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通史——康熙帝玄烨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5年4月24日），在紫禁城景仁宫，世祖妃佟佳氏诞生一男孩，他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即未来的康熙帝。世祖生有八子，玄烨排行第三①。谁能料到八年后，这个尚未涉世的孩子却轻而易举地被扶上皇帝的宝座！他以其天资英武，雄才大略，成就了一代伟业，是亘古少见的英明君主。
第一节 聪颖勤学


　　玄烨一出世，就得到了年轻的父母亲的喜欢，特委托可靠的奶妈带他到紫禁城外哺养。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父母惟恐他染上这不治之症，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多少年后，他犹抱憾不己②。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平安地出了痘，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他出过痘竟成 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

　　玄烨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学的天分。后来，他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接着，“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此不疲”①，“好学不倦”②，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他十七、八岁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③。难怪他知识渊博，通古知今，这都得之于他日积月累的刻苦学习。他上面说的话，并非是自夸之辞。官方档案记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辞④。

　　玄烨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又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骑马、射箭是训练的主要科目。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至盛年时，能挽弓十五钧，发十三把箭，能左右开弓，每矢无不中的。宫中的严格要求和他自己的不间断的刻苦磨练，迅速地把他培养成一个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难得人才。

　　在玄烨的成长过程中，要特别提到祖母孝庄文皇后对他的精心培育。玄烨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祖母便直接负起养育的责任，倾注心血，把他教育成人，教他如何做人，怎样为政。正如玄烨自己所说：“朕自幼会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祖母对玄烨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凡饮食，一言一行，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经过反复教诲，这些已深深地注入他的幼小心灵之中，即使平时独处，也不敢越分违背①。他在位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②。尤其是在政务方面，祖母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位贤德的祖母给予玄烨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代伟大的事业。康熙二十六年（1687）末，当祖母病危时，他日夜侍药看护，深情地忆起祖母的养育之恩。他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③他对祖母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甚至已远远超过对生身父母的怀恋。

　　玄烨幼年时已显示出与一般孩子不同。他接受外界事物的能力强，反应灵敏，模仿大人言行，更为其他同龄孩子所不及。六岁那年，有一次，他同诸兄弟向父亲问安。福临想试试他们的各自志向，就问他们将来都想干什么。老二福全说：“我将来愿当个贤王。”老五常宁才三岁，还不懂父亲的意思。问到玄烨，他朗朗答道：“待长而效法皇父。”一个六岁的孩子，出语不凡，福临不胜惊讶④。看得出来，幼年的玄烨确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两年后，这个人小而志大的孩子，终于如愿以偿。

第八节 重文化


　　康熙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刚刚从武力取天下转入和平建国时期。他顺应这一形势，大力倡导汉族的传统文化，并率先示范，把自己所学与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孜孜求治，取得了先辈们所不曾有过的业绩；同时，又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确属罕见。

　　康熙帝重视文化，倡导并率先学习各种知识。康熙五十年（1711），有一次，他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则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请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己。”　　②这段话是他对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刻苦学习的生动概括和总结。除了学习中国典籍，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如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以及哲学、医学，无所不学。他在西方学者如南怀仁、徐日升等人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这些知识。他还有兴趣地学习西方乐理，学会使用乐器。西方传教士引入的科学仪器，他都热衷于操作，亲自应用仪器测量高度、距离。　　①在当时，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

　　当然，在他所学的知识中，他最重视的是儒学，他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学。他深入研究，不断阐发其微言大义，自成一家之言，成为理学的权威。他组织编纂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亲自为序，阐明他的见解。来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细心地观察康熙帝言行之后，认为“他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教的精神”，称他是中国“儒教的教祖”。

　　康熙帝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纷纷仿效，一时成为风气。深有造诣的经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不断涌现出来，他们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封建文化开始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显示了空前昌盛的景象。但是，正如作为一个西方人的白晋所指出：“现今中国，人们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了哲学以外的其它学问。”这就是说，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康熙帝这样杰出的封建帝王在内，从来都把儒学伦理放在第一位，用封建纲常一套思想来维护巩固统治，至于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把它视为“淫巧”而加以排斥。康熙帝热心学习各种知识，包括西方科学知识，是他从一个帝王的立场出发，要使自己成为万民景仰的绝对权威，以驾驭群臣和人民，俯首听命。因此，他在这一点上与历代帝王并无根本不同。他把学到的西方新知识，自己垄断起来，没有指示更没有倡导把它推广到生产实践中去，因而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给中国的生产发展带来益处。

　　康熙帝把自己精心学到的儒家伦理应用于治道，却是取得了完全成功。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耳。”　　①他学习愈深透，求治之心愈切。同他的学习态度一样，他六十余年如一日，为政毫无懈怠之时，可概括为一是勤，二是实，即勤于政事，讲实际，求实效，不尚空话，饰虚文。

　　康熙帝去世前，留下遗诏，曾说到他一生的辛苦：“自御极以来……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深感“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　　②。短短几句话，是他六十一年勤政的写照。从登基之日始，特别是他亲政后，每日“昧爽视事，惟恐有怠政务”　　③。即使有病，“亦勉出听政”，有时半夜来了紧急奏报，必“披衣而起”　　④。每次出巡，不论在何地，也是日日处理政务，他坚持当天的事当天处理完。据白晋亲见，康熙帝“日夜为国操劳”。康熙帝曾对心腹之臣高士奇表露他的苦衷，“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画于胸中。”　　①这又反映他勤于思考，处事深思熟虑的严谨作风。

　　康熙帝为政，主张“见诸实行，不徒空谈”　　②。他自己这样做，要求大小臣属也这样做。他认为，凡事皆在人为，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反对用“天命”一类的“虚文”来掩饰自己的庸碌无为。他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如其所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惟有“实心行实政而已”。所以，他一生从不许谈论什么“景星”、“庆云”、“芝草”等祯符祥瑞，他说，这都是“虚文”，“朕所不取”　　③。臣属每逢国家庆典对他称颂、上尊号，祝寿，这些都为康熙帝所拒绝。群臣准备为他庆七十寿辰，这最后一次请求也被他拒绝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寿六十有九。葬景陵。庙号“圣祖”，尊谥为“仁皇帝”。

第七节 理财政


　　康乾“盛世”（包括雍正）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经济取得了全面的进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是“盛世”的开创和开始的时期。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为“盛世”确立了稳固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康熙帝在顺治朝经济开始回升的基础上，大力整顿财政，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活力，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顺治时期，是在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对财政采取某些应急措施，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明清（后金）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和明末农民战争，加之明末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社会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尽管顺治帝和他的理财能臣们想尽办法，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尚未得到根本改善，“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　　①。康熙帝即位初年，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康熙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奏道：“司农告匮，议及加派天下地亩五百余万两。”　　②不得不仿照明朝加派之法，每顷加征银一两。总收入略增加，还是支付不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各项费用。连少年皇帝也感叹，“民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实为不忍。”　　③

　　康熙六年（1667年），才十四岁的康熙帝对吏部各部门发出指示，其中写道：“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世。”　　①以后，他不断阐述这一基本思想，显然，这是他追求的治国目标。封建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土地。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难题是，近京各州县的许多土地都被满洲贵族所圈占。这一圈地风潮持续了二十余年，到康熙五年，还发生圈换民地的事件，致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康熙八年，他亲政之始，便下达禁止圈地的命令，“朕缵承丕业、又安天下，满汉军民原无异视。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己圈者，悉令给还。”　　②这场公开掠夺民地的暴行，延续多年之后，终于被永久禁止。康熙帝这一措施颇得民心，社会也得到安定。

　　就实际而言，废止京畿“圈田令”，还仅是个局部问题。对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康熙帝提倡和奖励垦荒。且不说关内各省经济残破，即如关外清的“龙兴之地”，也同样是“荒城废堡，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无法耕种　　③。顺治时，曾规定鼓励垦荒的政策，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此项政策收效不大。到康熙帝即位，才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康熙元年，下了一道严令：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秋，请旨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　　④。这以后，康熙帝又规定了具体条例，把垦荒和人口增加与否，作为考核各级官员升降奖罚的基本依据。康熙帝说得好：“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犬之休。”　　①康熙帝着力于“劝垦”，正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积蓄丰厚的物质财富。

　　为了调动农民归乡、垦荒的积极性，康熙帝一再放宽起科的年限。开始，一般都定为垦荒三年起科，至康熙十年，又延至四年，再改为六年。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又指示：“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　　②以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起科年限又有所缩短，各省规定不尽相同，三、五年不等。到康熙帝后期，“国用已足”，对一些新垦荒田仍“不事加征”　　③。垦荒政策贯彻康熙帝执政的始终。广大农民受到鼓励，并得到垦荒的实惠，生产的积极性随之而提高了。康熙十三年，“定招民开垦酌量试用之例”：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三十顷以上至百顷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试其文化程度，授与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　　④。条例还特别鼓励殷实之家即地主乡绅垦田。他们家给富足，有条件多垦荒，所以，所得利益最多。

　　通过垦荒，其土地即归开垦者所有，“不许原主复问”。还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均并入所在州县土地，“与民日一体给民为业”，此一田地称为“更名地”。愿认领“更名地”者，需向当地州县官府缴纳“易价银两”，实际是变价出售给农民。康熙九年（1670），规定“更名地”与民田一例输银，免其纳租，取消易价银，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赋。这项改革，使农民增加获得土地的机会，也减轻了负担。

　　康熙帝在位时期，垦荒与耕地稳步增长。以康熙二十四年为例，该年土地为五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余顷，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五十多万顷。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说：“今天下户口甚繁，地无弃土。”　　①至康熙六十一年，达到八百五十一万九百九十余顷。　　②

　　康熙帝一直很重视兴修水利。他认识到水利与发展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把它看成是自己为政的一件大事，一直到逝世，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

　　自顺治以来，为害最大的是黄河、淮河、连年决口。据统计，在康熙帝执政的最初十五年内，黄河决口达六十九次，平均每年决口四点六次。黄、淮每次决口都给中原产粮区和江南苏、松等富庶之区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到局势的稳定。顺治时，每年为治黄投资百数十万两，役丁夫数万，迄无成效。到康熙十五年，已更换五任河道总督，也无济于事。康熙帝决心治黄，务求“一劳永逸之计”　　③。

　　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选中才能卓著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继任河道总督。在全力平吴叛乱、国家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康熙帝不为廷臣议论所左右，全力支持靳辅整治黄河的大修计划，拨给治河经费二百五十余万两　　④，此后，每年拨三百余万两。在康熙帝的严督下，靳辅尽心主持河务，历六年之艰辛，使黄河、淮河尽复故道，水患顿消。康熙帝高兴地说：“河道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今闻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以后益宜严毖，勿致疏防。”　　①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帝南巡，首次阅河工，并召见靳辅，高度评价他治河的功绩，即兴赋诗一首，赐给他，还嘱他大功告成时，将治河事写成书，赐书名《治河书》，以“垂之永久”　　②。自这年始，至四十六年，康熙帝曾六次亲自视察河工，实地考察，指授治河方略，对治河起到了领导与指导的重大作用。

　　康熙帝重用水利专家靳辅治河十一年，不仅全面整治了黄、淮，变水害为水利，并疏理了运河，使之畅通无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治黄淮，兴水利，是康熙帝的一项重大成就。他去世后，官修《圣祖实录》赞扬他“治淮黄，筑六坝，修太行堤，障沁河诸水之下流；疏永定、子牙两河之潴泄，捍民之患，而仁被于泽。”　　③又说，“巡阅河工，指授方略，淮黄底定，世赖平成。”　　④这些颂扬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康熙帝身为帝王，时时“轸念民生”，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的。在他执政五十一年时，他总结自己的治绩说：“朕宵吁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实政，无如除赋蠲租。”蠲免钱粮，是他“轸念民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自己颇为满意的一大“实政”。实在说，康熙帝一朝蠲免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坚持时间之久，数量之巨，都是在此之前任何一代所无法比拟的。在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凡遇国家庆典、战争及他巡幸所经之地，即行局部的或全国性的蠲免。而灾荒蠲免则是经常而无间断的。灾荒如水、旱、虫、霜雹、地震、火及风所造成的破坏，康熙帝即据灾情，给予蠲赋，或减征，或赈济，务使灾民存活。康熙帝做到了无年不蠲免，无地不蠲免。一年之中，有蠲免一省至数省的，有一省连蠲数年的，至于一城、一县、一乡受蠲免的就更多了。如，康熙帝决定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地租额免征，“三载之内，布惠一周。”其后，“普免之典，实肇于此”　　①。康熙四十四年，据大学士统计，自康熙元年以来四十四年间，全国所免钱粮总数共九千余万两　　②。至四十九年，据户部奏，蠲除之数“已逾万万”　　③。特别是，就在这一年，康熙帝宣布：从明年即康熙五十年始，在三年以内，将全国各省钱粮“通免一周”。决定先蠲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钱粮。至于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至期候旨行”　　④。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已统计三年之内，“总蠲免天下地亩人才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　　⑤。

　　康熙帝在执政五十年时说过：“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　　⑥他把蠲免看成是“古今第一仁政”　　⑦。数十年来，他躬身实践，收效明显。民困得到纾解，民力得到培植，国家储积充盈，值得称道的一件盛事，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向全国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为准，“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　　①康熙帝大胆取消新增人丁的人头税，这是历代所未曾有过的一桩带有根本性的大事。这一宣布，标志着当时的经济己达到高度繁荣的程度！康熙帝的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变，还预示着解放生产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的迅速增长。至康熙帝晚年，全国耕地面积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由数千万骤增至一亿数千万！因此，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上，也就是宣告“盛世”的开始！

第六节 抚蒙古


　　当清军在黑龙江畔反击沙俄殖民强盗时，在我国西北又爆发了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的入掠，在乎息噶尔丹兴兵的前前后后，康熙帝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为安定北疆、巩固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准噶尔部原属于额鲁特四部蒙古之一，游牧于伊黎河流域。在清兵进关夺权，全力对南明和农民军用兵，而“未遑远略”，无暇北顾时，他们趁机“雄长西北”，对清朝“间通使，间为寇”　　①。其中，准噶尔部变得强大起来，它四出剽掠，搅得草原无宁日，各部蒙古无不受其侵害。当噶尔丹夺取准部的统治权后，吞并了各部蒙古的大片领地，势力猛增，到康熙十七年，它已控制了天山南北，远及青海与西藏。次年，他自称“博硕克图汗”。尤其严重的是，他投靠沙俄，企图借沙俄之力来实现其政治野心。沙俄在侵略黑龙江的同时，又侵入到喀尔喀蒙古地区，占领了我国贝加尔湖直至石勒喀河的广大领土。它插手蒙古内部的纷争，挑拨和引诱他们脱离清朝而投入俄国的怀抱，从康熙十三年到二十二年的十年间，噶尔丹几乎年年派使者前往俄国，乞求军事援助。沙皇给予鼓励和支持。噶尔丹更加大胆地在广阔的草原上采取军事行动，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噶丹尔率三万铁骑，向喀尔喀发动了全面进攻，实则是向喀尔喀的保护者清朝宣战。仅一年多，喀尔喀三部即札萨克图汗、车臣汗、土谢图汗都被击败，它们的王公贵族和数十万牧民无法立足，尽弃牲畜帐幕南下，逃入谟南（今内蒙古）境内。这时，康熙帝派出的边界问题谈判代表团前往色楞格斯克，正好路经喀尔喀境，据他们所见，“喀尔喀国男妇驼马络绎南奔，不下万数，若有蹑其后者”。几天后，只见“南徙者蔽地而来，前后相望六十余里，马少驼多，挽驼者皆妇人”。由于缺乏饲料，“遗弃牛马死者相枕，臭闻数里”　　①。

　　噶尔丹吞并喀尔喀三部，破坏了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给广大的蒙古牧民制造了深重的灾难。准军的铁蹄所到之处，草原上鲜血遍地，一片恐怖景象。

　　面对噶尔丹的侵扰，康熙帝迅速作出决策：首先安顿溃逃的喀尔喀部民，命尚书阿尔尼等调拨归化城、独石与张家口两处仓储粮食，赐给茶、布、牲畜十余万，进行紧急救济。其次，他指令科尔沁划出部份水草地，暂供其游牧。他向噶尔丹发出通告，令其率众西撤，归还侵地。康熙帝召见在京的沙俄使臣，严正警告沙俄，支持噶尔丹，即有意要“开兵端”！但是，无论噶尔丹，还是沙俄，都拒不接受康熙帝的警告。更为甚者，噶尔丹还以追喀尔喀为名，侵入乌尔会河一带。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率军二万，一直深入到距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

　　噶尔丹“其志不在小”，己暴露出窥视中原之意。同年六月，康熙帝下诏亲征，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军出喜峰口。当噶尔丹深入到乌兰布通时，康熙帝命右翼停止进兵，改命康亲王杰书等屯归化城，截其归路。八月一日，清军与准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激战一整天，大破准军数万人。噶尔丹卑词乞和，康熙帝不允，命令“速进兵，毋堕贼计。”果然，噶尔丹不等答复，连夜北逃，清兵追赶不及。八月下旬，清军振旅班师。

　　康熙帝趁噶尔丹败逃之际，加紧整顿喀尔喀各部，巩固清政府对它的管辖，以便孤立噶尔丹。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决定在上都多伦诺尔举行会盟，传知喀尔喀各部及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贵族齐聚会盟之地。在这里，康熙帝连续举行召见、宴会、会盟、阅兵、赏赐、裁决是非等庄严的仪式和步骤，显示了清朝作为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康熙帝宣布：将喀尔喀各部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共分三十四旗，“其号亦与四十九旗同”　　①。康熙帝以此会盟的形式，恩威并施，迅速地安定了喀尔喀，并从体制上调正和明确了它的内部关系，也增强了同噶尔丹的斗争力量。

　　五月六日，会盟结束，康熙帝回到北京。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逃跑后，仍在谋划卷土重来。他派人去莫斯科求救。沙皇答应：“至青草出后，助鸟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克鲁伦东方界上。”　　②康熙帝仍在争取噶尔丹，康熙三十三年，约其来会盟，遭到拒绝，派去的使臣也被杀害。康熙帝知噶尔丹毫无悔改之意，便略施一计：密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伪降噶尔丹，答应为内应，夹攻清军，以此引诱其出动。噶尔丹果然上当，清军以逸待劳，一举歼灭之。次年（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果然亲率三万骑兵，沿克鲁伦河而下，进至巴颜乌兰屯驻。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再次统帅八旗劲旅出征。兵分三路，康熙帝自将中路，开赴瀚海以北，约期夹攻。行军七十余日，士马馁困。康熙帝与将吏“同其菲菜，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　　③。途中传夹沙俄助兵的消息，有的将吏提出暂缓进军，大学士伊桑阿等力主请回师。康熙帝很生气，说：“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且大军退，则贼尽锐往西路，西路军不其殆乎？”挥军疾趋克鲁伦河，康熙帝“手绘阵图，指示方略”　　①。噶尔丹闻讯，登山遥望清军军容甚盛，见有御营黄幄龙纛，知道康熙帝亲征，顿时丧胆，急令拔营逃循。次日，清军赶到克鲁伦河，对岸已不见一帐。康熙帝亲率前锋追赶三天，至拖诺山，也没追上叛军，便下今回师。

　　噶尔丹奔逃五昼夜，至昭莫多，却与清西路军遭遇。大将军费扬古分兵埋伏于周围树林，将噶尔丹引诱到伏击圈内，进行围歼。这一仗消灭叛军万余人，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　　②。六月，康熙帝驾还京师。

　　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全军覆没，从此便一撅不振。其在伊黎的老巢，已被他的侄儿所夺占。由于他的暴虐统治，新疆、青海部民都背叛了他。他到处流窜，无处安身。康熙帝还希望他悔过自新，特命理藩院自独石口至宁夏设驿馆，召其主动投顺。但他拒绝了康熙帝的宽大。于是，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给噶尔丹以最后的一击。噶尔丹残部不过五、六百人，一听说清大兵将至，纷纷前去投降，还带路追捕噶尔丹。同时，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拥劲兵，准备活捉他。噶尔丹众叛亲离，连沙俄也抛弃了他，他俱怕被擒，便服毒自杀。他的尸首与其子女一并被献给了清军。噶尔丹发动的武装进掠，历时八年，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平定噶尔丹以后，康熙帝对准噶尔部仍采取非常宽大和笼络的政策。他继续坚持满蒙贵族联姻的传统作法，把宗室之女嫁给准噶尔王公贵族。噶尔丹之子色布腾巴尔珠尔被俘时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康熙帝予以“恩养”，授为一等侍卫，康熙五十四年，将宗室觉罗长泰之女嫁给他，并授为“镇国公婿”　　①。噶尔丹之侄孙丹津阿拉布坦于康熙四十一年来朝降清，康熙帝即优礼相待，封为多罗郡王　　②。康熙帝的这些亲善措置，对准噶尔部起了安抚与稳定的作用。使他们同清朝保持着密切关系。

　　至康熙帝晚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兴兵作乱，侵入西藏，大肆抢掠破坏。满汉大臣都以路远不同意进兵西藏。康熙帝断然否决他们的意见说：“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　　③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康熙帝令清军护送达赖七世进藏，大破叛军，西藏很快稳定下来。

　　康熙帝决策并统帅大军三次出塞，消灭了侵扰边境的乱军，进一步统一和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对沙俄的侵略与扩张是一次沉重打击，有力地捍卫了西北和北部边疆的领土完整。这是康熙帝创立的又一大业绩。特别是在筹划平叛及处理复杂的蒙古问题过程中，康熙帝的胆识、远见、气魄，甚至不计“万乘之尊”与将士同甘苦，以及勇于实践的精神，堪称是历代帝王的典范和楷模。

第五节 征“罗刹”


　　当顺治元年（1644）清兵蜂拥进关夺取全国政权时，沙俄殖民强盗已悄悄窜犯到中国的黑龙江沿岸。先是以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有一百三十三人的侵略军，于1643年入侵到黑龙江北岸。二年后，又有哈巴洛夫为首的七十余人的远征军，再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继哈巴洛夫之后，又有斯杰潘诺夫所率领的三百七十余名侵略军，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自波雅科夫首次入侵以来，十年中，沙俄派到黑龙江去的不下一千五百余人。　　①这一批批殖民强盗，执行沙俄的扩张政策，完全以掠夺土地、黄金及财物为目的，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他们从黑龙江上游，窜至中下游，最严重的是，已入侵到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

　　这时候，清朝正全力进行国内统一战争，但是它对沙俄日益扩大的猖狂进犯不能置之不理，仍然动员当地军民抗击沙俄入侵。顺治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七年，清军曾在松花江口、呼玛尔诸处及古法坛村等地，大败过沙俄强盗。经过清军反复征剿，基本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但没有彻底根除。沙俄以尼布楚、雅克萨等处为巢穴，筑城盘踞，不时地出没在上游地区。清军之所以未能彻底驱逐沙俄侵略军，主要原因：一是对沙俄入侵的严重性认识尚不足，把沙俄的入侵仅看作是沙俄不法之徒的骚扰。二是力量不足。顺治时，清朝把几乎全部力量用于同农民军余部和南明作战，没有余力反击沙俄的侵略。三是准备不足。黑龙江地处辽远，“饷不继”　　①，多次征剿，皆因粮饷问题，被迫“中道而返，未获翦除”　　②。

　　康熙帝即位之初，这种情况仍没有根本改变。他亲政后，“即留意”沙俄对黑龙江的侵略，“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　　③，已经为反击沙俄作好了思想准备。当康熙帝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黑龙江问题时，爆发了吴三桂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他无力北顾，还把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等地驻防清军南调，甚至“调兵一空”　　④，全力用于平叛。这又给沙俄以可乘之机，继续阴谋扩大和加紧对中国北疆的侵略。他们以策动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如根特木尔叛逃的手段，来达到他们侵占中国土地的目的。

　　康熙帝对沙俄采取了和平外交的方针。他从康熙六年起，在十余年间，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臣前往尼布楚交涉，并给沙皇写信，阐述了清朝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呼吁沙俄停止侵略，交还逃人，和平地解决争端。康熙十五年，沙俄使臣尼果赖来华活动，康熙帝再次要求俄方“归还速逃，严禁罗刹，毋扰边境，许贸易通好”　　①。但是康熙帝的一切和平努力，沙俄根本不予理会，相反，继续扩大侵略活动，又窜至黑龙江中游的精奇里江各处筑室盘踞。

　　沙俄野蛮无理和侵略行径，使康熙帝无法容忍。他指出：“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又写作费雅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　　②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沙俄无端侵略的愤慨心情。为此，康熙帝着手积极备战，加强东北边防。康熙十五年，康熙帝决定把宁古塔将军衙门移至吉林乌喇（今吉林市），倚江畔，“建木为城”。调来新旧满洲八旗兵二千人，徙关内直隶各省的“流人”数千户来此定居，主要任务是建造战船，屯积粮草，并营建水师营，“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指沙俄）”　　③。康熙帝显然是把吉林作为反击沙俄侵略的战略基地。

　　康熙二十一年（168l）春，吴三桂叛乱刚刚被镇压下去，康熙帝不畏长途跋涉之苦，亲自“省观”吉林。此行目的，“巡视边疆，远览形胜”，为反击沙俄作政治动员和军事方面的进一步准备　　①。在吉林期间，他还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高级将领，听取他们的报告，直接了解防务和沙俄入侵的最新事态的发展，这次远足巡视，促使康熙帝下决心向沙俄发起反击。

　　康熙帝一行是在当年五月初返回北京的。他曾同廷臣讨论征剿罗刹的事。“众皆以路远为难”，对反击沙俄持消极态度。康熙帝指出：“征剿罗刹似非甚紧要，百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样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他力排众议，当即做出“征剿”沙俄的战略决策　　②。他先派遣副都统郎坦、彭春等率二百余人的小股部队，前往黑龙江侦察敌情。行前，康熙帝密授机宜：此行以“扑鹿”为名，迷惑沙俄侵略军，使侦察得以顺利进行。其次，要详细考察黑龙江陆路远近，至额苏里水路里数。最重要的是直抵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　　③。

　　年底，郎坦等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向康熙帝报告说：“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　　④还不到三十岁的康熙帝，深谋远虑，当即采取如下措施，一、调取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五百人，并携带红衣大炮、鸟枪等，由宁古塔将军巴海、萨布素率领至黑龙江。二、在瑷珲、呼玛尔两处“建立木城”，与沙俄“对垒”。三、备足军粮，令科尔沁十旗和锡伯、乌拉地区官庄提供一万二千石粮食，足够三千部队三年之用。清军至驻地，即行屯田耕种，再由索伦人接济牛羊。为保证长期粮饷供应不断，康熙帝又指令开辟辽河、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水陆联运。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运饷的困难，保证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长远看，康熙帝的措置对开发东北也有重大意义。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萨布素提出攻取雅克萨的作战计划：预定四月水陆并进，沙俄不投降即攻城，如攻取不成，则遵旨“毁其田禾以归”　　①。康熙帝批准了这个计划，又任命都统公彭春任统帅，增派副都统班达尔善、马喇及善使水师的建义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从京师、东北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调来八旗官兵，另从福建调来藤牌兵四百人，共计兵力近三千人，先集结于瑷珲。康熙帝还考虑到前线与朝廷之间要保持军事畅达而迅速，特指示自齐齐哈尔（墨尔根）至雅克萨之间设立驿站，令杜尔伯特与扎费特两旗派兵五百和量拨索伦兵分驻各驿站，负责传递军情。在康熙帝的精心筹划下，军事部署已是十分完备。

　　四月二十八日，彭春、萨布素统率清军自瑷珲水陆并进，目标直取雅克萨。至六月初，胜利的捷报已飞送北京：沙俄遭到沉重打击，被迫出城投降。康熙帝发出新的指示：“雅克萨虽经克取，防御断不可疏，应于何地驻兵弹压，此时即当定议。”　　②经议，清军毁雅克萨城，分别撤至黑龙江城（瑷珲）、墨尔根两处筑城屯种。

　　清军撤离雅克萨不久，沙俄派遣拜顿率授军已赶到尼布楚。七月初，他汇合托尔布津的残兵败卒共五百余人，再次返回雅克萨据守。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萨布素紧急上奏，二月，康熙帝明令，要“速行扑剿”　　①。萨布素率部于五月末兵临雅克萨城下，双方炮击，枪弹交加。沙俄军损失严重，其头目托尔布津被击毙。清军将俄军围困达五个多月。至严冬，俄军只剩下一百五十余人。这时，沙俄被迫遣使来华求和。康熙帝说：“朕本意屠城，欲从宽释。”即下令清军解围　　②。第二次反击战又以胜利告终。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康熙二十八年，双方使臣会于尼布楚谈判边界问题。康熙帝规定划界的原则，说：“朕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　　③清方代表索额图等坚持康熙帝的指示，顽强谈判，屡屡戳穿俄方诡计。康熙帝为促使和平尽快实现，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终于在七月共同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北一段的边界线。从此，我国东北地区获得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和平时期。

　　反击沙俄侵略，是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它自始至终都是在康熙帝筹划和指挥下进行的。他坚持收复失地，不畏强暴，敢于同一个从未交过手的敌人进行战斗，这显示了他的气魄和勇气。

第四节平“三藩”

　　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团，开始乾纲独断，自主地治理国家。为时不久，便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次陷入内战的深渊。这一事变，远比同鳌拜集团的斗争严重得多。它对于才迈入青年时期的康熙帝无疑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考验。

　　还在顺治初年，汉官名将吴三桂以平西王镇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治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此三藩之设，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是当时军事与政治斗争所需要。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历来错综复杂。清政府意识到，惟有以吴三桂等威名素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当他们中有的欲引退北归时，顺治帝一再挽留。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职，“优游绿野”，顺治以“南疆未尽宁溢”，不准辞　　①。后在桂林围城战中，城破，孔有德举火自焚死。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两度申请北归，顺治帝也以广东“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　　①。仅此两例，足以说明，顺治帝一意依赖汉军守边，实则是皇太极实行的“以汉攻汉”的政策的具体体现。

　　顺治时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边圉，以为藩镇”　　②，藉以“屏藩王室”　　③。但实际情况正好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三藩势力的不断增长，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强大力量。首先，三藩兵权在握，各拥兵自重。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员十五佐领、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人　　④。合兵力万余人，此系嫡系部队，“而旗下所言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兵　　⑤。三藩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他有五十三佐领，合甲士万余人，另有绿旗兵一万二千人，丁口数万。除此，还有收降的农民军将士一万二千余人，分置十营，各以一名总兵统辖。至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拥有七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　　⑥。三藩掌握南方数省兵权，自拥重兵，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建藩之初，顺治帝为鼓励他们忠心任事，辅弼皇室，不惜赐与政治上种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福建“鱼盐之利为天下最”，耿精忠“横征盐课”　　⑦，又利用海运之便，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走私贸易，毫无顾忌。尚可喜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从日常菜蔬、鸡豚，到铜、铁等矿植物无不抽税，每年私收白银不下十余万两　　①，总之，一切“利归王府”　　②。人们不禁感叹：“藩府之富几甲天下”！　　③

　　尚、耿两藩的势力虽迅速发展，但与吴三桂无法比拟。三桂享有比他们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皇帝命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两部：凡云南文武官员举黜，皆听三桂裁定。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三桂兼辖贵州，应允三桂所请，“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　　④。于是，云、贵两省真正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所辖将吏，选用自擅”，各省员缺，也以其部属推选除授，谓之“西选”，“西选之官遍天下”　　⑤。不仅如此，他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垄断盐、铜之利，经营名贵药材的采买售卖，牟取暴利。三桂把大量的金钱一方面用于“收召人才，树立党羽”；一方面放高利贷给富商，称为“藩本”。三桂的实力比耿、尚两藩更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他们在其藩镇所得，都窃为已有，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　　①因此，“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　　②，实非虚语。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此项差使的户部疲于应付，整个财政为此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难境地　　③。

　　在康熙帝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据之势。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希图利用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土司的叛服无常和海上郑氏的抗清力量，因而听任三藩所为，更助长其势力的急速膨胀。三藩横行南疆，影响及于全国，这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

　　康熙帝亲政后，就“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　　④。他以敏锐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势焰日炽”　　⑤，已构成国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康熙帝早有撤藩之意，但又虑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已洞悉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要求“归老辽东”。这就给康熙帝提供了解决三藩问题的一个难得良机。康熙帝趁势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对他这一主动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⑥。三桂与精忠得此消息，心不自安。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在京师“希探上意，驰书于桂，令亦如尚、耿之请，从中画谋，弥缝可独留”　　①。吴三桂依计而行，于同年七月也向朝廷请求撤藩，与此同时，精忠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康熙帝当机立断，一概批准。但对吴三桂是否也撤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除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极少数人赞成康熙帝的决策外，大多数廷臣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如将吴三桂迁移，还得派兵去镇守，耗费大，不免骚扰地方，不如令三桂继续留镇　　②。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又扩大到九卿科道，几经讨论，始终没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仍请康熙帝裁决。　　③康熙帝力排众议，正式作出撤藩的决定。八月二十四日，康熙帝以手诏勅谕三桂，在肯定他的巨大功绩之后，笔锋一转：“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遇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他特别强调指出，撤藩之举，使吴三桂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日夕觏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他向三桂保证，迁移安插都已妥善，“王到日，即有宁宇”　　④。康熙帝在这份手诏中，温语洋溢，关怀有加，丝毫看不出朝廷对他的疑忌，但他明确暗示，一经撤藩，可使君臣两相无猜，吴三桂可保荣誉，共享太平之福。应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吴三桂接受，自然就会避免一场战争的发生。

　　但是，吴三桂申请撤藩并非出自真心实意。他不过是故作姿态，以为朝廷会依明朝沐英世守云南例，一定慰留他继续镇云南。他没有料到康熙帝会如此迅速地批准他撤藩，及“命下，愕然气阻，其党愤愤不平”　　①。吴三桂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他调集人马，断绝邮传，封锁消息，暗令境年只许入而不许出。

　　九月初，康熙帝派遣办理迁移事宜的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到达云南。吴三桂表面上接受诏书，却一再迁延动身日期，加快叛乱的步伐。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使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折尔肯等被扣留，公开学兵叛清。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无帅”，继而称周王，以明年为周王元年　　②。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　　③。大学生索额图请求处分主张撤藩的大臣。康熙帝说：“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　　④

　　面对吴三桂公开叛乱，康熙帝迅即采取如下措施：一、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以遏贼势”　　⑤；二、紧急通知广州与福州，两藩停撤，以孤立三桂；三、将额驸、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家属暂行拘禁，其余散处各地的原属三桂官员一律赦免，使其“安心守职”，以利大局稳定　　⑥；四、削除吴三桂王爵，宣布有擒斩吴三桂之头者，即以其王爵封赏。是时，康熙帝年仅二十岁，他沉着镇静，以巨大的勇气，压倒一切的气概，独当平叛之任，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挽救清政权免遭覆亡而进行着一场命运攸关的殊死大搏斗。

　　然而，清兵在军事上并无准备。当吴三桂挥军北进时，各城镇非破即降。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福建耿精忠举兵响应，攻略江西、浙江等地，而三桂军已进入湖南，其前锋己抵长江南岸，与荆州清军夹江对峙。仅一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　　①。接着，叛乱很快蔓延到四川、山西、陕西、甘肃诸省，连河北总兵蔡禄也反于彰德。塞外，又有察哈尔部布尔尼的叛乱。一时间，“东南西北，在在鼎沸”　　②。

　　吴三桂发动叛乱，给清政权造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就其性质而言，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争。吴三桂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一度煽惑广大汉人和明故将吏起来反对满族的清朝统治，因而给这场纷争染上了某种民族斗争的色彩。这一斗争己远远超出政治解决的范围，康熙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消除这场政治危机。因此康熙帝运筹帷幄，指授方略，决心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

　　至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军的战略进攻达到了顶峰。从全局来看，已形成三大战场：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东线；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西线，其中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对京师威胁最大。湖南则为正面战场。康熙帝密切注视战局的变化，亲定了战略方针：清军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顶住投入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对峙而不攻；先从两个侧翼入手，即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主要叛军。待除掉两顾之忧，再集中兵力同吴军央战。于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各个战场上展开了互有胜负的争夺。

　　康熙帝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对吴三桂坚决打击，其余则视为胁从，在施以军事打击的同时，力主招抚。他亲自给王辅臣、耿精忠等人写信，晓以利害，并保证如“投诚自归”，“即赦免前罪，视之如初”　　①。康熙十五年六月，王辅臣在兵败之后，向清军投降。陕西底定。十月，耿精忠投降；十二月，一度迫于形势而假投降的尚之信也公开反吴　　②。康熙帝履行许诺，一律给予优待。他还号召参与叛乱的广大士兵，只要放下武器，也都给予赦免，安排生活。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那些蒙受煽惑的士兵和将官纷纷投诚，每每以数百、数千，至万计，投入清军。吴军日趋分化、瓦解。

　　康熙帝重用汉兵汉将，是他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政策。开始，他以皇族贵胄为各方面军的统帅，如勒尔锦、尚善、岳乐、喇布、杰书等一大批人皆是清开国元勋的子孙，但他们比起先辈，大为逊色，畏缩不敢战，迟延不进，坐失时机，致使清军屡屡败退，城镇连失。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帝急忙起用汉将，多次指示汉人中有清操和才能的，“不拘资格”，保举荐用　　③。如著名的“河西三将”即张勇、王进宝、赵良栋恢复陕甘、四川，破云南，捣三桂巢，皆赖其力。还有“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奋于楚，杨捷、施琅、姚启圣、吴兴祚斗于闽，李之芳奋于浙，傅宏烈奋于粤，群策群力，敌忾同仇”　　①。他们为平叛发挥了重大作用。

　　自内战爆发以来，每天上奏的军报不下三、四百疏，康熙帝“手批口谕，发指示，洞的中窾”　　②。政策和策略正确，从根本上保证了平叛的胜利进行。到康熙十五年底，“东西两巨寇（指耿与王辅臣）既降，乃得以全力办三桂”　　③。清军逐渐转入战略反攻。

　　在湖南战场，吴三桂军虽然还占据岳州、长沙等要镇，但吴三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他的统治区内，经济状况恶化，民穷财尽，军饷告乏，军心动摇，大批将吏投向清军。吴三桂己失耿、尚两藩之援，处境更加孤立。吴三桂“兵兴六年，地日蹙，援日寡，思窃号自娱”。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八月，七十四岁的吴三桂得病暴亡。其孙吴世璠即位，改元洪化。他见势不妙，弃衡州，退居贵阳。

　　这时，清军已进入湖南，在圣祖决策和严令下，清军已将长沙之敌包围，并从水陆两路攻取岳州。康熙帝指出：“歼灭吴逆，荡平诸寇，在此一举。”　　④他特别强调：“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他甚至以御驾亲征相激励。康熙十八年正月，向岳州发起猛攻，“水陆围困，断其粮道”　　⑤，迫使吴军弃城逃走。岳州一破，常德、长沙、衡州等相继而下。在清军的猛攻后，吴军全线崩溃，湖南、四川、贵州、广西都被清军收复。康熙帝遣三路大军，分别自湖南、四川、广西向云南进军。至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三路大军终于打破昆明城，吴世璠服毒自杀，其党羽或死或被俘，一网打尽。这场历时八年的内战，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

　　平定吴三桂叛乱，废除“三藩”，使整个大陆重新获得了统一。康熙帝又乘“平吴”之余烈，抓住时机，着手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他采取既抚且剿的方针，于平吴三桂二年后，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准予郑氏政权投降，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台湾，自此正式并入清朝版图。次年，康熙帝同意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并派兵驻防。

第三节 擒鳌拜


　　玄烨即位时，还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以索尼为首的四辅臣，实际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诸如各项大政方针，皆出自他们四人之手，不过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加以贯彻。一句话，他们是皇帝的代理人，真正是代行皇帝的职务。

　　以索尼为首的四大臣，都是功勋卓著的朝廷元老重臣，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随其父归后金。父硕色、叔希福皆入文馆，为清开国元勋。到皇太极时，他已成为心腹之臣，办理蒙古事务，日值内院，深得信任。皇太极去世，诸王争嗣位，索尼坚持立皇子，有力地阻止了多尔衮欲谋帝位的企图　　①。清入关后，多尔衮擅政，索尼遇事不附和，还据理力争，为多尔衮所忌恨，最终把他赶出朝廷，发充到盛京（沈阳），看护皇太极的陵寝。直到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才把他召回京，恢复原爵位，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①。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也是在努尔哈赤初创业时来归，其父苏纳被招为额驸。他原属多尔衮部下，很受重用。但多尔衮一去世，他首先揭发其谋逆罪，被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从皇太极时起，就是一员骁将，积军功最多，赐号“巴图鲁”。清定鼎北京，南下川、贵，他皆摧锋陷阵，屡建功勋，受赏独厚。因主立肃亲王豪格而受到多尔衮的排挤。福临亲政，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遏必隆，姓钮祜禄氏，与鳌拜同属一旗。父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被招为额驸，其母为和硕公主。他出生在战争年代，以军功升至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　　②。

　　索尼等四人都是历三朝或四朝的元老，而且同属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福临遗命以他们为辅政大臣确是很合适的人选。但更深的原因是，福临特别是身居幕后的孝庄太后有鉴于同姓王贝勒如多尔衮等人独擅朝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王争权，严重威胁着皇帝的权威，所以，宁肯遴选皇室以外的异姓大臣来辅佐幼主，有利于抑制诸王权势的增长。其次，索尼等四人在政治上都坚决地站在世祖及孝庄皇太后一边，同多尔衮进行过斗争，傅得了他们的信任。当多尔衮一死，索尼四人的权位扶摇直上，位至辅臣。 索尼四人受命之时，宣读如下誓词：

　　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逼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亟罚，夺算凶诛。　　①

　　誓词反映了他们忠君报国的共同心愿。自此，他们开始了八年的执政。在执政的最初二三年里，他们遵循誓言，颇能和衷共济，对清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军事上，继续扫荡南明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完成对全国的完全统一。随着战争的结束，形势日趋稳定，这就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四辅臣决策，通令各地安插流民，提倡垦荒，开奖励条例，显见成效，耕地面积稳步增长。还实行赈济蠲免，以纾民力。四辅臣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快使残破的农业出现新的局面。朝鲜做了这样的评论：“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　　②四辅臣在政治上的建树，一是遵照顺治帝遗嘱，裁撤十三衙门，以重建内务府而代之，从而便消除了阉宦乱政的可能性。二是整顿吏治，定考核，严奖罚，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这对于扫除前明贪风的影响，提高办事效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在他们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它为将来康熙帝亲政奠定了基础。

　　但是，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起来。按照顺治帝遗命，四朝元老索尼位列辅臣之首，本应发挥首脑的作用，但其年老多病，力不从心，无意揽权，管不了多少事。在四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横和专权的野心。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首先便跟苏克萨哈不相容。苏资望比其他三人为浅，但以额驸之子入侍禁庭，受到皇帝的特别恩宠，班行仅亚于索尼。他与鳌拜本是儿女亲家，却对其专横不服，“论事辄龃龉，寖以成隙”　　①。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这个问题上，两人的矛盾势同水火。清兵入关后，一度争相圈占土地。本应按原定八旗方位进行分配，但摄政王多尔衰有意抬高他所属的正白旗地位，擅将蓟州、遵化、迁安等处应给镶黄旗之地拨给了正白旗，另把雄县、新安、河间、容城等处分给镶黄旗。尽管这一分配有违旗制，但事已过二十年，“旗民相安久”，如果重新调换，势必引起旗与旗、旗与民之间的纷争，不利于大局的稳定。鳌拜属镶黄旗，有意压正白旗，便旧事重提，呈情户部，坚持两旗土地对换，正白旗土地不足，另拨民地补充。朝廷内外“皆言不便”　　②。属正白旗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说：“地土分拨己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③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也持反对意见。鳌拜大怒，即以此事，谋兴大狱，下刑部议罪，必欲置之于死地。年已十三岁的康熙帝召四辅臣询问。属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对鳌拜“坚奏苏纳海等应置重典”一事不表示反对，而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沉默不语。康熙帝看出辅臣意见分歧，没有批准。专横的鳌拜根本不考虑康熙帝的意旨，还是假借皇帝的名义，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处死。　　①

　　更换旗地一事，鳌拜与苏克萨哈结怨更深。索尼对苏早有厌恶之感，而对鳌拜专权亦有不满，毕竟同属两黄旗，根本利益一致。遏必隆与鳌拜同旗，结为一党，凡事附和。这就给他专权、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开了方便之门。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因病去世。这年，康熙帝已十四岁，于七月，举行亲政大典。鳌拜却不愿归政皇帝，企图继续把待朝政，这就使他从同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同康熙帝的矛盾和冲突。索尼一死，鳌拜更无所顾忌，竟以首辅大臣自居，“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　　②。苏克萨哈处处予以抵制，主张政务已归皇帝，辅臣无权总揽一切。鳌拜专权受阻，怀恨在心，对苏克萨哈动了杀机。

　　苏克萨哈感到难与鳌拜共事，惟怕遭其暗算，遂产生引退之念，向康熙帝乞请辞职，允许他去守护先帝陵寝。鳌拜乘机诬陷，以其心怀不满，不愿归政皇上为大逆论，罗织罪状二十四款，拟处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刑，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两人处斩，家产籍没，还拟处死其族人。康熙帝以为处分太过，“坚执不允所请”。鳌拜无臣礼，“攘臂上前，强奏累日”。

　　帝无奈，仅将苏克萨哈改判绞刑，余均从所议　　①。刚刚亲政，而鳌拜即将苏克萨哈灭族，其蛮横专权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四辅臣已去其二，剩下遏必隆唯命是听，鳌拜则为所欲为。他在朝廷内外广树党羽，安插亲信，如内秘书院、兵部、吏部、户部、工部等首脑，都是他的人，其弟、侄都占据要职，“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从而完全控制了国家中枢机关　　②。这一局面，连出入宫廷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在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指鳌拜）把持了议政大臣会议和六部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　　③。凡朝中大事，鳌拜召集亲信，“在家中议定，然后施行”。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强行贯彻。如，他颁布“圈地令”，掀起了继多尔衮之后第二次圈地高潮，“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　　④。他对逃人的处罚更严于前，规定种种严刑苛法，“株连穷治，天下嚣然”　　⑤。鳌拜自行其是，即便在康熙帝面前，也“施威震众，高声喝问”　　⑥。鳌拜如此擅权，已威胁到皇帝的绝对权威，因而引起了年轻的康熙帝和隐居宫闱的孝庄太后的警惕。

　　康熙帝虽年少，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他每天按例与辅政大臣一起听政，提出自己的见解。后来他回忆说：“昔听政时，每令读本，肤与辅政大臣共听之，或因一时言论，往往忽略，朕谓伊等：此内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慎焉。”　　①他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自亲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天天亲临乾清门听政理事，遇事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这时，康熙帝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

　　康熙帝优虑鳌拜势大难制，不敢贸然行事，否则，将会激变成乱。于是，他以弈棋为名，召见他的亲信待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计议后，康熙帝下令简选侍卫、拜唐阿（执事人）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官作“布库之戏”（即扑击、摔跤），陪他娱乐。鳌拜对此不为备，而康熙帝却在等待时机成熟，就捉拿他。

　　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众少年，问道：“汝等皆朕股肱着旧，然则畏朕欤，抑畏（鳌）拜也？”众少年同声回答：“独畏皇上！”康熙帝便公布鳌拜罪恶，授计捉拿。当宣召鳌拜进宫时，他毫无思想防范，康熙帝指挥众少年“立命擒之”　　②。这一场面，形同儿戏，但毕竟把鳌拜捉住了！

　　康熙帝以“擒贼先擒王”的谋略，乘其无备，迅速将鳌拜逮捕，以鳌拜为首的政治集团顷刻瓦解，骨干分子纷纷束手就擒。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奉康熙帝之命，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事实，列出大罪三十条，判处其死刑，籍没其家，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康熙帝又亲自审问一次，核实犯罪事实。他指出：

　　鳌拜等以勋旧大臣，受国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姿意妄为，文武官员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好党。班布尔善、穆里玛、马尔赛、塞本得、阿思哈、噶拷哈、济世、讷莫、泰壁图等结为党羽，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好恶，难以枚举。　　①　　

　　康熙帝谕旨，对鳌拜及其党羽的三十大罪做了高度概括。鳌拜乞请再见皇上一面。康熙帝赐恩准见，“他请皇上看了搭救清太宗御驾时，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　　②。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念及他自皇太极以来一直为国家建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革职拘禁，其家产籍没，子免死，同父一起终身禁锢。不久，鳌拜死于囚所，康熙帝将其子释放。其他要犯也逐一作出处理：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从宽处罚，将死刑改为革职夺爵。一年后，命以公爵宿卫内廷　　③。康熙帝上面谕旨中提到的骨干人物如班布尔善等人及鳌拜弟、侄数人均处死。同时，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原官职及世爵　　④。

　　康熙帝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斗争。鳌拜在辅政中作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个人专权不仅为康熙帝所不容，也与加强中央集权所不许。尤其是他独掌朝政时推行某些过时的政策，又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威胁清政权的巩固。因此，鳌拜的覆灭是必然的。康熙帝为维护皇权的集中统一，欲实行开明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铲除鳌拜集团，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这是值得肯定的。康熙帝解决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是稳妥而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鳌拜等人看轻了康熙帝，低估了他的才能，也是造成他失败的一个因素。从这一事件中，已经使年轻的康熙帝崭露头角，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和胸怀。

　　

第二节 登大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玄烨年仅八岁，二十四岁的父亲福临突然病逝。福临在位正值春秋盛年，还役考虑过他身后立嗣的大事。在他病重时，于燃眉之中作出裁决。他原想让次子福全继位，但孝庄太后不同意，一心要立她的掌上明珠玄烨为帝。福临拿不定主意，又不敢违抗母亲的意见，就派人征询他的外国好友汤若望的想法。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继位最有利。于是，他不再犹豫，当机立断，宣布第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承帝位，命威望素著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为辅政大臣，在玄烨亲政前这段时期，扶持和辅佐处理朝政。

　　初九日，玄烨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康熙，从此清朝的历史便进入以康熙为标志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玄烨刚即位，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就问他，当了皇帝以后，有什么欲望。他回答说：“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①

　　可是，摆在这位幼主面前的道路却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荆榛丛生，障碍重重，充满着风险和惊涛骇浪。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走过多么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付出多少代价！

　　康熙帝即位之际，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已接近尾声。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入缅甸，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次年，在昆明将永历等人处死，标志着明清战争的最后终结。随之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同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政权的军事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势力，占据云贵、两广、福建等省，已构成威胁中央集权的隐患。此外，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仍然活动于川、鄂地区，并没有停止对清朝的武装反抗。以郑成功为首的原明朝将吏还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占据东南沿海，后退入台湾，继续抗清。因此，大规模的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人心并不安定，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远不是巩固而不可动摇。

　　经过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农业生产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人民逃亡，由于战争的残杀，使人口锐减，生产下降，国家征税，各省无不拖欠。如四川，直到康熙十年，仍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①。繁华的江南也是“所在萧条”，人少而“地亦荒”　　②。这都是对当时经济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军事斗争也必然反映到上层统治集团之中。于是，又引起皇帝与四大辅臣主要是同鳌拜集团的斗争。解决和处理这些纷繁而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说，却不是一件易事。

　　国内形势如此，国际环境也并不美妙。不管康熙帝是否意识到，他的处境同样是险恶的。早在清兵入关时，凶恶的沙俄殖民主义势力正向亚洲扩张，并已越过乌拉尔山，侵入到我国黑龙江沿岸，随处建立起军事据点，作为他们掠夺中国领土和继续扩大侵略的基地。在我国南方，西方殖民强盗纷至沓来。还在十六世纪中叶，明朝中后期，葡萄牙捷足先登，最先侵占了我国澳门。

　　然后，荷兰殖民者强占了台湾赤嵌城。还有西班牙、英、法等殖民者不断向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他们施以炮舰与传教士这两大武器，企图打开古老的中国大门，达到他们任意掠夺中国的罪恶目的。

　　很清楚，无论国内或国际，都潜伏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如处理不当，就会使某些矛盾一触即发。这种内外的危险局势不能不使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感到忧虑，临深履薄冰之念，与日俱增。一系列的考验摆在立足未稳的清政府面前。康熙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更是无可回避地面对严峻的现实。的确，历史的使命，已经无法推卸地落在了康熙帝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