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雍正初年，中枢决策机构的缺失

康熙时代，参与决策的中枢机构，最重要的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和南书房。自顺治朝以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其间偶有两个高峰，即康熙初年辅臣执政时期，康熙十二年底爆发的三藩之乱及其后不断的战争时期。前者四辅臣为巩固自己地位，引满洲权贵为支柱。后者面对反叛的汉臣及一系列对外民族战争，皇帝更加注重形成以本民族为主要构成的军事领导集团，因为在他看来，“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1]实际上是在民族矛盾激烈时，对汉人的一种不信任。在一系列战争过后，康熙帝逐渐削减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行成了其只有咨询权，而无行政权权，其咨询权又因皇帝的刻意压制而较之部院无甚特殊性，因此，整体地位不断下降。康熙四十年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活动就相当少，不但不能威胁皇权，连自己本身的声望和影响也在皇帝的屡屡斥责下不断削弱。[2]
至雍正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讨论范畴已尽限于对外用兵、外交事务、东北地区事务、处理宗室集团内部斗争和八旗事务等几个方面，其余的国家政治、民生大事，都已不为皇帝所征询。雍正年间充任议政王大臣的，大多已是部院堂官、八旗都统，以及皇帝身边的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等等，少数的宗室王公和异姓贵戚也大多从未参与过作战等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威望、能力不高。雍正前期，皇帝清洗如裕亲王保泰、贝勒满都护、贝子苏努、隆科多等相当一批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却从未递补。会议的内容仅限交议内容，且皇帝大多早有定论，不再要求其献计献策。至雍正中后期对准战争秘密筹备以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军事职能也被以怡王、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组成的军需筹备组彻底取代了。因此，在雍正帝执政的时代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存在意义，已大多处于形式上。[3]
清代内阁设立于顺治十五年，辅臣秉国时期仍改为关外的内三院形式，以揽夺票拟之权。康熙九年，皇帝翦除鳌拜集团之后，复设内阁与翰林院，并任命心服大臣为内阁大学士、学士，其品级分别为正二品和正三品，较顺治时期大大提高。内阁作用类于明代，主要体现在对奏本的票拟权和主持召开部分会议。然在大学士索额图、明珠分别借助此类权势形成以部院大臣、地方督抚为骨干的政治集团，并展开激烈党争之后，康熙帝便开始对内阁采取限制防范的态度，开风闻言事以加强监察，信任南书房侍读的文学之士，并在小范围内实行密折奏事，以降低阁臣权力。随着南书房地位的不断提高，内阁已不是皇帝最为亲近的咨询、决策机构了。且内阁制度僵硬死板，如题奏本章，由内阁根据固定程式分别拟为“该部议奏”、“该部知道”等数种票签，皇帝只能择其一种。这种只保有批准或否决的权力，而将具体措置办法交与臣下的做法，是嗜权如命的雍正帝所绝不能容忍的。且皇帝命令有内阁拟写，其中亦问题多多，雍正帝即位后为此批评内阁：“尔等票签，全不符合，将朕紧要语句，俱行遗漏。”[4]特别是密折制度大范围普及之后，题本的作用远不及之前大，内阁工作中最重要的票拟权，对皇帝的影响也就小了许多。
此外，如果说雍正初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雍正帝政敌和异己势力的聚集地，因而务必要排斥在决策层之外的话，那么雍正年间的内阁，就几乎要变成乃父旧臣的养老院，雍正三年张廷玉、雍正六年马尔赛、蒋廷锡入阁前，内阁当中几乎没有皇帝的心腹大臣。以雍正元年的内阁大学士来说，马齐被认为是八王旧党，始终位高无权；萧永藻长期以大学士身份守护景陵，即便如此，后亦得咎；嵩祝次年即引退；王掞当年以病免，随即去世，因当年力保废太子故，其子充军；白潢三年以病免，五年因旧案遭谴；张鹏翮年过七旬，三年病故；徐元梦虽为帝师，但因为允禩等人求情，被皇帝严旨痛骂，后贬官罢退。由此，内阁在雍正初年的地位可知。
康熙朝设立南书房，本为分割内阁之权，以文学之士入侍帝侧，成为御用机要秘书。《枢垣纪略》曾述及南书房在中央政权中的重要位置：“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5]震钧《天咫偶闻》称之为：“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或讲求学业。”[6]南书房大多为汉人，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才人学者，“惟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这样的机构，本为侍从皇帝读书之所，无正式制度约束，随意性很强，全凭皇帝一己之好恶，或兴或废。故而康熙年间，由于皇帝的特别重视，成为显赫一时的决策重地。但时至雍正年，由于许多汉人文学之士附于其敌对兄弟及年、隆一党，其中包括不少康熙时的南书房侍读之臣，如何焯、秦道然、查慎行等，故而雍正帝对此类人印象颇为不佳，并屡次借各类大案严厉打击之，谕旨“王公毋得滥将汉人容留家中。”[7]且雍正皇帝潜心庶务，无暇谈诗论文，以文学侍从活动为基础的南书房自然不能获得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
综上所述，在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正在进行，其对象多为康熙末年的执政王公、大臣，此类人政治生命的结束，虽令皇权得到稳固，但也使国家政权一时出现许多权力的真空。新君提拔的新贵尚未完全进入政权骨干的角色，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需要有位高权重，身份能为多方所接收的人，为皇帝弥缝调和各种关系。此外，在制度上，军机处各项章程成型以前，皇帝并无一个可以特别信赖的机构辅佐政务决策。空前集中的君权面对“佐贰无人”的局面，难以迅速适应。因此，急需一个至为亲近，且能力出众的人，帮助分担皇权突兀膨胀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补充皇帝精力和时间上的不足。事实上，在怡王掌权的八年里，他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所承担的是皇权由于皇帝的应接不暇而被分割出来的部分，集中体现在密折传递和联络官员过程中的种种表现上。
引文来源：

对不起!您没有登录,请先登录论坛.

哦，最后一段的总结对象不仅是之前的话，再前面还有一个部分是“党争之后的权力真空”，没填好空呢所以不录~~呵呵。做清史就是这点很讨厌，材料太多，写一个人、一件事，抻出其他人，其他事，不清楚的又要重新查制度，查到相关的人、事，又不清楚，又要查，简直抻线头一样，没完没了

部院堂官、八旗都统，以及皇帝身边的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等等,例兼议政王大臣,但议政处不一定有实权了

三藩乱不建议作为汉臣反叛对待,其一是他们作为汉军对待,其二康熙时代大规模的以恢复南明或汉人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大部分汉人并没有加入叛军,而叛军的主体实际是四藩的中上层.所以康熙时代实际是在加速融合汉人进入中枢决策,这点从督抚权势稍重于将军,汉人和汉军参用地方大员以及大量起用进士出身的汉人来平衡勋旧出身既可知.而平定三藩过程中汉人的表现恰好打消了统治者的疑虑,也为后来汉人大量参政赢得了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勋旧出身后人扶不起或少有建树应当非常显眼,早在顺治中期开国诸王相继凋零,康熙前期满洲无甚能将,于是虽然占据大量资源却长期与三藩对峙,即可知其情形.从这些情况可知,困扰中枢的是人才缺乏,一方面勋旧缺少主观能动性的去提高自身素养和知识能力以适应大帝国行政需要,另一方面对于汉人是否可用尚在迟疑中,这才导致康熙中后期皇帝作用更加凸显.而世宗即位后显然改变了这样的局面,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提清前期明相就是明索或张鄂,然二者之间却显缺几十年有明相

不明白康熙为什么不把接棒问题处理好？他到底在犹豫什么呢，内阁里面竟然没有四爷的心腹，奇怪啊。

1、督抚重于将军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考虑文武关系而非满汉关系

2、三藩乱时汉人表现好不假，但在绝对机密决策当中，康熙重议政王大臣会议，个人认为还是更多的考虑了民族成分构成的问题。更明显的是之前从康熙八年到三藩乱前，老康一共只开过三次议政王大臣会议。

3、关于“相”的问题，正好写了十三关于这方面的，等我论文写完了发出来看~~~卖个关子先

另，部院堂官等本不一定兼议政处，议政大臣不按旗分派本也是顺治以后的事了。太宗时候，各旗主还有当然的议政权呢

1,文武理顺则军权不干涉行政

2,三藩乱定后,汉人政治地位资本获得而非言平乱时即入中枢,此时圣祖恐非考虑民族结构,而是就那么点能用的人

另,议政处之架构仅做参考,不赘述

3

我是说特意扬文抑武，何况就总督数目来说，我没做过统计，不过印象中，旗人还是占大多数的，而且任期比较长

已经受教nonsay兄很多次了，兄台来稽古，真我福分也！！粉真诚拜谢

是,尤其进士出身和开特科取士特为招揽文人,因为大帝国对人才需求远非居关外时几个文程完我就能都搞定

交流而已，有些我也知不甚多,提到亲近臣僚，太祖有五大臣，太宗有萨哈廉文程完我，世祖有三辅臣，世宗有怡王襄助，这点是圣高二帝所无，君在上寂寥难以体会，或可解释圣租晚年无奈，以及高宗特宠和绅之缘故了．

我刚从卧龙回来，上了海拔２０００米的地方发觉堵车，又觉疲劳于是掉转回成都，有点累

你们宿舍还不停电？呵呵　

打搅兄台休息了，我在家里呆着呢，今天下午没课的说~~~~学校的话也是十二点熄灯

对清代诸帝评价，最精辟者至今莫过于孟心史先生，特别是谈用人~~~

萨哈廉我也很喜欢，当然，谁也比不过怡贤王，我对他没免疫力。泪，刚才看到那段“朕兄之凉德也”就又......唉......在他的问题上我脑袋严重搭错弦~~

稽古近来常有强人出没啊，子楠兄也很厉害~~~这样最好，我总算不会满眼望去小白遍地了

没事,我读萨哈廉事也常泣下,家父读岳讬也常感慨.可能读这些人传记都有感触吧．２月写个东西写到最后也是泪流满面，当时记录为：＂提笔敲字之间，念及前人为国捐躯之壮烈，不免涕零于目，吾家父祖先人今日均已地下相隔，月前病房中见病考消瘦形骸，仍笔耕四库不缀，当日离别即以泪洗面，劝其珍重安康，言尤在耳却人已鹤去声息。哽咽之处恕多包涵＂

如此,恰有一人烦你有空多找些资料来，鄂克逊，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白天我就在想找些他驻防江宁事迹,将来你写书如有牵涉此人,望能多找些资料来.

鄂克逊，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通志资料里我有,主要是想找他在江宁任上的事,不急之务.当个闲事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