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个人对余秋雨的那篇大作不以为然之处颇多，因与此帖主旨无关，所以就不多说明原因了。
就四的开放海禁政策大胆评论几句8：
单就对海禁问题的处理上，四与康乾二帝可以说是不属于同一个时代。
白菜个人认为这与他在藩邸时代有过丰富的经商经验不无关系。
史料有傅鼐为雍亲王在杭州和浙江定海购买丝绸贩卖的记载，雍邸还拥有当铺，农庄，和其他多种产业。
尤其有趣的事，《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提到过雍亲王与西洋人的一些贸易往来情况。
《编年史》中称，在康熙中后期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往来的官商包括四种，“将军商人“，“总督商人“，“藩王商人“和“抚院商人“，其中犹以藩王商人财力雄厚，实力强大，藩商与皇商的特点就是，以皇室的名义（按：藩商与皇商大多都是从皇子那里领取到特许状，是他们的贸易代理人。即使不是皇子的直接代理人，皇商们也要出钱贿赂皇子以获准揽取粤海关的贸易，成为他们的间接代理人）与夷商交易，将国货外销，洋货内销，从中牟取暴利。
由于藩王商人与皇商的背景非同一般，所以垄断贸易的事情时有发生，使其他官商与夷商感到万般无奈。
《编年史》记载，有藩商排斥挤兑其他官商，单独同英商签订合同，令其他官商非常嫉恨，而英商来华购物，想要货比三家，争取一个好价钱，也颇有困难，因为起他行商对藩商，皇商，官商畏之如虎，不敢与之竞争，这便使皇子们从贸易中获得了惊人的利润。
有趣的是，当年参与其事的到底都有哪些皇子，《编年史》并未总结过，但是专门提到了两个人，由此可见此二人为他们经常接触，而且很可能是盈利最多者：皇太子与皇四子。
举一个实例来说：康熙四十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买办喀恰甫到达浙江定海发卖货物，皇太子的代理人于此时到达定海，要求与喀恰甫谈生意，并且要求定海的地方官员给予英商贸易上的便利，以将买卖做成。而与此同时，皇四子的代理人也赶到了（白菜认为是傅鼐，因为他康熙四十一年曾为雍王去过定海），虽然各为其主，但是他们如果联手压价的话，就会争取到更大的好处，所以两位藩商决定联合与英商谈判。喀恰甫的同行以前就吃过他们的亏，便警告喀恰甫说，你和藩商们做生意，价钱上难占便宜，买卖不会好做。喀恰甫同时面对两位藩商，很怕给东印度公司造成利润损失，所以便不敢出面交易了。
皇子如此贪好财货，在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帝国中，虽然不算违法乱纪，也是一件有碍清誉的事，所以即使四也曾在即位后提及过自己在藩邸好货牟利，但他绝对不会就此详谈，很不巧，西洋人在自己的经济史的记载中，为四的这段往事留下了一笔。
虽然四对此讳莫如深，但是，与海外进行商贸活动的经验与其获利之丰，使我们不难推测，四会与自己同时代的蓝鼎元产生共识：“大开海禁，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皇朝经世文编》），那么，他在雍正五年后，大力开展对俄商贸，打开海禁，其思想根源就不难探究了。
这种商业实践经验是康熙与乾隆都不曾有过的，也难怪他们对海外通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康熙帝一听说，有国民离开海关，往南洋走私大米，立刻就感到非常不安，他的反应，不是像四一样与高其倬等人反复商磋，一旦决定就坚定不移地推行开禁事宜，反而是马上下旨禁海，除与日本一国来往铜等必要之物的买卖之外，再不允许中国国民出海了。
雍朝与海外通商的历史，强烈推荐大家阅读阿海的《雍正十年：一艘瑞典船的故事》，有清一代来说，真是盛况空前。
经过雍正五年到末年“万国咸来互市“与皇帝大开海禁的政策实施，到乾隆初年，中国已有大批百姓以与洋商贸易为糊口生计了，这种商业经济力量的蓬勃增长，才几年的时间已经到了闽籍侍郎蔡新所形容的地步（请回想一下80年代初与90年代初，十年之间我们中国人经济水平的改观之巨8）：“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资，以农无产，势必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蔡新生怕乾隆帝会关闭海禁，对乾隆皇帝警告说：“若一概禁绝，东南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
很可惜的是，这段话对于乾隆来说，犹如过耳轻风，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位为中国国势之盛自满到近乎盲目地步的大清皇帝，事事以其皇祖为榜样，仍然恢复施行海禁，并将中国海关关闭的只剩广州一口，且只许一年三季通商了。
曾见网络上有人评论说，中国一个封建农业帝国，如果推行雍正的开关政策，不过是让鸦片战争早发生100年。
白菜对此十分不同意，这个说法未免太过臆断。
首先，雍正时代，中国的经济状况相较于欧洲各国，并不落后。与鸦片战争时中英国力对比之殊，有绝大的不同。
其次，皇帝为建设经济、发展外交与建设国防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十分开明而富有远见。雍正开馆办学研习拉丁文，培养对欧外交人才，兴办天津水师防御中国的海上门户（这些政策也被乾隆废除了），还积极制定海关贸易条例，重金兴建与俄贸易的边城。大臣中具有丰富西学知识者如年希尧，在广东任职期间，大量购买西洋火器与大炮装备海关驻军，而且热心研究西洋火药，改良武器，在年希尧任职内务府期间，紫禁城早已建修了火器禁军营（就仿佛路易的火枪手们一般）。雍正皇帝在位的时间虽很短，但引进了许多仪器，工艺，甚至包括了玻璃窗的制造和使用。如果中国保持这个开放势头，并且一再出现如雍正一般求实务实，锐意改革，充满魄力与毅力的君主，未必中国日后会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若此。只可惜雍正在位的时间太短不说，这些政策又被他的继承人目为无用，再往后的后继者，更加缺乏这位四十多岁登基的皇帝所拥有的学识，实际生活，理财与从政的经验，心胸，眼光，和意志力更是远不及矣，历史自然就会产生令我们不胜痛苦的结果了。
究竟什么是一个皇帝应有的，所谓“整体思维“呢？我还在思考之中，但是毫无疑问，就雍正务实求利，积极改革，推行切合时代发展脚步的新政，高瞻远瞩地为未来中国经济外交未雨绸缪的心胸与能力这一点来说，康乾二帝是只能望其项背的，康、乾完全是农业社会传统意义上的伟大封建君主，而雍正，也许非自觉的，他已经窥见了一点点欧洲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近代资本文明的曙光了（伏尔泰，魁奈等人对他的推崇，并非无缘无故地，他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的确是有诸多共识的）。
白菜平日的工作是言必及利的，说到钱，就两眼放光，语无伦次地多灌了几句水，请各位原谅，关于海禁政策，更加系统周详的资料推荐大家阅读《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粤海关志》和《国朝通商始末记》等书。
另请注意，四刚一继位时，对打开海禁是持有保守态度的，一旦他发现推行新政策与时代和实际利益合拍，他就完全扭转自己以往的态度，立刻雷厉风行地去实施，建设，四不固执己见，不尚虚名，灵活调整认识与政策，一切以“实事求是”为行政准则，这一处优点，在白菜看，是没有时代局限性的。
以上完全是一己之见，欢迎朋友们继续就此话题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