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在中国人心目中逐渐深入，就像新旧驳杂、中西交融的学术界一样，这三十年来的“红学”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古典文学工作者必涉足“红学”研究不必说了，许多史学家、思想史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学专家，也热心于“红学”研究，使《红楼梦》研究在这一阶段带有超学科的特点，结果大大提高了“红学”研究的身价，增加了这门学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红学”研究艰难地生存在一个大众消费文化占主流的年代，被各相关阶层利益化、大众化和“戏说”化，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除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学者”越来越多外，社会各阶层对《红楼梦》研究的热情也是“匪夷所思”，电影、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的踊跃参与，常常一夜之间就造就了许多蜚声中外的“红学”影视明星。而与此相关的还有“红学”研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带有明显经济企图的“红楼旅游”、“红楼饮食”、“红楼服饰”、“红楼养生”以及曹寅、曹雪芹的纪念地（祖籍地、经行之地、居停之地）之争也是此起彼伏，令人眼花缭乱。曾经高高在上的“红学”研究经历了政治濯洗和市场诱惑后不再神圣，似乎真正从象牙之塔走向了十字街头。红学号称是参与专家最多的领域，学术争论最多的领域，如今也是副产品最多的领域：从国学大师到小家碧玉，从小心求证到耸人听闻，从学术奇葩到误读歪读，应有尽有。而另一方面，“红学”研究也开始了其学术意义上的真正回归，1978年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入人心，伴随着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渐成规模，很多从事西方文论、西方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高校教师、在读研究生）涉足于“红学”研究，这些学者勇于探索，充分利用他们自己专业知识和特长，以西方的哲学理论、美学理论、文学理论去分析研究《红楼梦》，在《红楼梦》的文本研究方面，做出了和“圈中人”同中有异的学术成果，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纠正了以往研究的偏颇。主体价值学阐释、以精神分析学和集体无意识理论为核心的神话——原型批评和符号学阐释、以后殖民主义心态为倚恃的跨文化比较、以拒斥各种“主义”为特征的接受美学和叙事学分析，在这一时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这一时期《红楼梦》文本阐释的最有价值的部分。王朝闻的《论凤姐》、周思源的《红楼梦创作方法论》、舒芜的《说梦录》、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周书文的《〈红楼梦〉的独创艺术》等专著，叶朗、陈维昭、苏昭昌、吴调公等人的学术论文都可以算得上这方面的力作。
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则是到了这一时期才算真正可以称之为“学”，从曹彬、曹良臣、曹俊到曹寅、曹颙、曹頫；从辽东家世到江南家世；从曹家入关的路线到曹家抄家的原因；从曹雪芹出现于宗学到著书黄叶村，研究者所描绘的线索越来越清晰、具体，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是纷繁驳杂、五光十色。这一时期仍不断有关于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的资料发现，1978年3月，由庄吉发先生由满文译成汉文的曹家亲戚杭州织造孙文成的满文奏折206件，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和1980年第1、 2辑合辑刊载曹家档案史料115件，1980年第3辑刊载了《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阳和府知府曹振彦奏本》，冯其庸说:“按这一奏本，是现今所有曹家档案中最早的一件档案。据这一奏本，可知顺治九年，曹振彦所任确是阳和府知府，过去有人认为曹振彦是任大同府知府，现在当然应依这个奏本为准”。1983年11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了新发现的曹寅、曹宣档案，所记二人的子系与原所知档案有所不同。《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1辑刊出了《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这份咨文内出现了两个曹家成员的新名字：“郎中曹寅之子曹颜”、“曹荃之子曹颇”。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淡文在她的著作《红楼梦探源》中引述了康熙五十年四月初十日《内务府总管赫奕等带领桑额、连生等引见折》:“原任物林达曹荃之子桑额，郎中曹寅之子连生曾奉旨：著具奏引见，钦此。……曹荃之子桑额，录取在宁寿宫茶房。钦此。”认为从桑额的名字和年龄推算，桑额就是曹宣第二子曹颜。指出曹颜曾被录用为宁寿宫茶上人。冯其庸说:“至于这个‘咨文’内所叙诸人的父子关系多有错乱，则不知何故”。路工、胡小伟在一幅清人诗稿长卷中发现一首题为《读(石头记)偶成》的诗作。《红楼梦学刊》11987年第1辑刊出了《曹頫骚乱驿站获罪结案题本》，这个题本透露了曹頫获罪以及后来被抄家的情形。
和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一样，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也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被世俗化和“戏说”化了。很多“红学研究”的“学者”们，继承胡适之先生“贾、曹互证”的研究范式，又在其中融入清末“索隐红学”的因子，在适当考据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情节曲折、人物鲜明的有关“曹氏家世研究”的故事，赢得了对“红学”研究本无兴趣的普通大众的一片喝彩。当然，在市尘的喧嚣中，并不乏不惟利益所动的学者在坚守着“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的本真。这一时期，周汝昌先生继续致力于把曹学、脂砚斋研究、佚稿研究、版本研究等融为一炉，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尤其在曹锡远祖籍研究上，周汝昌对自己所坚持的“丰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阐述与冯其庸为代表的“辽阳说”一起成为这时期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的重要现象。冯其庸在这方面出版了重要学术论著《曹雪芹家世新考》，冯先生根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抄本），对曹氏家世做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考证。在研究当中，冯其庸发现了孔有德《降金书》的满文本，从而弄清楚了五庆堂曹氏的祖先曹绍中是孔有德的部下，并且是《降金书》的投送者；发现了康熙抄本《甘氏家谱》，并将其与《五庆堂谱》进行比对论证，从而弄清了五庆堂曹氏祖先曹权中的女儿确实嫁给了甘体垣，证明了五庆堂曹氏与甘家确系姻亲关系；冯其庸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五庆堂曹氏祖先在河北涞水县沈家庵村的家族墓地和墓基界石，从而确切无疑地证实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可靠性，证实了曹雪芹的祖先确与五庆堂曹氏是同宗，证实了他们共同的祖籍确是辽阳。冯其庸通过查阅《清实录》，发现了其中关于曹振彦的重要史料，弄清了早在天聪时期（1627—1643），曹振彦已是多尔衷属下的旗鼓牛录章京，因而进一步弄清了曹雪芹的祖先与后金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旗籍。此外，冯其庸还在辽阳发现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曹振彦的题名，以及《重修玉皇庙碑》碑阴上曹振彦的题名和《弥陀寺碑》碑阴上五庆堂曹氏祖先的题名。冯其庸还在1992年出版的《曹学叙论》中，对从胡适创立“新红学”以来的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阐述了“曹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曹学”的内涵和外延，阐述了“曹学”发展的三个阶段，阐述了“曹学”和“红学”之间的关联与侧重，阐述了“曹学”未来发展的趋势，并着重指出：“要研究《红楼梦》就必须了解曹雪芹，于是才开始有了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于是这才逐渐发展成了‘曹学’。正是这个根本原因，所以‘曹学’与‘红学’才不可分割。要深入地研究‘红学’就必须深入地研究‘曹学’，这是它自身的内在因素决定的，并不是外加的，反过来，要深入研究‘曹学’，除了曹雪芹家世等种种内容外，《红楼梦》也仍然不可弃置，因为如前所论，《红楼梦》的情节里就融合了曹家的某些家世”。吴恩裕先生则继续倾全力搜集、研究曹寅和曹雪芹家族在北京的文献资料和历史遗迹，进行有关的实体文物研究，并有所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成为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的生力军，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向世人展示了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曹寅和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各相关方面都获得了重大突破，这种突破集中表现在这一阶段的学术论著和学术论文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曹寅的思想、交游和文学创作上。朱淡文先生在她的《红楼梦探源》有关章节（主要是第一编《曹雪芹家世研究》）中，根据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所提供的资料，对以曹寅为中心的曹雪芹家世进行了详尽的延伸考证，朱先生指出：一、曹氏家族是满清内务府汉人包衣（满语称为“尼堪”），纵然曹寅和康熙的关系切近，曹家在江南地位显赫，但由于满清制度主奴、民族之分异常森严，曹家的实际地位并不美妙。二、曹寅的生母并非被康熙称为“吾家老人”的孙氏，而是明末著名遗民顾景星“走失”的小妹，而曹寅和顾景星之间的舅甥关系对曹寅的思想、交游和文学创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三、曹寅、曹宣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四、曹寅、曹雪芹家族败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不睦、内乱、直至自残（相互告发）而导致的一败涂地。吴新雷先生和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黄进德先生合作的《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着重研究了曹家三代四口人（从曹玺、曹寅到曹颙、曹頫）在南京、扬州的活动，对记载他们活动的文献资料和他们活动的历史遗迹做了较详尽的考察，深入研究了曹家三代四口人的家庭情况、人际关系、为官生涯和家道骤变的情形，黄进德先生并据此旗帜鲜明地提出曹氏家道败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积累了太多的亏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上生先生的《曹寅和曹雪芹》，依据曹寅《楝亭集》中的有关诗文，对曹寅先辈的事迹及其曹寅自己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详细的考索，指出曹寅因为无法面对满汉文化的强烈碰撞与融合，因而具有政文异向、身心相悖的双重政治和思想人格，刘上生先生还进一步以较大的篇幅详细论述了曹寅的这种双重政治和思想人格给曹雪芹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所带来的影响。海外研究者也加入了这股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的洪流，皮述民的《李鼎与石头记》和《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唐德刚的《史学与红学》、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史景迁的《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曹寅的生平和家世作出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见解。史景迁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一直致力于用自己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眼光去探寻中国古代史中的规律。作为一本考证严密的史学专著，史景迁的《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详细论证并介绍了曹寅的人生，真实再现了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描述和探究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描述和探究了清王朝统治者的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清初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的互动关系，再现了清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出清初时节隐藏在风平浪静的表象之后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如前所述，伴随着全方位的高等学历教育的渐成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高校教师、在读研究生、各种高等教育学历的毕业生等）成为曹寅生平和家世研究的生力军，这些研究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撰写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向世人展示了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如胡昭棠《关于曹寅与楝亭集研究》、窦秀艳《曹寅的文献学成就》、朱良志《石涛与曹寅交往事实考略》、王利民《朱彝尊与曹寅交游考》、这些学术论文不再纠缠于曹寅与曹雪芹的祖籍究竟是“辽阳”还是“丰润”之类的细枝末节上，而把研究的目标和重点放在曹寅的世界观的形成、放在对曹寅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成就的探讨上，试图从家族生活的社会氛围、家族的文学积淀等方面去研究以曹寅为中心的曹家三代四口人的生活经历对于曹雪芹的思想和创作活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