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何以能独擅圣祖凭几之末命，此当考清室尊重内亲之习惯而知之。先言隆科多之家世。隆科多姓佟氏，曾祖佟养正，以明之辽东总兵叛投清太祖。清《国史》讳其为贰臣。史馆旧《传》云：“养正，辽东人，其先为满洲，世居佟佳，以地为氏。祖达尔哈齐以贸易寓居开原，继迁抚顺，遂家焉。天命初，有从弟佟养性输诚太祖高皇帝。于是大军征明，克抚顺，遂挈家并族属来归，隶汉军。六年，从征辽阳，以功授三等轻车都尉。奉命驻守朝鲜界之镇江城。时城守中军陈良策潜通明将毛文龙，诈令谍者称兵至，各堡皆呼噪，城中大惊，良策乘乱据城叛。佟养正被执，不屈死之。长子佟丰年并从者六十人俱被害。诏以次子佟图赖袭世职。佟图赖初名佟盛年，后改今名”云云。佟养性与李永芳俱以叛降太祖，太祖配以族女，均称额驸。养正之降，据清《国史》在养性后，然子孙之显贵，以养正为尤盛，至今北人语侈之曰“佟半朝”。盖圣祖之生母孝康章皇后为佟图赖女，世宗之嫡母孝懿仁皇后为图赖子国维女，两朝全盛之国戚出于一家。养正以死于毛文龙之故，清史且称以忠义，《耆献类徵》列于《忠义传》之首。而明时纪载则云“大逆佟养正伏诛。”文龙缘此一胜，为王化贞所奇赏，而熊廷弼以为发之太早，破三方布置成算，不当言功。熊、王冰炭，朝议水火，是为经抚不和之始。《明史》自不纪养正事，明纪载亦不详养正事实。《朝鲜实录?宣祖朝实录》有云：
      <二>[三]十二年(万历二十七年)乙酉，上幸佟副总(养正)所馆，行拜礼，坐定，上曰：“有贱疾，颇迟岁礼，心甚未安。”副总曰：“屡承临视之命，而恐劳贵体，不敢承当。”上曰：“昔播西方，蒙大人之赐多矣。大人今来弊馆，如支供之事，亦知凉薄，常怀愧叹。”副总曰：“曾无尺寸之效，有何谢为?此来屡荷盛情，不知攸喻。”上曰：“大人输军资于弊邦，而多所裨补，未安。”副总曰：“固是事理当为，何裨补之有?”(天朝以养正误荐杨元之故，使赎军粮，以资东征。)行茶酒礼，副总曰：“大贼退遁，新年积庆，当以一杯称贺，而自恨量小。第贼退之后，沿海戍守之备，何以为措?”上曰：“专赖天威，得有今日，而南边一带无人烟，不知所以为自固之计。收拾之间，愿留多小兵马，曾将此意告于军门矣。然愿闻诸大人之教。”副总曰：“多留兵则乏食，小留则无益，以浅见言之，贵邦亟选精兵一万，教以南兵之长技，分守海岸，或有益也。熟观此地，人心怠慢，事不及机，贼若复来，当何以御之?所见如是，不敢不达。”上曰：“轸念小邦，见教丁宁，不胜感激。教意谨留心。”上曰：“大人驻辽阳；必知老胡声息，近复如何?”曰：“老胡比岁效顺，贡献不绝。概闻其结婚于开元‘█子’，开元‘█子’欲引老胡犯辽阳云。而时无动静。俺家住距‘█子’地三百余里。明知其众不过一万，设或起发，不大紧，然在我之备，不可缓忽。咸镜一带，另加防备，江界近处，则山峻且险，胡虏以驰突为长技，无虞也。”上曰：“始闻实状，多谢。”遂呈礼物而出。
  时在倭寇初退、朝鲜复国之后。朝鲜倭难在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养正已为东征将军。今来朝鲜。所云“大贼”，乃指日本；后云“老胡”，则指清太祖。(太祖之名，清定名努尔哈齐，明人谓之奴儿哈赤，或作老哈赤，朝鲜又作老可赤。明谓建州兵为“奴贼”，朝鲜称“老贼”也。)此时养正未降太祖，太祖亦未扰明边，朝鲜已知其声势，明人视之则甚忽。云家距‘█子’地方三百余里，盖以女真为‘█’，已与蒙古之鞑并称，而其相距，则佟家抚顺至太祖所居宁官塔即后之兴京之里程也。养正是时已为明副将；至天命初，将及二十年，养正始降，盖辽籍武职大员，清特讳言之。

  国维在圣祖时，尊之曰“舅舅佟国维”，以太后弟兄而又为皇后之父，外戚隆重。晚以激圣祖废储，虽既废而为圣祖所憾。康熙末国维死，圣祖不予其子袭承恩公职。盖国维亦袒允禩，而国纲子鄂伦岱，尤世宗所指为阿其那党。佟氏一家，除隆科多外，多非昵世宗者。隆科多独出此间道，以博殊常之富贵。世宗之所以许相酬报者，事不可考，就官书及秘档之今发见者征之。蒋氏《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十三日，圣祖崩日)：“安奉大行皇帝于乾清宫，以乾清宮东庑为倚庐，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召大将军十四阿哥允禵，令与弘曙驰驿来京。命公延信驰驿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辛丑，上即皇帝位，御太和殿，以明年为雍正元年。谕内阁：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先是隆科多父佟国维，以孝懿仁皇后父封一等公，康熙五十八年卒。其一等公爵，所司以承袭请旨，疏留中。至是命隆科多袭。”据此则大行未殓，隆科多已受命为总理四大臣之一。王《录》尚有之。即位之日，首尊舅舅写法及承袭已寝之爵命，王《录》已削之矣。
  《上谕内阁》：“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位之翌日)，谕内阁：舅舅佟国维袭公奏摺，蒙皇考收贮机密事件之内。敬思皇考必另有主见，始行收贮。孝懿皇后，朕之养母，则隆科多即朕之亲舅。此公爵著隆科多承袭。交与该部，修理舅舅坟茔，加祭一次。”按世宗为德妃乌雅氏所生。而佟后则于康熙二十八年由皇贵妃册为皇后，翼日而崩。世宗尊父命，则当严嫡庶之分。不曰嫡母，而曰养母，殆宫中自有同为妃侍之旧情，舍名分而以养母之故，认隆科多为亲舅。夫嫡母之弟，何尝非亲舅?尊佟氏亦无需违弃父命，乃特示私昵以笼络隆科多而有此言。夫国维袭公疏留中，不准亦不驳，厌之而亦不欲显斥之，以全外戚颜面，有何深意?欲贵隆科多，何患无辞乎?录旧史馆《佟国维传》，以存真相：
     佟国维，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纲请入满洲籍，部议，国纲本支准改入满洲，佟姓官职众多，应仍留汉军现任。故国维则竟称满洲矣。)都统佟图赖次子。顺治十七年，任一等侍卫。康熙九年，授内大臣。十二年冬，逆藩吴三桂反，其子吴应熊居京师。明年春，逆党谋为不轨，以红帽为号。国维发其事，奉命率侍卫三个人至大佛寺，擒缚十数人，械送刑部，鞫实伏法。二十一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寻列议政大臣。二十八年，因国维为孝懿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二十九年七月，大军征噶尔丹，命国维参赞军务。八月，次乌兰布通，国维与兄都统佟国纲并率左翼兵进击，国纲循河岸战殁，国维由山腰绕贼后击之，溃遁。师还，以噶尔丹既败，不率兵追剿，部议革职，得旨议罢政，降四级留任。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国维从，甫出独石口，以驼载迟滞，疏于管摄，自请处分，上贳之。三十六年，复从上征噶尔丹，至宁夏，闻噶尔丹窜死，上回銮。叙前随征功，复所降四级。四个三年，诏赈山东流民之就食京师者，以国维同内大臣明珠等监赈。寻以年老解任。四十八年正月，召国维  与诸大臣并集，传旨诘问曰：“前因有人为皇太子条奏，朕降朱笔谕旨示谕大臣，尔曾奏称：‘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易于措处，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于措处，亦祈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尔系解任之人，此事与尔无涉，乃身先众人启奏，是何心哉?”国维奏曰：“臣虽以庸愚解任，蒙皇上优厚。因圣体违和，冀望速愈，故奏请速定其事。今奉明旨询问，实无词以对。”奏入，奉谕曰：“将来诚如尔言，朕有难于措处，自不必言，众人亦将谓尔所奏果是矣；若朕无难措处，到彼时自知之耳。人其可怀私仇而妄言乎?”明日复谕曰：“尔年老之人，屡向朕所遣人云：‘每日祝天求佛，愿皇上万岁。’朕思自五帝以至今日，尚未及万载。朕何敢侈望及此，此皆以荒诞不经之谈欺朕，朕不信也。尔既有祈望朕躬易于措处之言，嗣后惟笃念朕躬，不于诸皇子中结为党羽，谓皆系吾君之子，一体看视，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即俾朕躬易于措处之要务也。”二月，又谕曰：“尔前此易于措处、难于措处等语，竟似舍命陈奏。尔乃国家大臣，荣贵极矣，年已老迈，子孙甚多。若欲舍命，则见朕之病势渐增，即当亲身入内，奏云医生等既可入内，我又何不可入?亲身领医生诊看，昼夜侍奉汤药，使朕病得痊，方可称为实心。乃漠不相关，并未尝念及朕躬。朕仍赖皇太子及诸子昼夜侍奉，率领医人诊看，进药调理。仰蒙上天护佑，今已痊愈。由是观之，尔并非实心，乃置身两可，意谓皇上若获痊愈，我仍沾禄食，苟且度日；倘有不测，则皇太子将何所往，必合我言矣。此非尔之本意乎?皇太子允礽，前染疯疾，朕为国家而拘禁之，后详察被人镇魇之处，将镇魇物俱令掘去，其事乃明。今调理痊愈，始行释放，朕将此情由，俱曾朱笔书出，详悉谕诸大臣。今譬有人，因染病持刀斫人，安可不行拘执；若已痊愈，亦安可不行释放，而必欲杀之乎?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殊不知尔之肆出大言，激烈陈奏者系何心也]诸大臣之情状，朕已知之，不过碌碌素餐，全无知识。一闻尔所奏之言，众皆恐惧，欲立允禩为太子而列名保奏矣。朕临御既久，安享太平，并无难处之事。臣庶托赖朕躬，亦各安逸得所。今因尔所奏之言及群下小人就中捏造言词，所以大臣侍卫官员等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者。此事关系甚重。乱民贼子，自古有之。今观众情状，果中尔所奏日后难于措处之言矣。尔闻外边匪类妄言，理应禁止；尔乃倡造大言，惊骇众心，有是理乎!尔既舍命陈奏，必有确见，其何以令朕躬及皇太子志意安舒，不致殷忧，亦可明白陈奏。朕特降此旨，非欲诛尔也。因众皆忧虑，须事明后众心乃可定。尔当体念朕心。若怀藏私意，别有作为，天必诛之。”国维奏曰：“臣前所奏之言，俱载在档案，今并不推诿。众人因臣大言妄奏，皆畏惧列名，致貽圣体及皇太子、诸皇子之忧，臣罪莫大。皇上虽悯怜不诛，臣何颜生斯世?祈速赐诛戮以示众。”奏入，复奉谕曰：“朕今特为安抚群下，降旨申明，非欲有所诛戮也。尔前启奏时，外间匪类不知其故，因甚赞尔，云如此方谓之国家大臣，不惧死亡，敢行陈奏。今尔之情形毕露，人将谓尔为何如人耶?洵可耻之极矣!朕若诛尔，似类沽名；朕今断不诛尔，其坦怀勿惧。但不可卸责于朕躬。观尔迷妄之言，其亦被人镇魇欤?”五十八年正月卒，赐祭葬如例。世宗宪皇帝雍正元年，赠太傅，谥端纯。子隆科多，袭一等公，别有传。

佟国维在圣祖朝既因激劝废储，绝不为太子稍作调护，为圣祖所深憾。然卒不罪之于国
维生前。此圣祖之牵于外戚情爱，亦种佟氏后来得预大事之因者也。当圣祖末年，佟氏一门皆为允禩之党。国维之为其党既如本传。国维有孙名舜安颜，尚圣祖第九女。据《公主表》，和硕温宪公主，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出，则世宗之同母妹也，以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生，三十九年九月下嫁舜安颜，四十一年七月薨，年二十。舜安颜尚主，授额驸。康熙四十八年以党附皇八子允禩，削额驸，禁锢。后释之。雍正二年，命总理三陵事务，授领侍卫内大臣，卒。据此，则国维虽以老不加罪，其余已获谴，而旋又释之，则仍推外戚之恩也。雍正初之复进用舜安颜，自缘佟氏方在熏炙之日。迨后隆科多被谴，王大臣议定重罪四十一款时，其大不敬第五款云：“皇上赏银三千两，令修理坟墓，隆科多迟至三年，竟不修理。”则此下嫁佟氏之公主，尚为罗织隆科多罪状中一种资料。此公主所归之佟国维孙，未知为隆科多子抑其从子。据《国维传》，则国维之子惟见隆科多之名，或更无他子，则为隆科多之子妇耳。国维之后，除隆科多外即为允禩党。国纲子鄂伦岱，尤为世宗所疾首痛心，斥为阿其那党者。故云佟氏一门皆世宗敌党也。圣祖之于废储，未尝不引为深憾，而卒不免，其中不得已之故，盖有难言。康熙间名流集中，多有称颂太子才德及优礼诸臣者，似又非风狂暴戾，如废储时谕旨所云，此当别为汇考矣。
  国维生平行事，本无足观。本传大半载其议储忤旨一事，既有阴助阿其那之嫌，必非世宗之所喜。而世宗甫即位，以表章国维为第一事，其作用自必有在。《清史稿?国维等传论》则曰：“理密亲王既废，自诸皇子允禟、允█辈及诸大臣多谋拥允禩，圣祖终不许，诚以储位至重，非可以觊觎攘夺而致也。佟国维陈奏激切，意若不利于故皇太子，语不及允禩而意有所在，马齐遂示意诸大臣。然二人皆非本心，圣祖谅之，世宗亦谅之，故能恩礼勿替，赏延于后嗣。若阿灵阿父子、揆叙、鄂伦岱、王鸿绪，固拥允禩最力者，世宗既谴允禩，诸臣生者被重诛，死者蒙恶名将安所逃罪?鸿绪又坐与徐乾学等比被论，事别见，故不著于篇”云云。此论颇不得本事情实。载笔在一二百年之后，又经列朝讳饰窜改之余，史馆诸人非有专致力于此事之考核者，势不能洞见症结。盖允禩之为阿其那，并非追咎其夺嫡。雍正初，夺嫡案久定，而允禩方封为廉亲王，总理国事，极示尊贵，何尝有为故太子鸣不平之意，或且以鹬蚌之利，幸其为我驱除焉。后来卒以前预议储之事者，后仍不免私计于承统之秘密，乃始放手诛戮，以杜谤讪。其前死者率无所谴，则原涉于承统以后弭谤之计也。《史稿传论》，独于马齐一传为较合耳。
  隆科多之承殊眷，以年羹尧所受者例之，必有可骇可叹如年之比者在。而档案已湮，仅于年案中并见数事，可以推想得之。若其论隆科多罪状之事，亦有足证受遗案者。隆科多旧传：“五年闰三月，宗人府劾奏辅国公阿布兰私以玉牒缮本与隆科多收藏在家，阿布兰革公爵圈禁。隆科多亦革公爵，仍命回奏。”此一事骤读之殊不明，细考之，则阿布兰乃宗室，太祖之后，其家应有玉牒收藏。今北平市上常发见故清宗室家藏本支一部分之玉牒。在康熙时，玉牒尚不繁重，宗室人数有限，阿布兰为太祖第五世孙，其得玉牒，自无疑义。惟其所藏者是否得为玉牒全分，虽未敢决，但当时宗室，与现代帝系犹为甚亲，不似清末之传久系繁，袭爵世尽，至见面不相识。意所藏玉牒，亦简册无多，各支可得全分。而阿布兰即二年谕中谓其跪捿允禵，撰碑颂大将军而不颂皇考者，盖深信大将军即为储贰之人。其所以深信之故，或即于玉牒中获有圣祖暗示之意。隆科多以汉人冒充旗籍，欲得玉牒何用?当是留此把鼻，以显己回天大力。是以得成为罪案。以前隆科多虽获谴，犹以革员往议俄罗斯边界事。自私藏玉牒案发，乃大震天威，命王大臣勘鞫，狱成，定至重罪四十一款，则可知玉牒之关系大矣。
  隆科多之口衔天宪，处分嗣统，既在圣祖崩逝之后，诸皇子何以一无牴牾?固缘世宗得此一语，即可握生杀大权，而急切中万一有所指挥，岂能无壁后置人之预备?细寻其机括所在，则隆科多方为步军统领，警跸中之武力实在掌握。此与年羹尧之方为陕西、四川总督，同一扼要。以此两人为拥戴主名，圣祖晚年用人，天然为世宗嗣统布置，此不可谓非天相也。隆科多于康熙五十年授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五十九年，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其四十一款重罪中，第一项大不敬五款第一款即“私钞玉牒，收藏在家”。第三款则“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此款明是愤世宗之背弃秘约，特提受遗事作负气之语。第二项欺罔四款第二款：“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歹兵。”此款亦有意味。隆科多在雍正初，仍留任九门提督，于三年正月解任，定罪时离提督任已久，岂非仍以受遗时镇定之力自诩其功?但言之过甚，故为欺罔之罪。考《兵志》：步军统领所辖左右翼总兵以下官及十六门门千总，海淀畅春园、树村汛、静宜园、乐善园设副将或守备各官不等，置兵共三千人。京城内九门、外七门，每门设千总二、门甲十或二十、门军四十人。左翼总兵统步军营巡捕南左二营各汛官，凡兵三千六百有奇；右翼总兵统步军营巡捕北右二营各汛官，凡兵二千五百有奇。(《兵志》为乾隆间已设巡捕五营之制。本传尚称三营。)又考《金吾事例》：步军统领所统，除官长外，步甲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名，去其各项远近长差一万四千四百二十三名，下剩八千六百九十八名，分为两班，在堆拨栅栏内当差。另有五营马战守各兵一万名。五营与三营不过官长之分合，其步甲及兵数原无改革。隆所言一呼可聚二万兵，就名额言，并非虚伪。但步甲皆分地当差，难言呼聚，其为马战守兵者一万而已。畅春园自有专设之官，兵不待呼而自聚，馀可呼者西郊各园苑之兵，尚易使聚，又馀两翼各守汛地，已不能一时集合，故坐以欺罔，亦欲加之罪焉尔。若为制三数皇子之死命，则但能发命令于畅春园之官兵，其力已足，隆科多可居之功，原不在聚至二万兵也。尤可异者，欺罔罪第一款：“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曾带匕首以防不测。”此一款竟以隆科多未预见圣祖升遐为说，欲为世宗湔雪静尽，然疏入奉谕，即有“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之语，以定谳论。王大臣原疏即应以不实驳回，而清《国史》、《实录》，俱并叙于一幅之中，不嫌矛盾，尤见钦案之不以常法定矣。而隆科多与世宗之承统，别有委曲益显矣。

  隆科多之独在寝宮，祗候于不豫静摄之际，其来亦有自。圣祖昵于外戚，待外戚之子弟宽于诸皇子，可以鄂伦岱事见之。《上谕内阁》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谕有云：“戊子年拿问允禩开赦后，次年春，皇考从霸州回銮，自行宫起身至南红门，言及鄂伦岱等结党之事，皇考震怒，沿途切责鄂伦岱，行至三十里而圣怒未解。鄂伦岱悍然不知畏惧，亦无一毫爱君之心。朕在傍悚惕不安之甚，于行幄前向娄徵额云：‘圣躬初愈，今又震怒，于风沙中行三十里。若少顷圣驾出，又复动怒，尔开端奏劝，我当随同奏恳。’及圣驾出，而鄂伦岱仍悍然向前迎立，以触圣怒，致皇考复严加切责。娄徵额进前奏劝，朕遂泣奏云：‘皇父圣体初愈，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因朕恳奏再三，皇考之怒方解。又在热河时，皇考圣体甚是违和，大臣侍卫等俱请安，求瞻仰圣颜，惟鄂伦岱并不请安，且率同乾清宮侍卫等每日较射游戏。鄂伦岱罪恶多端，皇考行围哨鹿时，悉数其罪，令侍卫五哥鞭责之。又一年元旦清晨，在乾清门院内掀衣便溺，朕见之骇异，知其行同畜类。至于每事干犯圣怒，以致天，天心郁怒不宁者，不可枚举”云云。鄂伦岱为佟国纲之子，所胪罪恶，皆琐屑之事，决非谕斥时有所附会增饰。则其顽劣骄纵之态，岂鄂伦岱偶犯之事?正缘圣祖宽待太过，习以为常，责之不惧，鞭之不改，乾清门院内至掀衣便溺。是日方在元旦清晨，世宗必以行礼而至，突然遇见，其无礼之态，必非一时一事所为。由此可知鄂伦岱之游戏狎亵于大内正寝，(康熙、雍正间，离宮别馆末盛，乾清宮为正寝。)有过于诸皇子之亲昵远矣。隆科多之于圣祖，其谊更亲，同为圣祖舅氏之子，而独为圣祖皇后之胞弟，其昵侍圣祖者亦必无所不至。又况圣祖责佟国维不侍汤药，此时正子代父职，为圣祖所喜见之事。皇子之侍疾，或进见有时；隆科多之侍疾，可以独承专责，不足怪也。
  允禵之受制于年羹尧，羹尧之以█龁允禵，自结于世宗，均有谕旨可证。《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又谕议职王大臣：年羹尧因皇考大事来叩谒时，曾奏：‘贝勒延信向伊言，贝子允禵在保德遇延信，闻皇考升遐，并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诚何心，岂欲反耶？”再三劝导，允禵方痛哭回意。’朕闻此奏，颇讶之。及见允禵到京，举动乖张，行事悖谬，朕在疑信之间。去冬年羹尧来京陛见，朕问及此事，何以未见延信奏闻，年羹尧对曰：‘皇上可问延信，彼必实奏’朕言：‘伊若不承认，如何?’年羹尧奏云：‘此与臣面语之事，何得不认?’朕因谕延信，延信奏称并无此语。及延信至西安，朕又令年羹尧讯之，年羹尧回奏云‘今延信不肯应承，臣亦无可如何’等语。此事著岳钟琪、石文倬二人面视延信、年羹尧对质回奏。”此谕《东华录》所无。当三年四月，世宗以与羹尧骤变面目，将羹尧所以相媚者转窘羹尧。因其谕文若恶羹尧而欲为允禵审实昭雪，故编《内阁上谕》时收入，及修《实录》时去之，又不见《东华录》。夫羹尧之进此言，在允禵未到京之前。羹尧于世宗即位之始，即以叩谒梓宫，驰抵京师，本传不见此次入觐事。乃以无凭之语入告，想其所陈何止此一端，窥世宗欲除允禵之意而投之，其有凭者自一一可加锻炼，留此无凭之语，为今日窘年之用，年亦自取之咎。但以证允涵之为年所扼，此其一也。
  《上谕八旗》，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谕中有云：“太监阎进系允禩深信委用之人。雍正元年，年羹尧来京时，阎进在乾清门见年羹尧，指云‘如圣祖仁皇帝宾天再迟半载，年羹尧首领断不能保’等语。圣祖仁皇帝之必诛年羹尧，阎进何中预知?著交与邢部严行审出。”此谕东华录》所载允禵本事甚略，此段并不在内。由此知允禵之被扼于羹尧，蓄意去之，而允禵与党允禩等夺嫡不行，已甘心为允禵应和，谋去其害。允禵与羹尧相图，势已岌岌，圣祖不遽宾天，世宗之事未可知。此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之事，圣祖以病势不重而忽大变之故，不能无疑。参汤一碗之说，明见谕中，较之斧声烛影，出于他人之笔者，至少不能无同等之嫌疑也。

  《上谕八旗》，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渝有云：“夫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岂惟为君必亲历始知其难，即为臣不易，亦非亲历其境者不知。如不为诸王，岂知诸王之难？不为大臣，岂知大臣之难?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处，人谁知之?隆科多受皇考顾命，又谁知其受顾命之苦处?由此推之，廷臣不知外臣之难，外臣不知廷臣之难，总之非身亲其境者，不知其难也”云云。此时距与年、隆破裂，期已不远，然倾倒赞扬之态度未改。后来此谕亦不入《实录》，盖亦觉其语病。夫功臣之艰难，世视平青海原非易事；若云受顾命之苦处，则岂非事外有事，文外有文，否则耳听口宣，有口耳者皆能之矣。本谕中又一段云：“去年皇太后宾天时，外间谣言朕欲令允禵总理事务，允禵奏云：‘若欲令我总理事务，须将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摈斥，再发库帑数百万赏赉兵丁，我方任事。’因朕吝此数百万，又不肯斥此二人，故允禵不从任事。其荒诞无稽，骇人听闻，至于如此”云云。此虽托诸外间谣言，然当时人皆知允禵与年、隆两人不能两立，则此又一证。
  世宗初嗣位之尊重年、隆，实出情理之外。此从故宫发见秘档内所见为多，不能尽录，录其最动目者。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年有《会陈军务事情请先具稿密陈摺》，朱批：“朕安，朕原不欲尔来，为地方要紧。今览尔所奏，尔若不见朕，原有些难处，难处者军务总事结局处。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地方情形汝可以来得，乘驿速来。再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其余见你之面，再细细问你。有旨。”此批为纽合年、隆之始。隆之与年，据《上谕八旗》，八年五月初九日，因表章新死之怡亲王，谕有云：“又如青海背叛之时，年羹尧领兵进剿，而隆科多以私怨年羹尧之故，百计阻挠，不顾军国之重务。王在朕前，力言此番军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羹尧，应听其得尽专阃之道，方能迅奏肤功。朕从王言，而隆科多不能从中掣肘，于是青海旋即荡平。”此谕所述必初即位之事。世宗与年之关系，岂隆科多所能阻挠。惟隆在是时，必未知年之作用与己同功。世宗尚未两相介绍，故有此语。元年正月之朱批，始为年、隆作合。而其中称隆为忠臣、功臣、良臣。其功臣身分，专对于己，隆有何功?世宗在外称年之功，可共喻也；在内颂隆之功，则惟顾命一事耳。顾命亦何功?不有旋乾转坤之力，口耳固不得言功也。(隆与年始本异趣，又见后定四十款重罪中紊乱朝政三款，其第二款云：“妄奏调取年羹尧来京，必生事端”云云。此或代世宗虑西宁允禵事也。)
  羹尧于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曰，有《谢赐诗扇摺》，朱批：“朕已谕将年熙过<记>[继]与舅隆科多作子矣。年熙自今春病只管添，形气甚危，忽轻忽重，各样调治，幸皆有应，而不甚效。因此朕思此子非如此完的人。近日着人看他的命，目下并非坏运，而且下运数十年上好的运。但你目下运中言刑长子。所以朕动此机，连你父亦不曾商量，择好日即发旨矣。此子总不与你相干了，舅舅已更名得住，从此自然全愈健壮矣。年熙病，先前即当通知你，但你在数千里外，徒烦心虑，毫无益处。但朕亦不曾欺你，去岁字中，皆谕知老幼平安之言，自春夏来，惟谕尔父健康，并未道及此谕也。朕实不忍欺你一字也。尔此时闻之，自然感喜。将来看得住功名世业，必有口中生津时也。舅舅闻命，此种喜色，朕亦难全谕。舅舅说：‘我二人若少作两个人看，就是负皇上矣。况我命中应有三子，如今只有两个，皇上之赐，即是上天赐的一样，合其数。大将军命应克者已克，臣命应得者又得，从此得住自然全愈，将来必大受皇上恩典者。’尔父传进宣旨，亦甚感喜，但祖孙天性，未免有些眷恋也。特谕你知。”此批纽合年、隆，恳切竟非人所料，岂但从古君臣所无，家人父子间亦少此情话。乃一年之中，杀机即一动不可救，其为机深不测，待时始发耶?抑两人实有挟持其秘密以相胁之形迹，而恩仇中变耶?此未可知矣。
  羹尧：年七月初二日，《谢赐珐琅鼻烟壶摺》，旁批：“真奇才！如不悲失一年熙，贺舅舅添一得住之句，朕实欣赏嘉服之至。非锦心秀手，何能如此令人快心悦目。”此批亦谬托知己之极。但年熙不久即死，年羹尧于是年九月初六日有《谢蒙慰诲摺》，中言“九月初三日，恭接圣谕，惟恐臣因年熙之事，致有过伤，谆谆慰诲”等语。此年熙之究竟也。于十月初二摺后，又有朱批云：“览卿奏谢二摺，朕甚嘉赏，皆从真如三昧中得来，非泛泛口笔之章句也。朕躬甚安，卿足疼可全愈否?得住近日又好些，总不与卿有干之事，一点放在心上也使不得。写一柄闲扇赐卿，如此等者，不必具本奏。再手尺甚如意得用，带一个来，此亦怡亲王之制度。王今春夏，总是小不爽，只觉瘦弱，入秋以来已大愈矣。朕命王子庄亲王，同四阿哥、五阿哥，于七月十七日，往哨鹿围场地方，学习弓马，以示朕不废武备之意；二者，著他们养之。特令你知。因谕怡王之待你，真岂有此理!一片真诚敬爱，朕实嘉之。还有笑话，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惯言人之前生。他说怡王前世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自己福田，那里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才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据此批，羹尧想有前生道士之说在前。而世宗自命为和尚，于其舍宅为雍和宮及自撰《语录》等事，自必自命已久。此等闲言语，无事生风，作灌米汤之用，太出于常情之外，知几者可以深省矣。羹尧粗材，未必知耳。

  其前于二年闰四月初一，羹尧有《谢赐枷楠暖手摺》，朱批：“实在是块好香，做四件玩器，赐怡王、舅舅两块，给你带一块来，朕留一块，现今不时把握。”此亦纽合年、隆，以自身及亲弟居中作介，又时时以玩好作儿女子之酬赠，亦视年为股掌间物耳。此类低意识之笼络，太甘太媚之诱惑，多不胜录，略之。
  二年七月初九日，羹尧有《请补运使府厅摺》，朱批：“皆依所请，已谕部矣。但沈廷桢，朕意：陈时夏要用他按察使，开归道要用沈廷桢。西安府，你陕西得人，况即中材者，你翠攀训导，亦可用矣。开归再想不起个人来，和你商量。”此朱批乃正当官人之事，亦用米汤出之，弥见不情。又二年八月十五曰，羹尧谢《赐中秋饼果摺》，中言：“今年自二月以至七月，风雨阴晴，适如人意。现在盐场所积，足供三省三年之用，此非可粉饰而为者。”数语之旁，批云：“览此奏，朕实喜庆。但不愿我君臣一德之小人，恐以为粉饰谄谀之举也。虽然，螳螂伎俩，亦不能阻天恩浩荡，频加赐佑也，徒增其愧忿而已。”此批因奏中有“非可粉饰”四字，遂用此作米汤，其实是知其不免粉饰，足致人言矣。不然，何用无风生浪？
  年羹尧为米汤所灌，居然谬托知己，朱批虽回灌米汤，然点出斤两，实已有锋铓可觉，羹尧自不觉耳。一、故宮藏羹尧真迹奏摺无年月，其文云：“今年三月，臣将所刻《陆宣公奏议》一部恭进，蒙圣恩许赐序文，臣踊跃感激，不知所云。伏念万几无暇，恭劝节劳颐养，何敢以此上烦圣心，不揣固陋，代拟一序，倘得(朱批：得暇好好写来赏你，定不得日期。)宸翰挥洒颁发，臣之荣耀永永无极。谨奏。”朱批：“朕览尔此奏，比是什么更喜欢。这才是。即此一片真诚，必感上苍之永佑。凡百就是如此对朕，朕再不肯好而不知其恶。少有不合朕意处，朕自然说给你，放心为之。”此奏是元年间事，许赐序文，并未令其代作，公然拟上，盖为米汤所毒，认万乘真作布衣交矣。朱批明示以知其恶，又云“不合朕意处自然说给你”，则亦有以儆之。似此时尚予以教戒，非甘心养其杀身之祸也。而羹尧不悟，真粗材也。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有《谢珐琅双眼翎摺》，末云：“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朱批：“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亦不给你，得此数物，皆一字之力也。”羹尧以贪字露游戏之态，朱批即指出亦作戏语答之，实谓尔之不敬，在我洞览之内。亦是警戒之意，而羹尧终不悟。
  世宗本性，最讲边幅，好绳人以体制仪节，独对羹尧满口胡柴，毫无人君之度。其始宠羹尧，固貌为戏谑以示昵；其后逼羹尧以必死，仍以佻达出之。推其原故，正由在雍邸时托以心腹，共其秘计，纳其妹以重私亲之谊，其时即指天誓日，生死不相背负，形迹不相隔阂，礼法不相绳检，年深月久，习为故常。即位以后，在世宗一时未能变颜，羹尧粗材，竟昧古来可共患难难共安乐成例，即无他杀以灭口之故，语言文字之隙，已足以杀身而有余。当康熙时，缴还朱批之规律，并不严切，雍正间乃视为重事。后议羹尧九十二款重罪中，其大逆之罪五，中一款云：“奏缴朱批谕旨，故匿原摺，诈称毁破，仿写进呈。”以此为大逆。盖自知笔迹之不可以流出人间，而羹尧偏有留以为质之想。突然反颜，用羹尧表中“夕惕朝乾”一语，为故意颠倒其词，严旨苦诘，遂尽发平生所积忌，罗织成九十二款罪恶为定谳。羹尧《临死哀求摺》云：“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的给主子效力。”其称主子，仍是藩邸习惯。其言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尚以青海军功冀动世宗之念。世宗视此蔑如。所念羹尧之功，惟有箝制允禵一事，而又彼此不能承认。若青海军务，当时清廷方盛，旗兵可用，能了者极多。世俗传年大将军轶事，正缘世宗以他故假以殊宠，震动百年来耳目，何尝必欲倚此边材乎?当假宠时，所奖借之语，皆非人臣所能受，再略单一二为例：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羹尧有《奏谢自鸣表摺》，朱批除旁批外，摺后又批云：“览卿奏谢，知道了。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此时以君臣知遇而言，或尚望羹尧自忆其为臣，非藩邸主子奴才故态，自谨形迹，自请变易旧习，或亦有保全之意。又于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羹尧有《奏谢鹿尾摺》，朱批：“朕实无心作不骄不满之念，(原摺有颂世宗战胜不骄，功成不满语。)出于至诚，惟天可表。此一番事，若言朕不福大，岂有此理?上天见怜，朕即福人矣。但就事而言，实皆圣祖之功。自你以下，那一个不是皇父用的人？那一个兵不是数十年教养的兵?前西海势湧，正当危急之时，朕原存一念，即便事不能善结，朕不肯认此大过。何也?当不起原是圣祖所遗之事。今如此出于望外，好就将此奇勋自己认起来，实实面愧心惭之至！朕身即圣祖之身，然到底是父子君臣，良心上过不去。所以各陵告祭皆如例篆文，另拟祭文，以告景陵。将文稿发来你看毕，即知朕之真心也。尔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据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据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言虽粗鄙失理，尔等不敢听受，但朕实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私庆者。真正造化大福人则可矣。惟有以手加额，将此心对越上帝，以祈始终成全，自己亦时时儆惕，不移此志耳。”此批亦不过辞气轻佻，恩人等名辞，固为失体，其实正告以国家平此一地，自是有所凭借，非将帅所能自任也。无奈羹尧终不悟，亦自恃别有秘密存焉。此则世宗所深忌而必欲杀之之故矣。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清《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无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鉷。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迷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禁《大义觉迷录》。又怒金鉷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可掩此丑事。于是金鉷过失又出情理之外。此亦嗣统一案反覆之余波。《清史稿》于《金鉷传》不得其情，今用旧传揭之，并为补其始末于左。
  《上谕内阁》，七年九月初二日，谕王国栋不胜湖南巡抚之任，著来京另有谕旨。其下缕言从前发遣广西人犯，在外捏造流言，已据广西巡抚逐一密查，确有证据。乃王国栋于各犯经过之湖南地方，并未查出一人一语，明系苟且塞责。又言陈帝西等传播流言，本人皆已承认，而流言来自何人之处，王国栋等竟不能究讯根由，屡经降旨，仍复含糊朦混，纵奸旷职，莫此为甚等语。《东华录》只载其另发之著来京一谕，削去此谕。夫流言则不必有实，何必定有来处?世宗惟知其非流言，故知有可究之根由。广西巡抚即金鉷，所究得之根由，正世宗心底所认定之根由。故毫无疑议，判定湘、桂两抚之功过。又十月初七日谕，亦《东华录》所不载。九年以前之谕旨，乃编于雍正年间，未经修《实录》时之洗刷，故间有应删未删之文存在。其文云：“发遣广西之犯，沿途怨望，造作逆语，且需索驿站，狂肆无忌。今直隶、河南、广西三省一一查出，而王国栋等，乃以湖南各州县解役兵丁，未闻一语覆奏。岂该犯等于直隶、河南、广西，则肆其怨诽，而于湖南地方，独肯奉法安静，默无一言乎?况曾静僻处山野之中，尚备闻谤讪之语，岂有看守解送之兵役，与各犯最为亲密，转无一闻见之理?此皆王国栋等朦混草率，全不以此为意也”云云，下略。世宗以曾静手制逆书，而决不疑为杜撰流言，且斥王国栋之耳目不如曾静，是意中已确知语有征实，非曾静所能造。其造言之人，亦已简在帝心，惟待地方官一鞫实，而供作《大义觉迷录》之资料耳。金鉷承帝指究出主名，在当时亦非无線索可据，不待捕风捉影而得。至世宗误会宣传之效力，后必有悔。甘心落后之王国栋，或已见及。鉷锐于进取，顾近而失远耳。然拱固能吏，又为廉吏，高宗心憾之，一时█龁之态，无理可喻，几乎啼笑皆非。既夺其官，复力索其在官之弊，而竟不可得，反得其清贫之据。高宗天资英敏，原非胸无黑白，故能免其罪而弃其人。免其罪以存公道，弃其人则以泄私忿也。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日癸酉，即将阿其那、塞思黑子孙屏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著廷臣议奏。同日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漏。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十九日甲申谕：“著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著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迷录》一案。此书遂更成禁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而是时四川巡抚王士俊微陈不宜将世宗时事翻案，语又为高宗所不受，至论士俊斩候，久而仅得释。而于抱憾于金鉷者，则尤可味。今录洪旧传如下：

  金鉷、镶白旗汉军人。由监生授江西广昌县知县。雍正元年，洊升太原府知府。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六年，授广西巡抚。奏言思明州地方狭小，毋庸专设流官，思明知府又系土司，从无统辖流官之例，请将该州仍归太平府管辖。下部议行。又奏召募本地殷实商人，开采桂林府属各矿并梧州府所产金砂，请委专员办理。其采得之铜，亦请发价官买，以供鼓铸。俱下部议行。七年二月，奏请将南宁府正杂等官归部铨选。其沿边之南宁、庆远府等属，知府、同知、通判、知县、知州二十三缺及庆远新设同知一缺，俱归调缺题补，五年俸满即升。至太平府通判、泗城府知府、同知，西隆州知州，西林县知县等五缺，皆地处极边，水土恶劣，请改为三年即升。推升之后，果于风土熟悉，人地相宜，再留三年，照升衔升用。吏部以归部铨选及五年即升之处，应如所请。其太平等缺，地处极边，宜加体恤，未便令其久留，应无庸议。谕曰：“该抚身在地方，必有所见。部议不使久留，虽据情理而言，但推升之员既熟悉土地，非初到者可比，或其人情愿再留，以图上进，亦未可定。惟是再留三年之后，果能称职，或格外加恩，或令该督抚于本省要缺保题优升，以示奖励。著该部另议具奏。”寻议如所请行。八月，请移驻宜山县县丞于楞村。从之。九年二月，奏桂林、平乐等九府，郁林一州，开垦雍正七年分田地八百六十顷有奇。报闻。三月，疏言东兰州新改为流，水土最劣，请将正杂等官拣裁调补，俟俸满题咨到部之后，即行升用。四月，奏请复设广西郁林州州判一缺，添设郁林州抚康巡检柳州府怀远县梅寨巡检各一员。又奏泗城、镇安等处，向无应试童生，请令外省及本省别府之人，有情愿入籍者，咨查本籍，如无过犯，准其入籍考试。嗣后土属内改流之州县，均照此例，应于十科后照例停止。十年七月，请添设马平县属三都汛、穿山镇巡检各一员。八月，请改右江道原辖之镇安府归左江道管辖，南宁府原辖之胡润寨及下雷土州归镇安府管辖。俱得旨允行。十一年六月，疏报郁林州所属之富民乡藤釐坡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三千余亩。谕曰：“朕从来不言祥瑞。今蒙上天福佑边氓，显赐大泽，朕心不胜感庆。著该抚撰择善地，建立祠宇，奉祀泉源之神，以答灵贶。”八月，奏镇安府、东兰州等处，业经改土归流，请添设学官，酌定取进学额。又奏思城州土知州赵康祚，缘事革职，无人承袭，请改隶崇善县管辖，添设县丞一员，分驻弹压，征解钱粮。九月，又奏言添设泗城府照磨一员，桂林府永福县县丞一员。十二年九月，请裁武宣县永安巡检一缺。均从之。乾隆元年四月，广西提督霍昇奏，巡抚金鉷言躁而失实，志大而气浮，失封疆大臣之体，得旨：“金鉷原属不妥，不因汝奏后始知也。”五月，上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曰：“朕奉皇考谕旨，办理苗疆事务时，见广西巡抚金鉷陈奏事件甚多。朕即位之初，伊于一两月间，亦连奏事四件。今半年以来，未见伊陈奏一事。巡抚管辖通省，事务繁多，岂半年之久，地方民生竟无一可陈奏之处耶?抑私心揣度，以朕欲尚简静而为迎合之举耶?看来金鉷竟未能深知朕心。此次申饬之后，料伊必又将不应陈奏之事，喋喋敷陈矣。若此存心，何以膺封疆之重寄?可传旨晓之。”寻请密举贤良，以备擢用。谕曰：“以人事君，固为臣之要节，但汝所奏荐，朕介在疑似之间耳。”六月，密奏奉旨逮问之原任湖广提督董芳，谋勇忠直，可备国家缓急之用。谕曰：“国家以赏罚驭群臣，岂汝浅劣小才所能窥其万一哉!”八月，命来京陛见，以刑部左侍郎杨超曾署理广西巡抚。鉷又奏革桂林厂杂税九条，北流县临江厂杂税九条。部议从之。二年正月，实授杨超曾为广西巡抚。以鉷为刑部左侍郎。寻杨超曾奏参金鉷于广西巡抚任内，用印票向苍梧道黄岳牧私借铜务充公银一千二百两，请旨革职交刑部审讯。四月，刑部请将金鉷照例枷责。得旨：“前因杨超曾奏参金鉷借用存公银两一摺，内称‘金鉷任内各项钱粮收支不清者甚多，容臣陆续查明奏参’等语，朕意其必有贪劣实迹，是以交部严察议奏。后杨超曾查参前来，皆系琐屑无关重轻之事，则金鉷尚无劣迹可知。今览刑部所审此案，原非正项钱粮，且金鉷用印文支借，而黄岳牧用印册申报，亦非暗相侵蚀可比。部议金鉷枷责之处，著宽免，所借银两亦不必著追。”五月七日，特旨授河南布政使；寻吏部查奏，金鉷已于本月四日卒。报闻。

  鉷为袁枚鸿博举主，枚撰鉷墓碑，于鉷事亦含蓄有味。更录如下：
      乾隆元年春，枚起居叔父于广西巡抚金公幕下。见公，公奇枚状貌，命为诗，大异之。当是时，天子诏举博学鸿词之士，四方举者，每疏累数人，多老师宿儒。公独专为一奏，称某年二十一岁，贤才通明，羽仪景运，应此选克称。语多溢美，天下骇然，想见其人。广西自高爵以下，至于流外，惊来问讯。亡何，枚报罢，公亦以事去官。后二年，枚乞假归娶，拜公于安肃。会日暮，天大雪。公闻其至也，喜，曳杖走出，及门迎且笑曰：“果然翰林耶!”枚再拜，公答拜。命入见夫人。五年，枚再入都，公之两子来曰：“挺玉、振玉等不孝，不能延先君之年。今先君薨，葬有日矣，惟贞石之未书，翰林其铭先君哉!”枚乃泣而言曰：“公仕宦垂三十年，盛业若干。枚与两郎君俱年少，知之难，文之尤难。虽然，就所闻以光幽宫，翰林事也，亦门生志也，不敢任，亦不敢辞。”谨按公讳鉷，字震方，一字德山。祖友胜。本姓金，袭明金带指挥，世居山东登县。“流贼”破城，友胜死之。存三岁儿，名延祚。太夫人余氏将死，属诸侧室赵氏曰：“守节，经也；存孤，权也。我行经，汝行权。”赵氏泣而颔之。挈儿至辽阳，转适郭氏。既长，从本朝入燕，历任工部侍郎。生公。及公贵，始复姓。公通《易》理，善兵法。为粤西布政使，奏州县向例有繁简两调，而于所治处分析未备，则人地难相宜，请分沖、繁、疲、难四条，许督抚量才奏请。上嘉纳焉。今直省所行自公始。西隆州八达寨苗反，公讨平之。奏免泗城六年旧税。已汛兵少，粤土芜不治，乃行屯田法，设都司官驻柳州，与民牛，拓之耕，教之技勇。每名给水田十亩，公田一；旱田三十亩，公田二；存公租于社仓。行之期年，粤莱田万余。于是天下人皆曰：“公以一广昌知县，莅任五年，蒙世宗皇帝擢太原知府；才三年，迁广西按察使；才一月，迁布政使；才三月，迁巡抚。今入粤者，望气葱葱然，政行民和，大异畴昔。然则世宗非用人之骤也。其知人之深也。”公之自太原入觐也，方廷议耗羡归公，公奏不可。世宗不悦曰：“朕已定养廉矣。汝在官私官乎?”公叩头曰：“臣非为官游说也。从来财在上不如财在下。州县为亲民之官，宁使留其有余。养廉者，养其家使知廉耻也。家有大小，所定数讵能胥足？一遇公事，动至侜张。皇上之意，岂不曰凡是官办，皆许开除正供。但从司院按核以至户部，层层隔阂，报销甚难。从此州县恐多苟且之政。皇上意在必行，臣请养廉外多增公费，或存县，或存司，仿北宋留州之法，庶于事有济。”会左都御史沈近思持论与公合，世宗乃敕山西巡抚核公费章程。巡抚希上意，定数较他省为优。公抚广西九年，今上登极，召补刑部侍郎。治行时，印券借司库千金。后任巡抚杨超曾劾之，罢职杂治。居月余，杨捃摭不已，上怒曰：“朕以金鉷抚粤久，恐有他故，故置之狱。今杨超曾数来奏，皆极细事，是金鉷平日无可奏也。免鉷罪，已所借银赐之。”即日公于家。五年春薨。薨后，天子念公贤，授河南布政使。吏部以为公存也，文书下其家，叩门不应，邻一叟出曰：“公亡三月矣。”乃奏明收诏。呜呼!罪之雪也，雪之者必有人，而公以加挤而得脱；黜
  而起也，起之者必有人，而公以身死而得官。然则公之孤直与天子之明圣，可以见矣。性仁俭而静，置古钟一枚，击之以招僮竖，侍者闻钟声始往。遣人至大同买妾，询为宦家女，厚其资归之。尝谓云贵总督鄂尔泰曰：“改土归流，非计也。异日当思我言。”公享年六十三。先娶缴氏，再娶陈氏，俱诰封夫人。

高宗谓鉷雍正间奏事多，含有厌其多事之意。即位后两月内得鉷四奏，时《觉迷录》未
翻案也。旋知失新天子指，悸不敢言。高宗乃指摘不少贷，一时鉷左右皆无所可。名为内召，而使继任者搜索其过。既谅其介，仍以他事夺官。此曾静案之结局，实不在种族，而在发世宗嗣位之隐。高宗之憾金鉷，乃憾《觉迷录》之由鉷能举其官而促成。旧《传》按其时日，尚可推见。《清史稿》叙事多采袁枚《神道碑》，而少其功罪吞吐语气，但云：“乾隆元年，提督霍昇劾鉷言躁气浮，失封疆大臣之体。高宗召入京，授刑部侍郎。鉷濒行，装不治，以印券属苍梧道黄岳牧，借铜务充公银千二百。巡抚杨超曾论劾夺官，交刑部严讯。上以非正项钱粮，鉷以印券支借，岳牧以印册申解，非侵蚀比。命免罪，毋追所借银。五年，授河南布政使，而鉷已卒”云云。则失鉷与时事相涉之情矣。作史之人，安能每事洞其表里，此无足责。惟清史资料，存者尚多，考订补苴，治史者之事矣。
  世宗绍统事相关之谤议，有一供状式之谕旨，诸书皆已削，惟《大义觉迷录》独存，录以终此篇。中有数行已摘录于上，为全文顺读计，亦仍存之。不见他录，故不详其月日。文云：
      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务期登之衽席，而 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授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响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魎，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 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子斋所致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伏首臣服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朕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维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沖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亦可仰慰慈怀，并非干预政事也。”嗣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朕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压，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比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或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养，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恩也。”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皇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禵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禵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立，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致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廷广众之前，诅咒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消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禵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禵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禵，比时<诚>[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重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禵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禵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恃乱之心可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诸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铜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凿凿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禵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心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识，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竞，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宝，实无纤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损其性命，何必谘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禵，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预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藏怀异志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联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只此一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辩亦不受也。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潦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将被灾蠲免分数，加以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修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令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夫以额征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赃私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乂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至于属员亏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乌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停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纤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戒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榼。《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间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上。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 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懣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又逆书谓朕好谀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沖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禵贪赃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恩沽誉之用。且允禵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禵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垂楚，推入冰中，几至殒命。允禵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禵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件。伊等既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覦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衅，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祸，欲拚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