢？笔者认为，除他指出传言有相互矛盾和有关宜妃自缢之事有误外，其它“辩词”都有明显疑点，令人难以信服。
首先，雍正说母后素患痰疾，后因积哀日久成疾，旧恙复发而死，这话是在乌雅氏死后六年多才为辩己清名而说的，当初发布死讯时，并未说明病情死因。相反，雍正若拿出乌雅氏死前的“医案”，将会使传言不攻自破，因为这是最能说明事实真相的原始证据，可他并没有这样做。可见，雍正或许在这方面有所顾虑，因为当初不可能没有留下太后的诊治医案。
其次，乌雅氏谦和仁厚，御下宽大，所言大致不虚，但她的性格是宽和之中带有倔强。康熙死后，她一度“决意从殉，不饮不食”，直至雍正以死谏阻，才以水充饥，打消了殉死的念头。（《大义觉迷录》卷一）这件事既反映出乌雅氏对康熙帝确有感情，也说明她不慕荣华、不贪恋福寿的倔强性格，这在现存的史料中亦可得到印证。因此，不能仅以其性格的表象，来断言她不会做出极端之事。
再次，雍正与生母关系并不像他所表白的那样亲近，乌雅氏对雍正的即位也并不热心。实际上，雍正自幼受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与生母关系平常。他即位后，乌雅氏曾说儿子做皇帝“不但不敢望，梦中亦不思到”。（萧奭《永宪录》卷一）这话是谦辞，抑或别有含义？雍正举行登基大典，照例应先诣皇太后处行礼，然乌雅氏再三托辞而不受，曾说：皇帝登基，理应受贺，至于与我行礼“有何关系”？最后，在雍正君臣的再三坚请下，她才勉强接受。
翻开古书，在新君登基之初，这一推一让，乃是故套，本可不必过度计较。然而，有两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大可作为上述判断的注脚。一是新皇帝生母按礼制应尊为皇太后，并恭上徽号及表文、册文、金册、金宝，举行隆重的典礼仪式。但乌雅氏起初坚辞不受“仁寿皇太后”之尊号，在雍正君臣的再三请求下，才答以“知道了”。其后，她以康熙梓宫还未移送景陵为借口，一直不允准举行恭上册宝典礼，只表示移灵事毕方可举行。可是，当康熙梓宫于雍正元年三、四月之交移送陵寝后，雍正帝就再也没有提起何时举行典礼，看来此中必有缘故。二是雍正即位后，本想将母后从妃嫔所居的永和宫移居皇太后应住的宁寿宫，但乌雅氏硬是不肯搬入新居。直到她死后，雍正才将其梓宫安排在宁寿宫停放3天，再移至常停放帝后遗体的寿皇殿，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从这两件事上不难看出，雍正与乌雅氏的母子关系不仅较为平常，而且似乎还越来越紧张。
另外，雍正在母后丧期有前后矛盾的言行。乌雅氏刚去世时，雍正哀痛欲绝，表现得孝道绝伦，丧礼搞得极为隆重。这年暑期特别酷热，雍正帝又患有严重的畏暑症，他不顾臣僚的极力劝谏，坚持守灵，据他公开讲，为此曾几度昏厥。这期间，他曾密示年羹尧：“朕安，你实在为朕放心。实力不能撑，也顾不得丢丑了。况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着实借养，不必为朕过虑。”（《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折》）看来，他屡次昏倒只是因为中暑，并非由于母死之故。至于为何宁可“丢丑”也要硬撑着，显然是特意做给活人看的。不仅如此，雍正还坚持为母素服斋居33个月，尽3年谅阴之礼，做得古来罕有，其中饰孝作伪的成份很大。
与上述罕见的孝行相反，雍正无意中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来。按清朝礼制，国丧期间皇帝要辍朝15日或27日，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内务府议得：皇上27日内不办事。当大学士等奏请裁决时，雍正表示15日内不理庶务。按道理讲，他选择臣下的建议才能表明自己的孝心，可他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就在那15日间，雍正也没有按礼法停办国务。更令人疑惑的是，在乌雅氏的头两个祭日，雍正只写了两首并不感人的思母诗以示纪念。在其母去世三周年纪念日前，他曾预先明确表示要到陵前祭扫，但届时却以天热等为由取消了原定计划。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雍正不顾酷暑坚持为母守灵，而今为何却怕暑热而自食其言呢？其间道理并不难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乌雅氏之死当与允禵遭到迫害有关。就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看，允禵是康熙晚年最钟爱的少数皇子之一，并不像雍正所说的那样为皇父所轻贱。就情理而言，乌雅氏也不会像雍正所说的那样偏爱自己，而疏远允禵。若仔细分析雍正的有关“辩词”，就更令人怀疑其中的可信度。雍正说留允禵在陵上是太后死前三四月间的事，而正式囚禁他却是在三年以后，据此，传言所说乌雅氏是因想见允禵不成而撞死的事，乃是子虚乌有的捏造之言，这是雍正辟谣的支柱性理由。实际上，允禵回京后，屡屡怒犯雍正，为此雍正借送康熙梓宫之机，将其强留在遵化汤山守陵。允禵在陵上，有副将李如柏负责监视，毫无行动自由可言，形同监禁。直到乌雅氏临死之际，有令召允禵速回京师，而李如柏却借口部文没有声明是否奉有圣旨，又无印使为凭，竟然将御前侍卫吴喜、朱兰泰等特使扣下请旨，不准允禵回京。待到允禵再奉旨随特使回京后，母后已死两天了。事后，雍正盛赞李如柏诚信可嘉，能执大理，特赐白金千两，表示遇有总兵缺出，即行补用，并号召武职大臣要以此人为“规范”。同时，他又说：允禵在父母大事上，都不得及时赶到，是其无福和不幸；而此次受李如柏之阻即止步不前，实属可嘉。细想雍正所言，甚为可疑，值得玩味。由此可见，雍正后来辩解太后死前允禵有人身自由的话是不可靠的。
更为可疑的是，允禵从陵上回京后，雍正在母后灵柩前诏封其为郡王，但不赐封号，注名黄册时仍称贝子。允禵原为王爵，在西北时称“大将军王”，但回京后不久被削夺王爵，降为贝子。雍正为何在母亲灵前诏复允禵爵位，在那段上谕中说得最清楚：“贝子允禵原系无知悖谬，心高气大。朕教训俟其知改，然后施恩。今欲慰母后之意，封为郡王。若仍前不改，自有国法，虽治以重罪，伊亦无怨矣。”（萧奭《永宪录》卷二上）推敲一下上述谕旨，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乌雅氏之死与雍正处罚允禵密切相关，否则雍正为了慰藉亡灵而在母后灵前诏复允禵王爵之举，就没有再合适的解释了。
由上可知，雍正对母后之死的解释，多数是不合情理的，也与现在已知的历史事实相矛盾。因此，就乌雅氏死因而言，后人不可轻信雍正的一面之辞。那么，何玉柱、马起云等人的传言是否准确呢？回答也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亲眼目睹事实真相的条件，这也是他们的传言之所以相互矛盾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断言：乌雅氏绝非正常死亡；她的死与雍正严厉打击政敌兄弟的举动难脱干系。传言乌雅氏或因允禵而死，或为允禟事而死，我们认为，作为一国之母的乌雅氏，可能也对雍正强遣允禟到西北深表不满，但据情论理，她对亲子允禵的遭遇会予以更多的关注。这里，雍正当初是否为康熙所确认的唯一继承人，也不影响我们的判断。重要的是，在朝野人士尤其是那些有争储意图和希望的诸王子看来，当年不露声色的“天下第一闲人”雍亲王最终做了皇帝，大出预料之外，更为一度争储呼声最高的允禵及其支持者不服。从允禵自西宁回京后种种“乖张”、“傲慢”、“狂悖”表现来看，他对皇兄是很不服气的，那种争储落空后的失落感和愤懑情绪一再地表露出来，这使雍正极为恼怒。于是，允禵的王爵被削夺，家人被拆散发遣，禄米被永行停给，最后人身也失去了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乌雅氏夹在两个视同仇敌的亲子间，很难调处——偏向大儿子吧，外人会说你不公正，屈服权势，有失为母之道，于心何忍？若为那可怜而不冷静的小儿子说几句话吧（也许已经说过，但未起作用），一来大儿子不答应，再者也怕得罪那可以呼风唤雨的皇帝儿子，对己残年不利。所以，她一度被迫采取中立态度，任凭雍正对允禵的发落。终于，乌雅氏实在看不下去了，便选择了一死百了的出路。这种推理，应该是符合乌雅氏当时的处境和心情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认为雍正应该对其生母之死负有责任，但还不能说乌雅氏是被“逼”死的，因为当时雍正不可能做出这种自讨苦吃的傻事来。与此相关，就当时所面临的恶劣的政治形势而言，为了避免在权力交替时发生动乱的可能性，雍正对允禵、允禟等政敌，也只有采取拉打结合的分化离散策略，这是符合政治法则的。换句话说，后人对所谓雍正“逼母”一事，虽有澄清真伪的必要，但尚不好做是非性的价值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