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雍正及其时代研究述评
刘桂林
建国以来，关于雍正及其时代的研究，是—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逐渐扩展的过程。1978年以前，几乎末见一篇研究雍正及其时代的重要文章发表。只有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79年以后，研究雍正及其时代的文章才得以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1989年，除了冯尔康的《雍正传》之外，在全国各地30多种报刊上，发表雍正及其时代的研究论文共有60余篇。尤其是在1984年至1987年的四年间，每年都有10篇左右研究雍正及其时代的论文问世。这些论文中，有整体评价雍正及其时代的文章，也有各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在专题研究论文中，以探讨雍正的皇位继承．集权统治、政治思想、吏治整顿、旗务整饬和文字狱等政治问题的文章为最多，达18篇。雍正时期改土归流问题的研究，依然是热门题目，也有14篇之多，在近几年的经济史研究热中，对雍正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有9篇。其余是关于雍正时期的耗羡养廉、对准战争、中外关系以及雍正之死、禀性为人等方面的文章。现分别评述如下：
雍正及其时代。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文章有樊树志的《论清世宗》 (《复旦学报》1979年4期)，冯佐哲、姜相顺的《略论雍正》 (《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期)，冯尔康的《雍正略论》 (《文汇报》I983年6月6日)，王思治的《“康乾盛世”的承前启后者——雍正》 (《人民日报》1983年1月18日)，以及张显传的《励精图治的雍正朝》 (《文业知识》1986年12期)。
樊文是近十年来整体评价雍正文章的第一篇。在以往对雍正多持否定观点的前提下，樊文不纠缠于“纂立”之说，而是以严肃科学的态度，从严禁朋党、用人理财、摊丁入地、开豁贱籍与改土归流诸方面，全面历史地评价雍正。认为他即位后奋力整顿，励精图治，取得了不少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笔的业绩。如果专注于他的嗣位及整治诸王与年、隆朋党，勾画出一副阴险寡恩、独断专横的脸谱，则未免有点夸张失真的味道。
冯、姜二人也认为，对于雍正应该去掉以往对他过于苛刻的要求，对他统治清朝的主观努力和客观作用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们指出，雍正为政，励精图治，决意革新，重视选拔人材，大力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定发展生产的制度，采取巩固边疆的措施，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精明强干、奋发有为的封建君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定的贡献。同时也指出雍正为人苛刻、多疑，屡兴文字狱，滥杀知识分子。他毕竟是一位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阴暗面。冯文则从调整生产关系，比较清明和稳定的政治、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三个方面，论述了雍正的业绩。当然也不否认他的治理也有很多问题，也有一些很坏的弊政。但还是功绩大于过失，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王文认为，雍正继承了康熙统一的伟大事业，发展和巩固了统—的多民族国家，又雷厉风行地整顿康熙晚年的种种时弊，为乾隆时期清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雍正的整顿，清朝的衰落将会更早的到来。当然，雍正可以非议之处也不少，但都不足以否定其历史业绩。他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张文在列举了雍正的诸项业绩之后指出，雍正朝和雍正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康熙乾隆之间出现的雍正政绩是康乾盛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雍正与其父子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皇帝。
关于雍正的皇位继承问题。此事历来为人们所注目，更是史家所研究的重要学术课题。解放前，孟森、王钟翰关于雍正矫诏夺位的说法，虽在学术界有着很大影响，但是也有金兆丰的合法嗣位说。近几年来，随着对雍正研究的逐步展开，对雍正的嗣位问题研究探讨日益增多，众说纷纭，但仍不外矫诏篡位和合法继承两种说法。
王钟翰先生在解放前曾写成《清世宗夺嫡考实》和《胤禎西征纪实》，坚持雍正夺位矫诏之说。1987年又写了《清圣祖遗诏考辨》 (《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1期)一文，通过对满汉文康熙遗诏以及官书、档案的仔细校勘，依然认定圣祖遗诏是伪造的，足为世宗篡位增添一个历史文献物证。许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 (《清史论丛》第四辑)一文中，将雍正的皇位继承，看作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巧妙安排的宫廷政变。杨珍也认为，无论怎样讲，雍正继位确实缺少康熙传位于他的有力证据。因而在以封建礼法为衡量标准的人们看来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六辑）
冯尔康认为，雍正篡改遗沼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相反，倒反映命胤禛继位有一定的真实性。雍正从封为亲王之后，地位逐渐提高。康熙还多次令他代办祭祀等活动，让他参与政务。而且持别喜爱雍正之子弘历，说弘历之母是“有福之人”，进而增强对雍正的好感。最后选为嗣君，也并非不可能。 (《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8期）史松更直接了当地指出，康熙传位胤禛，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并非夺嫡。 (转引自《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l期)
看来，关于雍正的皇位继承问题，在尚未发现过硬的关键史料之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雍正的集权统治和思想政治问题。这是研究雍正及其时代的重要方面。南炳文在《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南开学报》1984年3期)一文中明确指出，在雍正登上皇位之后又乘胜前进，进一步发展皇权，从而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程度大大提高，使清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与历代相比，．这时也是登峰造极的时期。其表现是奏折制度的进一步推广，而最重要的标志是军机处的没立。许曾重在《论清史分期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2期)中认为，军机处的设立是继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加强皇权的一项重大措施，使皇权集中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季士家同样认为军机处作为君权的附庸，在我国历史上，结束了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把封建专制主义推到宝塔之巅，实现了由皇帝“乾纲独揽”的极权政治的目的。 (转引自《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2期)
雍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冯尔康在《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文中说，他对历史的影响之大，不逊于他的父皇和嗣子。而“以一人治天下”，则是他对自己的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这“人治”，即主要是帝王的励精图治，便是雍正政治思想的内涵。他把得人、用人视为帝王治理政务的大纲。他实行的是严猛政治，而务实为政，实心办事，是他思想中的基本内容。同时雍正要求臣工惟知尊君，不能结党，要绝对维护皇帝的最高利益。总之，人治的思想是雍正政治思想的核心。当然，雍正也并不忽视法治，他的改革即说明了这一点。
雍正的吏治思想。也是论者的热门课题之一。专门研究雍正的吏治思想及其吏治整顿的文章，有梁希哲《试论清世宗的吏治思想》 (《史学集刊》1983年3期)、陈洪《略论雍正帝整顿吏治》 （《北京史苑》第3缉）、刘祥力《雍正州县吏治初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期)、黄乘矩《论雍正年间的吏治》 (《清史论丛》第七辑)、潘向明《雍正吏治思想探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3期)等。
梁文认为，在清朝前期统治者的整顿吏治中，事功最显、影响最大的，是雍正对吏治的整顿。文章从首重吏治、用人之权不可旁落；用人唯当辨其可否，察吏贵于严明不懈，惩贪奖廉，黜奢崇俭；为政务实，反对乡原等几个方面，评价了雍正综核名实督治天下，锐意研求封建治道，极尽心力首研吏风士习的吏治思想。陈文指出，雍正在整顿吏治的—系列措施中，提倡广开言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和考核，推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大力提拔才守并重的官员充实各级政权机关。与此同时，雍正把整顿吏治同清理财政和打击贪污结合起来进行，大刀阔斧地治理积重难返的官场腐败风气，巩固和发展了康熙政绩中的积极成果，为雍乾盛世的繁荣作出了较大贡献。黄文认为，大刀阔斧地持续地对吏治进行整顿，是雍正年间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分析了雍正整顿吏治的原因，列举了整顿吏治的几个方面。认为这次整顿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潘文根据《雍正朱批谕旨》，对雍正的吏治思想作了探索。文章认为，注重实际，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是雍正吏治思想中最为明显的特色；而对于官吏人选的特别重视，则是雍正吏治思想的重要方面。雍正所以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原因之一是他的吏治思想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整顿吏治取得了显著成效。
整饬旗务。这是雍正加强君权，加强独裁统治的一部分。关嘉灵、佟永功在《从“镶红旗档”看雍正帝整饬旗务》 (《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一文中，对雍正如何整饬八旗旗务作了探讨。一是委派精于可信之员统摄旗务，免除不堪胜任管理旗务之人，从而削弱部分王公权势。二是针对康熙末年八旗制度的弊端，采取严厉整肃措施。其中包括严格旗员引见选放和世职承袭制度；坚决清除贪污积弊；清查户籍，严格区分另户满洲与开户之人；施行思恤，优待八旗等。文章认为，雍正整饬旗务，固然对康乾盛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八旗制度的痼弊受其阶级局限，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
文字狱，是雍正时期引人注目的问题。黄裳在《雍正与吕留良》 (《读书》1987年1期)—文中说，九辑《文字狱档》差不多有八辑都说的是乾隆一朝之事，但以质量论，却都远不及雍正中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之重要。黄文认为，雍正处理文字狱的方法是很独特的。一般逆案，犯人言论总是干碍着皇朝的体统与机密，即使在官文书中有所触及，也大抵一鳞半爪，语言不详，防止扩散。而雍正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这些材树公布于众。对于案犯的处理，常倒是由大臣们审讯定拟，奏请皇帝批准执行。但雍正又是一反常规，自己站出来与案犯面对面地辩论，写下长篇上谕，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辩护。本来对于这类大逆案犯，照例要凌迟处死的。但雍正又一反旧例，并不杀掉，相反还要罪犯到处讲说，现身说法，宣扬政策。他的政治敏感与魄力都是少见肋。黄文着重指出，雍正对付读书人的手段，从吕留良到钱名世，不只是残酷．同时还是残忍。 他的努力得列了成功。终于转移了一代士风，大大加强了奴性。李世愉认为，清代的文字犹尤甚于雍、乾二世。仅就雍正朝而言，十三年间，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陆生楠诸案迭起，就连轰动—时的年羹尧之大狱，也起于文字之祸。 (《年羹尧与文字狱》， 《清史研究通讯》1985华1期)李文通过考证说明，年羹尧将“朝乾夕惕”误写成“夕惕朝乾”而获罪的说法是不对的，关键是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阳朝乾”，将“惕”误写为“阳”。年羹尧实乃一字之误而获罪，并成为日后大狱之开端。由此所见雍正朝文字狱之一斑。 “维民所止”试题一案，在民间流传甚广。范沛潍在《雍正朝“维民所止”试题的真相》 (《史学月刊》1985年5期) 一文中，通过考证各种古籍对此案的文字记载，认为查嗣庭在江西主考乡试时，并未出“维民所止”试题。范文进一步指出，“维民所止”试题的讹传，大概是出于世人对《维止录》，或引上谕中，“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用止字”，以及传说雍正为吕四娘所刺、割首……诸说的误解、转植、演义、揉合而成。
改土归流问题。十年来，始终是雍正时代研究中的热门。自1979年以来，研究雍正改土归流的文章已有十几篇发表。综观十年来的研究状况，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历史原因。罗友林认为，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制度“开始施行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罗友林： 《评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3期) 冯尔康在《鄂尔泰与改土归流》 (《文史知识》1983年7期)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是中央要加强对土司辖区的统治与土司极力维护旧制度的矛盾。再者，土司常到州县地界抢掠，危害汉民生命财产；有的汉人犯法，又逃匿土司；还有的地方官无端欺凌士司，敲诈勒索，成为当地吏治败坏的一种表现和原因。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边患，强化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罗文还认为，这些土司对属民任意役使，他们所掠取的比向中央进贡的要多得多，直接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解决中央和土司财富再分配的矛盾，实行改土归流，以增财赋。可见，也有经济的原因。
李世愉在《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3期)一文中进—步指出，从土司制度看，它的发展已被历史证明不适应多民族团家的统一和巩固，同时也被封建政权所不能继续容纳，改流已成为客观需要；只—方面，封建政府巳具备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能够进行改土归流。张捷夫在《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问题》(《清史论丛》第五辑)一文中认为，改土归流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进行的，就是少数最后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方，也不是一开始就付诸战争。只是由于土司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叛乱，清政府才出兵平定。
关于改土归流的具体做法，吴永璋在《论清代鄂西的改土归流》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5期)—文中，以鄂西为例指出，清政府采取了集中力量打击强大不法的土司；从大土司集中地区开始，后及其它地区；以及武力威胁与安抚相结合等办法。关于改土归流流的善后措施，李世愉在《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善后措施初探》 (《民族研充》1984年3期) 一文中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对革除土司妥善安置，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第二，选派合适人选充任新设流官。第三，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和管理。第四，禁革各种旧制陋规。第五，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开路办学。李文认为，清政府在善后工作中采取的—切措施，都是服从于改土归流的最终目的。即在改治上稳定边疆，安顿地方，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思想文化上以汉族的传统观念、影响西南各少数民族，达到“以汉化夷”。
关于雍正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论者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林建曾在《试论改土归流政策形成、推行的几个阶段，》 (《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2期)一文中说，在中国封建历史上，这—时期改土归流规模之大，收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张捷夫在《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请史论丛》第二辑)一文中认为，改土归流的结果，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政权体制的统一，实行和内地一致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对加强国家的整体性，对统一的政治局面的进一步巩固，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是有积极作用的。冯尔康前引文指出，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减少了叛乱因素，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由于政体的统一，民族杂居地区减少了战争，社会秩序较前稳定，为民族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范同寿在《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中说，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打破了民族壁垒，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转引自《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4期)李世愉则给予雍正改土归流以更高评价。他认为，雍正将西南五省少数民族地区旧有的土司制度予以废除，其功业实不下于秦始皇废诸侯而立郡县，只是其范围狭小些罢了。
出于阶级的局限，雍正改土归流也有其不彻底性。论者认为，就其地区而言，有些地方的土司并未被流官所代替，依然作威作福，盘踞一方。即使改土归流的地区，有的不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硬性推行某些禁革政策，反而加重了压迫。改土归流固然解放了生产力，生产有了发展，但少数民族人民在经济上所受剥削并未减轻。
雍正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近年来论者开始予以注意。虽然所论问题不多，文章也较少，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赋役制度是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制度，因而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雍正时期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始终是论者关注的课题之一。李华在《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清史论丛》第一辑)一文中说， “摊丁入亩”的实行，在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具有积极意义。冯元魁在《论清代创期的赋役制度》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4期)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摊丁入亩”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标志着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向统一的赋税制的转变，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其次，保障了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也为清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经济力量。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松弛人民的封建束缚，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李文也指出， “摊丁入亩”之所以能在—定程度上实行，首先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坚决反抗赋役不均所进行的激烈斗争的结果。 “摊丁入亩”虽然名义上陆续在各省实行，但不可能持久认真彻底的贯彻执行。因此，绝不能过高的估计“摊丁入亩”的实际意义。
刘桂林在《清世宗清理钱粮亏空浅论》 (《平准学刊》第一辑)一文中，对雍正初年清理钱粮亏空的原因、背景及其作用进行了探讨。指出清理钱粮亏空，是雍正时期结合察吏采取的一项重大经济措施。通过大张旗鼓地清查，取得了显著成效。整顿了吏治，沉重地打击了亏空国帑的贪官污吏，使不法吏员为之震慑。问时， “库中亏空之项俱已补足”。各省库库充盈，帑藏足用，为康熙之后盛世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仓作为一种民间粮仓，是封建社会贮藏粮食的重要手段之一。雍正在清理钱粮亏空的同时．谕令在全国推行社仓。陈桦在《雍正帝与社仓》(《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4期)一文中认为，清代社仓的建立和发展，是通过雍正的不懈努力实现的。而经由雍正批准的社仓条例的制定和完善，为在全国广泛建立社仓创造了条件。由于雍正的坚决倡导和努力，社仓得到迅速发展，各地社谷贮备不断增加，在抗御灾害救济民食方而，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赵德贵在《略论雍正理财》一文中认为，裕国安民、开源节流是雍正理财的方针。共中“裕国”，是雍正理财的思想核心和根本目的。 (转引自《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2期)
近年来，韦庆远对清代的生息银两制度进行了研究。其中，也探讨了雍正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他认为雍正一上台，即拨出充作八旗及内府三旗的巨额生息银两基金，并亲自作出三条使用规定，意义重大，并非偶然之举。这是由于八旗在清朝国家体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势力所决定的。在雍正“严猛”的施政方针指导下，在他雷厉风行、果于贬斥杀戳作风的威慑下，生息银两制度被推上了—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也是雍正时期的一项重大财政改革。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 (《清史论丛》第五辑)、陈东林《试论雍正“提耗羡、设养廉”的财政改革》(《史学集刊》1984年4期)、王旭东《清代雍乾时期文官养廉银制度初探》 (《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4期)、黄乘矩《关于雍正年间养廉银制度的若干问题》 《清史论从》第六辑)、萧国亮《雍正帝与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 (《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3期》等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薛文分折了清朝雍正时期独创的养廉银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认为，康熙末年，各级官吏贪污纳贿之风愈演愈烈，这固然是封建地主阶级本性的表现，但是，这里也有俸薪微薄和财政经费不足的原因。针对不合理的低俸制度和地方财政经费制度所带来的弊端，雍正大力提倡养廉银制度。这是为巩固和加强清朝统治而采取的断然措施，又是一项顺应历史发展朝流的进步改革。王文也认为，康熙末年贪风盛行，究其根源，是剥削阶级本性的本质反映，是封建官僚体制的必然产物，但是官吏俸禄的微薄和地方财政经费的不足，也是导致贪污成风、陋规丛生的重要原因。对于养廉银制度的历史作用，薛文认为，在实施的初期阶段，有着明显的效果。他概括为吏治有所澄清、财政有所好转、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三句话。王文认为，养廉银制度的施行，一是弥补了钱粮的亏空，把国家的财政收入纳入了正轨，这势必促使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二是减轻了劳动人民的一些实际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除以上作用外，陈文还认为，提耗羡设养廉的财政改革，有利于加强中央财力，削弱地方势力。萧文也认为，推行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果。这场改革的实质，是从财政经济方面加强封建国家的地位，重新调整各阶级再分配伪经济关系。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对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巩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肯定这项财政改革的同时，论者还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薛文认为，养廉银两应由国家正项支出，不应用非法的耗羡银两支付。这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弱点。此外，薛文和王文都认为，养廉银制度不够完备，组织不健全，也没有建立明确严密的法规。陈文也指出，它是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这一改革是暂时的，不彻底的。雍正不可能消灭封建社会的这一弊病。
对外关系。陈东林在《康雍乾三帝对日本的认识及贸易政策比较》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1期)和《雍正驱逐传教士与清前期中西交往的中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5期)两文中，对于东瀛日本，文章指出，当雍正得知大量有关日本和赴日贸易商人的情况之后，颇有疑虑。—是采取了防范政策，二是加强了对赴日商人的管理，但并末阻止赴日贸易。对于西方传教士，出于他们中的一些重要入物卷入了康熙末年的皇子之争，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加之康熙后期开始激化的“礼仪之争”的继续，即天主教入华以来，在对待中国礼仪问题上的论争，暴露了干涉宫廷内政的欲望。而罗马教廷也有派教士控制中国的幻想，从而引起了中国封建皇权与西方宗教神权的冲突。同时，基督教的传播又吸引了一定程度的中国下层民众，这也使清统治者感到不安。由此导致了雍正即位后一场大规模驱逐传教土事件的发生。陈文认为，雍正驱逐传教士，这—措施在鸦片战争前—直承袭，成为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客观上使清帝国处于对外一无所知的闭塞状态。这种拒绝与世界交往的态度，并未起到任何保护中国的作用，相反却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性格、爱好、识人。其中薛瑞录的《从几则史料看雍正帝的虚伪性》、杨乃济的《雍正禀性为人—窥》、李克毅的《从“朱笔引见单”看雍正帝识人》等文章都值得一阅。杨乃济、冯佐哲的《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辨析一文(《清史论丛》第五辑)，对雍正是否性喜祥瑞，他喜欢的是何等祥瑞，他的天人感应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实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剖析。认为雍正十分善于利用祥瑞与天人感应推行政事，驱策天地鬼神为其所用，并将这—切导入为实现“以—人治天下”的轨道。
雍正之死。历来议论颇多，被称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被刺之说，充满种奇色彩，颇为流传。正常死亡之说，当然是官书史籍。杨乃济的《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说旁证》 (《南开学报》1987年4期)一文，依据宫中档案材料作出雍正死于丹药中寿的推测，作者认为总比根据野史、演义导出的推论更接近于事实真相。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关于雍正及其时代的研究，成绩是显著的。无论是对雍正及其时代的整体评价，还是专题研究，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研究领域有所拓宽，理论分折和研究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出现了一些有一定深度的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专题，如雍正时期的吏治和改土归流问题，研究得更加细致而全面，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对于雍正及其时代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发展得也很不平衡，尤其是对雍正改革史的研究，则更不深入，不系统，应当大力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