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齐,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卒于乾隆四年(1739年),享年88岁。在两个多世纪前的中国,达于米寿者实属罕见,而满族贵族上层成员内堪与马齐之寿相埒者,则更为难觅了。自然,中国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乾隆帝享年89岁,算是一个特例。
马齐身历顺、康、雍、乾四朝,自康熙中叶起,他始终居于高位,其间任大学士累计三十载。其漫长而通达的宦海之途,深为同僚所歆羡,也给后人留下疑惑与思索。马齐何以能够安然度过康雍时期权力斗争中的一次次惊涛骇浪,成为清前期政治舞台上的一棵长青树?剖析马齐宦海一生的某些特点,将有助于解索上述问题,还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观察清前期不同历史阶段的政坛内幕。
一
马齐生于世宦之家,是顺治朝内大臣哈什屯之孙,康熙朝户部尚书、首议撤藩的著名大臣米思翰的次子。马齐18岁时(康熙八年,1669年),由荫生授为工部员外郎。这种步入仕途的方式,在当时的满族贵族后代中是较为普通的,然而马齐与多数八旗子弟所不同的是,他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一优势,逐步增长、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一步步攀上仕宦之巅。
马齐明敏干练,敢于任事,非人云亦云之辈。这是他为官前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所以为康熙帝所赏识,并在满汉同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举下述数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大学士等遵旨奏举外任官内居官甚好者,所举数人内即有时任山西巡抚的马齐。[1](Ｐ1615—1616)是时,首席满洲大学士明珠把持朝政,“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大学士余国柱等人“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2](Ｐ1727)如果明珠对马齐印象不佳,大学士等奏举的数人中,则不会有马齐,而马齐荣列其中,表明明珠对他较为重视,抑或有拉拢之意。对于一位外任官员来说,这是一个逢迎巴结朝中权贵,以此作为升迁之机的难得机会。可是,马齐却并没有“领情”。不久,御史陈紫绶弹劾湖广巡抚张?贪婪不法事,康熙帝命于成龙、马齐等前往查核。张汧乃由明珠所保荐。此前被派去审理该案的钦差大臣色楞额,虽曾当面向康熙帝保证要“尽心研审”,但奏报中“惟恐累及保举张汧之人,竟为庇护。”[2](Ｐ1727)该案经马齐等审理,“皆得实,论罪如律。”[3]马齐因此“声名大显,人称他是廉洁奉公,无所畏惧的清官。”[4](Ｐ697)该案顺利审结,为康熙帝于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罢黜权臣明珠,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实际上是康熙帝这一重大举措的有机组成部分。马齐以刚直不阿而深受康熙帝的嘉赞,是年三月升为左都御史。这是他仕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马齐参与筹议同俄罗斯定界事宜,奏称中俄边界谈判“所关最巨”,“其档案宜兼书汉字,汉官一体差往。”[5](Ｐ107)翌年(1689年)十一月又疏言:“臣办事理藩院,见凡所题所理之事,止用满洲、蒙古文字,并未兼有汉文。今请……兼用汉文注册,庶化服蒙古之功德,昭垂永久。”[6]这两项建议都被康熙帝采纳,随着时间的流逝,其重要意义愈益显现。可见,敢于任事的马齐,并非有勇无谋之人,他颇有见识,且善于思考,而这两方面的较好结合,恰是其优于诸多同僚之处。
马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担任大学士,开始步入仕途的高峰。此前,还有两事需要提及。一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任左都御史的马齐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一起列位议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并无先例;二是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期间,令马齐与大学士阿兰泰、尚书佛伦等人为首,分三班值宿紫禁城,辅佐代理政务的皇太子允礽。这表明马齐任大学士前,即因才干突出,逐步成为康熙帝的股肱之臣,他在协助康熙帝解决噶尔丹问题时的出色表现,又使之进一步受到信任。
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第一次废黜皇太子允礽,但旋生悔意,拟行复立。可是,他又认为如此出尔反尔大失颜面,故有意透露出这一想法后,采取让众臣于诸皇子中推举的方式,希望众臣能保奏允礽为太子。
是年十一月,康熙帝令全体朝臣推举太子之前,“特谕马齐勿预其事”。[3]然而马齐却没有服从这一旨意。在他与国舅佟国维的暗中倡导下,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鄂伦岱等积极配合,全体朝臣共同保举皇八子允禩为太子,康熙帝的期望完全落空。[7]翌年(1709年)初,马齐等人受到康熙帝的严责。康熙帝说:“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众乃畏惧伊等,依阿立议耳。”[8]马齐被革去大学士,交与允禩“严行管束”,他的三弟马武、四弟李荣保及其族人都受到牵连。[9]
这是马齐的宦海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其中令人咀嚼处甚多,以下几点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马齐属于清朝入关后第二代满族贵族,自幼生长在以汉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大环境中,受到汉文化的长期浸染,但另一方面,满族传统制度与习俗对他仍有较深的影响。他违背帝意而不推立尽失人心的废太子允礽,却以贤能与否作为主要标准,力保并非嫡长的允禩为太子,表明其头脑中尚未确立嫡长观念,仍以后金时期八王共治国政制下推立嗣君的部分宗旨,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具有氏族民主制特征的选君方式,在康熙时期皇权逐步集中强化的总体形势下,自然无法实行。康熙帝不过是以此作为实现其个人意志的一种手段,马齐等笃意行之,必败无疑。
其次,康熙帝有特谕在先,但马齐却甘冒违旨获罪之险,在这一关系到清朝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事情上,主动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的积极参与,实则体现出对朝廷的忠诚与较强的责任感。见识与魄力在他身上的较好结合这一特点,得到一次最充分的展示。
再次,也恰因马齐具有这种为人处事风格,因而在此次事件中,能够与朝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国舅佟国维一起,成为全体朝臣的核心人物。马齐自四十一年(1702年)十一月后,即任首席满洲大学士,而四十七年一废太子风波中的有关情况则表明,他在满汉大臣中的声望和影响力,的确与此职任相符。这一点在清朝不同时期的首席满洲大学士中并不多见。
上述挫折并没有为马齐的仕宦之途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却使他的心灵产生极大振动。其后,马齐为人处事的另一面,开始更多地显现出来,他的为官风格,也在逐步发生变化。这一切应当说无不与四十七年一废太子风波,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马齐被革职的翌年(1710年)底,重新被启用。五十五年(1716年)五月,康熙帝认为“今满洲大学士内,无能令汉大臣心服者”,[10]故仍以马齐为首席满洲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直至6年后(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马齐的职任始终如此。可见,他依然在满汉大臣中具有很高威信和较大影响力,并依然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雍正时期,马齐继续担任大学士(雍正十三年九月休致),为帝所保全。不过,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像他在康熙朝那样,因才干出众,敢于任事而受帝青睐,更主要的还是得力于与其上述品行截然不同的某些特点和性格因素。这是马齐其人的另一面。
二
随着在政治风浪中的历练起伏与仕宦经验的积累丰富,灵活机敏,善于审时度势,行事稳健的风格,在马齐的身上愈益显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他身历三朝却能稳居高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构成其宦海生涯的另一显著特色。
康熙帝去世翌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未即位的雍正帝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等4人为总理事务大臣。康熙去世后第21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即“三七”之际,其灵柩由乾清宫移至景山寿皇殿。由于在此期间各项丧仪进行顺利,为此,雍正帝特嘉奖贝子允祹及允禩、允祥、隆科多、马齐等人。隆科多、马齐“俱赏给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职”,[11]并恢复马齐曾被削去的世职,令世袭罔替。雍正帝的谕旨中说,马齐在“此番大事”中“甚是黾勉勤劳。伊之勤劳,非寻常勤劳可比,胜于一切功绩。”[12](Ｐ325)表明他对马齐在此阶段的表现十分满意。
不久,马齐奏请纂修圣祖实录,雍正帝随即任命他为圣祖实录监修总裁官(按,监修总裁官后又增加张廷玉及蒋廷锡2人)。如何撰述康熙朝两废太子以及包括雍正帝在内的诸皇子储位之争、雍正帝继位等重大事件,是纂修圣祖实录的难点。马齐膺此重任,可见雍正帝对他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臣返国后的报告中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 ‘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13](Ｐ4379)康熙帝召马齐嘱托皇位传承大事,并非事实,[14]不过,这一传言说明,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将马齐视为新帝胤禛的佐助者。
有的治史者认为,“马齐曾帮助世宗皇帝登上宝座”。[4](Ｐ698)目前尚未发现能够证实这种说法的具体材料。但综析有关情况,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即马齐在经历一废太子事件,并受到较大挫折后,逐步修正或部分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观点、立场和做法,由允禩的坚定拥护者,转变为中立派。虽然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秋,允禩一度病危,康熙帝特令向与允禩关系密切的苏努、佟国维、鄂伦岱、马齐等同往照料的情况看,康熙帝尚未察觉到马齐的这一变化,[15]然而恰因马齐在康熙朝晚期,也是诸皇子间的储位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采取了较为中立、超然的态度,当雍正帝继位后,他才会有与鄂伦岱(雍正四年被处死)等人完全不同的命运,并以康熙朝老臣的身份,继续保持高位。
马齐处于清廷最高层权力之争的漩涡中而表现出灵活机敏,善于应变的作风,与其祖父哈什屯的有关情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马齐的祖父哈什屯原为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康熙帝怒责马齐时说:“马齐(指哈什屯)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8]发生在天聪九年(1635年)的蓝旗事件,是皇太极为兼并正蓝旗,以加强自己的势力,集中皇权而借机制造的一场冤狱。[16]四十七年(1708年)春,康熙帝曾向内大臣明珠了解涉及正蓝旗事件的有关情况,[17]上述责斥之语,乃是他在极度气恼之下,揭露该事件之真相,借以羞辱马齐。
如果说哈什屯在蓝旗事件中机敏善变,不惜背主,那么他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则显现出善于审时度势,甚至能够主持公道的特点。顺治初年,哈什屯任内大臣,列议政大臣,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器重。然而当肃亲王豪格被多尔衮迫害致死时,尚书巩阿岱与都统何洛会等“议杀肃亲王子富绶,哈什屯言王无灭嗣之罪,同(议政大臣)巴哈力持不可,事乃已。”[18]顺治帝亲政后,追论多尔衮罪,其亲信多受牵连,但哈什屯并未失去信任,仍多次晋爵,顺治十二年(1655年)后致仕,康熙二年(1663年)卒,享年66岁。哈什屯的一生中,经历了蓝旗事件与多尔衮获罪两次政治巨浪的冲击,但都安然度过,其仕途不仅未受阻滞,且更为畅达。
哈什屯去世时,马齐尚未成年。而哈什屯之子、马齐之父米思翰的为人处事作风,看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其诸子有更直接的影响。米思翰“生而沉毅,办事勤慎有识力。”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期间,任户部尚书的米思翰竭力备办军需,朝夕不懈,以劳瘁卒于官。其长子马思喀的办事特点,是“综合周详,简稽严密”。三子马武则“多年宣力,尽职维勤。方寸自持,身以恪。”[19]由于他们共同具有为人做事稳重缜密的长处,故米思翰及其长子马思喀、二子马齐、三子马武,都先后担任过内务府总管一职。此外,米思翰第四子李荣保(察哈尔总管)的儿子傅恒和孙子福康安、福长安,也曾担任该职。富察氏家族先后共有3代7人做过皇帝的总管家,这在清朝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一内务府总管世家,也因此备受世人瞩目。
马齐兼有其祖机敏灵活,富有识见与其父兄缜密稳健的两方面特点,应当说是哈什屯的孙辈中最能干的一个。他在康熙四十八年受挫以前所表现出的锐气和无畏精神,则是其超出祖、父、兄弟之处,可惜在他的晚年已消失殆尽。此外,随着为官日久,马齐的贪婪欲望也在逐步发展。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中国因此丧失了部分领土。签约期间,主管中俄交涉事务的马齐,“把中国大臣们的态度和意见全部告诉了(俄国代表团团长)萨瓦”,作为回报,马齐曾接受过后者一千卢布的贿赂。[20](Ｐ115) [4](Ｐ731 699)马齐任山西巡抚时口碑甚好,但这毕竟是其在仕途中跋涉未久,初有起色之际。一废太子期间康熙帝对马齐的指斥中,曾谈到后者“但务贪得”,他说:“张鹏翮乃一清官,朕南巡时,马齐当众前詈之曰杀材,因不馈伊银币,遂尔辱詈。谁不畏死,敢不馈之银币乎!”[21]贪污索贿是传统社会官僚体制下难以抑制的仕风,在康熙中期以后的满汉大臣中并非个别现象。但是,马齐在中俄边界谈判中的上述表现,与一般的索贿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其性质要严重得多。
马齐善于审时度势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这对于他连续三朝始终稳居高位,起到一定作用。
雍正九年(1731年)后马齐已年过八旬,但却始终未曾请求休致,这是因为他深知自己虽在高位,有名无权,然而却是雍正帝所谓优宠前朝老臣方针的一位体现者,他对于急欲维护、改善形象,提高威信,团结满汉大臣,稳定人心的雍正帝来说,还是十分需要的。所以,尽管自己已至耄耋之年,但仍然未到退场之时,如果提出这一请求,或许会招致不好的后果。可以说在这一方面,马齐与雍正帝配合得相当默契。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即雍正帝去世后第二个月,马齐“引疾乞休”,“以原品休致”。[22]这一适时引退,为其漫长的仕宦之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马齐还另有所思。乾隆元年(1736年),马齐疏陈其祖哈什屯劳绩,“得旨,入祀贤良祠。”[23]马齐以硕果仅存的三朝耆宿身份,向继位后即着手纠正雍正帝对宗室重臣打击面过宽的做法,并拟通过普施恩惠,以扩大统治基础的乾隆帝提出这一请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获得首肯的充分把握。事实也是如此。马齐此举,多少表明他对康熙帝于一废太子期间,指斥哈什屯在蓝旗事件中的表现,始终耿耿于怀,因而借此良机,为祖父翻案。
三
身为满族贵族,马齐与清朝最高统治者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同时也是主奴关系,而后一种关系占有主导地位。不过,具体分析马齐与康、雍、乾三帝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这是在主奴君臣名分支配下而又各具特点的三种不同关系。同样,马齐虽然“历相三朝”,但他在康雍乾三朝政治舞台上实际扮演的角色,又有较大差异。从一定程度上讲,他在不同时期的角色与他和三位皇帝之间的不同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马齐宦海生涯中真正的辉煌时期,是在康熙朝中后期,即他迈入古稀之年以前(康熙六十一年马齐周岁70)。四十三年(1704年)七月,康熙帝御书“永世翼戴”匾额颁赐马齐,这是一个很高的褒奖,说明康熙帝对马齐在首席满洲大学士任上的表现十分满意。有的史籍载:“明(珠)、索(额图)既败后,公同其弟马武权重一时。时谚云:‘二马吃尽天下草。’”[24]所言当指这一时期。相比马齐而言,马齐之弟、副都统马武虽然也颇受康熙帝信任,但毕竟尚有不及。而马齐身为首席满洲大学士,深孚众望,名实相符,他成功地扮演着康熙帝的得力助手这一角色,并为朝野上下所公认。
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康熙帝斥责马齐等倡举允禩时,马齐竟为己抗辩,致使康熙帝气怒至极,当众“殴曳马齐”。[13](Ｐ4254)翌日康熙帝对众臣说:“朕因马齐效力年久,初心俟其年老,听彼休致,以保全之。昨乃身作威势,拂袖而出,众人见之,皆为寒心。如此不诛,将谁诛乎!……”他让众臣传问马齐:“伊之作威可畏,果何益哉”?马齐听旨后,虽奏称“臣罪当死”,但还是为自己做了辩解:“臣原无威势,但因事务重大,心中惊惧,并不知作何举动”。[9]仅比康熙帝年长两岁的马齐,应当说是康熙帝的同辈人,这时一位56岁,另一位58岁,均已步入暮年。康熙帝在众臣前竟对马齐大打出手,而马齐并无惧色,“拂袖而出”,尽显忿忿不平之态,这恰为两人相知甚深,彼此十分亲近的一种不自觉表露,而此正是满族内部主奴关系的特点之一。不过,康熙帝与马齐的关系中,情感因素相对较重,在特定场合下甚至较政治色彩更为突出。康熙帝虽对马齐大为不满,但又不忍重惩,其内心仍深信马齐忠诚不二,而马齐也深深了解康熙帝,自信必为他所保全。其后的事态发展确实如此,当众臣奏称马齐应立斩时,康熙帝又予以宽大处理,数年后重新以之为首席满洲大学士,直至康熙帝去世。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马齐同雍正帝的关系,具有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几无个人情感缠绕其中,双方的尊卑界线也更加分明。在雍正朝政治舞台上,马齐被作为前朝老臣的代表,扮演了一个仍居高位却不被皇帝所倚重这一颇显尴尬的角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曾对马齐颇为赞赏。但是,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雍正帝却指责以马齐为首的大学士等“不肯尽心办事”,“漫不经心”,[25](Ｐ58—59)十三年(1735年)五月,即雍正帝去世前三个月,称马齐等“非不能办事之人,乃习成巧术,自谓保身远害,籍为推卸之计。此风有碍于政治,无益于国家,况将来后进效尤,其弊有不可胜言者。”[26]虽然马齐在雍正朝也曾受到嘉奖(如三年八月总理事务结束时赐骑都尉世职),但上述两道谕旨表明,马齐在雍正年间总的表现,是较为消极的。他在康熙朝后期的储位之争中转而采取了中立态度,在雍正朝前期清除允禩程中,仍然如此,并未冲锋陷阵,或落井下石。雍正帝对他虽然并不满意,但从统治需要出发,又不得不始终予以高位,充分利用。至于前述马齐在康熙帝丧葬期间尽心尽力,并首先提出纂修圣祖实录,则是他对老主子长期予以信任和重用的感恩报答。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17岁的皇四子弘历迎娶马齐的侄女、李荣保之女富察氏为嫡福晋。这是雍正帝为其接班人所精心选定。通过优荣前朝老臣、当朝重臣以拢络人心,缓解他在清除允?集团过程中同大部分满族贵族之间形成的尖锐矛盾和紧张关系,应是雍正帝做此选择的主要政治用意。自然,这也表明富察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以及雍正帝对它的高度重视。
雍正四年(1726年)后清廷开始进行对准噶尔战争的准备事宜,新的中枢辅政机构军机处渐露雏形,在其中任职的允祥、张廷玉、蒋廷锡等作为雍正帝的主要助手,形成辅佐核心,内阁的部分职权逐步为军机处所取代。马齐虽然仍任首席满洲大学士,但此职的意义已与康熙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马齐与雍正帝之间所以较为疏远的因素之一。
马齐的人生之旅至乾隆朝已临近终点,仅过4年余,便以88岁高龄去世。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历时最短,这一关系中的政治色彩已逐渐消逝,彼此虽有戚属之情,但始终较为平淡。这是与前朝两帝的关系均不相同处。随着他的致仕请求得到允准,马齐完成其宦海生涯中最后一次角色转换。
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马齐病危之际,乾隆帝的有关讲话对他做出很高评价,称他“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27]“历相三朝”之语虽未尝不可,但实际上他在雍正帝去世的翌月,即已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了自18岁踏上仕途后的67年(康熙八年至雍正十三年)中从未有过的休闲岁月,逐步成为处于政治边缘位置的一位旁观者。
马齐不仅为三朝老臣,而且是皇后富察氏(乾隆二年十二月立为皇后)的伯父。这一特殊身份,使马齐进一步受到乾隆帝的敬重。在马齐病重期间,乾隆帝曾派御医调治,并差其弟和亲王弘昼、皇长子永璜代为看视。马齐去世后,乾隆帝赏银治丧,给谥文穆,数年后又令入祀贤良祠。
尚需一提的是,马齐虽逝,但富察氏家族的亨通仕途还在延续。乾隆帝的宠臣,马齐之侄傅恒、侄孙福康安等人在乾隆中后期的业绩,为这本已相当显赫的满族贵族之家增添了新的光环。
四
马齐的宦海人生值得后人思索之处较多,限于篇幅,仅谈两点。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马齐始任首席满洲大学士,步入其仕途的高峰期,此时距四十七年康熙帝一废太子仅有5年。这一阶段中,皇储矛盾日益显露,诸皇子之间的储位之争逐步激化,朝中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人际关系难以区处。而马齐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受到康熙帝的倚信,实为不易。他能为康熙帝所器重,须有两项前提,一是并非太子党,对帝忠诚;二是处事较为公正,富有才干而孚众望。在经历了一废太子风波中的挫折后,马齐锐气不再,棱角磨平,日渐成为一位处事圆滑的官僚。这是他在高度集中与强化的皇权震慑下,被迫采取的自保之策,并因此而终于保住高位,得以善终。这尽管是其不得不然之举,并在他的同僚中具有代表性,但也反映出专制皇权与官僚政体对人的心灵的腐蚀摧残。马齐为了自保而采取中立方针以及其后为官中的消极态度,恰恰是其性格乃至身心已被扭曲的一种客观反映。
马齐当属在满族贵族中并不十分多见的一位“能吏”。然而他所从属的三位主子即康雍乾三帝,也全都是才略杰出的历史名君,更重要的是,几乎与马齐“历相三朝”同步,三帝将皇权的集中与强化,逐步推向中国皇权发展进程中的最高峰。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马齐只能是被皇帝严控于股掌之间,用以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得力工具,他的才干不可能真正发挥。他所担任的大学士一职,既与明代以前的历代宰相有霄壤之别,也无从与明代阁臣拥有的职权相埒。雍正时期无须论,即使是在康熙帝年间,他最受信任时,因有诸皇子这一特权群体凌驾阁部之上,康熙帝以之为首要倚重者,而马齐等人的作用则相形见绌,尽管他被康熙帝视为能慑服汉大臣的难得人选。
与大多数清朝官员、满族贵族相比,马齐的仕途相当畅达,且圆满而终,但如果从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与才干的充分发挥这一角度审视,不能不说又具有较大缺憾和一定的悲剧意味。总结马齐宦海生涯的若干特点,也是对传统社会官僚制度与专制皇权的另一种反思。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Ｚ].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康熙起居注[Ｚ].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清史列传[Ｍ].卷14,大臣画一档正编,11,马齐.
[4]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Ｍ](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5]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Ｍ](上).长沙:岳麓书社1991.
[6]清圣祖实录[Ｚ].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丙辰.伪满影印本.
[7]关于康熙帝第一次废立太子的有关情况,详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Ｍ],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第四章《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下)。
[8]清圣祖实录[Ｚ].卷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癸巳.伪满影印本.
[9]清圣祖实录[Ｚ].卷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癸巳、甲午.伪满影印本.
[10]清圣祖实录[Ｚ].卷268,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伪满影印本.
[11]清世宗实录[Ｚ].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甲寅.伪满影印本.
[1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Ｍ].沈阳:辽沈书社,1989.
[1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Ｚ](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有关康雍两朝皇位交接情况,详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四章第二节《秘密建储计划》.
[15]清圣祖实录[Ｚ].卷269,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伪满影印本.
[16]杨珍.索额图研究[Ｊ].清史论丛.1999.
[17]参见满文朱谕1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无年月,根据内容可判断为康熙四十七年.
[18]满汉名臣传[Ｍ].卷12,哈什屯列传.
[19]鄂尔泰.八旗通志[Ｍ](初集),卷185,名臣列传,45.
[20]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1]清圣祖实录[Ｚ].卷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乙未.伪满影印本.
[22]满汉名臣传[Ｍ].卷26,马齐列传.
[23]清史列传[Ｍ].卷5,大臣画一传档正编,2,哈什屯.
[24]昭梿.啸亭杂录[Ｃ].卷9,马太傅.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权臣索额图因太子党问题被拘捕,死于禁所;明珠虽曾被罢黜大学士,后又继续受到康熙帝的倚重。杨珍.盛世初叶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Ｊ].清史论丛.1999.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起居注册[Ｚ](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26]清世宗实录[Ｚ].卷156,雍正十三年五月甲子.伪满影印本.
[27]清高宗实录[Ｚ].卷29,乾隆四年五月丁巳.伪满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