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之死，向来众说纷纭，至今史家依旧没有一致认同的答案。本文作者根据种种迹象考察，推导出雍正未享大寿当与其不正确的养生之道密切相关。
by倪军民（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副教授）
雍正帝之死是清宫一大疑案，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所谓的遇刺说提出了质疑，认为雍正暴力死亡的可能性极小。近年来，冯尔康、杨启樵、杨乃济等先生对雍正因丹药中毒而死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这无疑为揭开疑案做了可贵的探索。
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新证据以前，所谓雍正被刺身亡之说，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奇故事而已。正确的研究方法，应当根据比较可信的资料，对其自然死亡的诸多可能性提出假设，再加以论证，这比一味纠缠于雍正是否被刺要更有意义。沿着这一思路，笔者认为，雍正之死与其养生不当有着密切联系，值得深入研究。
雍正帝58岁而终，这在当时并不算早逝，但就他平素的营养水平、身体状况以及与其父其子的寿考相比较确实死得早了些。其原因除一度服用丹药中毒外，当与其不注重养生有关。
雍正其人，刚毅好胜，不甘人下，过于自信，这是其性格的突出特点。美国心脏病专家M·H弗里德曼和R·H罗森曼发现，那种雄心勃勃、急躁而缺乏耐心、有强烈的时间紧迫感的人，是一种典型的“A型性格”，这种性格的人多数患有心脏疾病，这一理论已被中外医学界所普遍接受。一般来说，医学家将冠心病患者的性格特征归结为6个字：忙碌、好事、急躁。对照雍正的性格特征，他无疑属“A型性格”，因此生前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一推测不谬，那么他的死在当时使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以致出现了一些令后人不解的宫内外之人手忙脚乱的奇怪现象，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雍正曾注意到自己的性格弱点。他早年参禅悟道，这一方面当然是出于政治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修身养性。继位后，他曾书写“戒急用忍”匾额悬于寝殿，以时刻告诫自己办事避免急躁。但从他在位期间的种种表现来看，这种急躁性格并没有多大改变，除非万不得已，他从不肯放下手中的政务，直至忙碌到生命的终结。从现已公开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收录奏折数量之多就是明证。
当然，“A型性格”的人并不都是心脏病患者。退一步讲，即使雍正不曾患有这种足以导致其暴卒的疾病，也不能说他的这一性格带来的行为后果与其死因无关。对此，有两点最值得一提，一是通观《实录》和《起居注》等资料可以发现，雍正往往将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从现存的朱批奏折可知，雍正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至朱批奏折上常有“灯下所批，字画潦草”、“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等字样。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署直隶总督蔡珽折上的朱批“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莫哂字画之丑率也。”（《朱批谕旨·蔡珽奏折》）可以说，熬夜已成了习惯，只要身体允许，他从不怠惰。君王勤于庶务，于国于民并非坏事，但长期夜间劳作对雍正身体的影响，却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他本人也很清楚，因此对宠臣鄂尔泰说“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鄂尔泰年谱》）但劝人易，克已难，可以肯定，雍正不得大寿与平日劳神伤体有很大关系。二是雍正性格刚强，为了给百官尤其是政敌们一种身体强健的感觉，始终讳言自己的病情。实际上，在雍正七年（1729年）冬至九年秋近两年间，他曾得过一场大病。这期间他时好时坏，严重时甚至考虑到了身后之事，说明当时他对自己的健康已失去了信心。然而病情有所缓解时，他便又开始逞强好胜，不注意调养；而在病情转重时，则不依赖传统医学积极治疗，而是求助于旁门左道。约在雍正八年（1730年）二三月间，他病势危笃，密令地方官留心寻访内外科名医和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于是便有了李卫所荐道士贾士芳以妖邪惑众等罪名被处死。之后，雍正继续在宫中豢养一批道士，一是用以驱邪，二是用道家之术给自己疗疾（其中不排除炼丹服药的可能）。这种乞灵于旁门左道以为养生的做法，一直持续到雍正去世。
雍正帝讳疾忌医，有病不注意科学治疗，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后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大折损了自己的寿命。同时我们还发现，他有时对自己的健康也十分在意，只不过因为缺乏正确的养生之道，致使小病大养，遗患无穷。雍正患有何病？今人所知不多。上述那次患病，现在仅知有寒热不定、饮食不佳、睡眠不好等症状，持续时间很长，究系何病则不得而知，但最终还是转归正常了。梳理各种史料得知，雍正自己承认的病有两种，一是眼疾，二是“畏暑病”。他曾对人说，自己少时两眼不明亮，是在皇父死后因痛哭出涕“哭好了的”（《朱批谕旨·朱纲奏折》）居然眼疾“哭好了”，在此可暂且不论，可以肯定地说，至于雍正所患有严重的“畏暑症”，原因是他曾中过暑，因此每当盛夏，“心中稍觉畏怯”。其实，他怕暑如虎，而不仅仅是“稍觉畏怯”。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他自食其言，没有去陵上祭奠母后，原因就在于害怕中暑；次年四月，他又冒着被政敌指摘的风险，再次因天气炎热而取消了亲往北郊的祭祀大礼。可见，雍正因连续中暑而怕暑热，在生理上、心理上都有问题。易于中暑的人，一般都反映出身体虚亏，元气不足，以致抵抗力、免疫力低下，最易为暑邪所侵。中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注意调理，心理上畏怯，进而贪凉致病。雍正为免于中暑，下令制作了许多机械台扇，还发明改制了一种绳拉的大型风扇，以便在盛暑时使用。这种畏暑纳凉的做法恰恰有失养生之道。对此，很讲究养生术的康熙帝曾对皇子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汝等见朕于夏月盛暑，不开窗、不纳风凉者，皆因自幼习惯，亦由心静，故身不热。此正古人所谓但能心静，即身凉也。且夏月不贪风凉，于身亦大有益。盖夏月盛阴在内，倘取一时风凉之适意，反将暑热闭于腠理，彼时不觉其害，后来或致成疾。每见人秋深多有肚腹不调者，皆因外贪风凉而内闭暑热之所致也。”（《庭训格言》）雍正因畏暑而有意避暑，又体虚贪凉，其养生不当自然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
清前期诸帝不但讲究文治，更崇尚武功。唯独雍正特殊，他一生不爱运动，就连满族传统的骑射狩猎活动，也较少参与。做皇子时为讨父皇欢心，曾勉强学练武艺，但就现有资料来看，其技艺并不突出。即位后，雍正一心稳固地位，提高权威，为己为家为国，可谓心机用尽，更无暇亲自骑马射箭，舞刀弄棍。同时，为免遭政敌暗算，他习惯于深居简出，很少出宫远行，竟无一次往承德避暑行宫巡幸。据现存画像看，雍正在藩邸时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身体瘦弱，即位后，可能因事遂人愿，或因缺乏锻炼，身体才发胖起来，而且明显地发胖（《戴铎口供》一，《文献丛编》1930年4期）。可以说，雍正善文治而疏武略，不注意运动和锻炼，也是影响其寿考的一大因素。
雍正为人，善于伪饰，但其自制能力较差。他继位初年，为了不给政敌们留下口实和树立“十全令主”的形象，一度过份地自我节制，精神上长期遭受压抑之苦，这不能不对其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当时，社会上哄传皇上日日饮酒，毫无节制；又有人说，皇帝与隆科多在宫中频频饮酒，常常饮至深夜，直到隆科多喝得酩酊大醉，才被近侍们抬出云云。四川巡抚蔡珽内调朝廷后，数月不见皇帝饮酒，忍不住对雍正讲起了外间传言；陕西固原提督路振扬到京陛见，临离京前也对雍正说：“臣闻流言，谓皇上即位后，常好饮酒。今臣朝暮入对，惟见皇上办事不辍，毫无酒气。”（《清世宗实录》卷四四）之所以产生两歧的说法，一方面说明政敌们有恶意中伤雍正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雍正善于伪装，而私下却失于自制。
可以肯定地说，雍正习染嗜酒、淫色，并不像他自称的那样天性不爱饮酒，“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大义觉迷录》卷一）当然，在得位初年，他还不敢放胆为之，但三四年以后，政局已经稳固，他很可能放纵了自己的私生活，以致当时的朝鲜人传言，雍正晚年沉溺于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活动者久矣！（《承政院日记》第808册）对朝鲜人这条史料，我们应予以足够重视，不能因为没有旁证就认为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就常识而言，纵情淫色会伤身害体，严重者甚至要危及性命；饮酒过量则会导致伤神、耗血、损胃、亡精、伤肝。那么，雍正若犯此等养生大忌，能不折损寿命吗？
总之，雍正不到60岁而辞世，看似奇怪，但若考察其种种不正确的养生之道和不良嗜好、习惯，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即使雍正不遭横祸，其不能大寿而终也是很自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