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下今重见，且把壶儿搁一边”关于这个“文字狱”的传说流传很广，姑且不论此事是否真的存在，还是以讹传讹，就这句话而言其实真的是有很刻意的反清的意识在里面的，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的牵强附会。我想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朝鲜人怀念朱明，夷狄观念非常的浓，甚至到乾隆年间，还念念不忘于此，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上就反映出这种很强烈的情感。而且通过朝鲜人的记载，可以知道，如“大明天下今重见，且把壶儿搁一边。”这样的句子，确实含有反满暗讽之意，并非统治者刻意将其强行联系起来：
三月十九日，乃毅宗烈皇帝殉社之日，乡先生与同闬冠童数十人，诣城西宋氏之僦屋，拜尤庵宋先生之遗像，出貂裘抚之，慷慨有流涕者。还至城下，搤腕西向而呼曰“胡！”。乡先生为旅酬，设薇蕨之菜。时禁酒，以蜜水代酒，盛画瓷盆，盆之款识曰“大明成化年制”，旅酬者必俯首视盆中，为不忘春秋之义也。（《热河日记·卷二·关内程史·射虎石记》页93）
文中提到以薇蕨为菜，相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而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下。此处用薇蕨即是表示他们不承认清朝的统治。更何况作者已经很直接了当的指出，此乃“为不忘春秋之义”。看到此，难道还会有人觉的，统治者认为这是有很强的反清意识，是臆想之词么？
我无意为文字狱辩解什么，无论怎么样，这种浓厚的带有血腥气味的专制统治，都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我十分不希望有人将其妖魔化，野蛮化，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完全没有理智，这不是历史的真相。
其实作为统治者，文字狱只是一种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政治的目的。比如查嗣廷案因其所考题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正止相连，疑其和汪景祺一样，讥讽雍正年号有一止之相而获罪。但实际上查嗣廷真正获罪的理由是因为他和隆科多的关系，借此来增加隆科多的罪名。皇帝本人难道真的以为查嗣廷是在对自己的年号进行诅咒么？不是。举个例子，道士李不器诬陷岳钟琪谋逆，其中一条罪名就是岳“以西安省城开挖街道，系雍州地方，于雍正年号干碍，谓是岳钟琪咒诅公行”，但是雍正却认为“街道为居民出入所必由地，地方官修理治平乃为政之要务。”雍正四年是他的本命年，当时有人条奏这一年京城不宜动土，雍正认为这是庸夫俗见，他说在辇下修治街道尚不以俗见拘忌，那么岳这么做又有什么错呢？况且“雍州之与雍正有何关碍”？！皇帝认为此说“谬妄不经”。（《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页二四六八，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十日）难道正止相连乃诅咒雍正年号一止之象，此说就不荒谬了么？不过是人不同。说白了，就是对人不对事。这其实就是“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