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张书才
雍正帝为了“澄清吏治，又安民生”，实现“雍正改元，政治—新”的目的，要求各级官员振作有为，实心任事。为此，他在谕令封疆大吏将那些确是“贪婪酷劣及老病无能、向来苟且姑留之辈尽数纠参”的同时，还对动辄自称“庸陋”、“愚昧”的高级官员严加斥责，甚至交部察议，予以处罚。
据《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册载，六年（1728）二月二十日，福建巡抚常赉奏称：前请更调水师武弁一折，蒙朱批详细指示，“臣跪读之下，顿开愚昧，仰见睿虑周详，无微不到，实非臣下愚浅陋之识所能窥”，雍正帝看后斥道：“‘顿开愚昧’四字岂可唐[搪]塞耶？胡说之极！”又据同书96册七年间七月初四日新任署广东按察使楼俨所具谢恩折，说自己家素寒微，自甘淡泊，贪婪败检的事是不敢做的，“第恐才识疏庸，职任刑名，动关出入，夙夜悚惕，惟有详慎以仰副圣天子矜恤民命至意”。雍正帝素知楼俨为人聪明，亦有学力，没有他不能胜之任，只怕不肯实心任事，于是朱批训诫说：出身寒微，未必自甘谈泊，“至‘疏庸’二字，尤非大吏之乐于自居之道。似此无稽不达空文，向后皆不必！”要他不避嫌怨，实心任事，不要希图以“才识疏庸”为自己预留地步。工部尚书夸岱等因议奏江苏松江海塘工程不当，雍正帝命其明白回奏，该书12册六年五月十二日载夸岱等遂复奏说：前奉旨会议署江南总督范时绎等会勘松江新筑海塘工程一疏，“臣等公同商酌，竭尽愚衷，以期一得，无如识见疏浅，未能有当，今将怡亲王等奏议细加阅看，情理妥协，实为臣等思议之所不逮，臣等才知庸陋，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不胜惭惶悚惕之至”。雍正帝批道：“明系不尽心办事，何得以‘才识庸陋’一句巧诈之词推卸！若言早在圣明洞鉴之中，朕惟知汝等不肯实心任事。此奏甚属糊塗悖谬，著该部察议具奏！”在雍正帝手下，不实心任事却希图用“愚昧”、“庸陋”等巧诈之词来搪塞诿过的官员，是难于蒙混过去的。
居高位者，往往有种难于名状的微妙心理，即臣下说声“庸陋”、“愚昧”，似乎他也就越加显得“睿智”、“圣明”起来，感到无比的惬意和满足。雍正帝却认为，臣下愚昧，只能说明自己识人不明，用人不当，比愚昧的臣下更加愚昧。雍正七年（1729）六月，新任署同州知州朱闲圣在酷暑炎日之下盘验前任造册移交的封贮火药铅子，以致焚毁铅药房屋，烧死吏役家丁，据15册七年七月十五日署陕西总督查郎阿奏报此事，说“朱闲圣事出意外，过本无心”，雍正帝批示“何得言事出意外？分明从苛求之所致”，八月二十日查郎阿于是回奏说：跪读圣训，“仰见我皇上以大公至正为怀，鉴照无私，惟臣才识庸愚，见不及此”。雍正帝看后，用朱笔将“才识庸愚”四字划去，批道，“朕深恶此等字句！你虽甘以庸愚自居，则朕以庸愚人寄托三省严疆重任，则朕之庸愚更胜汝之庸愚也！为大臣者，一言一奏当详审之，何可比较旗员夙日之形态也！”据17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署陕西总督、陕西巡抚武格因奏报延安府属得雪日期迟延受到雍正帝斥责，复奏说：皇上宵旰忧勤，时刻以民生为念，“乃臣等以为延安府逼近边塞，气候寒冷，得雪甚早，又因西安各属尚未得雪，以致奏报稍迟。此皆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帝又将“愚昧”二字划去，严加训斥说：“朕深恶此等虚诈之俗谈！若将汝等愚昧之人用为严疆督抚，则朕之愚昧又何如也？但用一诚实好，似此空文何必！”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大臣在皇帝面前，下属在上司面前，自称“庸陋”、“愚昧”，向来被看作是“谦恭”、“诚敬”的美德，似乎已是天经地义、理所当为之事。也正由于此，此种因循敷衍的风习长盛不衰，在上者坐废濯磨之志，在下者专以空文为劳，无济于吏治官常，有害于国计民生。雍正帝大反其道，不仅认识到官员自称“庸陋”、“愚昧”纯属搪塞敷衍之无稽空文，诿过卸责之虚诈俗谈，而且还与自己的用人行政联系起来，认识到用人者的责任，从而严加训诫，大力整饬，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后世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