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雍正五年因有人随诸王等入宫后捏造谣言而谕限入宫人数事

《上谕旗务议覆》雍正五年。 

上谕：近见乾清门外人甚繁杂，诸王及旗下大臣、部院大臣，内务府总管等，俱因在内办事，伊等跟随之人并无限制，以至人数众多，捏造言语，各处传播。大臣等俱各给有办事房屋，即在门外，不甚相远，将此著怡亲王、康亲王、领侍卫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公查例议奏，特谕。

和硕怡亲王允祥等议覆：臣等查，定例，凡进内禁门亲王以下、贝勒以上，准带一人，贝子以下，至大臣等，俱不准带人。（前一句说的是例子，后面说内议的结果）嗣后，亲王以下、宗室以上，如进，内禁门俱准带护卫一员，其部院大臣等，准带笔贴式一人随入。再，景运门、隆宗门后右门，系乾清宫侍卫、执事人等，给与职名出入之所，相应仍照旧例遵行外，其在内行走之王等，亦令得在隆宗门出入，其余俱令于后左门出入可也。

奏入于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

奉旨：尔等所议太过。朕因乾清门外，人甚繁杂，故行降旨王大臣等，著照常在各门行走，尔等所议内，有骁骑校跟随大臣之语，骁骑校系办事之人，不可令跟随大臣及以私事差遣，或印房笔贴式或领催令其跟随，余依议。

PS：哈，雍正五年十二月，离雍正六年就差几天了哦，不知道都有什么样的谣言开始流传了，皇帝开始限定入宫办事人数了。十三等议定的人数比皇帝本意还要严，他们做臣子的耳朵里听到的传言，可能比皇帝打听来的，想象来的，还更要耸人听闻。

引用

白菜，白菜。传言可不是在四四时才有的。

我知道阿《国朝宫史》与《国朝宫史续编》里禁止把宫闱事外传的记录，乾隆朝嘉庆朝也都有。

关键是，四这段上谕的时间十分敏感，雍正五年，他刚因为卢宗汉传言岳钟琪要造反，处理了这段案件。这道上谕就在此案后不久（五年12月），而转年（六年），曾静就因为听说岳钟琪是岳飞后代，想要“修宋金之复仇”，而派弟子张熙去策反岳钟琪。谣言时时都有（现在信息时代，难道就没有关于党中央的谣言啦？），关键是曾静所记录的谣言，对四的中伤远远超过了康乾二帝不说，这些谣言甚至喧嚣到了有人冒死去策反大臣的地步。

雍正五年底，皇帝自己也一定听说了不少民间的飞短流长了（雍正五年，说皇帝要在江南采美女的流言他就知道），只不过从这段上谕来看，他还没有认识到事态会发展到曾静、张熙在听说了这些谣言后，会劝封疆谋反的程度罢了。

对，是巴格达胥。当初偶还跟狗友们说，他并不是个反叛者，也没有愚忠，他只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刻做了正确的选择。当然，杨的个人魅力也是很重要，超喜欢杨，除了生活能力差些，也算得上是个全人~~~~~

你的这段话，让我想起公司里的“消息灵通人士”，的确是这样，他们的消息未必对自己有利，可是仅仅就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她，觉得她有本事。从心里学上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意识体现。

玻璃，是巴格达胥，杨的情报人员。狂风沙里，偶棉史昂老大要把修罗金融部长官从野兽训成家禽，那巴格达胥就是典型被杨驯服的野兽，收服他的那段，写得非常精彩，虽然巴格达胥没有完全变成“家禽”，不过这种人，能一直被杨所用，并在杨死后继续留在伊谢尔伦，实在是非同一般。其实巴格达胥的理论，是古典的“理性人”假说的扩展，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对地位问题。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有的人就是喜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比如老三的多次临丧无状，有的人在不想或无法提高自己绝对效用的时候，就会转而选择拉低他人的绝对效用，以提高自己的相对效用。不过白菜说的也的确是很重要的一面，有些流言，传播者并不一定主观认为是“非”的，他们主观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持有者，他们的目的，也不是通过流言损害他人，只是想通过流言“伸张正义”，社会舆论本身是社会惩戒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对那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伦理共识却无法通过强制性手段制裁的人的约束，语言是一种权力，即使对于下层，是“弱者的武器”，是暴力难以完全打压，让强者忌惮的东西。不过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双刃剑，无论是民间流言还是朝野舆论，比如说会有“雍正去头”这种小道消息，比如说有宋代祖宗之法的“防弊之政”导致的诸事推委（还有洋务啊，每办一件事都要应付诸多朝野舆论，气死人了）。

还有，有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打听宫闱密事并向外传播昭示自己的社会地位，显示自己获得信息的能力。昨天刚看到有个小说写了一段，贴过来，写唐太宗的，没什么关系，不过正好提到小道消息的问题。

[公平的说，其实在长安也一样。社尔那些官职较低不能接近皇帝的族人亲友，也一样会经常想法子从他这里打听些宫闱秘闻，好出去吹嘘炫耀自己消息灵通地位紧要……但是在长安至少有一个好处，入居长安的人至少都听说过“泄漏禁中语”是一项严重罪名，当执掌宫禁宿卫的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顾左右而言其它地岔开话题，那些人不会再逼问，也不会有什么不满怨怼。]

白菜，白菜。传言可不是在四四时才有的。偶今天看刚到手的《国朝宫史》里有一段康熙年间的，偶录下来：

康熙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上谕：著内务府总管传于二十家内管领：宫内一应服役行走女人，凡有事进宫，公事闭即应外出，不许久停闲坐，将外间事入内传说，并窃听宫内事往外传说。种种情弊，皆所不免。除已往不究外，嗣后如有此等，一经察出，必重处不赦。该管领一并治罪，决不轻恕。

这段不是说女人八卦么？老爷子时就出过类似的事情（真想知道具体~~~~偶，偶也满八卦的），到了四四这里，星火燎原，逼得他发狠，采取手段了。

都说谣言止与于智者，可是生活中又有多少智者呢？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没错，却也因为缺乏素养教育很少有判别是非的头脑，再有就是市井小民的心理，喜欢看别人笑话。

有的时候谣言的来源也可能是失败集团的怨望诽谤之词，他们这么传播也没什么即得利益了，但能把成功集团搞臭，何乐不为呢?
还有种情况，就是当年的中国老百姓对知识分子有种自幼生成的崇拜、爱戴、信任。看到他们遭受痛苦，就会生出同情。看四把年隆案扩大化，把“江南有数人家 “（康熙说江南查家）查氏兄弟几个月内弄死两个（查慎行刚一出狱就死了，查嗣庭死于狱中，被拖出来当众戮尸，儿子全都流徙），头脑比较简单朴素的民人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怎么一门三进士，朱检讨（朱彝尊）的亲姑表，江南望族一夜之间就家破人亡个一干二净了呢（查慎行这人的人品白菜也很佩服，查家还余查嗣王栗生还），于是就有愤愤不平的小文人编出“雍正去头“之说了（这明显是编造附会，因为维民所止的维是丝字边，雍正的雍是乡字边，不是一个字，而且查嗣庭当初的考题和日记里也没有维民所止这回事）。这跟集团斗争，阶级斗争关系还不大，完全是社会舆论有其一定的文化心理导向，以及人的天性有怜悯心的结果（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说怜悯心与同情心出自人的天性，白菜同意，我见过一岁的小孩子看到猫咬老鼠，就抓起东西打猫的）~文革时，毛主席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好，要对他们批斗改造，傅雷夫妇受辱自杀了，当时就是大多数人认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也还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同情傅氏夫妇，把“畏罪自杀的阶级敌人“的骨灰偷出来藏好，多年后交还给傅聪，四在当年还没有毛泽东的民望，查案又很明显是政治斗争扩大化的结果，查氏三兄弟也不是鱼肉乡里的恶人，这就不能怪老百姓对查家心生同情，而编出什么“维民所止就是雍正去头“的故事来解释这起公案了。

关于谣言，我认为《银英》里的某位谍报人员（汗，时间太长了，记不住名字了。）对尤利安（扬威利的养子）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那人说“任何谣言的散播都有它的目的，仔细分析这些谣言，对谁(集团)最有利，他(集团)就是谣言的散布者。”不过，转念一想，有些人就是喜欢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啊，相对论，相对论。

多走一步也许就是被呵斥下，再走近了那门上的虾们可就要把这人抓了法办了。

关于怎么惩处，《则例》也有写，连着家主一起罚俸，降级，倒霉哦~

真是太严厉了!四四这样做感觉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哦!这样反而让不法分子更有造谣的理由了!!

另:要在“景运门外，隆宗门外台阶下二十步以外停止“，不许再往前一步?真有这么准?谁要是多走出一步就要处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