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不能强加今人的眼光于古人，那真是“当代沙文主义”， 那时候，天下的意义就是大清，以及能辐射影响的中国文化圈里的国家。统治是现实的，具体的，摆在眼前的是马背上的相对落后的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武力征服（所以统治者变了，但文化不变，满族被同化，文化汉化），但农耕文明却一次次胜利（对宋同时的金，统一的元），在清统治时期的确存在着民族问题（清末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里的中华其实就是汉族的统治，虽然本质是为了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但仍可看到这种观念在当时依旧的根深蒂固，其号召力量依然不能小觑，还记得参与革命的一部分力量是会党吧，那就是像洪门天地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组织，所以清统治者的做法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是必要的。再来继续说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战胜问题，中国的失败归结到战争的失败吗，余秋雨先生说过真正把一个民族联系的是文化，想想古代汉族对来犯的少数民族不是当作异族来犯吗，只是那时候中华文化正在形成时期，而这些“异族”又是文化及其落后的民族，所以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但无一例外的被中原文化(这里暂且这样称之）同化，也此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成为其一部分。可是西方的入侵者不同，他们是有着完整的，独特的文化系统的民族（应该说从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吧），他们武力的胜利不再像过去的经历，中国的农耕文明在资本主义下受到动摇，我认为这是生产方式的对抗。我为那段历史扼腕，然而又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同样具有惯性，中国在农耕文明发展的太充分，以至于不管是其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十分坚牢（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我们的《韩非子》《资治通鉴》比起来真是~~就那么薄薄一本小册子），这种惯性使其像运动的物体一样越是平稳高速越是不容易改变运动状态，所以当历史换了轨迹比赛时，中国就像在赛场外做无用功，无论多么主观上拼命，也改变不了客观上的惯性现象。我们身处历史才会有如此切肤之痛，然而站在历史之外恐怕才能冷静释然，就像一场车祸，受害人可能永远更倾向情感的反馈。而我们必须对自己狠一点，更冷静甚至冷酷，的进行评析。既然经过长时期的惯性调试后，我们终于也站在了历史重新规划的赛道，那么我们就不用怕已经落后，后来居上的事例不是没有，我们以前的跑步经验不是完全没用，完全累赘，能在草地上跑赢得人，换到马路上也许要很多要调整的，需要时间和判断力，但是身体素质一定是不用怀疑的，再说了历史在何处转弯还说不定呢，下次谁能反映的更快也要拭目以待呀。

所以说，人无完人啊～感叹！悲哀！啊～

汉人能造,何以明军要用葡萄牙之物件?天启三年四月，明钦差把购买的26尊红夷大炮运抵北京，在京营中用葡人教演，但不久发生了膛炸伤人事件，明官员认为是不吉之兆，“遂断其必有害而无利，立命返澳，毫无挽回余地”（注：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东方杂志》40卷1号，第52—53页。），将他们全部遣返澳门。崇祯元年七月，崇祯帝命两广大吏李逢节、王尊德转托澳门葡萄牙商人购炮募兵。二年澳门葡人捐献大炮10门，步枪数支，派葡将公沙的西劳为统领，耶稣会士陆若汉为通事，自广州出发，带领31名铳师、工匠和兼伴押炮北上。随后崇祯帝命徐光启为京城“总提协”，令澳门葡商留京制造、教演大炮。但由于制造火器费用较大，技术一时也难于精湛，因而进度无法达到崇祯帝所期望的那样,所以崇祯三年陆若汉等耶稣会士向崇祯帝疏请亲自带人去澳门购炮募兵，经过数月准备后，招募招募了150名葡人，携带40门巨炮和部队动身北上，但他们达到江西南昌时，被明廷又一次下令遣返澳门，仅有陆若汉等人允许护送军械继续北上。这次征募出现反复，是由于朝廷有了不同意见。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连上四疏，力言不可让葡兵跃马扬刀，拥弓挟矢于京城。主管此次招募的中书姜云龙革职回籍。

太宗天聪时后金即已在制炮,同时期明军有位老先生吹牛造什么木炮,开玩笑那玩意?我去年跟一炮兵聊及此物,其当时的反应就是那玩意不得炸了?即能造金属炮如烹小鲜,何以反去用那木制?果然那位明军老先生一开火就先把自己伤了.清军入关前夕，明辽东巡抚黎玉田痛陈：“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亦恐难保……以物力言，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奴之势力往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每临阵犹势相均力相敌也，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也”。（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5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93页。）

清室如忌汉人武装有重火器,何以先以十三牛录分立乌真超哈?汉人归附成立汉军旗,则见信于彼.事在大凌河役前后,距入关尚有十五载,明军将领不死于贼即死于法,明朝果如同仇敌忾善待子民,何以兵民不睦流寇四起?亡明者流寇.而失天下心者,朱姓.分明是已失心离德,何故要怪他人入主.

如言汉人独立发展能拓展火器应用,何以明亡后世祖观徐光启的《徐氏庖言》后，“读不释书，叹曰：‘使明朝能尽用此言，则朕何以至此也！’”（注：徐宗泽：《明清间耶酥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

明人即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又言天主教惑世诬民，夷人不可用,自闭眼界于寰宇,又怎能信井蛙之言?倘明人火器果厉,何以有土木之变?清军数次入边,放牧临清攻城掠人,围困京师,想其时明军可曾加一矢于盛京?分明技不如人,何必偏做些惑众之文荼毒后人

圣祖如不发展火器,何来组建火器营之事?。《清圣祖实录》卷49记载，康熙帝谕示兵部：“大军进剿，急需火器，着治理历法南怀仁铸造火炮，轻利以便登涉。”据《清朝文献通考》卷194《兵16》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1659年来华，从康熙十三年（1674）到二十八年（1689），为清政府制造火炮共计566门.康熙一朝共造炮900多门，工部下设的火药厂每年的生产量达50余万斤.

倒是清人被汉化的也将科技视为淫巧，所以归根结底并非清人阻碍了汉人的火器发展，而是汉人的习气带坏了清人奋发进取的精神

很简单啊，没有发展的必要啊。捕杀乱民用刀就可以啊

也不是老康一个人的错误呀

7#  只重视技术不重视科学，要知道没有长期扎实的原理性质的研究，有了珍妮纺纱机也不会有蒸汽机，有了蒸汽机也不会有电力革命

10#  可是西方的入侵者不同，他们是有着完整的，独特的文化系统的民族（应该说从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吧），他们武力的胜利不再像过去的经历，中国的农耕文明在资本主义下受到动摇……历史同样具有惯性，中国在农耕文明发展的太充分，以至于不管是其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十分坚牢（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我们的《韩非子》《资治通鉴》比起来真是~~就那么薄薄一本小册子），这种惯性使其像运动的物体一样越是平稳高速越是不容易改变运动状态，所以当历史换了轨迹比赛时，中国就像在赛场外做无用功，无论多么主观上拼命，也改变不了客观上的惯性现象。我们身处历史才会有如此切肤之痛，然而站在历史之外恐怕才能冷静释然，就像一场车祸，受害人可能永远更倾向情感的反馈。

12#  自闭眼界于寰宇,又怎能信井蛙之言?

忒有水平了，膜拜！受教了！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满人入主中原为的是统治而不是简单的掠夺，要统治就必须要接受以汉文化为主流的人文体系和社会体系，而西方人来华的目的主要是掠夺，他们才不会管中国人愿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思想，他们也无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势承担什么责任，也正是他们的毫无顾忌和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才慢慢催醒了这个一直盲目自大的民族，而盲目自大的病根不是自先秦以来甚至更早就一直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吗？怎么能怪得着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些君主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况且当时的中国在很多的领域不是还占据着优势吗，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西洋人才只能用武力强行轰开中国的大门，他们又岂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自觉落后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