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女史

您对小四的总结——

优点： 慷慨、自信、有抱负
缺点： 缺乏自知之明、内心缺乏安全感、挑剔

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关于“慷慨”和“缺乏自知之明”我都没有看出来。

多谢啦！

是根据射手三的星区分析总结的，不过我觉得说得也非常符合他给人的感觉。

不太觉得他“缺乏自知之明”。

感觉小四只能说是比较自信，又有点急躁，偶尔会主观臆断，基本还是明察善断的。比较好面子，但是和乾隆的粉饰鼓吹不一样。他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脸皮比较薄，被戳到痛处时，每每要自我撇清那种——很可爱啊：）

只是一点个人看法。桐大觉得呢？

所谓的自知之明，我是如是理解的，雍正确实有识人之明，处理政事上也比较果断，但是我觉得他始终是太逞强，有很多事情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对自身的了解上，缺乏自知。

可能我们是算矮了，铜雀是学制药的，我问她一些关于人体结构的问题，请教她一般人，头加上肩膀以及脚踝及整个脚能有有多少厘米，她说成人应当有35到40厘米。
那么照此计算，雍正应当在1米77－1米82之间，总之他的身高一定会超过1米75的，这在当时应当算是比较高的了。哈哈

桐姐，我是新人，问题如有不周，请见谅。

在《雍正王朝》中，除了阿四，我最喜欢的竟是邬思道和乔引娣---两个没有史料记载的虚拟人物。邬思道，将中国文人的儒家智慧集于一身。他的八字方针：“争是不争，不争是争”道破了胤禛夺取皇位的“核心攻略”。最可贵的是他可以在事成之后全身而退。而喜欢乔引娣的原因则是因为倾心于她对雍正态度转变的过程—从最初怜惜之心到最终夕阳中的相依相偎。有了她的出现，似乎可以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有血有肉地雍正，一个“坚刚不可夺其志”的皇帝的另一面。因为他们俩，我更加喜欢雍正了。

真的希望你能帮我找出他们的原型，我相信一定会有，不论是在正史中还是野史中。至少希望听到你对他们的评价！感谢之至！

邬思道确有其人，是田文镜的幕僚，但是雍正却未谋其面。

至于乔引娣怀疑是根据野史中和妃和弘皙福晋与雍正的传闻而写的，不过个人觉得子虚乌有。

古出，我回答你，对世宗皇帝之所以褒贬不一，原因以下：

盖大清二百六十余年，诸帝暴虐者甚少，唯世宗皇帝堪称辣手一人，民间自然牵强附会，称之为“暴君”，所谓“弑父害兄奸娘戏妹”，戏说尔，观大清诸帝，世宗皇帝勤政第一人也！

今天在臺灣看到這樣一篇文章主要是討論“中國近代爲何會落後于西方的”，其中有個人是這樣回答的（原文如下）：

其實中國自明朝就開始落後西方，只是情況還不甚明顯，真正開始出現狀況，是因為在清世宗雍正禁教後。在康熙後期，太子位長期無人，各個皇子明爭暗鬥，當時再中國的傳教士支持的是屬於八、九、十、十四皇子，而身為四皇子的胤禛則不被看好，到至四皇子胤禛登上皇位，也就是清世宗雍正為了防止傳教士再度干涉朝政，又有可能是當時不被支持懷恨在心，所以禁教，而無法吸收外國新知。

當時的歐洲正以英國為中心展開工業革命，生產速度加快，產品增加，有多餘的人力去展開各項科學研究，當時的歐洲就是沒有跟上工業革命，才會到致後來自道光二十年的鴉片戰爭之後，一路慘敗，成為東亞病夫，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的地位才上升。

ps: 。拿來只是想討論一下，雍正爺在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洪流中起的是什麽作用？中國的落後一部分歸罪于他是不是冤枉了四爺？（節錄文章只代表其作者觀點）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禁止民人前往南洋贸易，胤禛继位后，于雍正六年正式开闽粤海禁，允许与西方贸易，“海禁之开，扩大了民人谋生手段，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点上相较于他的父亲康熙皇帝，恐怕还要略胜一筹。

中国的闭关锁国，始于明朝末年，清朝入关之后也沿袭了这一国策。康熙崇尚西洋科学，但是却只限于把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翻译成满文，而禁止汉人学习，禁止留传到宫外，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封锁，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在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西方的一些知识，如果不能与儒家相融合，是很难为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士大夫所接受的。比如胤禛为皇子时曾与诸位兄弟在父亲的指导下解剖过一只冬眠的熊，但是康熙却警告传教士不得将解剖的技术外传，而且皇帝本人在向传教士学习解剖，特别是人体解剖的相关知识时，为了保密，也多以满语交流。康熙皇帝是一个非常喜欢自耀己长的人，但是他从来不对外宣扬自己对解剖有所了解。因为他知道汉人的传统观念是无法容忍“解剖”这一学科的，这是对逝者亡灵的一种侵犯，流传出去，定会引起舆论的哗然，有玷皇帝的声誉。所以说一个崇尚科学的人在做了皇帝之后就一定能够推动国内的科技发展这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胤禛还是康熙的其他皇子继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很难作出超越其历史时代限制的决定。更何况清代的统治者以“敬天法祖”为训，闭关锁国既然是既定的国策，康熙的任何一个儿子登上帝位都很难去有太大的改变。过分的苛求雍正，这是很不公平的。

雍正自己曾经明确的表示过，如果自己不是皇帝，对传教士的处理态度会完全不同，关于这一点外国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的信中就有所记载，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如实的记录了皇帝召见他们时候所表示出的态度，雍正说“你们不要以为朕反对你们，或者以为朕要压迫你们。你们知道朕当皇子时如何待你们的。辽东有一个信仰你们基督教的官员不祭祖，遭到他全家的反对。他们很为难，来向朕求助，朕调解了这件事。现在，朕是皇帝，朕唯一关心的是治理好国家。朕从早到晚为此操心。朕甚至没有时间见皇子和皇后，朕只召见负责国家事务的大臣们。这种情况，在整个守孝的三年期间要延续下去。三年以后，朕也许会像平时一样召见你们。” 其实雍正自己对西方的那些所谓的“奇技淫巧”并不排斥，相反的，他还很感情趣，所以就更加印证了他对传教士所说的，如果他不是皇帝，其做法会截然不同的说法。毕竟兴趣和政治是两回事，他所考虑的政治局面的稳定。

胤禛还多次表现出对外国势力的担忧，他说过“当成千万只船远道而来，就可能出乱子”，而这恰巧为日后中国的历史所验证，可以说他对外国人的警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而且当时让中国向外国敞开大门，还是不具备现实条件。雍正禁教乃是对康熙先前政策的一个延续，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外国人强调“礼仪之争”，禁止中国人祭孔，祭祖，所以说这以后尴尬的局面多多少少也是传教士自己造成的。其时雍正最宠信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就曾就此告诫过传教士：“你们关于我们风俗习惯的争执不可估量地损害了你们自己。”虽然这些外国人当着允祥的面明确的表示，以后不会那样做了，但是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支持雍正政敌允禟，并且曾经为他谋取储位大肆出力，再加上后来信奉天主教的苏努一家也是雍正最厌恶的政敌允禩的党人，这让雍正对于天主教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因此禁教也成了必然。

但是雍正虽然禁教，但是却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对传教士说“朕不能容忍朕当朝期间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一点点话柄。朕的儿子孙子继位后，他们可以按他们的想法去做，朕对他们的作为不会感到不安，就像朕对万历的作为不会感到不安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后世子孙觉得有恢复传教的必要，那么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行。

此外，我觉得当时中国也并没有条件发展资本主义，妄谈那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不切实际的政策，实在是不够客观的。

雍正虽然比较重视农业的发展，公开的上谕中也曾表示农重商轻的观点，但这难免有迎合传统观念和民间舆情的因素在里面，私底下在臣下的奏折上他曾说过“民亦朕民，商亦朕民”，对于臣下苛索商人表示极力的反对。他屡次提到反对“困商”、“累商”，而主张“通商裕国”（《东华录》）、“通商便民”（《世宗实录》）。梁希哲的《清帝列传》中曾如是评价他的经济政策：“纵观他的工商政策，其主流不是抑制，而是发展。‘通商裕国’应该是其对‘末业’政策的核心。……

其通商思想具体表现在：

一是雍正帝曾三令五申各税关不得勒索，分外苛求，以利商业的发展。……

二是价情对市场的管理，永除牙商苛索之弊，减轻商民的负担，以便通商……

三是清廷自身也经营‘生息银两’……（作者说“连清廷自身以及其官僚们都在直接经营商业，我们怎么能还说他（雍正）是在‘抑商’呢。”）

四是雍正时期废除了康熙末年的禁令，主张开海南洋，民得往贸易，既利商便民，又增加了国家得关税收入。”

综上所述，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在雍正的身上，是很不公平的。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并不是某一个历史人物的过错，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过分夸大雍正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因而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