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而将林丹汗的两位遗孀以及归嫁以逾十载（天命十年至崇德元年，1626-1636年）的孝庄全部置之其后。博尔济吉特氏封为宸妃，“宸”乃指帝王的宫殿，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宸妃的住处以《诗经》中《国风.周南》的首篇《关雎》命名，曰雎宫。崇德二年七月宸妃生子，皇太极颁诏大赦，将该子称之为皇嗣，[1]这实际上是推翻努尔哈赤生前制定的汗位推举制成例，欲以爱妃之子定立为皇位继承人。崇德六年九月宸妃患病，正在松锦战役中指挥清军对名作战的皇太极得知后，立即踏上返途，未抵盛京而闻宸妃已逝。他悲痛至极，“不能自持”，为亡妻隆重治丧，规格逾制。都察院参政祖可法等人为之奏言：“此正我国兴隆，名国败坏之时也。皇上宜抑体天意，自保圣躬，勿为情牵，珍重自爱。”[2]不及两年（崇德六年九月至八年八月），52岁的皇太极去世，这显然同他在宸妃死后过度忧伤有关。
    崇德年间皇太极与后妃的关系，还反映了以下问题。
    在排列妻妾名位、选立皇位继承人等重大问题上，皇帝可以按照个人意志行事,这表明确立未久的清朝皇权,已开始具备专制独裁特征.自然,也只有在皇权确立,皇帝威信大为提高,权力的集中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背景下,皇太极方有可能掌握上述问题的决定权.这同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将选取东宫福晋的权力交付其下属的做法截然不同,实则是后金汗权向清朝皇权转化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中,皇太极的地位、威信、权力有很大差异的客观反映.此其一.
    皇太极在宸妃生前死后所倾注的情感,至深至重,这对帝妃的爱情故事,为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的历史增加了一个亮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去皇太极的性格、感情因素外,同他的文化背景也有一定关系.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女真人于东北一隅迅速崛起,皇太极则属于开创大清基业的第二代.他比其父努尔哈赤受到相对较多的汉文化影响,总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但又未像顺治帝以后历代清帝那样,自幼接受严格的汉文化教育,熟读儒家典籍.所以,皇太极的头脑中尚未树立伦理纲常观念,遑论封建礼教的约束.与努尔哈赤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3]有所不同,皇太极较有涵养,也较重感情,这在他与五宫后妃的关系,特别是与宸妃的关系中有充分表现.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像清朝入关后受到儒家思想深深浸染的部分清帝那样,在处理帝后(妃)关系时过分理智,循规蹈矩,乃至缺乏感情,或有做作之态.与之相反,皇太极表露其感情好恶,宣泄其喜悲情绪时,相当直率,少有遮掩.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之子顺治帝对于宠妃董鄂氏的情感及其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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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太宗实录>,崇德二年七月壬午.
[2]<清太宗实录>卷57,崇德六年九月癸巳.
[3]李民寏<建州见闻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45页.

些做法，[1]与其父颇为相似，其中也有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本文从略。此其二。
      尽管皇太极对宸妃情有独衷，特选寓意深长的“宸”字作为她的位号，但在册封五宫后妃时仍将她置之与孝端之下。孝端无子，宸妃则是五宫后妃中首先生子者。如果这位娇儿并未在出生数月后（崇德三年正月）早殇，皇太极最终是否会以宸妃取代孝端而正位中宫？从皇太极的经历、处事作风、气质、个性等综合因素看，这种可能性不大。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政治家，虽然皇太极亦有感情用事之时（对待东宫福晋与对待宸妃是完全相反的两例），但从总体看，并未以情误国。宸妃病故后翌月（崇德六年十月），被追封为元妃，谥曰敏惠恭和。[2]元，有“第一”、“为首”、“主要”、“根本”等意。皇太极以此方式，对于归嫁甚晚的博尔济吉特氏生前在诸妃中的居首之位，再次予以肯定，宸妃也由此成为清朝后妃身后得到谥号的第二人。[3]不过，尽管如此，皇太极并未将宸妃追封为皇后，显现出他的克制与远虑。这也是与之相比，其子顺治帝大有不及处。[4]此其三。
    （四）后妃与朝政联系密切
     盛京皇宫占地6万余平方米，仅是紫禁城皇宫（占地72万多平方米）的十二分之一。崇德五宫位于一座四合院内，其中清宁宫既是皇太极与中宫皇后的寝宫，也是他处理政务，召见、宴请诸王贝勒、蒙古王公、满汉重臣的地方。皇太极的常朝之所崇政殿，与崇德五宫所在地仅有一座三层的观赏性建筑凤凰楼相隔。[5]皇太极料理机务时，近在咫尺的后妃们无从回避，目睹耳闻，她们本人也时常以主人的身份，参加在崇政殿或清宁宫举行的一些重要活动。例如，崇德六年二月，皇太极召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赐宴于清宁宫”。[6]四年正月，“上御崇政殿，偕皇后、关雎宫宸妃、麟趾宫贵妃、永福宫庄妃，以戚属礼，召科尔沁国和硕福妃及次妃，赐大宴于殿中，备陈乐舞。”[7]八年七月，皇太极的母姨，“辉发姨母福金及绰奇福金至”。皇后率衍庆宫淑妃等“迎于翔凤楼下，入清宁宫宴毕”，各赐金银等物。[8]上述情况都表明，直至崇德后期，清朝尚无严格的内廷与外朝之分，加之盛京皇宫的建筑格局相对狭小，这为后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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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情况参见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第65-76页。
[2]《清太宗实录》卷58，崇德六年十月已巳。
[3]崇德元（1636年）年四月，皇太极生母叶赫纳喇氏被追上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参见《爱新觉罗宗谱》，第15页。
[4]董鄂妃病逝后，顺治帝追赠皇后，加之其他一些相关举措，顺治帝因此受到满洲贵族的非议。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39，顺治十七年八月甲辰；卷144，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5]参见姜相顺、佟悦《盛京皇宫》，第53、54、67、70页。
[6]《清太宗实录》卷36，崇德二年六月甲辰。
[7]《清太宗实录》卷44，崇德四年正月壬午。
[8]《清太宗实录》卷65，崇德八年七月已酉。按，《盛京皇宫》第57页指出，翔凤楼即凤凰楼。

解并参与国事进一步提供了方便.
     崇德年间,后妃们平日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多有接触.他们除去共同参加盛京皇宫内举行的各项活动外,皇太极行猎或出宫迎送外藩戚属时,常携"诸福晋"及诸王贝勒、文武官员等同往.[1]后妃们也有相对独立的外出活动.如皇后曾多次率诸王贝勒福晋至演武场(亦称演武亭),迎送、宴请来朝的科尔沁福妃、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等国戚.[2]
     崇德元年六月,皇太极"御翔凤楼偶寝,梦偕皇后东行,俄而至一殿,上与礼亲王代善及侄颖亲王萨哈廉偕坐".萨哈廉令人"乞皇上赐牛一,上曰,已与之矣".皇太极醒后,以梦中所见咨询内院大臣希福等人.[3]这一荒诞之梦或许反映出皇太极的一种潜意识,即当他会见诸王大臣时,包括皇后在内的后宫眷属,无须规避.又如崇德六年九月宸妃病笃,皇太极闻信从松锦前线返盛京途中,令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京冷僧机、启心郎索尼等,“先驰往候问，来报。希福等以五鼓至京，冷僧机、索尼方至内门，闻宸妃已薨。冷僧机、索尼复驰行，于途间奏上。”【4】皇太极令大臣往问宠妃的病情，乃因索尼等人所从属的两黄旗乃皇帝自将之旗，皇太极与其为主奴关系，而清朝入关前并无宦官制度等诸多因素使然，但此事同样表明，崇德后妃同大臣有着较直接、密切联系。
    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朝鲜。翌年正月，命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等“率前锋全军还，以助留守国家之诸王、贝勒”。同时，皇太极还给皇后以及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各捎一信。比较两信内容，其中有关征朝战况的详述，无一字之差，只是给济尔哈朗等人的信中在述毕战况后，还有令其派人造船等下一步战略部署。【5】这表明在皇太极看来，皇后理应详知战况。此为崇德年间，后妃与国事之间尚未建立严格的分界线的又一例证。值得注意的是，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对上述两信均有记载，然而顺治年间编纂《清太宗实录》时，仅录皇太极谕济尔哈朗等人的全文，给皇后的信却只字未提。
    崇德初年，“厘定上下冠服诸制”，孝庄的侍女苏麻喇姑参与制作。【6】这反映出时为五宫后妃之一的孝庄颇受皇太极信任，而且很可能是这一种要事宜的主管者之一。【7】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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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443、492页；《清太宗实录》卷50，崇德五年正月乙酉；卷58，崇德六年十一月已酉；《满文老档》下册，第1571页。
【2】参见《清太宗实录》卷44，崇德三年十二月丙辰；卷45，崇德四年二月己丑、庚子；卷47，崇德四年七月乙丑；卷48，崇德四年八月辛丑；卷55，崇德六年三月乙未。
【3】《清太宗实录》卷30，崇德元年六月己卯。
【4】《清太宗实录》卷57，崇德六年九月庚寅。
【5】《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30-234页；《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丙辰。
【6】昭槤《啸亭杂录》卷4，《苏麻喇姑》。
【7】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二章《汗位推选制》。

说崇德七年清军在松锦之战中获胜后，孝庄受皇太极派遣，成功的劝降被俘的明军主帅洪承畴。【1】既然崇德后妃与朝政有较密切的联系，那么甫至而立之年且又机敏过人的孝庄，就很有可能被皇太极用做劝降洪承畴的一步妙棋。
    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后，以孝端、孝庄为核心的崇德五宫在解决清朝继统危机，促使众臣推选6岁的福临继位的过程中，起有重要作用。【2】惟有平日稔知国事，对诸王大臣之间的复杂关系了如指掌，且具备一定政治经验，她们方能在此关键时刻由此作为。自然，这也表明由于因皇权日益巩固，后妃的总体地位亦随之提高。
    论及崇德后妃与朝政的联系较为密切问题，下述因素不容忽视。
    明朝末年，渔猎采集在女真人的经济生产中仍占有较大比重，其中女真族妇女则是生产主力，她们既和男子一样参加狩猎，又主要从事采集，并经常赴关市从事贸易。【3】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因男子常常外出作战，妇女大多参加农业耕作。【4】在经济生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决定了入关前的满族妇女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满族社会脱离氏族制未久，在其向封建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带有氏族社会部分痕迹。
    清朝当时尚是一个局限于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经过天命汗权（1616-1626年）、天聪汗权（1627-1635年）、崇德皇权（1635-1643年）等不同演进阶段，清朝最高权力形态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过，终因历时较短，加之常年征战，清朝统治者对诸多重要制度无暇予以更多关注。这种情况下，清朝后妃制度虽然已具雏形，但尚不规范，约束后妃行动的种种宫规，均未建立。
    （五）清帝妻妾嫡庶之分、等级之别进一步彰显
     崇德时期，清帝妻妾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为孝端，即皇太极的嫡妻正后；次为五宫后妃中的4位妃子；再次为未得位号之人，她们是清帝妻妾中地位最低者。清帝妻妾的嫡庶身份得到制度确认与保障，表明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在接受汉族宗法制观念方面，又迈出重要一步。【5】
    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死后，清朝最高权力的交接仍然实施推举制，但却形同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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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铁玉钦编写《沈阳故宫轶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1984年版，第123-129页。
【2】详见许曾重《太后下嫁说新探》，载《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
【3】参见王冬芳《满族崛起中的女性》，第79-81页。
【4】参见《满文老档》上册，第704页。
【5】按，接受宗法制观念与实施宗法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如崇德元年，清朝定亲王以下九等爵位，以分封宗室，并于是年“定庶子受封例”。但直到雍乾时期，明确区别嫡庶之分的宗室封爵制度方最终确定，前后历时约百余年。参见《清文献通考》卷246，《封建》1.关于与后妃制度密切相关的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中嫡庶之分问题，相当复杂，恕不赘述。

异。【1】孝端无子，6岁的福临之所以能够被诸王贝勒推选为皇位继承人，其母孝庄是五宫后妃之一，福临因此居显贵之位，且为五宫后妃所生皇子中年龄最长者，【2】乃是重要原因之一。皇太极长子豪格之母未在五宫之列，地位较低，这对于豪格争夺皇权乃为不利因素。此次黄泉传承中所反映的子以母贵倾向，进一步表明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的中后期，由于受到汉族宗法制观念的影响，嫡庶之分与等级高下之别日益彰显。
    （六）制度简约  位号紊乱
     崇德时期的后妃制度还很不健全，这在诸多方面有所反应。本文仅就后妃位号问题略加阐述。
    自崇德元年册立五宫后妃，至崇德八年皇太极暴卒，后妃的位号始终较为紊乱，兹举数例。
    皇后的位号在使用中缺乏规范，有时依其册封之号，称为国君福晋，【3】也有时称之为皇后。【4】这种情况在较为原始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多有反映。
    四位妃子中排在第二位的东宫关雎宫宸妃与排在第三位的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的位号，与两人的时机地为不符。五宫后妃中位于一人之下，三人之上的宸妃，相当于居皇贵妃之位。崇德五年十月，“察哈尔固伦公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之女）同和硕亲王额驸额哲（林丹汗之子）至”，宸妃“率诸王贝勒福晋迎宴之”。【5】宸妃可以代行皇后之事，这在五宫后妃中仅此一人。然而五宫后妃中并无皇贵妃的等级，贵妃之号亦非宸妃所得，而是归之于位在宸妃之下的西宫麟趾宫大福晋。
    崇德元年册封五宫后妃后，直至皇太极去世，再未册封妃嫔。由于皇太极其他诸多妻妾始终未得封号，因而昭陵的宸妃、懿靖大贵妃园寝中，除去宸妃、懿靖大贵妃、衍庆宫淑妃等三人的墓穴外，其他坟丘均称为格格坟。【6】这些坟丘的主人，均为皇太极无位号的妻妾。
    后妃位号的紊乱、矛盾与空缺，是清朝后妃制度发轫时期的一个必然现象，无从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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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二章第二节《崇德时期的皇位传承》。
【2】按，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之子博穆博果尔生于崇德六年十二月，比福临小三岁。
【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405、409页。
【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07、230、303页。
【5】《清太宗实录》卷53，崇德五年十月壬午。
【6】参见李凤民、陆海英主编《盛京昭陵》，沈阳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2页。另据于善浦《清东陵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载，顺治皇后的孝东陵内，葬有4位福晋，17位格格，均为顺治帝妻妾。参见该书第51-52页。

五

   将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阶段（1616-1643年），置之于历时约三个世纪（1616-1911年）的清朝后妃制度发展演变全过程中加以审视，以下三方面的特点较为突出。
    其一，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它与后金汗权（清朝皇权）的建立与发展密不可分，且与后者的发展阶段相一致。
    清朝入关前，清朝皇权先后经历了天命汗权（1616-1626年）、天聪汗权（1627-1636年）、崇德皇权（1636-1643年）等三个由低至高的发展阶段，在此三个阶段中，清朝后妃制度则经历了其发轫阶段的前期、中期、后期。天命汗权的建立，虽然为后妃制度的发轫创造了客观条件，但与天命汗权尚且处于草创时期，诸项制度阙如的基本状况相一致，努尔哈赤尚未虑及后妃建制，其妻妾的有关情况充分体现“国俗”而无制度化倾向。天聪时期，后金开始注重政权建设，皇太极实现南面独坐后，汗权逐步集中。在此形势下，后宫建设亦提上议程，后妃制度初露端倪。崇德皇权的建立，表明清朝皇权的初级形态后金汗权已至终结，清朝（后金）政权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几乎与清朝皇权的建立同步，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亦有重大进展，五宫后妃的册立则表明这一制度已具雏形。
    与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和后金汗权（清朝皇权）的发展阶段相一致的情况所不同，清朝入关后近三个世纪中，清朝皇权虽然经历了顺康时期继续发展、雍乾时期达于鼎盛、嘉道时期日渐中衰、咸丰以降逐步消亡等各个发展阶段，但清朝后妃制度在康熙以后典制大备，自此直至它随着清朝皇权的灭亡而临终前，其基本内涵再无大的变化。【1】
    其二，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时一个既吸纳汉族文化，部分采依汉制，同时又保持鲜明的满族特色，坚持“国俗”，促使满汉文化在冲撞中走向融合的过程。
    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前期，“国闱未有位号，但循国俗称福晋”。发轫阶段中期，虽有中宫与西宫、东宫之设，其位号仍依“国俗”，称为福晋（中宫福晋、西宫福晋、东宫福晋），并未采取汉制称做后、妃。发轫阶段后期，皇后位号依然独循“国俗”，称“中宫国君福晋”，但4位妃子的位号，则是将分别代表满汉文化的两种不同称谓，融合一体（见上文）。清朝后妃发轫阶段不同时期后妃位号及其称谓的变化，是清初满汉文化逐步交融的合奏中一个别致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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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扩而论之后宫制度，其日臻完善乃在乾隆年间，以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制定《宫中现行则例》，是年十一月谕令编纂《国朝宫史》为标志。参见鄂尔泰、张廷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439页；上册，第1-3页。

其三，与清朝入关后的后妃制度相比，清朝后妃制度在其发轫阶段，还带有些许拙朴清新之气。这反映在后金汗（清帝）妻妾的生活环境相对开放，她们同诸王贝勒多有接触机会，与朝政的联系较为紧密，她们当中不乏改嫁女子等诸多方面。清朝入关后，随着清朝统治者对儒家伦理纲常的推崇与清朝后妃制度的逐步完备，“内廷法制尤为严密”。【1】后妃们日益受到严苛的后宫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双重束缚，清朝后妃制度发轫初期的上述特色，已荡然无存。
    无可否认，这种拙朴清新之气的消失，与清朝“国俗”旧制的日渐消亡和满汉文化的融合程度成正比，其中所蕴含的复杂原因，值得深思。
    考察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及其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清朝后妃制度的认识，且为研究清朝入关前史的路径之一，应当予以重视。

  
    补记：该文交稿后查阅满文档案时发现，侧妃叶赫纳喇氏嫁与皇太极前曾适人生子，嫁与皇太极并生下皇五子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后，又被皇太极赐予他人为妻。故叶赫纳喇氏亦在皇太极妻妾中的改嫁女子之列。有关情况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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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鄂尔泰、张廷玉编纂：《国朝宫史》上册，第1页。

杨珍师《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一文已经录完，中间相隔时间较长，不好意思。如哪位同好需要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不胜感激。
文章最后补记中提到：“故叶赫纳喇氏亦在皇太极妻妾中的改嫁女子之列。有关情况另文论述。”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杨珍师《关于清初后妃改嫁问题的考察》一文，载《明清论丛》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