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导演梦（下）
高考作废了！学校停课了！不久，派驻的“工作组”因犯“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而撤退了！所谓的“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已被打翻在地；所谓的“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正遭猛烈批判；整个北京瘫痪了！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来了！！
红卫兵是“文革”初期中学生自发性群众组织，最早出现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份的北大附中校园和清华附中校园。因为北大和清华消息灵、反映快、最“活跃”、最“热闹”，所以影响了其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各个中学遂之“风起云涌”。我加入了北京十五中的“红旗红卫兵”。
一 创建“北京学生乌兰牧骑”
作为“在社会上混过两年”的我，校园的围墙既关不住我的人，更关不住我的心! 燃烧的艺术细胞，激昂的表现欲望，使我产生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并为之激动了许久许久：为什么不把今年参加艺术院校复试的考生组织起来？为什么不自编自演一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现实节目，深入各校，走向街头？
我分头联系了“中戏”“解艺”的一些考生，大家一拍即合。开始很顺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皆因话不投机而合作不成。最终剩下的只有参加电影学院表演系复试的李永生同学和摄影系复试的王敬华同学，加上我共三名骨干。李永生是考场上结识的“新交”，王敬华是“广播函授学校”的“旧友”。我们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前期工作。待进入演出阶段，李永生也离开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北京学生红卫兵乌兰牧骑文化大革命宣传队”宣告成立。虽说它的名字稍长、且有些重复，但我是把“乌兰牧骑”当作“专有符号”使用的。后来，它被人们简称为“北京学生乌兰牧骑”。我敢说这绝对是“文革”时期，全国范围内成立最早的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和王敬华分别担任了宣传队队长和副队长。
宣传队的名字是我起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中国文艺届有两个响当当的标杆，报刊杂志曾多次用大量篇幅进行报道。其一是内蒙古的乌兰牧骑（汉语意思是“红色文化工作队”），他们一般为十二人一组，常年活跃在草原上为牧民服务，以一专多能、轻便快捷见长，被誉为“马背上的剧场”。我先后三次观摩过他们的演出，印象非常深刻；其二是沈阳军区战士演出队。这个演出队的节目形式同样是短小精悍，他们雷厉风行的作风更具部队特色，《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是他们最先唱响的。由“战士齐唱”到战友文工团男高音贾世骏独唱，歌曲结尾作了节奏放慢的抒情处理。这两个标杆，也许艺术上还有粗糙之处，但他们特点突出、朴实无华，反映了当时管理层所倡导的文艺服务方向。
在我们组建宣传队和演出过程中，不断有人向我们兴师问罪。当时的情况是，只要着一身军装、佩戴红袖章，则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大喊“站住”！并勒令他回答“什么出身”？黄军装和红袖标霎时间成了“政审特派员”的身份征，比捷尔任斯基的“契卡”还厉害！坦率地说，许多“参加艺术院校复试考生”未能进入“北京学生乌兰牧骑”，概因“家庭出身”问题。能够成为我们宣传队队员的自然“血统纯正”、都是有“政审特派员”身份的“红五类”。不过这种一哄而起的“街头政审”很表面、很肤浅，因为它“不问青红皂白、比较短命，所以我管它叫“街头血统论”。
运动初期，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宋要武）和北大附中的彭小蒙两同学分别有著名的谈话。这两所“附中”本来就是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有了毛泽东主席的关心，这两所学校及其学生在社会上地位更高了。给我留下印象极深的是以北京师大女附中高年级学生为首的几个干部子弟：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北京二十四中学“招生”，她们一行八个人风尘仆仆远道而来，麻利迅速地在院子里支好自行车以后，英姿飒爽地走了进来，先是“列行公事”地挨个儿问是不是“黑五类”。没人承认，她们这才坐下来切入正题。
——“你们建立这个组织谁批准的？”
——“毛主席！”
——“毛主席？什么时候？在哪儿批准的？”
——“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
我们回答得如此精彩，显然出乎对方意料。看得出来，她们同样喜爱艺术。只不过是为自己没能提出“北京学生红卫兵乌兰牧骑文化大革命宣传队”这个创意、并主导这个实践活动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已。因此，特意来看看我们“什么货色”。
沉默了几分钟，她们互相瞅了瞅。领头的女生对我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你们发起成立了‘乌兰牧骑’就该天然归你们领导？”
你看你看，干部子弟学校学生的思想水平就是高! 毋容置疑，人家绝对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和她们相比，我们反倒“为艺术而艺术”了。确实，在“北京学生乌兰牧骑”的背后，还掩藏着我一个巨大的私心：开始时我所以强调“把今年参加艺术院校复试的考生组织起来”，其目的就是在业已“推迟半年”的招生工作开始时，我们这些人要“理所当然”地“杀回艺术院校”。就是说，这半年要进行艺术实践，继续增加些有利于自己筹码！
“欢迎革命战友参加乌兰牧骑！”王敬华首先表态邀请。
“欢迎革命战友领导乌兰牧骑！”我慌忙把“最根本的东西”还给人家。
我们的回答抑扬顿挫，工整对仗，若配上“革命动作”一定会更象对口词表演。对这些有来头的女性革命战友，我们的确是百分之百景仰。于是，“革命战友”激起了“自己人效应”——革命战友缓和了气氛！革命战友放下了架子！革命战友满意而去！革命下级盼星星盼月亮，心系北斗，望眼欲穿！然而，不知为什么，革命上级始终没有再次莅临！
最后，宣传队以十五中和十八中同学为主、分别有三十一中、二十六中、五十八中、六十二中、回民中学、以及良乡电校等共计二十五人入选组队。我能够记起的队员包括：魏宜琴、张薇、王立山、陆欣、白景元、张青、何四琴、赵明、刘哲、高兰、李伯承、赵玉清、隋继红、李星光等。这些同学都是他们所在学校文艺活动的骨干。凭借我是“话剧队队员”的关系，我们的“总部”设在陶然亭公园龙泉寺胡同的宣武区少年之家。
大家热情极高，自己很快编写了一台大约一小时左右的演出节目：对口词、小合唱、表演唱、诗朗诵、三句半等。我们扯出横幅，走上街头。
第一场演出是九月上旬，我们应邀去了东长安街北侧南河沿“欧美同学会”里院的小舞台。九月二十日上午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人很多，许多专业团体“拉开了场子”演节目。过了一会儿，马连良先生一行人来到我们右侧表演清唱……下午和晚上，电视台对天安门的整个演出活动进行了专门报道。可能是“学生乌兰牧骑”格外特殊，因之报道篇幅较大。
在广场演出时，还发生了一件对“北京学生乌兰牧骑”特别重要的事：由农村文化工作队调到北京人艺的著名作家刘厚明找到了我和王敬华……
暂且打住话头！因为我知道，此刻必须解答那个困扰大家许久许久的问题了：末代怡亲王长孙，“黑五类”是也！如何竟能逃脱“照妖镜”“显微镜”的神力？如何混进了“红卫兵”组织？且听“案犯”慢慢招来——
我事先早有准备、心里一点也不慌张。我对有关“出身成分”的政策界定进行了查阅。根据规定，以解放前三年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作为确定个人成分的依据；父亲的个人成分，就是子女的家庭出身。“解放前三年”，即一九四六年。那时，金克还叫金伯英，是《商业日报》的记者。记者属于“自由职业”。至于爱新觉罗•毓麒，他曾经是“封建王公”。“曾经”就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由其不代表“现在进行时”。从一九一一年民国建立那天起，他就成了“城市平民”。从“城市平民”到“自由职业者”再到“学生”，祖孙三代哪儿来的“黑五类”？！
就我父母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没从自己的家庭继承任何财产。其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只有儿童和青少年阶段，不能自立，吃过几天剥削饭。
当然，这只是我 “主观准备”，并没同“客观实践”去碰撞。没碰撞——漏网了！
“摊上这种家庭真倒霉？！”
“哼，好日子没享受一天，‘挂落儿’却没少吃！”
——这是末代怡亲王的五个子女、以及“蒙藏院院长”四个晚辈们的共同感慨。每当谈起家庭，他们总会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对那两个早已撒手人寰的剥削者所甩下的历史包袱陡生气恨！尤其对自己崎岖的生活道路倍觉不公！
且不管这是个别的家庭遭遇，还是“剥削阶级子女”经历的普遍社会现象，仔细想想，就连“子女”都喊“冤枉”，其“子孙”当作何感想？不过，“重在表现”四个字，使我坚信事在人为！
其实，使我“蒙混过关”的因素还有许多许多——
民国初年，“爱新觉罗氏”纷纷改姓为金、赵、罗。但是大部分族人依然保留了自己的“字辈排序”。因此，仍然可以依照“族谱家谱”知悉其皇族身份和辈分。我父亲名字改得彻底，甚至隐匿了“恒”字辈份。除少数亲友和剧团“老同事”外，即使族人也不会从“金克”两个字联想到他是“皇族”。年长的当事人有意回避，青年的来者不了解这段历史，“红卫兵”娃娃怎么可能顺此“藤脉”摸出一茬茬、一个个“大毒瓜”？有此“能耐”者，必为族人或知情者！
我们“启字辈”和“恒字辈”一直坚持着自我改造，与时俱进。
早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告发出的那一刻起，我的父辈们就开始检点自己的言行、减少彼此的来往、努力斩断与过去的精神联系、精心抹掉旧时的思想记忆！“老王爷”已经亡故，如果说金克倩如因循了“大染缸”功能，那么他们去了安达和郑州、就等于自觉自愿地把“大染缸”远远地搬出了北京，无疑在客观上造成了两个有利结局：其一是净化了“首都卫生”和“家庭环境”，把“剥削阶级家庭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二是减少了“皇亲国戚”们的接触机会和聚会次数，避免了众目睽睽之下的“狼狈为奸”……
每当听到父辈们“好日子没享受一天，‘挂落儿’却没少吃！”的牢骚时，以我为首的“左派后生”都会对他们进行诚恳的“纠正训练”。我们努力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
我们经常“抓现行”，“活解剖”：
——“注意用词！别站错了立场！”
——“吃剥削阶级家庭饭能是‘享受’？能算‘好日子’？好坏标准是什么？”
——“来，咱们一起重复说三遍‘不是享受，是造孽’！预备齐！——”
——“不是享受，是造孽！不是享受，是造孽！不是享受，是造孽！”
其实，“老王爷”和“蒙藏院长”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川岛芳子——金璧辉，她一九四八年因汉奸罪被民国政府处决。前面曾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川岛芳子送给末代怡亲王毓麒“玉蝈蝈”作生日礼物的事。这里，另需补叙的细节是：同年十月，我胞姐出生，川岛芳子特意送了一颗来自缅甸曼谷的“佛珠”以示祝贺。“老王爷”为感谢金璧辉和她的礼物，亲自给长孙女起名“金启辉”，命字“金曼珠”，“辉”与“珠”都打上了川岛芳子的烙印。“珠子”的爱称即缘于此！但事情至此远未完结，接下来又谈到了未来的长孙、仲孙，叔孙、季孙。川岛芳子余兴未消，指着王府内假山上那座“介”字型建筑，脱口“指派”了颇具日本特色的“小名”：“以后添阿哥，就叫大亭子、二亭子、三亭子、四亭子……一直排下去！”
一九四五年，怡亲王长子家有了“大亭子”；一九四八年，添了“二亭子”。直到川岛芳子被正法和“老王爷”去世，虽然“亭建工程”未止，但“亭子”的称呼绝对取消了！然而，余波难尽。每当没记性的姑叔伯婶们不合时宜地喊晚辈“珠子”“亭子”时，我父母必然一脸阴沉、心绪不佳，他们不愿揭开疮疤、拨动那根极其敏感的神经！
说起这事，似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你实在把握不好那些“知情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给你“端出来”，不能不叫人小心防范。防不胜防，却不能不防！
“启子辈”小名是川岛芳子和“老王爷”一手导演的，我父母和我们没招惹谁。“老王爷”和“大汉奸”有意无意之间的一个“小礼仪”“小来往”，或说一个“小玩笑”，使我父母、我姐姐和我几乎“余悸”了大半生。说“精神摧残”“政治迫害”已经足够宽容了！我母亲曾多次后悔怡亲王府让川岛芳子无端“横插一杠子”，唉声叹气地责怪“老王爷”与“大汉奸”所演绎的这段情节。最终总要遗憾地说：“谁知道川岛芳子是大汉奸呀？……”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那个曾被写进中共党章的“接班人”，我们都曾经虔诚地祝愿他“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直到他摔死温都尔汗后，大家才忙不迭地惊呼：“谁知道他会叛国投敌呀？……”
另外，我还有一直让许多同学羡慕地方：五年以来，我始终穿一身军装。这身正而八经的军装，是现役军官、我的远亲郭华愚叔父特意送给我的。若穿破了穿旧了，每年都能够去他那里“以旧换新”。它造成的客观效果是“家里有革命军人、老干部”。至少你不会被怀疑是“黑五类”。工农子弟即使出身好，也没地方弄这身“行套”。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记忆最深的是，“北京学生乌兰牧骑”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的首场演出。我独唱的时候，有几个年龄不大的“政审特派员”在台下不住地喊“唱《赞歌》的那个人是黑五类，让他滚蛋！”
我忐忑不安。几天前，我去孟鲁家，想邀请他参加“学生乌兰牧骑”。谁料想，推门一看，大吃一惊！他家被抄，屋里七零八落。经打听才知道，孟鲁的父母都被打死了！孟鲁的母亲郭文玉是东城区宽街小学的校长，孟鲁的父亲孟昭江是东城区教育局的干部。他们都有三十年以上的教龄或党龄。郭校长的罪名是“走资派”，孟干部的“罪行”是“一九五八年定为右派”。所以，在劫难逃！
“文革”初期，打人的阵势我见过，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一拥而上，劈头盖脸。不由分说，打死为止。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演唱完毕，走下舞台，来到那群“政审特派员”当中。
“你是金启运？”那个领头人开始发问。
“对。”
“十五中的高三学生？”
“不错！”
“你好！”他突然握住我的手：“我是徐卫东，地安门中学的。”
“……？！”
“有个上岁数的人，怀疑你跟满清皇帝有关系。所以，初中小同学憋就不住喊了几声。”
“……？！”
“可是，你唱完一下来，那个上岁数的人就溜了！怎么找也找不着！”
“他是谁，叫什么，哪儿去了？”我义愤填膺、四下环顾，想找到这个欲置我于死地的人，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甭找了，他跑了，不敢当面对质，肯定胡说八道！”徐卫东停了停，接着说：“向《三家村》开火的时候，《北京日报》有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是你写的吧？”
是的，没错。“文化大革命”前夕，我的确写过一篇题为《吴晗的目的是要我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的短文。“抖落”吴晗校长在“广播函授学校开学典礼”上，有一席让学生们以瓦特、爱迪生等为榜样的讲话。
“我是四月份写的，你怎么记得？”我终于放下了悬吊着的心。
“当时，我在学校广播室早晨和中午每次广播三遍，连着念了三天，都快背下来了！”徐卫东以能够与我这个“大批评家”为伍而兴奋不已：“咱们既是革命知音，又是革命战友！”
谁能想到，一篇短文竞有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神力！想当初，短文发表后，《中学生》《辅导员》等杂志的编辑纷纷去十五中找我，又是访谈，又是约稿。使我飘飘欲仙，顿生“立大地，主沉浮”之豪情！今天看来，我无疑是“踏着吴晗副市长的身躯走过来的”！顺便说一句，我今天决无“嘲笑徐卫东”之意。怪谁？谁也别怪。那时我们都年轻，如是而已！
我这个“始作俑者”安然无恙，处于创建期间的“北京学生乌兰牧骑”才得以保全。
说起来非常有意思，“街头血统论”仅在“破四旧”时“风靡”了一阵子，前后算起来，最多支撑了半年时间。接下来，花样经常翻新，风向不断变化。你方唱罢我登场——“风云人物”你来我往，“黑帮”“黑线”不断被“挖出”，一批又一批的“好人”“坏人”被打倒；转眼乞丐人皆谤——“红”与“黑”在交叉、汇合、换位，终于没人再明目张胆地提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了。因为，运动初期的许多响当当的“红五类”逐渐被扩大到“黑五类”队伍中去了!
二 挺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刘厚明代表北京人艺郑重地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剧院的演出——国庆节就要到了，突变的形势要求有责任心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一定要反应这个时代和时代精神！刘厚明及时发现了“北京学生红卫兵乌兰牧骑文化大革命宣传队”，他很兴奋、很激动：这是原汁原味的“红卫兵”本身、“红卫兵运动”本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孩子们的节目粗糙，艺术肤浅、但多多少少还算有那么一点点表演基础！他们身上显然具有“剧院派艺术家们”当时所不可能具有的现实内容！与其说是把这些“活报”性质的因素搬到首都剧场舞台，不如说是把北京人艺的舞台融入了社会的时代风云！当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现象”这些“个案”有待进一步研究、认识，但“生活实践”的艺术原则永存！
当时，另有两个艺术团体邀请我们合作。但北京人艺捷足先登，我们已经答应。
第二天，我们一行二十五人开赴北京人艺。我们被安排在首都剧场三楼，即现在的“小剧场”住下——男生在西，女生在东，各打地铺，由厚厚的幕布遮挡，东西之间有很大的间隔距离。不用担心，既无什么“传统伤风”，更不可能发生任何“现代败俗”！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心里装的只有“无产阶级江山”！
夜晚静悄悄，心潮逐浪高：“北京学生乌兰牧骑”的队员都是“红卫兵”，每个队员都以实际行动彰显着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和烽火硝烟的野战气息！“阶级仇”淡化了“儿女情长”；“捍卫红色政权”的“誓死精神”，使他们暂时失去了性别。且看这栖息场所，尽管是在繁华都市中心，可大家是在“社会主义正遭受空前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最难忘，“彼得堡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寒冷的”！最自豪，“睡在地板上，盖着父辈的大衣”！最骄傲，心头肃然升起“伟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列宁”的光辉形象！别担心，“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终将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为迎接建国十七周年，我们和北京人艺的演职员一起忙碌着。这是特殊情况下排演的一台特殊节目，可能也是北京人艺的演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台“四不像”节目——
第一部分：与“北京学生乌兰牧骑”合演的“活报剧”。
“红卫兵”高唱“革命造反歌”，冲出学校，杀向社会。暂短的静场，“五一六通知”播放：“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接着，“破四旧，立四新”，查抄出“变天账”、发报机、星条旗……；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把“地主婆”“特务”“反革命”等逐一押到舞台中央，声讨批判。“阶级异己分子”个个瑟瑟发抖；天幕用巨大的字迹打出这部分内容的主题——向旧世界宣战！这时，背景变换出红旗如潮的天安门，舞台上的“红卫兵”和“远处的百万群众”都在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安静，停顿、停顿，《东方红》乐曲骤起，出现伟毛泽东主席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人们挥手致意的巨幅半身照！“红卫兵”队列整齐，动作划一：“……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为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红卫兵战士永远永远忠于您！”；革命群众上，共扭“大秧歌”。
这部分表演气氛火爆，但绝对不细腻。
它的脚本可能是刘厚明提供的；导戏的是修宗迪；请来了中央歌舞团的缪梦同志编舞；“五一六通知”由董行佶朗诵。“革命群众”和“阶级异己分子”都由人艺的演员扮演。能想起来的参演者有申方江、金雅琴、郭德润等；张瞳一直在后台帮我们化装。
第二部分：“北京学生乌兰牧骑”单独表演的节目。包括对口词、三句半、小合唱等。
这部分属纯业余水平，除那么一点“激情”外，作为上下两部分的连接和过渡，艺术生涩，节奏松垮。
第三部分：人艺艺术家胡宗温主演的独幕剧《我看见了》。是歌颂解放军医疗队深入山村为人民群众治病，使一位老奶奶重见光明的故事。至此，整个演出才终于算“稳下来”。
说这是“特殊情况下排演的一台特殊节目”还有一层意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这台节目为界，此后出现了“天下大乱”。不仅人艺舞台，整个首都文艺舞台都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的“话剧艺术断层”——严格和完全意义上的“话剧艺术断层”。
国庆节前后，不住地有观光代表来首都剧场看演出。那天演出完毕，大家齐聚台口正准备谢幕。忽然，灯光通明，一行人被工作人员引导着鱼贯走上舞台。他们都穿着工作服，头带安全帽。开始大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随着铁人王进喜和他英雄的3211钻井队出现，逐渐爆发出强劲的掌声、呼喊声！“向王铁人学习”“向王铁人致敬”响彻整个剧院。观众不肯散去，等待着王进喜讲几句话。王进喜却招呼前排观众席间的另一个人上台。这个人推让不过，只好走上舞台。大家终于发现她就是劳动模范吕玉兰。这位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依然一幅农村打扮——布鞋、长裤、细方格对襟上衣，头裹一方白毛巾，斜挎军包。另有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偎依在吕玉兰身边，显然是同劳动模范一起来北京的。摄影师不失时机地进行拍照，记录这一难忘的瞬间；我们争先恐后地打开“毛主席语录”，请王进喜、吕玉兰在扉页上签字留名！此外，“北京学生乌兰牧骑”的许多队员，至今保留着这段生活的演出剧照、排练合影。不错，现在它们都是有纪念意义的“文物”了。
第二天是掏粪工人时传祥走上舞台，重演了头天的一幕。一九六六年的十月，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没被打倒，所以时传祥同志暂时还没被牵扯进去一起受迫害。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前后的北京人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正常的演出尚能努力维持，但相当一部分所谓“三名三高”人物，“靠边站”了。否则，“胡宗温上舞台”就不会遭到质疑。我们进驻首都剧场时，已经看见许多“偶像”拿着笤帚、抹布在打扫卫生。通过“诗刊社”和朗诵会接触的许多演员，特别是在“青年朗诵训练班”讲过课的苏民、梁菁，我一眼认出他们！可是，“泱泱话剧大哥”，“人才济济团社”！为什么国庆节的舞台上，只留下了一个“有争议”的胡宗温？
我很熟悉董行佶。看看他此刻在干嘛，就清楚了。
董行佶为人谦和、热情好客。我数次在我父母的工作地点与他不期而遇——白天是在二龙路三十五号，晚上大都在民主剧场。实验话剧团上上下下都亲切地叫他“小董”。他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舞台形象是《雷雨》中的“二少爷周萍”，接下去是法国莫里哀喜剧《悭吝人》中“借给你一个早安”的阿巴公，《茶馆》中的马五爷，《胆剑篇》中的伯嚭，以及绝笔力作——影片《廖仲恺》中的主人公。
董行佶家住史家胡同人艺宿舍楼二层约十多平米一间房，显得很拥挤。不过，在“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年代，居住拥挤是普遍现象。我参加“青年朗诵训练班结业汇报演出”时，为把《台湾，祖国的明珠！》这首诗朗诵好，特意去董行佶老师家请求辅导，竟连续好几天打扰他和他的爱人。
董行佶在朗诵艺术上的成就，有口皆碑。他六十年代的作品《黄山松》《归来》，以情绪的饱满、节奏的鲜明、音色的古朴、韵味的醇厚，完全征服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和听众！九十年代初，我们集体去西安旅游，竟在大雁塔下听到附近传来熟悉的吟诵——
“一轮红日浮南海，
万点白帆乘东风。
白发侨胞归故里，
船泊海滨问舵工……“。
那声音、那节奏、那语气，完全是模仿董行佶！我怀疑自己的听力出错，下意识地停住脚步，辨听下文。后来，他嗽了嗽嗓子，果然，又复制了一首——
“好，黄山松，
我大声为你呼好！
谁有你挺得硬，
扎得稳，
站得高？！
九万里雷霆，
八千里风暴，
劈不歪，
砍不动，
轰不倒！……”。
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立即循声音的方向疾步而行。遗憾的是集合时间到了，只好忍痛作罢。虽然未能面见这位远方“诵友”，但朗诵艺术家深邃久远的魅力是无穷的、永恒的。
或许仅凭实验话剧团这一点“远距离接触”，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董行佶对我“格外垂青”。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玄机：当时，董行佶的女儿正在北京站西侧的一所幼儿园入托。而我的姐姐金启辉就在那所幼儿园实习，她恰巧是董行佶女儿的阿姨。幼儿园距离史家胡同人艺宿舍不算远，董行佶和他的夫人陈国荣常往来于宿舍与幼儿园之间接送他们的宝贝女儿。不用说，陈国荣也不是陌生人。
有一件至今令我愧疚的事情：我从哈尔滨回北京后，长期在社会上“飘”着。我父母知道董行佶经常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与电台的人十分熟悉。于是，借来北京的机会，请“小董”帮忙，希望能引荐我去北京电台搞播音。董行佶很快搭好桥，约定了我去电台见面的时间。起初我确实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但因为下决心准备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就把这事放下了。我父母离京许久，我也没给电台回信。后来，还是董行佶老师主动向我核实了“不打算去电台了”的决定。总之，辜负了董行佶老师的一番心意……
“董老师！”我在首都剧场后面东墙停住，举目锁定蹲在大窗户旁边的董行佶。他也加入了“清洁工”行列，正在擦玻璃，并很快发现了我。四目相对，我轻轻说了声“谢谢”。他先是一怔，随之点头微笑，心照不宣。我去致谢的原因是：排练之初，“五一六通知”中的那段话，原本是我去录音的。然而，置身于诸多“艺术泰斗脚下”，面对“朗诵艺术家群峰”，我忽然失去了自信！怎么念都不连贯，越认真越出错。最后没办法，修宗迪只好请了董行佶来朗诵。只见他用目光略微“扫”了“扫”那段文字后马上“开念”，录制一次成功。这是继胡宗温之后，仅以声音参演的一位艺术家。
“风暴”来临，多数艺术家们都改行做了“清洁工”。
三 巡 演 大 江 南 北
“北京学生乌兰牧骑”名声鹊起。与北京人艺同台演出使许多“艺术青年”羡慕不已；与劳动模范合影留念更令诸位“革命战友”刮目相看。四城同学慕名而来，希恳望加入。我们历经困难，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群体。据说，内部越团结，排外倾向越强。当时我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是否排外，只是我们的节目和人员相对稳定，暂时没有“扩充”的要求——不是创建初期的“北京学生乌兰牧骑”了！镀金？洗礼？涅磐？怎么说都可以！
“大串联”开始了。“走出去”的强烈愿望，使我们匆匆结束了与北京人艺为时两个多月的“戏缘”。由于演出需要，我们特意聘请了北京回民学院教音乐的马老师随队出行。马老师多才多艺，在宣武区教育系统小有名气。他笛子和唢呐的演奏水平极高，又拉一手姣好的手风琴。有马老师为我们伴奏演奏，我们更是名副其实的“乌兰牧骑”了。
直奔广州。
十一月的南国气候宜人，街头不时闪现几片翠绿，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学校住下。这里的水比较“软”，洗漱时觉得它有点“粘”。大米饭没北方“筋道”，面食大都放碱。最突出的感觉是北京的“硝烟”似乎还没吹到珠江，至少没看见街头有“大字报”，更没有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小将“破四旧”。因此，我们的军装和袖标很“扎眼”、我们每个人都很“另类”。当然，也怀有几许来自首都的骄傲。
本届广交会似乎没受影响，海珠广场仍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广场搭建了一座舞台，只有台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横标透露出时代气息。每天晚上人山人海，有众多的“献艺者”来此演出。所有节目都像这里的气候和水一样“温良恭俭让”：残疾军人坐着轮椅来演奏黑管、小姑娘们稚嫩的合唱、大妈大婶们热情的舞蹈……没发现专业人员上台，都是业余消闲性质。因此，我们的节目令观众“为之一振”。演出一周，吸引了许多人！
北进上海。
十一月末的黄浦滩头不冷不热，南京路仍有小贩手握木块敲击着木箱不停地叫卖“冰棒、冰棒、冰棒……”，直到你把它听成了“棒冰、棒冰、棒冰”。此时的大上海虽然还没有北京“热闹”，但显然比羊城多了几分“政治喧嚣”：那天，我们正看京剧《红灯记》（当时它还没有成为样板戏），突然走上两个自称“来自首都高校的人”宣布“罢演”。演员不理解，观众更不答应。于是，“演出派”和“罢演派”展开辩论。
——“凭什么罢演？”
——“文艺界黑线粗、根子深！停演才能专心致志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首都高校造反派，有义务站出来点把火，打乱旧秩序！决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了，必须罢演！”
——“你们说，今天这个舞台上谁是帝王将相、谁是才子佳人？”
——“今天没有，若不罢演，明天就一定会有！”
……
那阵子，“罢演”是家常便饭。
我们住在了豫园中学，被安排在“延安剧场（共舞台）”演出。我们很幸运，我们是来自首都的“红卫兵”，我们的节目充满了“革命气息”，不可能被“罢演”。
在火车上就听说赵丹被揪了出来。造反派问赵丹为什么“迫害江青同志”，他不承认，反倒说江青“记仇”。再问他“记什么仇了”，赵丹回答“三十年代她追我，我嫌她长得不好看，没理她！”
谁也闹不清此事真假，但“谣言”和“传谣者”的是非倾向性很明确。我们很想去电影制片厂看看，但有没去成。
同样，上海也流传着一些关于“北京的传说”。其中最具个性的是关于“批斗侯宝林”。许多人叙述着相同的情节，并向我们求证——
“他是自己走上批斗台的，对吧？”侯宝林还没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抖包袱”，叙述者自己却憋不住先乐了：“像平时演出一样，鞠躬行礼……他突然掏出一瓶臭豆腐，连汤带水从头顶浇下来，一边浇一边喊‘把侯宝林斗倒斗臭!斗倒斗臭！’……”
看不出叙述者对被批判人物侯宝林有何“深仇大恨”。恰恰相反，更多的却是对他艺术的欣赏，欣赏相声大师与相声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精神境界!
西征武汉。
朔江而上，船抵南京港，夜幕降临。停靠大约一小时，许多船客赶往“总统府”，急匆匆地“转了一个圈”。当我们再次被汽笛声叫醒时，天已破晓，伟大领袖“饮了长沙水”又接着“吃鱼”“游泳”的地方到了。
“北京学生乌兰牧骑”的袖标和行装吸引了热情的船客和市民，上岸不久我们就被簇拥到一块空地上进行了街头演出。
我们惊动了武汉市委宣传部。上午十时许，我们被邀请到市中心的一家招待所安顿下来。一位大约三十六七岁的女性领导干部，找到我和王静华，多少有些嗔怪我们“事先不联系”，令她们“措手不及”“招待不周”云云。现在回忆起来，想必是我们“坏了规矩”！按正常运作，大凡正规艺术团体巡演，均有专人负责“外联”“打前站”，去拜会相关行政部门领导，安排目的地的活动行程。我们好像是忽略了“惯例”，其实是压根不知道这些“秩序”，完全是一群没头苍蝇！
除睡眠时间外，女领导始终寸步不离地陪同我们。是不了解我们的政治背景、“串联使命”？还是担心我们煽风点火，到处乱窜？我们基本上没出过招待所大门，演出和观摩均有车接车送，我们甚至不知道都去了那些剧场。活动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前后六场演出，中间一次是在武汉电视台直播。
每次开演前，我或者王静华都被邀请上台即席讲话。言词多变，但有一句话却响彻始终、掷地有声——“我们嗓子沙哑舞姿不美，但不会扭扭捏捏、酸文假作！我们不懂艺术，但我们有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这时髦的真情，每每会迎来经久不息的掌声。
“要说艺术，确实……”女领导摇摇头、省略了否定的话语后接道：“不过，让文艺界都来看看也好。看什么？看的就是你们那点儿精神！学的就是你们那点儿劲头儿！”
“让文艺界都来看看”？何德何能，如此抬爱？我们受宠若惊！
“武汉也演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女领导很自豪地继续对我讲：“知道我们武汉的吴雁泽吗？他唱的《赞歌》不亚于胡松华！昨天你唱《赞歌》的时候，他们剧院的人来了好多，他本人就坐在观众席！”
无知而无畏，我当时泰然自诺。若干年后才晓得，我又一次“把自己的龌龊展览给人看”，不是展览给一般人看，而是展览给歌坛“圣人”看！
“明后天上午准备召集些人，咱们一起开个座谈会。”女领导用征询的目光等着我和王静华回应。
能谈出些什么呢？我、王静华、马老师三个人二十多岁，年龄最大。其余都不满二十岁，最小的才十四岁，都是孩子。我们没直接谢绝，表示了打算“上街逛逛”的意思。
女领导想想也是，就同意了。
我们跑着跳着去了心仪已久长江大桥……
辗转青岛。
几天来我周身酸懒，但始终坚持着演出。在乘船途中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我发着高烧，睡在旁边的马老师说“烤得慌，象挨着火炉一样”！ 船一靠岸，我立刻住进了青岛市工农兵医院。经检查，我被确诊为患了“副伤寒”。
我刚刚安顿好，突然从西侧病房跑进来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一路“咯咯”笑着在我房间里穿行玩耍，围着我叫闹。她爷爷在后面紧追不舍，可他始终抓不住孙女，只好边跑边喊：“‘小死马儿’，快回来！奶奶该换药了，快回来！别跑了，你个‘小死马儿’！”
我问病房的张护士：“什么叫‘小死马儿’？”
张护士笑笑，热情地回答：“不是‘马儿’，是‘嫚儿’。山东人管小姑娘叫‘小嫚儿’。如果小姑娘淘气出圈，长辈就叫她‘小死嫚儿’，再加上山东口音，就成了‘小死马儿’。”
奥，原来如此！淘气而可爱，长辈嗔怪……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入乡随俗，我体味着民风民俗，细细地咀嚼着齐鲁文化！
从喧嚣的街道和疯狂的舞台转移到安静的医院里休息，使我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北京出发以来“队里发生的事情”:
马老师是回民，我始终没考虑到“分灶吃饭”问题；两个最小的同学长了虱子；男生的军上衣都渗出了汗碱；只有几个女生知道挤时间洗洗衣袜……
我和王静华始终没进行工作分工，我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节目和演出上。生活打理、后勤保障、突发情况等等基本没有安排！没有严格的整体计划，只有大概的行程路线。本来想从武汉去重庆，但由于“大串联”人员多，就临时改道来到了青岛。若计划严谨，从上海直接去青岛即可少跑许多冤枉路！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管理科学”。可是，当时谁懂啊！
我们两个高中三年级应届毕业生，带着二十三名初高中学生，没作任何必要准备，头脑一热，就踏上了“长征路”。在列车上，马老师手风琴一响，我们高唱《长征组歌》，既是演出，又是娱乐。整个车厢都与我们同唱“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歌声、笑声；激情、豪情，响彻大江南北、充溢黄河两岸！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社会治安好，根本不用担心遇到“抢劫”“绑架”“凶杀”等情况。
离京巡演，凭什么受到热情款待？你打着“北京”旗号，且是“文革”初期，真正了解“内幕”的人不多。在某些官员眼里，“北京”差不多相当于“半个中央”。搞不清你的背景，摸不着你的来头，不仅把你当成新事物，而且一定认为你是国家“在编”的艺术团体。如果确切地知道你“北京学生乌兰牧骑”不过是一个“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又待如何？是否有些“招摇”？但天地良心，我们主观上决无此意！
教育局有三个代表来病房看望我，送了水果。当时不送鲜花，送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
不久，一个陌生女孩走进病房问：“是北京学生乌兰牧骑金队长吗？”
“是”我应声转脸一看，立刻被下了一跳。吕苏琳？我险些喊叫出来！吕苏琳是我们宣武区少年之家舞蹈队的女同学，她长得太象她了！来人着深蓝色长裤，海蓝色长袖高领拉链运动服。瓜子脸、细眉毛、大眼睛，皮肤白皙，身材修长，梳“两把刷子”，是个颇有艺术气质的美女。我热情地招呼她：“请进！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我叫傅丽。青三中高二学生！王静华队长向你说过我的事，对吗？”
“对，说过。”昨天我们宣传队回北京之前大家来医院看我，王静华确实说起过有个本地女生特别希望参加我们宣传队，希望一起去北京，还说她“跳舞唱歌特别好”等等。可是当时人多嘴杂，我没放在心上。没想到她第二天就来了。
“你同意了？”
“同意什么了？”
“革命大串联，我和你一快儿去北京啊！”
“和我一快儿？！……”
“你不知道我都参加咱们乌兰牧骑演出了？”
“确实不知道！”
“王静华说好了告诉你，可他却……”她自言自语流露出几丝不悦，但马上“多云转晴”了：“我跳《弓舞》你看看，就算再考一次，成吧？”
不等我表态，她就自亨着乐曲跳了起来。
《弓舞》——舞剧影片《小刀会》片断，我太熟悉了！在北京宣武区琉璃厂文化馆我学过。这本来是一段男女双人舞，可是傅丽偏偏“独舞”。她的“大跳”“蹦子”帅极了！起得麻利，落得轻飘，我感到她空中有个“飞翔定格”。我对舞蹈一知半解，但我能分辨出“专业与业余”表现在瞬间的本质差异！我想到了该舞剧的上海原创，不自觉地拿傅丽去与扮演女主角舒巧作比较!舒巧是原汁原味的民族舞，而傅丽却掺杂了其他一些东西。
“你是学芭蕾的吧？”她一结束，我立刻就问。
“嘿，真行！从哪儿看出来的？”傅丽满口标准的普通话，听起来格外亲切，也使我更加认定她几乎就是吕苏琳。
“足尖和脚脖子！你习惯直、挺、绷；所以弯、钩都不到家……”
她见漏了底，停顿了片刻，极力弥补：“我最擅长编舞！你随便亨曲子、随便唱歌，什么都行，只要你哼出来唱出来，我马上随着你跳出来！信不信？”
信，我当然信！只有在自己所酷爱的事业里“泡透了”的人才敢说这话！她说“已经参加了乌兰牧骑演出”，想必就是依靠了这种先天悟性和即兴灵感。否则，怎么能不排练就上台去演？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给她哼了一段旋律。
“什么？！”她瞪大双眼看着我：“柴可夫斯基？‘四小天鹅’？你……”
这种形势、这种场合，怀念大洋古、宣扬封资修？我也发现自己无可挽回地闯入了“禁区”，犯了弥天大罪！完全是“腐朽思想意识的大暴露”。傅丽迅速跑到窗前，隔着玻璃左右察看了一下；我则急忙开开门探出头，力图发现楼道里有没有“密探”。确实有个英俊的青年在外面背对我屋门站立着，我满腹狐疑地盯了他许久，他转身冲我友善地笑笑走开了，不像怀有恶意。
午饭前，她回家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屋子里有点凉。我有个奇妙的感觉：傅丽带走了我房间里的全部热量！全部阳光！
第二天、第三天……直到第五天，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我了解了傅丽为舞蹈事业八年时间的艰苦追求和付出，学习与练功的矛盾、健康与疾病的搏斗，若干年前她丧失了去北京考舞蹈校的机会。她现在决心去部队文工团试试运气，部队总部多在北京，这是她想去北京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文工团还招人吗？……
相似的爱好，相似的经历，“同是天涯沦落人”！同命相连？不，是“红颜知己”！不知怎么搞的，我脑子里径直蹦跳出“人生四喜”佳境——酒后逢知己，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呸，呸，呸！什么“洞房花烛夜”，想到哪儿去了！
次日清晨，有人敲门告诉我“傅丽今天有事，不来了”。我立刻认出他就是楼道里曾被我怀疑是“密探”的那个年轻人。他很客气，依然是那幅特别友善的微笑，临走时撂下一句话：“我叫唐璜，是傅丽的男朋友！”
喂，明白吗？傅丽唐璜——“富丽堂煌”，天作之合！别想入非非了！
天冷了！距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确实想家，真该回北京了！
没带傅丽同行，尽管她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理智告诉我，孤男寡女，必须避嫌！我被这事搅得心浮气躁、一路不安，缕缕思绪伴着列车轰鸣在心里翻腾——“碧云天，黄花地……唐璜是王子还是黑天鹅？他也跳芭蕾吗？……西风紧，北雁南飞……是英国诗人拜伦笔下的那个唐璜吗？……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非烟非梦，迷迷噔噔。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我被稀里糊涂地拉到了终点站。
北京，我终于回来了！离别三个月，你好么？
我在站前广场舒展了一下腰身，作了一个深呼吸，遥望南天，努力把那些朦胧古怪的意识归还给美丽而可爱的青岛：“傅丽呀傅丽，你个‘小死马儿’!……”
四 艺 术 蒙 难 与 心 灵 困 惑
“北京学生乌兰牧骑”回到了宣武区少年之家。演出在继续，我基本上不再去那里了。脱离我辛苦创立的宣传队，心情十分复杂：不完全是因为队里换了一些新人，也不完全是因为节目很难更新。实在是因为，历史进入公元一九六七年以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铺天盖地，充斥于街头、泛滥于巷尾，几乎占领、并淹没了北京所有的演出场所！
仿佛所有的文艺爱好者在一天清晨纷纷醒来，他们突然明白：展现自己的才华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也无须专业训练，只要走上街头、占领舞台就可以尽情施展了！
当是“山花烂漫时”？我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丛中笑”的感觉和意境！恰恰相反，油然而生的是一股巨大失落！
原来是“一花独秀”，如今是“万紫千红”。如果“北京学生乌兰牧骑”不曾有过“龙头地位”、不曾意识到“垄断效应”，也就谈不到巨大失落！
若演员阵容强、节目质量高，你出头露面，也令人信服！然而，且看绽放于“顶尖”的朵朵“山花”是如何上舞台“烂漫”的吧。
——千篇一律“摆姿势”
——哇哇乱叫“跺台板”
——普天同庆“三忠于”
——万民共享“四无限”
——且听“艺术”怎么说？或曰“艺术”说什么：
“造他妈的反！”
“罢他妈的官！”
“滚他妈的蛋！”
……
最“受宠”的是前排观众。他们不仅最先接受着“表演关爱”，还尽情地享受了“艺术抚摸”：强噪音的热情“洗礼”，吐沫星子的疯狂“亲吻”，灰土粉尘的忘情“拥抱”。
一个时期来，我常常不胜清闲，惧怕安静。每当夜深人静，总有一股淡淡的哀愁暗暗袭来。那难解的心结，敲击着胸扉：
——白天高喊“破四旧”，晚上常对“烧书”犯嘀咕！
——为什么自己喜欢的诗词歌赋都是“大洋古”？
——那么多小说戏剧电影怎么就成了“封资修”？
——最疑惑，清官竟比赃官好，赃官没有迷惑性？
——当所有的“毒草”铲除殆尽，我们的历史岂不一片荒芜？
以一言蔽之，“扬烟文艺”已经把人逼进难以忍受的境地！
谁能回答：是“他妈的”被艺术了，还是艺术被“他妈的”了？
惹不起，只好躲避。我不想人云亦云，更不愿意长期强迫自己认定“说服不了自己”的事情。确实需要静下心来，集中精力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了：文化为什么要革命？什么是文化革命？怎样去文化革命？我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老三篇》、《五篇哲学著作》，包括内部印发的那本《江青讲话》，整装出发，开始了自己探求真理的“新长征”——“精神长征”。
书是个大问题。开列了书单，却没处借、没处买！尤其表导演专业理论出版物更不好找。高中三年，我有计划地通读了中国古典名著。不甚了了地“啃”了一气古里叶夫的《导演学基础》，知悉了爱森斯坦、黑泽明……
书没有不能强求！既然无专业书“精读”，就想办法去“博览”群书。
我通过“首都中学红代会”开具介绍信，以“急需批判资料”的名义，在北京旧书店联系购买了包括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名著。组织对组织没的说，大力支持！反正这些“破书”都要“化纸浆”……书很便宜，象征性收费，不论新旧薄厚统统两毛钱一本。另有一套五册不在销毁之列的简装本《资本论》，我隐隐觉得它“今后用得着”，犹豫了一下，还是化五元钱买下了。我身上只有二十块钱，都买了书，共九十五册！打捆拴在自行车后衣架，虽然分量很重，但我身轻如燕。片腿“策马”回家，一路上别提心里有多舒服了！
毛泽东主席严肃地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我发觉尤其不能“就艺术论艺术”，孤立的艺术现象解释不了尖锐的现实问题，“书径”必须拓宽！于是偷窥了政治、僭越了经济，入侵了哲学。我尽量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成长的“理论轨迹”昂首挺进：先学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再拜谒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又硬读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借助尤金、罗森塔尔的字典，写了五本厚厚的笔记……
然后，“飞夺泸定”“再渡赤水”，折返穿梭于文学史、影剧史、文学批评史的羊肠小道。被迫访问了我国古代《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的作者，穿越时间隧道探望了俄罗斯的别林斯基、车而尼舍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然而，空洞的理论不能激发想象的灵感，逻辑思维要从形象思维中去印证！于是我“出差”去古希腊古罗马，了解“文艺复兴”“希腊英雄神话”等事件；再到英法两国“调研”，拜访了莎士比亚、莫里哀、巴尔扎克等名流。前后大约用了两年多时间，忙不迭地奔跑于世界各国去进行“考察”，结识了：易卜生；梅里美、拜伦、狄更斯、雨果、莫伯桑、罗曼罗兰、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
可是，我猛然惊出一身汗，冷气从脊梁骨往外冒：本来抱定与传统观念一决雌雄的坚定信念而来。可终因自己功力太浅而被对方的“吸星大法”铩羽而归、束手就擒。我恍然大悟，自己原本就是“旧文化”的“孝贤之孙”！血液中、行动上，意识里，都与“年代”格格不入。军装太单薄，袖章难遮丑——“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我“决裂”不了，更谈不到“彻底决裂”，因为我始终割不掉“旧世界”那条“输氧脐带”！
高尔基说“每当看见书，我就象饥饿的汉子扑向了面包！”，但不知他“老高同志”下蹲、蛙跳之前，是否曾先行把根根“毒草”从“面包”里拔将出来，避免误吞误食？那样，我们无产阶级肯定会有一个身体和思想都更为健康的文学巨匠！
迷失方向，百无聊赖，我只好埋在书堆里破罐破摔。闲暇之余，也常触景生情，吟诵、演练那熟悉的“闭口音”自我嘲弄——无父母，不孤独，五叔闭门苦读书！不读书，无出路，独住竹屋不出人！
苦读并非永远快乐怡人，单调的生活需要调剂。要说毛泽东他老人家就是英明，他坚持“实践第一”观点，主张文艺工作者必须走出“象牙之塔”——您听听，字字珠玑、正合我意！我恢复了舞台实践，基本上成了“游走艺人”，有选择地参加其它宣传队的演出。以读书为“劳”，以演出为“逸”。劳逸结合，灵活机动，自由度高。说到这儿，您能否认“毛主席的话儿说到我们心坎里”？您能不相信《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呼呼！哎，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咪咪咪抖来来！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啊，啦抖啦抖来来！毛主席的雨露滋养了我呀哈，干起了革命我劲头儿足！”您应当知道我上舞台演出时，在那每一句唱词里倾注了多么深厚的情感、表达了多么诚挚的谢意！
许多人像我一样，不甘寂寞。有一个宣传队我忘了它的名字，但对曾经同台演出的人员却印象深刻：李慕良的大公子李祖铭也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他的板胡独奏饶有专业水平，观众掌声不断，每每“返场”；李祖铭胞弟李祖龙唱铜锤……表演节目的还有刘宝瑞的女儿、满月萍（民族舞剧《白毛女》女主角）的妹妹、单弦演员小胡小潘、北京曲艺曲剧团的万某某等等；电影学院的柳建，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琵琶演奏员冯建群、指挥兼作曲张怌基等人也都在这个阶段作着“进军专业”的准备！
最大的亮点是有胡松华、郭兰英、刘长瑜等艺术家参演。在地质部礼堂、在展览馆剧场、在工体首体，我们曾不期而遇，先后在同一舞台表演。我不时时机地当面请教，也暗中“偷学他们东西”，来提高自己。尽管他们最初的演唱节目还仅限于“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但其意义在于“演出就是胜利”，至少观众知道了：这些艺术家“没政治问题”！
继“文革”前《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歌剧《江姐》之后，空政文工团又排演了歌舞写意节目《井冈山的道路》。中央直属文艺团体搞了大型的《毛主席诗词演唱会》，阵容强大，影响深远。受此启发，首都中学“红代会”也模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气势，自编了一台《红卫兵战歌》，我与和平门中学名叫魏安妮的女生、共同担任了全场衔接贯穿的朗诵员。另一批中学生则借地中央音乐学院，“拷贝”全部《毛主席诗词演唱会》。那个担当《水调歌头•游泳》任务的男生，总把“才饮长沙水”的“水”字唱成“甩”，就像徐春妮在“红楼梦中人”里常把“林黛玉”说成“林大玉”一样。很快由我接替了《水调歌头•游泳》的演唱。哦，徐春妮别担心，我没打算PK你!
专业人员的亮相，缩小了业余演出的“市场”。应当说，值得尊敬的是不论专业业余演员，都随请随到不讲条件、没有报酬。
我常想，我们这些宣传队“残喘”而“不散”的原因究何在？打发过剩的精力？坚持艺术实践？填充空虚的生活？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若干年后我当兵回京，“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登记的一位小办事员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一直在宣传队里忙活”。
“噢，宣传队的！”这位小办事员不加思索地给了一句判词：“——小语录，纪念章，吹拉弹唱搞对象！”
慢道官宦出贤达，民间处处卧高人！我深深地被他精准而客观的概括所折服！没错，不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就是在那个时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的——尽管“这一半”与“另一班”不一定“白头偕老”！
而我与吕苏琳的初恋正是伴随着导演梦一起破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