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皇子弘时（第一节略有修改）

题外话：文章写的可能有点过于繁冗（刚才看了下，正文部分快两万字了，看来某桐看啰嗦四的上谕看多了，也被“同化”了），但我实在是不懂得如何去“舍”，云水说我无论看什么关于雍正的东西，都能看出“有爱”来，这点确实不错，这大概是我为什么无法舍却一些内容的原因。比如原本胤禛与弘时父子为康熙祝寿这段没必要过多着墨，但我一想到，当时皇子被要求与自己十五岁以上的儿子一起为老人敬酒，而弘时不满龄，胤禛只能自己眼看着哥哥弟弟带着侄子们敬酒，而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我就不禁为他感到一些心酸。膝下荒凉，对于他这样有企图心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缺憾，也很有可能是他致命的弱点。如果无人承继，康熙即便再看重他也不会将皇位传给他的。虽然我对于“望孙”之说很是不屑，但是这点却是不能不承认的。因而思绪一多，就收不住笔了。再比如谈到弘时婚娶时的待遇，其实只要说明他是按照贝勒子的待遇即可，但我却忍不住想村十四，因而就又多写了几笔。所以啦，我这多写几笔，那多写几笔，就变的这么啰嗦了，我尝试修改来着，但是却越修改字数变得越多。没法子，对一个人过多喜爱，写出的东西就会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虽然是雍正的粉丝，可写弘时情绪却是几多变化，特别是在写赏赐薄那段，我几乎要出离愤怒了。本质上来看，弘时并不是很坏，可以造就，他应当很希望引起父亲的注意，可真的很可惜，他爹偏偏与常人殊。
此外，虽然我后面为弘时诸多辩驳，但我并不是在宣扬“勒索有理”、“贪渎无罪”，我只是觉得弘时二十多岁，每个月才三百两银子，又分配了属人，实在是不够花的，雍正对弘时太不象话，没有给他应有的关怀，（他要像对允祥那样，也给弘时个盐窝，再看看弘时会不会伸手找别人要钱）。而一旦出了事，就全都怪在弘时身上，实在是无法理喻。真的觉得雍正的好名到了极为变态的地步。又或者他以前见到太多黑暗的东西，以致于对于弘时的未来过于悲观，把弘时假想成为了另一个人，觉得他的行为会变得和那个人一样，所以才要提前防患于未然？！默……
我写的时候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很多东西都是在不断颠覆中完成的。
希望大家看完这篇文章，能有不同的感受，如果全都一边倒向雍正，或是全都倒向弘时，那我就太失败了。
另，雍正的专题会陆续放出，反正某桐也不在乎是否有帖子味了，因为很多东西我没法去改，特别是融入了一些感情之后，想不流露出来都很难，因而就这样好了。
此外，最后说一句，请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最后一句话，请某些人自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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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生母李氏

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子时，本是胤禛的第四子，序齿后排行第三。其生母李氏为知府李文熚（又作李文璧）之女（1）。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雍正元年胤禛册封弘时生母李氏为齐妃，弘历生母钮祜禄氏为熹妃，特意提到钮祜禄氏“毓质名门”，而对于李氏的出身避而不谈，是刻意贬抑李氏，抬高钮祜禄氏，为弘历嗣位创造舆论基础。这种观点，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抬高钮祜禄氏那是肯定的，但刻意贬抑齐妃则未必，要知道在弘时出生以前李氏已经先后为胤禛生育了一女二子，即胤禛第二女（后追封为和硕怀恪公主）、第二子弘昐（未序齿）和第三子弘昀（序齿排行第二），可谓“劳苦功高”。但奇怪的是从她为胤禛生下第一个孩子（康熙三十四年）算起，到弘时出生时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她却仅仅只是胤禛藩邸的一名侍妾而已（2），直到弘时出生后数年她才因为诞育子女的缘故，被胤禛请封为侧福金。这就已经很能说明些问题了，李氏出身并不高贵。而一份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内务府奏请将齐妃娘家人出旗的奏折，或多或少能够为我们弄清齐妃的出身提供些蛛丝马迹：齐妃娘家人老格（可能为齐妃兄弟），皇帝谕旨，准其出旗，并且给予其一定的选择空间“伊愿入左翼何旗，即入何旗可也”（左翼指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而臣下除了钦遵皇帝的谕旨外，还提醒皇帝，“尚志舜佐领下闲散李煤（老格、李媒皆系满文音译）既系妃娘家之人，”是否“将李煤之族亦拟出旗”，为此请旨等待皇帝的批复。（3）
这里提到的出旗，是指出包衣籍，而根据其他资料（一份没有标明日期的官员名单）显示老格被划拨给弘时为属人，属镶白旗包衣佐领（4）。至于齐妃另一位娘家人李煤既原属尚志舜佐领，可据《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钦定八旗通志》等资料记载的尚志舜的有关信息（5），获知李媒原为正白旗包衣佐领下闲散。
雍正并未采纳内务府奏请李媒出旗的建议，用朱笔将这一段狠狠地划去，并刻薄的批示道“不值一看。尔等忘朕乎？候尔等逼乎？”（见附图1）
需要说明的是，在将老格出旗的谕旨之后，雍正还有将耿德金招入上三旗包衣的指示，耿德金为裕嫔之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雍正仅仅是施恩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亲属，而并未泽及全族。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齐妃必为下五旗包衣无疑，另外一个方面可见齐妃父亲已经过世，而家中近支的皆是白身。
此外，说到出旗，这里还需要插入一段小插曲。雍正去世之后不久，乾隆皇帝即令贵妃高佳氏之外戚出包衣，抬入镶黄旗满洲，而高斌却显得有些不太情愿，转述了一段雍正皇帝召见他时的一段谈话，藉此希望皇帝收回成命：
“奴才于雍正六年四月内进京时荷蒙大行皇帝屡次召见面加训谕。奴才曾面奉谕旨，汝包衣下人有加恩出旗之例，朕思院内奴才甚近，若出外旗反觉疏远。包衣下如有应加恩出旗之人正好留在包衣下为院内人之表率，何必出旗方为体面。钦此。”
这么说来，雍正将齐妃娘家之人出旗，而将裕妃娘家招入上三旗包衣，似乎也昭显了皇帝对于他们的亲疏程度。
除此之外，对于齐妃父亲李文璧的官衔，还有疑议，查康熙四十五年之玉牒，关于李氏的记载仅寥寥数字：“侍妾李氏，李文璧之女”（6）。在李文璧之前并未缀以知府的官衔，这表明，当时李文璧没有任何职衔，更不是什么知府。结合有关种种迹象，笔者甚疑，李文璧所谓的“知府”是在李氏被册封为侧福金之后，由雍亲王出资捐纳得来的，（而且很可能一直都是候补知府，没有实缺），为的就是给弘时母子买个出身，不至于太过寒酸。
总之，齐妃的出身不过和弘昼生母耿氏相当，而尽管弘历生母钮祜禄氏的祖父吴禄是一介白丁，父亲凌柱亦不过是王府中的一个小小四品典仪官，但她的家世和李氏相比还是很有优势的。李氏之所以能获得侧妃身份，不外乎四个字——“母凭子贵”，而她优于钮祜禄氏的地方也正是她的资历，孩子生得多，进府进的早，占了仅有的两位侧福金的名额，如此而已。

有资料显示，雍正对于皇子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他不止一次谈到豫教的重要性，并曾深有感慨的说道：“教育尔等诸子弟时，务必选好其人。如若选错，不仅子弟品行败坏，且于己声明亦大有关系。（7）”
这大概是雍正皇帝个人的亲身体会，或者说是切肤之痛恐怕更为恰当一些。
在弘时出生后不到四个月（四十三年六月初六）胤禛的长子也是他唯一的嫡子弘晖不幸夭折，这时他膝下仅存的二子就唯有李氏所出的弘昀和弘时兄弟了。（不过到了弘时七岁的时候他的这位兄长也离开了人世，此后又过了一年弘历和弘昼兄弟才相继出世。）彼时胤禛膝下不可谓之不荒凉，胤禛理应对之倾注不少的心血。可惜弘时似乎有些生不逢时。在弘时出生的前一年，裕亲王福全病逝，在其病重期间，他曾向康熙揭发索额图的罪行，促成康熙最终做出除掉索额图的决定。按理说，福全即便缠绵病榻头脑不清，也不会不清楚这么做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毕竟胤礽当时仍是国之储君，如若不出意外，即是未来的皇帝，他日一旦登基势必会进行报复，福全完全不计此举会给自己子孙带来怎样的噩运，完全没有为他们留有任何的余地，想来应是对于康熙的心意已经了然于胸。彼时，康熙诸子之间的嫌隙虽说由来已久，但总还能维持着表面上的相安无事，不过这件事情，无疑让心怀觊觎的皇子看到了扳倒胤礽的希望，从此蠢蠢欲动，不再太平。弘时何其无幸，就出生在这硝烟乍起的时候，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与一桩又一桩震惊朝野的政治地震伴随始终的，太子的废而复立、立而复废，凡此种种无疑牵涉了胤禛巨大的精力，因而无暇于弘时的教育问题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胤禛在教育弘时的问题上可以说缺失颇多，他非但没能尽到做父亲应尽的教育义务，而且在为弘时择选启蒙老师的问题上也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为弘时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弘时的启蒙老师为胤禛镶白旗下的何清，这个人大抵就是那种只知攀结狐假虎威的势利小人，其心思全然不在弘时的学业上，胤禛继位后埋怨此人只知道嚼舌，将阿哥的书全耽误了（8）。虽说他很快就察觉出何清人品上的问题，将这个极无恩德的小人斥逐了出去。康熙五十一年，离开京城的何清在山西谋得山西马邑县知县的位置（9），照这样推断，何清在弘时身边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五年，但幼教何其重要，何清恐怕就是那个改写了弘时一生命运的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何清离开弘时之后的境遇吧，通过此人的种种行径，可以清楚的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亦可折射出他对弘时可能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康熙五十八年的时候，皇十四子胤祯（允禵），出征西北，途经山西，在别人眼中俨然成为一颗即将在未来中国政坛上大放异彩的“新星”，以何清这样善于巴结的人又怎么能不抓住这样的机会，巴巴的赶过去备了猪羊等食物进献给了允禵。（10）据笔者推测，这事十有八九他的本主雍亲王是不知道的，这种进献是自发的，非强制性的，武官去的都是总兵官，文官差不多清一色的知府，而诺大的山西，以知县之微末参与其间的，除了何清再无他人。（除了马邑县知县何清与管理太原粮务的同知胡凤翥，列席的文官皆是知府。但胡凤翥管理粮务，此次前去自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这位老兄若不是当真非常喜欢凑热闹，就是非常的工于逢迎，也难怪胤禛看不上他。可惜他如此费心费力，着实用错了地方。随着胤禛的继位，这位昔日炙手可热的大将军王也就“没了时运”（允禵门人语）。造化真是弄人，老天原本给了何清这种人他所梦寐以求的趋炎附势的机会，只要他把握得住，对自己本主交托的事尽心尽力，好好的教导弘时，就算是不飞黄腾达，也不至于连个小小的知县都坐不稳。而现下他也只能打着藩邸旧人的旗号，吓唬那些不知他根底的人罢了。他在马邑县知县的任内亏空仓粮四千余石，已经被革了职，可是面对清查，仍然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势，不但拒将自己的钱物上交填补亏空，甚至连钱粮册也私自收藏了起来，不予交出，就算明知此人经济上还有什么特大问题，也让你来一个“查无凭证”（仅仅亏空四千石粮食恐怕不足以让何清藏匿钱粮册）。时任山西巡抚的诺敏接连派去两位候补知县前去清查，都因何清的阻挠而未果，完全是对抗到底的无赖摸样。诺敏心知何清就是欺负这些微职之员，干脆派了大同知府前往严查，誓要将其清查到底，并将此事奏闻给雍正皇帝知晓。想来何清能够让两位派去清查他的官员无功而返，肯定没少无中生有添油加醋般的渲染他和当今皇上的关系，诺敏此举无疑是在试探皇帝的态度。当即雍正即表态要严惩不贷，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并将何清如何教坏自己的儿子的种种像是吐苦水似的一倾而下，从他耿耿于怀的语气中，可见对于弘时的失教他一直无法释怀。胤禛对何清表示出了鄙夷厌恶的态度，他反问诺敏，如果朕真的把他当成个人，怎么可能在继位一年后（诺敏奏报清查何清受阻是在雍正元年十一月间），还让他留在知县的位置上。其意已是不言而喻。（11）
或许就是由于这一次的择师不慎，让胤禛对于儿子老师的择选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审慎的角度，不得不说在教育弘历和弘昼的人选问题上胤禛倒是所托得宜，也算是在失败的教育中汲取了经验，只是弘时为了这次失败的教育经历付出的代价似乎过于惨痛了。然而皇帝无论怎么大骂何清，一切已都无法挽回。弘时作为胤禛事实上的长子，如果不是胤禛对他彻底的失望，他是不愿意就此放弃这个儿子的。而从弘时的亲事上，似乎可以看出一位父亲的苦心。

弘时的嫡妻董额氏，是尚书席尔达之女，满洲镶红旗人。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十九岁的胤禛奉命掌正红旗大营，而席尔达恰为正红旗大营参赞，可以说胤禛与其是早就熟识的。此人素有才名，兼通满汉，历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三十八年以兵部尚书署理川陕总督事务，后转礼部尚书，仍署川陕总督。三十九年转吏部尚书，兼礼部尚书，仍署川陕总督。后又兼管西安将军事。四十三年因平定红苗事毕回京仍回吏部尚书任，四十五年正月兼管太常寺事。是年卒。
席尔达是康熙朝才能卓著的名宦，在川陕总督任上更是善政良多，史称其“善政计典，举劾必公。课士劝农，减火耗，锄豪强，训练营伍，恩威并重。而禁馈送，赈饥荒，其功尤大”。在席尔达离任之后，陕西的百姓甚至自发的为其建立生祠以咨怀念，铸碑立传，颂其功德。更难能可贵的是，席尔达不但是一名能吏，更是一名廉吏，因他“杜绝苞苴，俭朴清谨”康熙曾御书“居贞素”三字匾额赐予他挂在寓所之上，表示对其德行的赞许。尔后又以御书“凝重刚方”予赐，可见此人风骨。（12）
弘时娶董额氏时其父席尔达已经故去多年，其妻贵重的家世应当并不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政治上的利益。显而易见的，若非出于对忠臣的酬庸，就是看重女孩家正直忠烈的家风。胤禛看起来非常重视弘时的婚姻，亦曾因为年羹尧并未对阿哥大婚之喜表示恭贺而大为恼火，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他曾曾寄希望于弘时在成家之后性情能有所收敛。但以后事态的发展显然让胤禛大失所望。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封和硕诚亲王胤祉子弘晟、和硕恒亲王胤祺子弘昇俱为世子。冯尔康先生认为弘时十七岁（本文提到的年龄均是虚龄）也到了受封的年龄（年十五即可册封），而胤禛和胤祉、胤祺一样都是亲王，地位相当，弘时没能获得册封是他本人行为不配得的缘故。（13）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清延明制，王世子立嫡以长。康熙时，藩属朝鲜奏请册立李昀为世子，当时清朝就沿用明会典的规定“正妃年五十无嫡子始立庶长子”而予以驳回。弘时不得被册封为世子和他庶出的身份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恒亲王之子弘昇亦是庶出，虽然他比弘时要大了整整九岁，但其嫡母的年纪却肯定不到五十。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世子的册立，康熙皇帝早在他们成婚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定见。弘昇作为胤祺的庶长子和胤祉的嫡长子弘晟在成婚时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是按照亲王之子的定例办理。而他的二弟弘晊则按照贝勒尚未分家之子例办理（弘昇与弘晊异母所出，但二人生母均为恒亲王侧妃），这才是亲王侧福金所出的子嗣应当享有的待遇（14），弘昇成婚时尚未被册封为世子，却早已经享受到了同等的待遇。（写文章的时候漏看了，原文是”弘昇阿哥娶妻所乘之轿、车、 照和硕亲王未分之子办理等情具奏， 奉旨： 贝勒尚未分之子办理。“，所以这段是错误的，特别说明）
我们不是很清楚弘时是什么时候成婚的，但根据现有资料推断肯定是在康熙五十八年五月之前。有记载表明其叔胤祯嫡子弘明的婚事是比照弘时婚事的待遇办理的，当时胤祯只不过是一贝子，因其出征在外，所以康熙破格为其子按照贝勒子的待遇完婚，即等同于弘晊的待遇，也就是说弘时的婚事是符合他亲王侧妃所出的身份的，没有丝毫逾礼的地方。（15）可见康熙对他压根就没有加恩的意思，即便过几年，弘时稍长，康熙也绝不会将其册封为雍亲王世子的。（另，大阿哥胤禔嫡子弘昉之父虽被削爵圈禁，但其婚仪仍与弘明等人相同，因而这种加恩于胤祯来说也没什么可值得炫耀的。）
康熙皇帝有很多孙子，有的甚至从未得见皇祖圣容，不过康熙不认识弘时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正值康熙六十万寿，当时弘历和弘昼才出生不久，未能躬逢其盛，时诸皇子皆携妻子儿女为康熙皇帝祝寿。相对于其他皇子儿女成群，胤禛身边只带挈着年仅十岁的儿子弘时为皇父献寿。（16）康熙当时应当对弘时有些印象。胤禛子嗣单薄，按理说康熙即便不对弘时青眼有加，也应当厚待他才是，可事实却并非如此。为什么康熙如此不喜欢弘时呢，正史无从记载，倒是朝鲜人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闻雍正第二子有宠姬，男服而从戎矣。十四王，以其犯军令，归言于康熙，康熙怒而杀之，雍正自此，与十四王修郄云矣。（17）
这里的第二子指的就是弘时。这个说法着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极有可能是将其十四叔胤祯与那位有夫之妇——蒙古台吉之女之间的风流韵事附会在了弘时的身上，可信度不高。在此仅聊备一说。
笔者认为康熙不册封弘时为世子许是另有深意，也许他早已属意其父胤禛，如果立弘时为世子，就等于为胤禛确定了接班人。康熙皇帝久为储贰之事所苦，断不可能为自己的嗣位人制造相同的痛苦，以启天家骨肉之争。但这是否是康熙皇帝之本意，笔者亦不敢妄断，大家亦不妨听之。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驾崩，这既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弘时之父雍亲王胤禛继位，是为雍正皇帝。而弘时的生活也随着父亲的继位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杨启樵先生认为，弘时在远在康熙时代就已失宠，父子矛盾已经表面化，雍正继位后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冷遇。（18）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雍正即位初对弘时“面子”上还算过得去，但对他似乎也有所防备。
胤禛继位以后就将自己大部分的藩邸旧人都给了弘时。弘时分得佐领的具体时间不详，不过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嘉郡王允裪（即履郡王）、十六阿哥允禄奉旨：“三阿哥所属汉军旗原任知县胡凤翚人可以，授以苏州织造，补李煦之缺。（19）”由此推断，当不会晚于这个时候。这么说来，胤禛继位后最初的几个月就把自己的藩邸旧人赐给了弘时，看起来对他还算不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皆是新皇旧属，胤禛对他们大都比较了解，这就易于皇帝对他们的掌控，使得弘时不能为所欲为。
同时，饶是政务繁忙，雍正帝丝毫没有放松对皇子的教育，雍正元年便为皇子举行了拜师典礼。身为当事人的张廷玉在其自订年谱中有详尽的记载，不过却和上谕以及雍正元年赏赐薄所反映的信息，情节上略有出入：
《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中》载：元年正月“奉特旨：‘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着为诸皇子师傅。令钦天监选择吉日，进书房课读。’届期张廷玉等四人入书房，谒见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上遣内侍总管传谕曰：‘皇子见师傅当礼拜。’廷玉等固辞不敢当，遂行揖礼。是日，赐肴馔饼果各一筵，茫锻文绮各九端，并笔墨彩笺之属。越日进见。上谕曰：‘皇子课读，事关重大。当教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之要。若寻章摘句，记诵文辞，一翰林能为之，非所望于卿等者。’廷玉等拜受命。”（20）事实上当天拜师的除了皇三子、皇四子和皇五子之外，还有三岁的皇八子福惠（即下文提到的六十阿哥，六十之名大概与他出生于康熙六十年有关），雍正还分别赐给四位皇子及四位师傅文房四宝等物：
“（雍正元年正月）十九日，赐三阿哥：紫檀木雕刻笔筒一个，内笔四枝；宜兴珐琅盒绿石砚一方，玻璃水盛一件，玛瑙石镇纸一件，玛瑙石笔架一件，黑红墨二锭。四阿哥：葫芦笔筒一个，内笔四枝；锦盒绿石砚一方，玻璃水盛一件，玛瑙石镇纸一件，玛瑙石笔架一件，黑红墨二锭。五阿哥：葫芦笔筒一个，内笔四枝；宜兴法[珐]琅盒绿石砚一方，玻璃水盛一件，玛瑙笔架一件，玛瑙镇纸一件，黑红墨二锭。六十阿哥：紫檀木笔筒一个，内笔四枝；彩漆盒绿石砚一件，玻璃水盛一件，玛瑙笔架一件，玛瑙镇纸一件，黑红墨二锭。
本日，赏四位师傅：紫檀木笔筒三个，影子木笔筒一个，彩漆盒砚二方，紫檀木盒绿石砚一方，石盒砚一方，玻璃水盛四个，玛瑙笔架二件，宜兴笔架二件，黑红磨八锭。每人笔四枝。”（21）
大概是因为八阿哥年幼，虽然通过皇帝的谕旨确定了师徒名分，但其本人却不能成礼，抑或是八阿哥后来早殇，没有序齿，张廷玉觉的没有必要提及，所以年谱中就略而不书？可能有些人觉得福惠年纪太小，笔者这么推断毫无道理，不过在福惠的问题上，雍正一贯比较“抽风”，他甚至在第二年，让怡亲王允祥带着年仅四岁的六十阿哥去木兰狩猎，所以再不可思议的事情放在福惠身上笔者都见怪不怪了，只能欣然接受。
况且雍正的谕旨本就是让张廷玉等教授三个小阿哥读书的：
“正月初六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徐元梦、朱轼、张廷玉、嵇曾筠等照常在各衙门办事，遇有暇时，或一日一次或隔一日一次入内廷，教三个小阿哥读书。将伊等即授为阿哥师傅。’”（22）
弘时既然已经成年，自然是不能被称之为小阿哥的，所以雍正初衷，就是让张廷玉等四人教较小的皇子读书，而皇三子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是做哥哥的品行太差，皇帝怕他给自己弟弟施加不良的影响，因而采取隔离教育。这和在藩邸时的情况类似。
因而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即位之初雍正是让弘时与弘历、弘昼兄弟在一起课读，后来才令三阿哥与四阿哥和五阿哥分别就师。（23）实际上，从一开始，雍正就有让他们分开读书的想法。只不过顾及弘时的面子，才让他和弟弟们一起行拜师礼。洗桐女史原创，首发稽古右文
当然，张廷玉等四人，有的获罪而去（徐元梦），有的外放（嵇曾筠），有的事务繁忙无暇顾及皇子学业（张廷玉），皇子师傅不过是挂名而已，其在精神上的作用要远胜于实际作用。所以皇帝自然还是要为皇子另外择选师傅，稍后胤禛即特旨令人举荐品行端方、学识渊博的贤达之士，从中择选一二教习诸皇子读书。但既定方针，分开教育，这一点是从未变化过的。
据《碑传集》载，王懋竑为康熙五十七年的进士，雍正元年秋，因有贤名被荐达于上前，蒙恩特旨召见。元年十月王懋竑北上，在京待命十余日，即于乾清宫觐见。皇帝对其十分满意，“天颜温愉，褒嘉备至。奉旨授翰林院编修，著在三阿哥书房行走。”而与其一同应诏的蔡世远则被分派给弘历、弘昼教书。二人“卯入酉出，敬谨奔走。”他们的谨慎勤勉得到了徐元梦、朱轼、张廷玉、傅敏（福敏，弘历与弘昼的启蒙老师，当时亦被雍正划拨到了弘时门下）等人的交口推许，雍正皇帝对他们显然也很满意，因为没过多久，同年十二月，王懋竑就蒙皇帝恩典，敕赠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其妻敕封孺人。同月蒙赐莽缎一匹，貂皮三张。除夕又得赐鹿一只，羊一只，野鸡四只，鱼四尾、鹿尾二条。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
按照清宫的习俗，临近岁末，皇帝要亲书福字颁赐臣下，据《雍正元年御笔赏赐薄》所载，就在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皇帝赏赐蔡世远和王懋竑莽缎的同一日，雍正赏给总督杨琳、巡抚年希尧等人每人一个御笔“福”字，但当时并未轮到书房受赏福字。此后“命书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亲诣养心殿。”，而这时恰好“适三阿哥奉差外出”，王懋竑“不往书房，不得与赐”，而蔡世远独得之。“次日，三阿哥言：‘当请赐。’”，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请，商于张廷玉”，而张廷玉对此亦深表赞许。（24）
雍正皇帝并不是一个健忘的皇帝，如果他有意恩赏，因各种原因漏掉某个人的可能性极小。据《赏赐薄》载，十二月初二日，雍正还赏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六十阿哥每人暖砚一方，隔了没几日，初八日，雍正就只赏赐四阿哥、五阿哥、六十阿哥，每位缎台熏貂皮帽一顶、蓝缎面貂皮褂一件。这还不算，怡亲王允祥的三个儿子也得到了同样的赏赐，可是却偏偏少了弘时的份！（25）难道那么巧，当时弘时也不在？这可是年节的赏赐啊，即便弘时外出不在宫中，也不应当少了他那份吧。不知是不是这短短的几日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或者是皇帝平素对弘时的态度本就冷淡，有他没他都一样？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有弘时出现的赏赐纪录，我们不难发现，皇帝面子上的事做的很齐活。元年正月诸位皇子一起行拜师礼，皇子师傅都有赏赐，倘若单单不赏弘时，实在太过扎眼，情理上很说不过去；而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初二日赏赐弘时等人砚台，笔者甚疑王懋竑被敕赠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就是在这一日，而且不单是其一人受此恩遇，其余皇子师傅也应得到类似的加恩。师傅受了赏，徒弟也应当加以鼓励，因而一个不落的每人都得到一份赏赐。除了这之外，《赏赐薄》十一月十九日条下，尚有赏赐四位阿哥谙达的记载，这四位阿哥指的就是皇帝的四个儿子，自然弘时也被包括在内。（26）雍正赏赐弘时大抵都是这样的情况，碍于外人，不好意思偏心的太过露骨。至于私下里，可有可无的事，看不过明显端倪的事情，他就可以直接把弘时当空气过滤掉了，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厚此薄彼。显然他的这种态度，皇帝身边的近臣十分清楚，所以向来谨慎的张廷玉才会对王懋竑的做法给予肯定。
其实在王懋竑被召见进京之前，就发生了几件事让皇帝颇为不痛快。甚至在造办处档案中有这样奇怪的现象，明明元年正月皇帝有旨意为包括弘时在内的几位阿哥制作腰带，但是到了这一年八月作成了以后，却没有了弘时那一份。（27）可见弘时在其父心目中的地位，以及雍正在对待弘时的态度上是何等的喜怒不定。
现在就让我详细的叙述一下在王懋竑未来京之前弘时所做的几件值得叙上一叙的事情，试图为大家揭开雍正与弘时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雍正皇帝继位之初，颇感人才之重要，他求才若渴，故而尚未改元，就叠下谕旨令臣下保举人才。不过与康熙朝对于滥举不怎么追究的态度相比，雍正皇帝认为，如果实在没有可保举之人，也不应当孟浪滥举，并且对于滥举必须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就连张廷玉这样与雍正“名曰君臣，情同契友”的宠臣亦曾因为所荐非人受到降二级的处分。笔者之所以说这么多，无非是希望大家了解雍正是多么看重荐举一事的，下面我们可以接着言归正传了：
上面提到，雍正继位初诏令臣僚保举贤才，自然他的兄弟子侄，以及皇室宗室也免不了要为皇帝分忧，推荐自己认为适宜的人选。当时就连年仅十三岁的弘历，胤禛也向他征询了意见。据乾隆皇帝日后回忆，雍正元年，胤禛特命总管刘进忠传旨赏赐弘历其祖康熙御用盛珠二颗，弘历“恭谢恩赐，于养心殿西暖阁召见，蒙垂询谙达中有无可用之人”，弘历奏曰：“谙达多系东三省朴鲁之人，不过弓马、清语娴熟。惟海兰、阿岱二人才具尚可。”（海兰、阿岱之名在《赏赐薄》中出现过，即前面所提到的赏赐四位阿哥谙达条下。）雍正对于弘历的知人之识深表赞许，后来“海兰、阿岱简派北路出师，屡著劳绩。雍正年间俱已用至副都统。”（28）洗桐女史原创，首发稽古右文
相对于弘历的识人之明以及应对有度，虚长弘历几岁的弘时就越发凸显出他的不足了。
弘时向雍正荐举的是江西袁州知府李英。（29）李英，镶白旗汉军，弘时属人。（30）（李英虽为李姓，是否与弘时母亲娘家有亲不详。毕竟李是大姓，笔者亦不好妄自揣断。）
本着谨慎的态度，无论是自己儿子还是兄弟、宗室荐举之人，皇帝都要求吏部行文督抚查实被荐举人的情况，如果皇帝觉得其人可用，再考虑引见。对于李英，时任两江总督的查弼纳给出的评价是“人平常，不守分”。而与李英同时被要求核查的，由弘时十二叔嘉郡王允裪荐举深州知州郭维宁、由顺承郡王锡保荐举的两淮盐运使何顺皆得到了极佳的评语。（31）不知事事不落人后，极爱面子的雍正皇帝此时会作何感想。
当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在雍正看到查弼纳对李英的评价之前，事情就产生了波折。
原来李英急切的希望得到皇帝的重用，央求江西巡抚王企靖为其代奏进京陛见。这让雍正皇帝十分恼火，他发下严谕责道：
“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奉旨：‘知府微员并无陛见职分，王企靖代伊奏请殊属不合，俟王企靖到京时严加议处具奏。’著新任巡抚裴彳率度到任会同布政使许兆麟查李英居官若好，准其革职留任。如居官不好，著拿送来京严行治罪。钦此。”
因而看到查弼纳对于李英的负面评价，雍正针对此只写下了寥寥数语：“李英，先有旨交新巡抚。”（33）
表明维持原有意见，李英被拿送进京严行治罪。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李馥上了一份奏折给雍正皇帝（雍正收到奏折应是二三月间的事了），报告皇帝他前两天遇到的一件怪事：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有太监到臣衙门口称名郑进忠，奉先帝差往南海进香，索应夫马。”
这个理由倒也巧妙，康熙皇帝如若不崩逝，这个时候举国将同庆他的七旬大寿。而早在圣祖六十大寿的时候他曾特意遣了皇十子敦郡王胤礻我、皇十二子贝子胤祹以及太监魏珠去丫髻山进香，如《万寿盛典初集》所载的《丫髻山玉皇庙碑记》就是记康熙六十大寿为圣祖祈福延寿之事的。
编出这套说辞的人其实很聪明，最起码对于皇室的事情有所了解，这个理由若遇上不较真的人，很容易蒙混过关。不过李馥却对此产生了怀疑，因为郑进忠并无部文堪合。于是李馥马上着手进行了调查，令钱塘江知县查问其人行径：
据覆：“有老公自称郑进忠，跟随一人名罗六儿投宿。云奉皇上谕旨进香，令店家在香铺赊取檀香劈碎，包裹装点自北带来，形迹可疑。报县查询罗六儿供进忠系镶白旗人，原籍陕西，及询郑进忠又称正黄旗人，年五十六年，原籍山西，系皇太后位下首领，八月间（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奉皇上派出，奉李娘娘差遣五台、金鼎、理安南海进香等语。但看其面貌止二十岁以外，所供籍贯年貌不符，言语闪烁，且行李萧条，真伪莫辨”。
郑进忠先前说自己是受康熙之命进香，到现在一看情形不好，只得改换说法，搬出了当今皇上，而事情也由康熙皇帝为自己祈福变成嗣子胤禛为乃父尽孝。又怕别人不信，刻意将细节说的详细些，自言是奉李娘娘的差遣。而李娘娘，则无疑指的是齐妃李氏，毕竟胤禛后宫之中有位份的李姓嫔妃仅此一位。郑进忠能够知道这些，足以证明他对宫中的事情也算是略知一二，绝非贫穷小民自行阉割后又肆意杜撰到处进行诈骗。
笔者认为这番话有真有假，而罗六儿言郑进忠是镶白旗人，恐怕才是事实的真相。而他很有可能是弘时母子身边的太监。
其实，像郑进忠这类事件，在当时也算屡见不鲜，如康熙时的孟光祖案以及雍正朝时层出不穷的假借怡亲王允祥名义的诈骗案。内中情节无不扑朔迷离，真伪莫辨。
李馥也拿不准真假，毕竟他是外臣，一看牵涉到当今皇上及其后宫，肯定脑袋都大了。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也难辨真伪，把问题踢给了皇帝处理，但从他的话语中不难发现他已经“认定”此人是假冒的了：
“臣看得太监郑进忠果系奉命朝香必有谕旨龙牌及部文堪合为据，今一无所凭，且年貌、籍贯、旗色俱伊主仆两供自相互异，臣愚昧不能辨其真伪，除行县加谨看守外，缮折差家人李忠据实奏明应否仍听郑进忠进香，或将郑进忠解部查质，恭请圣裁。伏候圣旨以便钦遵。”
雍正闻此，直接批复道：“假旨重犯，严谨解部来质审”。（34）
然而提部审讯的结果应当很出李馥“意料”之外，此人确系宫中之太监：
“覆请刑部所奏将任意指称妄行讹诈之太监郑进忠议罪一疏。上曰：‘郑进忠屡次逃走，情由可恶，着在城门永远枷号，余依议。’”
但至于是否是“任意”指称，“妄行”讹诈，这就不得而知了，雍正皇帝显然避重就轻，将郑定性为一个屡次逃走的惯犯，自然他无论做出什么为非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笔者不禁要问，一个屡次逃走，又屡次被抓回的太监，为何还敢招惹官府？
也许有人要问，这件事是否真的李娘娘有关系，笔者只能说，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也无法断定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郑进忠是授齐妃母子的指使出宫“活动”，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这个案子和孟光祖案一样，可能你永远都无法弄清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

弘时虽然有自己的属人，但他没有爵位，自然也就没有分封时才能得到的丰厚赏银。因而他很穷。按照清宫的规定，皇子的月例银子是三百两，当然也有例外，众所周知，弘历是皇帝默定的皇储，这是公开的秘密，自然他也能得到别人更多的关注，因而偶尔他会有五百两银子的月钱。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很多，而弘时肯定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例外”。
好在弘时住在宫中，没有分府，所以一些花销都出自内帑，生活上自然不必担心会过于拮据。不过他毕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有了属人，要让他安于这样的生活恐怕不太现实。在雍正感叹怡亲王允祥在康熙朝时“家计空乏，举国皆知”的时候，恐怕他没有意识到，弘时此时的经济状况比当年的允祥可好不了多少。
不过弘时有的时候看起来倒也不以为意，甚至还将银子很慷慨的施舍给了穷人：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监察御史鄂齐尔（他似乎不是弘时门下）将弘时所赏的一千两银子一部分置办成衣帽等物，一部分留作盘缠，在弘时两位属人散骑郎老格（即前文提到的齐妃娘家人）与三等侍卫堆齐共同监看，分别赏给居住在小庙内的七百三十五名乞丐，这些乞丐得到赏赐，万分感激，口诵佛号，面南叩首，甚至高呼出“我等如今得以生存，祝三阿哥福寿无涯”的口号。后来得到赏赐的人大部分都离去，唯有六十余病人还留在庙中。但庙内狭小，居住不便，鄂齐多就向雍正请旨，予以扩建，使佛庙与病人居住的卧房分开，这样既不饶寺庙之清净，病人也得以修养，“且亦副三阿哥造福百姓之至意”。
雍正看到该奏折后，写到：“多日来各种各样人各种各样事内，此之所奏实非寻常。朕览折甚为嘉许，著照所请施行，内务府知道。”（36）
表面上，雍正很是赞许，但你可以从中很明显的感受到皇帝的揶揄。
孔子云：“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
弘时身为皇子赈济百姓本是好事，但雍正向来最讨厌沽名钓誉，弘时的这种做法与允禩托何焯之地在南方买书，博取南方人赞其时好读书的好王子的口碑本质上并无二致。
他的所作所为，颇有向乃父邀功的意味，似乎亦与允禩试探康熙的愚蠢作法相类似。弘时此举，在我看来，显然是极为不明智的。不过他为父亲忽视已久，做出一些吸引乃父注意力的事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不过凡此种种，雍正最多只是表示厌烦，他对弘时的态度最差也不过是一如既往的冷淡，还并不足以导致二人父子关系完全破裂。
而最终导致弘时被离宗改名，很可能和年羹尧案有关。

杨珍先生在分析弘时问题时曾经提出，王懋竑于雍正二年回乡奔丧，雍正命其“治丧毕即来京，不必俟三年满。”是年冬暮，又有从京师至江南办事的官员见到王懋竑，“促来春进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属望之意。”这表明雍正二年岁末弘时境遇尚属正常。尔后王懋竑扶病返京，但“养疴旅邸，不接一客”，半年后休致归里。而关于他在此期间的情况，只字未提三阿哥，说明弘时此时已经出事。（37）
这种说法显然是符合实情的。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进京陛见，到京后十余日，三阿哥遣哈哈珠子一人到年羹尧家借银一万两。名曰借银，实同勒索，毕竟这笔银两年羹尧是不会要回的。年羹尧虽应允，但实际上只给了弘时八千两：“后两次送银八千两皆三阿哥初次遣来之哈哈珠子自行取去。”此事后为雍正皇帝所知晓，责令当时被贬为杭州将军的年羹尧明白回奏：
“雍正三年七月初七日奏事蓝翎安泰等捧出传旨内阁：‘朕从前曾下过旨意，凡各省督抚提镇来京陛见，不许馈送在京大臣官员及皇子等。今查得年羹尧送三阿哥银两并未奏闻。是为何缘故送的，是差何人去取的，着年羹尧写明回奏，钦此。相应行文该将军遵旨奉行，可也。’”洗桐女史原创，首发稽古右文
年羹尧深知此事关系之大，遂一口咬定，并无悖旨馈送皇子银两之处，实是三阿哥遣人借银，是借，不是送：
“臣到京陛见理应恪遵明旨，乃因三阿哥遣人借银，臣并未奏闻，私自馈送，此臣昏愦之罪，无可置辩。送银情由实系如此。若果别有缘故，臣断不敢隐匿，上欺圣主，自干重罪，谨遵旨回奏。伏祈皇上睿鉴施行。”（38）
不过这份撇清，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雍正皇帝显然并不接受。
特别一提的是，雍正曾严责胡凤翚到处钻次夤缘，胡凤翚名义上是弘时属人，他所夤缘者会不会是弘时？而胡凤翚之所以获罪，仅仅因为他和年羹尧之间的关系（胡是年羹尧的姐夫或妹夫），还是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弘时在其中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这些看来都搞不清楚了。雍正极为好名，从他并未公开年羹尧回奏“借银”给弘时这件事看，他是极力想将此事遮掩了的。这和他掩盖隆科多收取盐商贿赂的情形相类似，不过不同的是，前者是为了遮丑，后者是为了保护他的弟弟怡亲王的名誉不致受到损害。

?
凡是提到弘时获罪缘由的文章，大都断定，弘时是因为倾向于胤禛政敌允禩集团，而被革除宗室的。这种说法并无根据，至少目前尚未有相关资料证实这种说法。而持这种看法的大都是对允禄等人关于恢复弘时宗籍之奏折的误读：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月奉上谕：‘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著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钦此。
查，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禩之子。今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著即撤其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钦此。
臣等查三阿哥从前原因阿其那获罪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今已故多年，蒙皇上笃念兄弟之谊，欲仍收入谱牒，于情理允宜。应钦遵谕旨，将三阿哥仍载入玉牒。俟命下之日，交与宗人府办理可也。谨奏请旨。依议。”
因允禄等人一句“三阿哥从前原因阿其那获罪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而认定弘时同情允禩，而获罪诛连。
事实上“因阿其那获罪株连”并不是那么解释的。
允禄转述的雍正原谕为满文，今全录译文于下，两相比较，自可见分晓，需要说明的是，下文“[]”中的文字为雍正朱笔删除之处，而“（）”中的文字，为雍正朱笔添加之处，这些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以有助于了解雍正帝的真实意图：
“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召顺承郡王锡保、信郡王德昭、贝勒满都护，公讷图等入内面谕：尔等前为弘时请旨，时朕欲颁谕旨。朕稔知弘时，断不可留内，故特颁旨诸王、大臣断决，以与允禩为子。今已将允禩治罪，掣回带子，从玉牒除名。将弘时既与伊为子，不能不掣回弘时之带子，著将弘时带子掣回。（此为朕深思依理所办之事，）尔等勿得屡加（妄）奏。[治一小人罪时，朕亦慎重，惟恐受冤枉，岂有将弘时强行治罪之理？]（要治允禩逐出宗室之罪，确实意外，此亦弘时之命。但）弘时虽系允禩之子，若不交给他人管束，任其妄行，亦有关系脸面之处。[将弘时]（其名亦令更改，将此）交付允裪，虽非叔子，仍准管养之。钦此。”（40）
由此可看出，弘时被逐出宗室，仅仅因为雍正在革除允禩宗室之前即将弘时发与允禩为子，而既将允禩革除宗室，身为允禩之子的弘时，焉有保留宗籍之理？
这才是允禄所谓的“三阿哥从前原因阿其那获罪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所要表达出来的真实信息，根本就不是说允禩和弘时相善而获咎。况且弘时和允禩相善的可能性本就极小。
康熙末年，圣祖与允禩父子感情尽绝，圣祖甚至将允禩逐出宫去，有不复相见之语，且曾严禁诸皇子私下往来。因而兄弟中有人欲见允禩，也是偷偷摸摸，生恐被康熙皇帝知晓。因而胤禛虽与允禩相邻而居，私下里也不可能有什么往来，弘时也就更不可能和允禩有什么感情了（如果弘时早出生几年倒有可能）。至于雍正继位之后，以皇帝与允禩关系之恶劣，二者就更不可能有什么交集了。
而弘时之所以被雍正发给允禩为子，很可能是弘时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沽名钓誉与贪渎等行为让雍正皇帝觉得和允禩相似，所以才有是举。
此外，雍正的上谕还为我们透露出如下信息：
第一，在允禩革除宗籍之前，弘时就已被发与允禩为子。允禩被革除宗籍是在雍正四年正月，他被发与允禩为子的时间根据前面的推断，与皇帝处理年羹尧的时间同步。
第二，雍正将允禩革除宗室，是一时激愤之举，并无预先谋划。事实上康熙八年，圣祖皇帝就明确规定“康熙八年题准宗室有过犯者轻重，议处其革去宗室之例永行停止。”（41）而雍正亦多次作出断不将允禩治罪或罢黜的表示。向来以“敬天法祖”自诩的雍正帝在允禩问题上竟然违背康熙明谕，以及他本人的承诺，其中原委委实曲折，但绝非他人所想的那样，是处心积虑而成的。而雍正认为这是弘时的命运，也源于此，正因为对于允禩的处理太过偶然了，所以发展到这一步，雍正才会让弘时认命。洗桐女史原创，首发稽古右文
第三，弘时不但被革除宗室，而且被改了名字。事实上每一位被革除宗室的成员，均要求改名，非允禩、允禟所独然。乾隆年间的弘皙因“心怀异志”而被革除宗籍，同样被改了名字。但弘时身为雍正的血脉，被皇帝主动要求照规矩办理，不予通融，闻之还是令人心寒。可能他视弘时为耻辱，掩耳盗铃的认为发与允禩为子，彻底与他进行切割，就和自己毫无关系了。雍正的极端好名，是造成这一出家庭悲剧不容忽视的一大原因。
第四，雍正是在深思熟虑之下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从允禩革除宗籍到弘时照此办理，皇帝有四个月的考虑时间），先前已有很多人替弘时求情，不过都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定。不过皇帝总算开恩，将其交与允裪养育。我们知道，允裪子嗣单薄，先前他曾养育过废太子允礽的一子，而这次他再次承担起了帮人家养儿子的义务。
雍正对于弘时的处理不可不称之严苛，这样处理和雍正本人的性格不无关系，一来，前面已经说了，他极端好名，二来，他对皇子的严厉一贯如此。
比如皇五子弘昼素为雍正皇帝所喜爱，但他后来去祭文庙，雍正亦作出诸多严厉的限制。严谕弘昼此次前去，车马口粮食物钱粮一一备办，不能取于地方，不给地方官借此向下摊派的借口。除此之外，当地民人售卖的物品也要按照市价购买等等。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甚至还规定地方官不准馈送礼物，就连食物也不准送，其苛刻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如果仅仅认为雍正皇帝只是嘴上说说，做做样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居然还派了满汉御史各一员跟在弘昼身边，如果弘昼本人或其属员还有地方官有违背皇帝谕旨之处，即刻稽参。像他这样的严厉父亲，也算是“极品中的极品”，着实属于“稀有品种”，所以雍正说弘时落到这步田地是他的命，这话也不无道理。
其次，雍正对于弘时的处置和满人的风俗也有很大的关系，康熙帝在谈到赵申乔之子赵凤诏时曾说：“旗下若有此等贪官，即交与伊父兄处死。赵申乔何不自己奏请拿去处死？”洗桐女史原创，首发稽古右文
想必，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对雍正的影响也极大。
不过还是要说，弘时本身确实够冤的，即便他再怎么不法，也不及他那些叔伯们的十分之一。其实在康熙朝后期那种贪风日炽的情形下，不但身居高位者未能免俗，即便是最卑微的太监，也能将大把的银子收入囊中，其贪婪之景状，实在超乎人的想象。如皇帝身边的魏珠只收受江苏巡抚吴存礼贿赂一项的就超过二万两银子，还不用说其他各项隐项收入（魏珠居然善终，一直活到乾隆年间！）。这些人虽然有的因此丢了官，有的为此丢了命，有的为此丧失了自由，有的为此被发配到边远苦寒之地，甚至还有更可笑的，如奏事人张文斌，将自己捞到的银子埋于地下，结果却被其义子偷窃挖走了，不但没能享受到金钱带来的好处，反而沦为别人的笑柄。
而弘时的不法相对于这些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雍正对别人极为慷慨，可是对弘时，不得不说他的确是吝啬到了极点。
弘时名字中有个时字，实际上他最欠缺的就是这个字，他实在生错了时候，实在太没有运气！有的时候想想，他的行径，不但和他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不能比，就是和他素未谋面的弟弟弘曕也比不了，弘曕之贪要远甚于弘时，不过他的境遇却要比弘时强出太多了。弘时如果早生几年，或晚生几年，他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他在没有被父亲厌恶之前死去，他不会是这个样子；哪怕他再多活几年，像傅鼐那样争取重新获得雍正的谅解，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可惜这种种假设都无法成立，弘时的生命于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申时戛然而止，年仅二十四岁。生命尚处于花季，即因抑郁而枯萎，实在令人惋惜。


关于弘时的获罪缘由，还有两种说法，一是威胁弘历安全论，一是秽乱宫闱论。这两种说法并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皆是对于雍正“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一语的阐述发挥。
我们前面说了，雍正此语并无太多的深意，只不过因为弘时并未分府，而他既然已被革除宗室，还如以前一样居于宫中，显然不太合适。
不过弘时是否刁难弘历，这个还不好妄下结论。因为弘时看起来并非完全没有企图心，从他施舍乞丐，向父亲邀功一事看，他显然很想听到雍正的称赞。但我觉得他也仅仅是想引起父亲注意罢了。雍正对他一向都很冷淡，旁人察觉得到，他自己也很清楚。而且，他应当很了解自己的身份，也应该明白生母先前那个雍亲王侧妃是没什么可值得倚恃的，毕竟雍正一继位，李氏和钮祜禄氏皆封妃，二人地位相当，弘时怎么可能仗着自己所谓的“出身”，欺凌幼弟呢？
此外，弘时虽然血气方刚，但是与正值妙龄的康熙未亡人之间发生什么不谨的行为可能性几乎为零。毕竟清宫的规矩摆在那里，弘时连见到这些未亡人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能与她们之间发生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呢？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说法皆不能成立。

弘时死了，他的灵魂和肉体终于得到了解脱，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与自己的儿女相逢。
弘时有一子二女，长子永珅是雍正的长孙，于雍正二年正月初六日夭折，如果他能活着，也许雍正在处理弘时时能够略微留些情面。
剩下两个女儿，次女死于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年仅三岁，令人悲叹的是这一日恰好是雍正将弘时革除宗室饬令改名的第二天（如此巧合让人怀疑她的逝去是否与家庭的突然变故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他的长女死于雍正五年四月十三日，尚未满六岁，大约四个月后，这位父亲也紧随其后撒手人寰。
眼看着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一个个离去，弘时的生母齐妃李氏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乾隆二年四月初一日，齐妃病重，移居五龙亭，身为皇太后的钮祜禄氏没有忘记当年在藩邸的情分，与乾隆皇帝一起前去探视。是月七日，齐妃病逝，乾隆皇帝当日辰时亲至殡所奠酒。然而仅此而已，齐妃死后，乾隆皇帝并未辍朝，毕竟齐妃之子是触怒皇考的“罪人”，尴尬的身份摆在那里，虽然在藩邸时李氏为侧妃，然而她却不能像弘昼生母那样，活着的时候被皇帝加恩晋封，死了也不得谥号。
她的一生曾因母凭子贵而享有风光，却又因为儿子而沦落到如此凄凉的下场。儿子早已绝嗣，她活着也没有任何的盼头，随着她的离去，她留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丝痕迹也消失了，就好似她们母子从未来过。
好在乾隆皇帝将弘时与永珅父子一同安葬在了泰陵阿哥园寝，使得长眠于泰陵妃园寝的齐妃能够与儿子和孙子遥遥相望，也算成全了这些生前不能尽享天伦之乐的苦命人。

说明：
本文系参考了满汉奏折、起居注、上谕等原始档案资料写成，同时也借鉴了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一部分观点和我的看法完全相悖，但是毕竟扩展了我的思维，因而我把我看到过的提及弘时的论文全部列出，以示敬意。
除此之外，需要特别感谢悠悠和白菜，她们提供给我不少有关弘时的资料。同时还要感谢宋颖、蒲亭和知鱼等，在日常的讨论中给了我一些非常有用的提示，让我想通了一些困惑已久的问题，使得一些关键细节得以串联起来。
另，出于对文章的保护，我只公开参考论文，至于其他引文，则只对部分人开放，希望大家予以谅解。

参考论文：
1、杨启樵：《乾隆幼名及雍正诸子处境》（《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上海书店，2002年7月第一版，页144-151，《十故宫秘档暴露康、雍、乾三朝秘辛.四乾隆幼名及雍正诸子处境》。）
2、杨珍：《雍正帝杀子辨析》（《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十月第一版，页401—412，《第五章秘密建储制度.第一节秘密建储方针的成功实践.雍正帝杀子辨析》）
3、郭成康、成崇德《乾隆皇帝全传.阿哥时代.皇父雍正赐肉一脔：对皇太子身份的第一次自我认识》（《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页61-66）
4、冯尔康：《雍正传.生活、辞世与政治的延续.第一节家庭生活（二）妻和子》（《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页533-538。）
5、[日]铃木真：《关于镶白旗和硕雍亲王胤禛与藩邸旧人》（《满学研究》第七辑，页198-206。）
6、罗丽达：《雍正初年的皇子课读》（《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总第10期），页93－94。）
7、史松：《皇三兄与皇三子——允祉冤案和弘时之死》（《雍正研究》，2009年3月第一版，页191-193。）
8、金承艺：《关于清世宗皇三子弘时——看一代帝王的家庭悲剧》。
9、孟森：《海宁陈家》。（《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页482-515。）

引文：（说明：满文翻译中的专有名词翻译有误的地方，文中引用的时候已径自改正，不再做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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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看完又在浮想连篇，在何清任教的五年中，不知孝敬和齐妃是什么角色，她们是根本没有一点发言权和处理权还是都是因为没有见识而没有发现何清是什么样的人呢？真叹息弘时其母非孟母。还有四四我看他真是一点都不顾家，肯定把府中的一切事务都丢给孝敬，他子嗣单薄也与他不顾家不无关系。

他孩子少和他身体有关系，他的子女除了乾隆都够短寿的。看弘昼的母亲耿氏那也是大寿星，活到九十吧，看看弘昼活多长时间，而且我记得弘昼很早就不能骑射了（也许是弘曕，但我印象中是弘昼），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我觉得这多少是某人的遗传吧。

桐桐，看下来我怎么感觉齐妃应该是正白旗包衣啊？那个老格最后还是镶白旗包衣，那他应该什么都没抬，最多就是从其他旗的包衣换到了弘时手下而已啊。

 

对了，桐桐，康熙61年初，康熙曾给乾隆批过一次八字，说他幼年有浮灾，不知道她会不会认为浮灾和弘时母子有些关系，加深了康熙对弘时的不良印象。

就正是因为某人的遗传不好所以才更说他不顾家，本来孩子天生不足更需要后天的呵护，他如果不只是顾着忙着外面的事稍微多关心他孩子，毕竟父亲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老四外边忙什么事情了？一没像十三一样和康熙到处出巡，二没像老三一样监国，三没像老八一样上串下跳，满朝廷的拉帮结派，四没像十四一样去打仗，五没像老九一样到处抢钱，为什么我感觉他当皇子的时候就没干过什么大事情啊？

1、以李氏的家世背景，她在雍正元年受封为齐妃，并不能说是委屈了她。乾隆元年，佐领那尔布之女，时为侧福晋的乌拉那拉氏也仅仅受封为娴妃。按照谕旨册封的先后顺序，虽然李氏和钮祜禄氏同时受封为妃，齐妃的地位仍然高于熹妃。

2、关于某四和弘时父子失和，诚然是某四教育的失败。但弘时，也必定是做出了种种出格的事情，以至父子决裂，终不可挽回。桐说弘时幼时失教，大抵也是实情。除却不靠谱的启蒙老师，我觉得不忽略的，就是弘时的生母李氏，甚至还有嫡母那拉氏。某四事务繁忙，不可能时刻督促儿子，而与儿子朝夕相处的，关系最深的，当数李氏和那拉氏了。我觉得，她们某种程度的纵容，导致了弘时的任性一发不可收拾。举荐失当，和郑进忠事件，我觉得性质上算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弘时举荐的是属人李英，而这个人，事实证明是才不堪用。识微知著，从这件事情上看，难免会让人认定弘时任人唯亲。至于郑进忠事件，就更为离谱了。内宦私自出京，是何等的大事，弘时竟然胆敢如此。即使是之后的安德海，假慈禧太后之威，私自出京仍被斩首，何况弘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郑进忠只是他们身边一介小小的太监。可能是他急于在父亲面前和朝堂上有所表现，以至于做出如此鲁莽的行为。桐觉得弘时月例300两入不敷用，不足以人情往来应酬。但弘时彼时尚未分府，吃穿用度不必再花费银子。那时他早已分配了佐领属人，那些外放的属人必定会有一定的进贡（正如某四也经常收戴铎等的进贡一样），加上这些贴补，他就算要往来应酬，也该差不离。除非他使那些银子是为了笼络人心，收买大臣，若是这般的应酬，岂不是其心可虑？

我觉得，某四和弘时最终如此决绝，与弘时同情老八他们不无关系。虽然康熙末年，老八不受康熙待见，康熙再怎么不喜欢旁人与老八结交，但老九、老十、十四他们是偷偷摸摸也好，始终与老八不曾疏间。某四和老八府邸相邻，老八之前藏毒啦等等机密之事某四尽皆知悉，可见他们始终表面关系不坏，彼此应该互有来往才是。虽然并无证据可以表明，弘时同情老八，但以某四将弘时予老八为子这一情况来看，我推测，可能是弘时素来同情老八，某四一怒，索性让他们做父子得了。

3、弘时作为某四的长子，某四初时还是不吝于慈爱的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弘时嫡妻的选定上。某四肯定是花了一番心思，才为弘时选了这么一个门第高华的女子。甚至在雍正元年，某四还把自己藩邸的旧人都给了弘时，又为他慎选了老师，显见当时还不曾放弃他。

但最后父子却渐行渐远，终至不可挽回，让人叹息。

 

 

回蒲亭：

坛子里是有人认为齐妃家可能和正白旗李煦家有亲，但天下姓李的又何其多啊。虽然李煦没少给康熙送女人，但我看以雍正讨厌他的程度，实在是不像是能接受李煦送给他女人的样子。而且齐妃家本来就出什么能耐人，和李煦家感觉攀不上。

另，幼年浮灾这一段，郭成康也认为是指的是弘时，弘时对弘历不善的威胁论就是出自他口，但浮灾这个词在命学上太常用了，很多相士动不动说你今年有浮灾什么的，可没什么具体实指。而且小孩子嘛，幼年有点小灾很正常啊。我倒觉得这个浮灾也许应在他爹继位初期不太顺上，呵呵~~~

而且康熙给弘历算命那会儿都是康熙六十一年了，而册立世子可是在这之前啊。不过后来雍正把弘历介绍给康熙，显然是有深意的，呵呵，弘历自己也说，皇祖喜欢他是因为他爹的缘故啊~~~

顺便8一下，弘历在畅春园的时候可曾经随康熙在澹宁居住过（好像是澹宁居偏殿，N年前看到的，回来查查），那可康熙老爷子处理政务办事的地方~~~老爷子的用意很明显吧~~~

PS：某人在康熙朝的时候做了什么，还真不怎么见于记载，不过看他继位之后那么娴于民政，肯定没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他不是曾经给他外任的属人做过规定，让他们把当地风土民情，人民生计的事情记载下来，然后再寄给他吗。估计那个时候就在那研究这个了。呵呵，某人绝对是有政治理想的，他在治理国家上早就运筹帷幄鸟~~~（对同一史料，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得出迥异的观点来，呵呵，有人还借此讥讽某人在康熙朝就暗藏巨大野心呢~~~嘿嘿~~身为皇子整天考虑怎么治理好国家就叫有野心啦~~）

对于给弘时选嫡妻的这个事，我同意桐的看法，是桐他四哥对于孩子的关爱，为了弘时好。不过桐他四哥一直有个毛病，那就是他想对人好却总是不讲究方法（比如给允祥加仪），还经常把人吓到~就拿弘时娶妻这个事来说，桐他四哥可能真的是用心良苦，想给儿子找个能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可是当时其岳父席尔达已经去世，县官不如现管。本来弘时母亲出身就一般般，自然应该希望媳妇家是有势力背景的（以老八例，其母地位低，其妻地位高）。可是他老爹竟给了他这么一门亲事，或许他反倒认为是父亲不重视他，而不能体味父亲的苦心。且就算桐他四哥有闲心坐下来给老三说，老爸给你找这个媳妇是为你好，有助于你规范自己的行为。试问哪个要结婚的男子听到父亲为自己找媳妇的缘由是这般心里不狂呕的？更何况桐他四哥抽风起来很有唐僧的特质，不反感都要反感，反感地就更加反感。

 

至于说弘时幼年失教，这就更是老四的责任。在天地君亲师的年代，哪个学生敢指责老师的？何况当时弘时才多大，还是非不分的年纪。而作为成年人的桐他四哥应该是具备识人之明的，但他觉没能觉察。就算其执教不超过五年，但老话说的好：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一旦幼年接受和认定了某种价值观，那极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过就弘时的行为来看，似乎他并没有得到何清的“真传”，桐桐有这方面的发现吗？

 

本来桐他四哥就不喜弘时，再加上其仁慈施舍乞丐的行为叫桐他四哥联想到老八，所以弘时也只能被他老爹见弃。

 

总之就是，因为桐他四哥不喜欢弘时，所以弘时做啥都容易被他老爹挑错，不信换全人施舍乞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