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人传略》选（美）A·W·恒慕义 主编
胤禛
林毓辉译
胤禛（号破尘居士），1678、12、13——1735、10、8，清朝的第三代皇帝，1723——35年在位，年号雍正。他是圣祖的第四子。其母孝恭皇后原系宫女，胤禛生后一年，始晋为嫔妃。1698年，胤禛封为贝勒，1709年封为雍亲王。作为皇子，他在家过着清净的生活，并成为汉族和佛教文化的精通者。但是他哥哥太子胤礽亮两度精神错乱（1708、1712）而失宠于圣祖，其他皇子各自结党，为自己的自为而角逐时，胤禛便决意争夺皇位。由于他如愿以偿，使他有可能随意重写官方的记载，这样一来就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父亲统治的最后二十年中他争夺最高权力的真情实况。可是这点是一清二楚的：作为皇子，他竭力拉拢诸如隆科多、年羹尧这般干练大臣，竭力拉拢派往他属下的旗人。从他那些敌对的兄弟们对他势不两立的态度，以及他一贯对他们采用的那种严厉手段来判断，他们对胤禛显然怀有深刻的仇恨，许多不见于记载的事件更加剧了这种仇恨，从而使他们之间无法和解。反之，情况也会是一样的，胤禛的任何一个对手如果成了皇上，胤禛也会蒙受类似的遭遇。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圣祖的第十四子，胤禛的同母兄弟胤禵，如太子般受宠于老皇帝，1718年被封为大将军，派往西北防备厄鲁特和唐古特的侵犯。胤禵深知他父亲的好意，尽管他远在甘肃，仍然与其支持者维持着经常的联系，显然是深望获得有关京师形势的情报。
可是，1722年底，圣祖突然患病，在其乡村别墅畅春园卧床不起。12月16日，胤禛被派往天坛准备代替皇上冬祭。12月22日，冬祭始正式结束。但12月20日当皇上晏驾时，胤禛却在皇帝身边，并未去履行祭祀礼仪。按照官方发表的文告，皇帝死前对他的几个儿子和大臣宣布：胤禛将作为他的继承者。然而非官方编年史家断定，被指定继承皇位的是胤禵，而不是胤禛，遗诏是被隆科多篡改过的。由于胤禛在自己的谕旨中谈及他父亲晚年时自相矛盾，以及新近对当时文件的研究，似更加证实了若干上述说法。一些非官方的记载甚至宣称，胤禛谋杀他的父亲，是为了使其他的野心家措手不及。不论如何，情况大概是这样：圣祖一死，北京步军统领隆科多就把这座城市置于他的掌控之下，胤禛护卫者他父亲的遗体，在全副武装的保卫下进城，并宣布为皇帝是，没有出现骚乱；另一位拥有极大权力的皇位追求者胤禵，由于他远离京师，又在年羹尧和延信这两位支持其对手的将军的监视之下，因而无法反抗。
胤禛在其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忙于把兄弟们置于其亲信的监督之下，同时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关键的职位上，以便巩固他的权利。一些反对者，或被监禁，或被处死，均被肃清。他严厉惩罚那些被批评的人，或许是为了防止泄露内情，他甚至清洗了一些从前的支持者。他在位期间，一直忙于镇压他的反对者可能危及皇位的任何活动。
胤禛施行剥夺诸王控制属下旗人的权利的政策，对于王朝具有重大意义，创建八旗时，只有一旗归属皇帝，七个亲王各控制一旗，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对其所属旗人拥有绝对的权利。但在1651年，由于某些亲王的权利被大大削减，有三个旗归还皇上控制。然而，亲王们对属下旗人仍然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新皇帝敏锐地认识到，这个权利有可能被诸王利用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如同他曾经做过的那样。鉴于这种体制有碍于皇位的巩固，胤禛极力控制诸王权利，并使他们进一步从属于自己。为此，他强令年轻的皇子进入宫廷学校，即上书房。师傅们是经过挑选的学者，皇帝信赖他们能向皇子们反复灌输忠实、顺从的美德，抵制异端邪说，用这样的教育，使皇子们永远对本朝在位皇帝绝对服从。
鉴于人们怀疑他继位的合法性，胤禛自然很关心他的历史地位。他当皇帝后首先实行的措施之一，就是没收大百科全书，即《古今图书集成》的原稿，以便剥夺他的对手胤祉，曾经是编纂那部巨著的发起人的身份。他查禁了许多有关他兄弟胤禵的资料。有关后者与1720年远征拉萨的事，几乎已不为人所知，胤禛深知，他父亲统治后期，一些官方记载对自己不利，某些则有利于他的对手，因此他决定查禁或篡改所有这些他所厌恶的文书。从《康熙实录》可以看出破绽，他父亲在位期间充满重大事件，而和清代其他任何一个皇帝比较，康熙朝实录每年所占的篇幅要少得多（各朝《实录》平均卷数如下：顺治，平均每年一·七卷；康熙，一·一卷；雍正，三卷；乾隆，六·二卷；嘉庆，四·四卷；道光，五卷；咸丰，九卷；同治，十·七卷；光绪，三·二卷）。根据雍正遗诏，《康熙实录》的总纂张廷玉被赐予最高恩典，与几位开国元勋一同配享太庙，这是清代皇帝从未赐予文官的恩典，按照胤禛的看法，张廷玉主编《康熙实录》，所给予皇帝的支持，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胤禛对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以及其他传教士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他继位问题的影响。他不喜欢传教士，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站在他对手的一边。他宽恕了在北京有官职的人；但许多在外省传教的，他却把他们驱逐出境。1727年，他以礼接见了一位葡萄牙使节，这位使节是到北京请求给传教士以更宽厚待遇的。1730年，一次强烈的地震，毁坏了北京的许多建筑，他曾拨款修复教堂。
事实证明，胤禛是个富有才能而又认真谨慎的统治者；他改善国家财政；严厉整饬吏治，并且努力强化帝国的法律。他禁止官吏组织宗派集团，1725年颁布的御制《朋党论》，就是对此事的警告，由于官吏薪俸不足，经常出现贪污现象，所以他采用养廉银的办法。他年迈的父亲在位后期，许多官吏堕落腐化，胤禛严肃法纪的结果，恢复了政府的活力，并为辉煌的下一朝代奠定了基础。
比起政治上的成就胤禛在军事上要逊色一些。1723和1724年，年羹尧及其助手岳钟琪镇压了青海和硕特德一次叛乱，征服了那个地区。但年羹尧调动之后（1725），边境战事便停止了。在云南，鄂尔泰试图废除苗族的世袭统治者，并在一段时间内（1728——31）显得很成功，但他离开那个地区后不久，苗民再次起义，于是他的前功尽弃。象他的父亲对付噶尔丹时的做法那样，他首先和俄国讲和（1727）。但是，尽管做了充分准备，政府军队几乎为厄鲁特所消灭（1731）。一段时间，他为这次在蒙古失利的结果而深感不安。但在1732年在额尔得尼招对厄鲁特的胜利给了他和厄鲁特讲和的信心，并没有过分地丧失威望。
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于1729年建立了军机处。在以前，内阁是撰拟皇帝敕令、传递和保管奏折的政务机关。康熙时，若干谕旨是有皇帝的书房（南书房）拟定的。按照惯例，经过内阁的每一份奏折和敕令，必须有几份抄本。人们发现，这种体制所引起的延误和泄密现象是危险的，特别是战争时期。胤禛决定对厄鲁特用兵时，建立了军机处，以迅速军务，更严密地保守国家机密。他的后继诸帝，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还保留了这个机构，同时将内阁的职务，大部分划归于它，而南书房的职责，便只限于把文件归档，或起草些不重要的国家文告了。显而易见，只有为皇上信任的人，才能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而且也只有那些才识优异的人，才能被选拔入军机处充任军机章京。
胤禛是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他极力控制臣民的思想。他重新颁布其父下达的通称为“圣谕”的十六条道德箴言，并加以自己的长篇说明。这本名叫《圣谕广训》的书，以及它的口语译本，成了一部为改善风气而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此书不断地为其它劝善诏书所增补，企图使官吏和老百姓绝对服从。胤禛利用曾静和吕留良事件，不仅想证明他自己即位的合法性，而且为满族征服中国辩护。他加罪于吕留良，部分是由于后者鼓吹种族革命。为了论证满洲统治的合法性，特别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辩护，他出版了《大义觉迷录》，此书在一段时期内，曾是帝国每一个生员必须阅读的。
胤禛并不满足于世俗的权力，还试图扮演宗教领袖的角色。1732年，他把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雍和宫于1744年始改为喇嘛庙——译者),登基之前，就住在这座宫中。虽然他对喇嘛教顶礼膜拜，内心却是一位禅宗派的佛教徒，也许还有一种野心吧，企图把孔教，佛教和道教，联合成为一个宗教。他在晚年（1732？—35），聚集了十四个人，研究佛教禅宗，除了他自己，这帮人包括了五位亲王，三名大臣，五个和尚和一名道士。1732年，他编辑了一个选集，这是从十三个佛教徒和两个道士的著作和讲话中辑录的，书名叫《御选语录》，共19卷，1733年刊行。这部选集中，还选进了他自己的观点，题名《圆明居士语录》。与此同时，他似乎还建立起一处专门机构刊行佛教著作。1734年，他刊行了延寿和尚（904—975）的《宗镜录》一百卷；1735年初，又刊行了这本书的大纲，书名《宗镜大纲》二十卷。他还着手重印佛经，但直至1735年才只出版了其中的二十七种，汇成一集，书名《佛经二十七种》。他还精选了二十种佛经，编成一书，名《经海一滴》，六卷，1735年刊行。
胤禛在宗教方面的努力，不限于发挥正统的教义。1733年，他出版了一本《楝魔辨疑录》八卷。在这本书中，他攻击佛教禅宗的一个流派，说它是邪门外道。一位大寺院的主持圆悟（号密云，1566—1642），他有个名叫法藏的弟子（号汉月，1573—1635），写了一本《五宗原》，1628年刊行。书中提出了若干看法，这些看法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圆悟去信指出了法藏的错误，但是法藏的弟子弘忍（号潭吉）写了一本《五宗救》，捍卫法藏的观点。《五宗救》刊行不久，胤禛即写了一部长篇著作《辟妄救略说》，共十卷，猛烈攻击弘忍的观点为异端邪说。他痛骂法藏、弘忍两人，命令焚毁他们的著作，并强迫他们的支持者离弃他们。在《楝魔辨疑录》中，胤禛摘出他们二人著作中的若干段落，指出他们断言的错误，强烈地谴责了他们的观点。
据说，胤禛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物，导致他的死亡。不管怎么说，这是有可能的。胤禛死的时候，所有的和尚和道士都从宫中被驱逐出去，这个事实是意味深长的。有关胤禛之死，有许多传奇的说法，其中之一，认为他是被一个他所处死的人的女儿谋杀的。胤禛的确树敌众多，由是观之，这种揣测也不是不可能的。虽然有此传闻，官方的说法是，胤禛是在圆明园寿终正寝的，死年五十八岁。他埋葬在泰陵，这是在西陵内建造的第一座陵墓，地处北京西郊地区，谥号宪皇帝，庙号世宗。
胤禛有十个儿子、四个女儿，四子、一女成年。由于充分意识到立太子的危险性，他把他的继承者的名字放在一个密封的匣子里，搁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后。这个名字他希望保密—只有在他死后才公布。按照这种办法，他选择了他的第四子弘历。至于他的其他几个儿子，老三弘时（1704—1728），生活放荡，青年丧命。由于他屡屡冒犯他的父亲，以致他的名字也被从玉牒（皇室宗谱）中删除了，直至1735年弘历继位以后，才予恢复，胤禛的第五子弘昼（号旭日居士，1712.1—1770），封和亲王，谥曰恭，留有《稽古斋全集》文集八卷，他是当时最富有的亲王之一，很喜欢搜集为自己殉葬用的随身用具，让人们排演出殡仪式以供他在宴饮时作乐。胤禛的第六子弘曕（1733—1765），承袭他叔父允礼的亲王爵位，1738年成为第二代果亲王，1763年，以贪婪和行为不检获罪，降为贝勒，死前不久，提一级，封为郡王，谥曰恭。他的曾孙奕湘（字楚江，死于1881），1833年袭镇国公，先后在广州（1843—45)、盛京（1845—47）以及其他地方任满洲将军。
胤禛的文集，称《世宗御制文集》，三十卷，1738年刊行。他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政治文件，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撰写的。各省官吏的奏折，大多数他都加有批谕。一本载有他批谕的奏折专集，题名《雍正硃批谕旨》（通称《硃批谕旨》），其中包括二百二十三名官员的奏折选例，编为一百一十二卷，十八函，其中一些御批比原折还要长得多，这也说明他勤劳国事。这本专集1732年刊行，1738年刊时又附加其它资料。他的有关八旗人员和八旗制度的一些敕令，收集在下述三本集子中：即《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复》十二卷以及《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他通过内阁发出的谕旨，《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均与政务有关。1722至1727年发出的全部谕旨，于1731年刊印；1728—35年发出的于1741年编纂刊行。还有两本上谕汇编，一本是论述佛教的，刊行于1733至1735年之间，另一本是有关敦品励行及类似主题的，于1729年刊行。他的一本分类谕旨的集子，题名《世宗圣训》三十六卷，1741年出版。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期刊，还新近刊载了他的迄今尚未公布的一些著作。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年羹尧和其他官员，这些人起初受到他的高度赞扬，但后来又被他加以死罪或监禁。
从他的一系列谕旨中可以看出，胤禛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但却猜忌成性。据说，他的特务充斥于帝国之中，官员的几乎每一个重大行动，他都获有报告。他统治的年代以残忍著称，他的某些官吏骄横霸道。虽然如此，他的许多措施对于帝国是有利的，或者至少对清王朝是有利的。他的财政改革，给国家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贪污腐化现象被抑制了；权利高度集中在君主的手里；加强了法治。所有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继之而来的乾隆朝之得以成为辉煌盛世。
[《清代传记三十三种引得》（1/9/1a,1/226/17a);《世宗宪皇帝实录》；《清皇室四谱》；《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见陈孟雷条引书目录）；《东华录》雍正，多处；伯克豪斯、濮兰德（Backhouses and Bland)，《清室外纪》（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1914），239—309页；《中华传教事业》，其中载入的一些感人的珍贵信件（Letter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Missions de le China)330—697页；《枢桓记略》；《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见福临条引书目录）；《八旗制度考实》（见多尔衮条引书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