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以子抵命”条例
历代法律对于家族内长幼尊卑间相殴、相杀都有详细规定。子孙殴、杀父母严惩，父母殴、杀子孙从轻。对于继母杀非亲生的儿子，要比亲母杀子从重判决。《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二：
若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以刃杀者，徒二年；故杀者，各加一等。即嫡、继、慈、养杀者，又加一等。过失杀者，各勿论。
《宋刑统》此条也完全因袭唐律。这个量刑不算重，继母殴死前妻之子，只处两年徒刑，故意刃杀的也只处三年徒刑。北宋开宝二年，宋太祖下诏，继母杀前妻子及妇不再享受任何减免优待：
初，太祖尝决系囚，多得宽贷，而开封妇人杀其夫前室子，当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残忍，特处死。至是，有泾州安定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绝其吭而杀之。乃下诏曰：“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子，及姑杀妇者，同凡人论。”
元代法律在这方面的情况不详。《大明律》对继母杀前妻之子的量刑，继承唐律“加一等”的原则，又增加了杀子造成夫家绝嗣继母处绞刑的条文。但明代妇女犯奸、盗和不孝之外，其余罪名多可纳钞收赎，赎金又相对较低。《大清律》继母杀子的规定与明律完全相同，只是“致令绝嗣者绞”后面多了小注“监候”。非奸、盗、不孝罪名的监候妇女，经过缓决程序也多收赎出狱，所以继母杀子同样难以受到惩罚。
雍正七年，立法者——皇帝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年八月十四日，刑部奏报皇帝“新郑县民李大保杀死伊妻郭氏并子对儿，照律拟绞”。雍正帝注意到此事因李大保受继母威逼引起，于是发布上谕：
李大保因继母李氏平日相待甚薄，适因争夺酒壶，将李氏带仆于地。李氏声言送官究治，李大保忿惧交加，辄欲自尽，于是先将一妻两子用刀抹死。其杀妻之罪虽无可逭，而其起衅之处，则尚有因……乃有一等妇人，悍恶性成，不明大义，常存分别之心，偏爱其所生之子，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己未有子者，又或怀嫉妒之念，而憎恶前母之子，或显加之以陵虐，或阴中之以计谋，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且至于绝其夫之宗祀而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绝，并视其夫如仇雠矣！向以名分所在，故律无拟抵之条。事既出于情理之外，所当酌量立法，以防人伦之变。
朕意：若继母于前母之子有陵逼谋害等情，至于身死者，将情由审讯确实，以其所生之子议令抵偿。若继母未生子者，则令归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产业。如此庶使秉性凶悍、不顾大义之妇人有所儆戒，消其残忍之心，而保全其母子之恩谊，似属有益。著九卿悉心详议具奏。
皇帝的意见已经表明，九卿只能遵行，详议结果是：
……寻议：“嗣后，如继母将前母之子殴杀、故杀，致令其夫绝嗣者，仍照律拟绞外，如有父故之后，继母将前母之子任意凌虐殴杀、故杀者，不必坐以收赎之虚罪，即将所生偏爱之子议令抵偿，拟监候；如凌逼前母之子致自尽者，将继母之子杖一百、流三千里；未有生子者，勒令归其母家，不得承受其夫之产业。”从之。
乾隆四年，继母杀子之例又有修改。这年二月辛丑日：
刑部议准浙江按察使郑禅宝疏请：继母【将前母之子故意凌虐有心杀死者，仍将继母所生偏爱之子拟绞监候外，如系殴打伤重以致身死，审明委无欲杀之心者，将继母偏爱之子杖流。至于肆行凌虐，致前母之子情急自尽者，实与殴杀有间，将继母偏爱之子杖徒。】……从之。
这个判例仍遵从雍正帝以继母之子抵命的思路，只是区分出了无心杀害殴打致死和逼迫自尽的情况，继母所生之子承担的抵偿责任也相应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和杖（一百）徒（三年）。但到次年颁布、经乾隆帝钦定的新版《大清律例》，却突然没了这个法例。其中原因不详。
废除掉其父创制的抵命之例，不意味着乾隆帝不重视继母杀子案件。到乾隆十一、十三年，又发生继母杀死前妻之子的案件，乾隆帝在十四年秋审时，又像其父20年前一样，大发了一通义愤之论，经九卿会议，定为：
“如伊子本无违反教令而继母非理殴杀、故杀者，除其夫现有子嗣仍依律加等定拟外，若现在并无子嗣，即照律拟绞监候，于秋审时将情罪可恶者入情实册内，请旨定夺。”从之。
此例到乾隆五十三年又有修改，到嘉庆六年正式确立。从此，继母杀前母之子造成绝嗣的，处绞监候，秋审未入情实处绞的，也要永远监禁，不得收赎。
《高宗实录》卷三四九，乾隆十四年九月甲戌。又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