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谣言止与于智者，可是生活中又有多少智者呢？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没错，却也因为缺乏素养教育很少有判别是非的头脑，再有就是市井小民的心理，喜欢看别人笑话。

白菜，白菜。传言可不是在四四时才有的。偶今天看刚到手的《国朝宫史》里有一段康熙年间的，偶录下来：

康熙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上谕：著内务府总管传于二十家内管领：宫内一应服役行走女人，凡有事进宫，公事闭即应外出，不许久停闲坐，将外间事入内传说，并窃听宫内事往外传说。种种情弊，皆所不免。除已往不究外，嗣后如有此等，一经察出，必重处不赦。该管领一并治罪，决不轻恕。

这段不是说女人八卦么？老爷子时就出过类似的事情（真想知道具体~~~~偶，偶也满八卦的），到了四四这里，星火燎原，逼得他发狠，采取手段了。

玻璃，是巴格达胥，杨的情报人员。狂风沙里，偶棉史昂老大要把修罗金融部长官从野兽训成家禽，那巴格达胥就是典型被杨驯服的野兽，收服他的那段，写得非常精彩，虽然巴格达胥没有完全变成“家禽”，不过这种人，能一直被杨所用，并在杨死后继续留在伊谢尔伦，实在是非同一般。其实巴格达胥的理论，是古典的“理性人”假说的扩展，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对地位问题。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有的人就是喜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比如老三的多次临丧无状，有的人在不想或无法提高自己绝对效用的时候，就会转而选择拉低他人的绝对效用，以提高自己的相对效用。不过白菜说的也的确是很重要的一面，有些流言，传播者并不一定主观认为是“非”的，他们主观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持有者，他们的目的，也不是通过流言损害他人，只是想通过流言“伸张正义”，社会舆论本身是社会惩戒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对那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伦理共识却无法通过强制性手段制裁的人的约束，语言是一种权力，即使对于下层，是“弱者的武器”，是暴力难以完全打压，让强者忌惮的东西。不过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双刃剑，无论是民间流言还是朝野舆论，比如说会有“雍正去头”这种小道消息，比如说有宋代祖宗之法的“防弊之政”导致的诸事推委（还有洋务啊，每办一件事都要应付诸多朝野舆论，气死人了）。

还有，有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打听宫闱密事并向外传播昭示自己的社会地位，显示自己获得信息的能力。昨天刚看到有个小说写了一段，贴过来，写唐太宗的，没什么关系，不过正好提到小道消息的问题。

[公平的说，其实在长安也一样。社尔那些官职较低不能接近皇帝的族人亲友，也一样会经常想法子从他这里打听些宫闱秘闻，好出去吹嘘炫耀自己消息灵通地位紧要……但是在长安至少有一个好处，入居长安的人至少都听说过“泄漏禁中语”是一项严重罪名，当执掌宫禁宿卫的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顾左右而言其它地岔开话题，那些人不会再逼问，也不会有什么不满怨怼。]

对，是巴格达胥。当初偶还跟狗友们说，他并不是个反叛者，也没有愚忠，他只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刻做了正确的选择。当然，杨的个人魅力也是很重要，超喜欢杨，除了生活能力差些，也算得上是个全人~~~~~

你的这段话，让我想起公司里的“消息灵通人士”，的确是这样，他们的消息未必对自己有利，可是仅仅就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她，觉得她有本事。从心里学上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意识体现。

引用

白菜，白菜。传言可不是在四四时才有的。

我知道阿《国朝宫史》与《国朝宫史续编》里禁止把宫闱事外传的记录，乾隆朝嘉庆朝也都有。

关键是，四这段上谕的时间十分敏感，雍正五年，他刚因为卢宗汉传言岳钟琪要造反，处理了这段案件。这道上谕就在此案后不久（五年12月），而转年（六年），曾静就因为听说岳钟琪是岳飞后代，想要“修宋金之复仇”，而派弟子张熙去策反岳钟琪。谣言时时都有（现在信息时代，难道就没有关于党中央的谣言啦？），关键是曾静所记录的谣言，对四的中伤远远超过了康乾二帝不说，这些谣言甚至喧嚣到了有人冒死去策反大臣的地步。

雍正五年底，皇帝自己也一定听说了不少民间的飞短流长了（雍正五年，说皇帝要在江南采美女的流言他就知道），只不过从这段上谕来看，他还没有认识到事态会发展到曾静、张熙在听说了这些谣言后，会劝封疆谋反的程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