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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原创]天暮(1月14日,一至四楼更新,更新至第三十五章)
贲然来思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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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楼  发表于: 2007-06-21   

可惜小站不邻海,而且还是南引河水种稻,明清以来,一直都没能大面积推广,当年只有几千亩地产稻,那不够喂直隶这么多嘴巴呀(不说那么远了,天津人也不够喂呀)~

对了,说清末才营造水田成功的,那不是冯尔康么,你们天津人,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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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若雪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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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楼  发表于: 2007-06-21   

一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和人们的饮食习惯大概都是地理和环境条件决定的,过去黄河流域好象是种小麦吧,长江流域才种水稻,出差的时候去过东北,那里绝大多数平原地区的粮食作物是高粱、大豆、玉米,按常理北方地区应该不种水稻的,不过长白山地区则出产优质水稻,这个跟隔壁朝鲜和韩国的情况类似,而辽宁的营口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的地理条件跟天津类似,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西临渤海辽东湾,与锦州、葫芦岛隔海相望,这里也是非常有名的水稻产地,在清代,营口的稻米是贡米

偶们现在吃的馒头貌似是小麦脱克能够精功细作的产物吧,记得还有个名叫富强粉,汗,过去不是吃窝头、饽饽什么的嘛,而且所谓面也分很多种,玉米面(北方也叫棒子面)、粘米面(天津好象有个很有名的耳朵眼炸糕)、豆面(北京小吃里的驴打滚)、荞麦面(山西人吃的那个刀削面)……

同意悠悠小淑女说的,四和十三这俩老奸巨滑的家伙合谋的目的肯定不能那么简单,南北漕运是个比种地更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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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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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楼  发表于: 2007-06-22   

林则徐关于营田有本很系统的书,阿章当了这么多年直督,也办过这个事,看晚清人的说法,雍朝的营田,当时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一直到晚清还有地方受当年的惠,就是种水稻的,产量很高,可见不是都不半,而且想提高产量,让京畿粮食自给自足,必须用水田,旱田靠追加劳动力到不了这么高的产量,漕运不仅是青帮的问题,只要国家民生大面上不出事,青帮闹不起大事情来,但是政治中心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一年漕运的成本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威胁国家的战略安全,清代的治黄,本身也和运河息息相关,那个钱花老了,而且国家一旦财政实力下降,治不了几大水系,维护不了运河的畅通(保证运河的水量对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域是极大的问题),整个国家都可能因为这类原因陷入窘境,当年东京定都在四战之地,就是“就食”,洛阳也是“就食”,晚唐的几个牛人,管的都是运河运粮食这摊子事,这个战略问题,才是最麻烦的,后来太平天国为什么这么麻烦,也和这个密切相关。这个联系到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政治中心经济重心的分离对国家财政的影响,绝对是篇大文章。四老说什么要毕其功于一役之类,野心是非常非常大的,很美丽的追求。

这东西一次做成了没用,得不断的维护,因为本来就是逆天而行的事情,当时连水泥都没有,Orz~~~~~清末做的时候,很多都是修复的雍乾时期的旧址。魏源说,营田弄不成是因循导致的,和鄂相西南遇到的困难一样,只是那边成了,这边没成。但是那个是相对来讲更一次性的,更不可逆的,一旦动手更难放弃和回到初始状态的,这个则是像用堤坝阻止水向下一样,一旦撤了,就很容易退回零。我看的东西少,以后慢慢来,一直在想是仅仅是硬技术原因吗,可能不可能是软技术的原因,就是管理技术,硬技术甚至局部范围内的软技术作为一种正式制度都可以设计的理论上没问题,如果能绝对按照设计实施也绝对没问题,但作为正式制度嵌合在非正式制度中恐怕就未必行,而且还有和作为整体的制度结构的耦合问题,有些原则是作为帝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被贯彻的,尽管在局部表现出非效率性,但作为整体架构的螺丝钉可能仍然是难以改变的,因此最终被牺牲的会是一个在局部符合理性计算和实现可能的东东。比如营田官员和当地政府的冲突问题,人事权,信息的交通,很多东西都可以纳入比较好的理论视角。吐血,不过都是猜测,史料弄过之后肯定得有变动 ,不过这事的确是经济重心政治中心分离的一个浪花,前后都能联系上~~~~~~~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仁近于乐,义尽于礼。(《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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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楼  发表于: 2007-06-22   

汗……这还用说嘛,办当然得办了,别说直隶,就是全国各地,能增加粮食产量,防御水灾那也都要做啊!这是毋庸置疑的。

关键是怎么办才对。短期搞一块田种稻,并且有收成,根本不难(袁隆平的自留地又能有多大阿),难得是怎么培养长期种植环境。并且把这种种植环境向大区域推广。水利工程计算利益都是以数十,甚至百年计的,长江三峡百年后的生态环境专家不也要预估么,四也说“不欲速“,可见搞这种事,不可能是数年内就能成功的,短期效果说明不了什么。

而且,水利营田看古今专家的共识也都是:“需数年之力方可”,四和十三并没有在直隶建立起这种水稻种植体系,所以营田短暂有效,而之后难以为继,我觉得这不但是官员因循的结果,因为直到乾隆,甚至清末,直隶水利营田的尝试一直都没有停止,最后的成功,应该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过营田没成,防灾成了,那就很不错了~

说件特简单的事,焦裕禄要改变盐碱地,他就种泡桐,他当时累死了也没有收效,而现在兰考不就大获其利了么?整个地区的生态,土壤,水质都改变了,我虽然不是专家,但感觉好像营田这种事,就该从改变大环境土水质做起,做上几年,才对,而不是一上来就种地,而且希望有收成,或者收成的势头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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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楼  发表于: 2007-06-22   

但是我看那些人的论述,可不大像是这么写的,等我再仔细翻下,我也看得不仔细,就是随便翻翻。从元到清,折腾了数十百千回了,都不成,而且都是专家,难道当事人就想不到,想不到要改变水质土质,而且这东西不是若干年以后发现土质问题,十三一死,这玩艺没人管,马上就要出事情,陈仪当时写那么凄婉的信给朱相鄂相,难道只是为了维持一个能短期产出的东东,而且陈仪也有写这东西非得有个很有权势的人掌总,否则连架子搭起来都没戏。而且一直到晚清,也的确有当年营田办下的一直种着水稻的地方,而且我记得有说修复啥啥啥啥啥啥,不是说因为没改变水质土质,现在我们终于觉悟了云云,而是说设施倾废,水田变蛙沼。晚清能成不要忘了考虑工业化,当时的很多材料技术,根本不是旧有的了,高技术可以使维护成本大大降低,使工程对组织形式的依赖降低。(使不可能的交易成为可能,汗)

另外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事,白菜姐是山东人,应该认识不少老一辈人中死活就吃馒头的人,当然,倒不至于说饿死了也不吃米饭,但是能吃馒头不吃米饭,有时候不是特别饿,宁愿不吃干粮也不吃米饭的,反正我认识的老一辈的这种人还是不少(我是那种能不吃馒头就不吃馒头,宁愿饿着,只要不是太难受,没有米饭我也不吃馒头的人)。社会生活史讲汉代在关中推广麦子,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磨粉技术,麦子不好吃,只能吃麦饭(我还奇怪,我觉得麦饭很好吃,汗,反正比馒头好吃),虽然产量比小米高,当地人就是死活不种,为了防灾也不种,屡次推广无效,汗,要按说能多点口粮多一点,而且本来是为防灾,做储粮什么的,不过还是这么困难,当然,麦子不磨粉可能确实不好吃,但也反映了在大家不会饿死的情况下,饮食习惯很重要很重要。饮食习惯的确能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长时段的。当然,这和营田不成功没关,只是为了说明这次当地人自发种高粱豆子,未必就是因为那块田种水稻一定收成就不行,有时候就是习惯~~~~~~~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原因肯定很多,得慢慢梳理,研究也没有做得很细的,到时候把题本在挖掘下,才有得说,不知道直隶总督府的档案还剩多少,晚清的要是能留档案下来就好了。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仁近于乐,义尽于礼。(《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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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楼  发表于: 2007-06-22   

气死我了,写了老多,抄了大段的书,突然一下子都没了~虾米破论坛程序!!!

总之说这么几点8:

1。山东人自古种稻。山东博物馆展览中就有上古炭化稻米在土层里。陶片里有大量稻壳残存。日韩的稻子东传路线之一就是胶东(日本半岛没水稻,是过海作物,看初中课本)。山东人几千年没少吃米。面食多不说明山东人就不爱吃米。部分的山东人可能专爱吃面不吃米,但这不普遍。我曾祖父据说就是桌上掉一粒米,马上捡起来吃掉。现在的人富裕了,爱吃面爱吃米挑剔起来了。我老爹十几岁,赶上文革做小兵的时候,陈年老米都变味了,大家天天吃还是很高兴——因为好多人根本连这个也没得吃——他在哪里当兵?渤海湾,长岛,山东。那里当时没一个人不过年过节的,能有白面吃。几千年来中国北方老百姓从没有过普遍吃麦吃面的福气。玉米,土豆,地瓜是南美传来的,中国人也是一样吃,当主食吃,何况大米。能高产高收的农作物,因为大家吃不惯就没人种,环球自古无是理。是否能长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

2。改变土质是需要长期运作的事情。四和十三一上来防灾体系还没做好,就想营田,就是想马上拿出收成和成绩来给大家看看,使民“争艳其利”,但土质没改变,大家看不到长远利益,这事儿就不可能长期进行下去。陈仪跟谁去叽歪也不行,农民是种植的实践者,也是损益直接相关的人,他们不肯种,政府就没法继续进行下去,只能从长计议,逐步入手。仍从修水利与大规模改变土质做起。山东农民最保守,现在看到种果树利益大,立刻就能改种果树,政府劝他们多种粮,提高粮价,他们也不会听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地适合长果树,收获大,能卖钱!(现在天津的地还有老问题8?只要在google打“天津、盐碱地”,就会跳出n多天津人试图改善盐碱地的办法。)天津人要是当时水稻能普遍高产,他们就是不种,那四根本不用担心直隶粮食问题:很明显,大家不饿么。

3。从宋辽到雍正(元朝不是天津种水稻的开始),天津小区域种稻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应该是土地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否则上千年了,什么饮食习惯不能改变?),如果能大规模推广,高产高收,我看不到农民不想试验的原因。小站稻从明朝开始的时候,只有数千亩,十三到底营田多少亩,我不知道,但肯定没推广——否则后人还继续弄什么呢?这就不能算成功——因为粮食问题忙活了一顿还是没解决。去拔农民的旱地叫他们种水田,这当然不是推广之道。农民看不到适合长稻的土壤和环境,十三就是好言劝他们种,勒令他们种,四发内帑去买,他们也不会种。四和十三虽然用了一些富于诱惑和刺激的手段,但是未能使民“争艳其利”,这是主观意愿与客观条件的背离。

4,悠悠和桐桐说的对,十三和四一上来就营田(而不是像方苞说的,先用数年改变环境),就是为了让大家立竿见影的看到好处,成效,等大家心动了,就会心齐,跟着十三做长期营田工作了。但是直到十三死,土质问题看来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就不能怪接下来的官员和农民都不热心了(农民高产,官员岂不收益最多,干不成就怪地方官没尽力,这话很唯心,地道的书生之见,只有四和十三,还有几个水利专家希望老百姓吃饱饭,老百姓自己和地方官都不希望吃饱饭?不喜欢吃饱饭?再说人地方官在天津搞水利,搞增产,从来都没停过,这都是有史据的,魏源一句话抹杀不了。即使他们“因循”,那也是问题的主观因素,而不是客观原因。经过长期的工作,终于水患减少,营田成功,我认为这件事的发展趋势符合四和十三的原始计划:别看四他们一上来就搞这个,他可没打算一开始就搞成——起码他说是“不欲速”,那到时候急性子上来了,又怎么想,怎么催,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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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ou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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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楼  发表于: 2007-06-22   

这个饮食习惯,恐怕还是有问题,就四那个时候,江南大水,从山东、河南调粮,田文镜就说,南方人不吃小米,要换成大米才好当赈粮运过去,张廷玉和朱轼因为和老田有过节,跟四说我们是南方人,我们也用小米煮粥,结果四就让两省直接运了小米过去,没想到江南赈粮居然给不出去,四就此表扬老田,点了张、朱二相的名~~~逢大灾啊,面对赈粮还是这么挑挑拣拣的,可见当时人这个饮食习惯还是比较顽固的。

而且就我来说,我要是不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军训啊,两个星期啊,每顿都吃这个不吃你就啃馒头吧,说不定那我就两个星期真啃馒头了。我小学中午学校的饭特别糟糕,我还真就是一口不吃,我妈我们老师都拿我无语了,所以我那时候特别瘦。到了中学,饭一样难吃,但是自己有零钱了,就天天去买着吃,花钱跟流水似的,营养液特别不均衡,就这样饭也吃得不多,所以我现在根本不为减肥担心,一天两天不吃饭常有的事儿~~~~

从陈仪那个文章来看,十三是认为营田是水利的前提了,而非咱们所说的水利是营田的前提(当然也有可能是互为前提),所以他最初的直观目的可能就是要以营田而分水害,这跟当时直隶多年大水漫溢有关,至于后来他和四以及朱轼的论证是把这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理方案意义拔高化了呢,还是真是认识到另有什么别的想法而不能为陈仪这样一线水利工作者理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现在看得水利评论的东西多是清末的,但清末人的想法尤其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维模式,跟四朝的人未必一致(清末人附会严重啊,康有为之类《孔子改制考》,哪儿跟哪儿啊),所以这个还得具体在看。

反正从陈仪的角度来看,他当时所遇到的问题主要还是“人事”方面的,他说的四点问题,除了“土旷人稀”算是自然困难,其余的“民愚习惰”“地方官漠视”“浮议旁就”,都是人为原因,我觉得这应该是他工作中的切身体会了,不会有大乖谬。而且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讲,认定了一件事,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考虑得这个条件也大多是人为方面的,自然方面、技术方面的条件,岂是一朝一夕能创造的了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人是唯心的,是不顾规律漠视实际的,他们也有他们的角度,就看从哪个视角来领会了。

十三去搞营田,双倍的价格从小贩手里买东西,检阅兵丁一赏几百两,到处施惠于民,这是他钱多没地儿花了还是就是菩萨心肠看不得人受苦,好像都不是吧,就是为了给老百姓点儿眼前的好处,让他们觉得,你这当大官儿的来了,不是要我们钱来了,是给我们送钱来的,那管你来干什么呢,你就常来好了。所以我看那句“所在成市”“唯恐吾王之不涉其地”,就特替全人悲哀,这或许就是他想达到的效果,但也充分说明了老百姓的认识水平。比如你说献血,许多人,怎么跟他说献血对身体没危害,他都未必信,更不会去献。你要说拿着献血证可以免费领一彩电,那估计满城的人排队都排不上了,什么身体好不好的,献了又死不了人。等你再说血是很珍贵的,献一次给两千块钱,那卖血的就连传染血液病都不在乎了~~~人民群众总体来说还是“求眼前利益”的,你跟他说水利营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肯定跟你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明明有麦子吃,干嘛要吃稻子;你跟他说等发了水受了灾你就没得吃了,还是营田好,不受灾。他就说,我现在的麦子是我攥在手里的,发水再说发水的,你那个营田就保证不发水了?不干!但是你要跟他说你把旱田换成水田,每人赏五十两银子,那就说不定大功速奏了,这是老百姓的无奈,也是上位者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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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楼  发表于: 2007-06-22   

引用
他说的四点问题,除了“土旷人稀”算是自然困难,其余的“民愚习惰”“地方官漠视”“浮议旁就”,都是人为原因,……

这就是我对这位水利专家总觉得疑疑惑惑的原因之一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看长江三峡报告,都是在分析技术因素,客观因素,生态因素,可是看陈仪这套,差不多都是主观人为因素呢?他对到底怎么治,我到底也没看出来有什么高招。项目预算在哪里?具体营田亩数有多少?地质水质分析何在?稻田可能性产量你做过试验没有?海潮来的时候,稻田应该怎么抵御水患?地里留下的海水你要怎么疏通?(这不都是顶基本的?)……畿辅通志那些我都翻了,还有现在留下来的这些关于雍朝营田的资料,当时究竟是怎么干的,根本没有一套具体详明的章程、办法,光知道大致都干了些什么事。陈写的东西比鄂尔泰的那个在云南的水利疏都不如,鄂那个还只是大致上交待了一下的想法,陈就连这个我也没看见他写(大概是我还没找到资料,他写过的那个几千字的文文我还觉得特浮夸呢)不知道是有什么秘密不能说呢?还是那几个水利专家根本就没鄂尔泰做事那么脚踏实地,只一味给困难找些主观原因呢?

别的方面我不是专家,不过就个人观感来说,我一向对“民愚习惰”这种论调很反感,焦裕禄种泡桐还是跟老农调查而来的呢,这么瞧不起老百姓,还能组织老百姓干事儿么?想象那个语气:“你们这些傻力夯,不听我的就不行……”,怪不得会有强拔人旱地的事情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所谓水利专家态度很成问题……一个事儿干不成,全怪人不好~你具体章程到底是怎么办的,怎么不听你说呢?鄂尔泰在云南办了200多项水利,大面积垦荒,云南土司当时成天造反,战事不断,当地人语言与官军还有隔阂,如果说“民愚”,天津人早早就进入农业社会了,还能比云南少数民族更笨?说“习惰”,云南那时农耕水平并不发达,很多部族的习俗本来还是牧猎呢!说地方官漠视,那总比不上土司成天跟你捣乱8?说“浮议旁就”,祖秉圭那种说要把云南人全杀光的白痴也有~人不敢参他,密折偷着参~行政官员和军政官员心都不齐~而且鄂尔泰那时候造币的铜都不够,四到处想法给他弄铜,怕他经济支绌……说来说去,怎么云南垦荒,兴建水利,都排除万难干成了呢?青海打了这么多年仗,怎么军垦也最终办起来了呢?云南人的主观因素不利的地方可多了,人家都不愚,就天津人愚?人家都不懒?就天津人懒?

我当然认为主观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但我总觉得陈仪对主观因素过分强调了,起码这不像是科学家的态度,竟更像是政客口吻。当然了,也许我现代人,看报告的写法和古代不一样,我是学经济学金融的,假若我在银行里,有人写了一个商务计划来跟我贷款,或已经贷款,操作出问题,来跟我要求延期返还,叫我继续相信他,继续给他投资,假若他谈到的可能性困难与贷款不能及时偿还的原因,不见具体章程与解决方案,一张嘴都是人的因素,像陈仪这样说一味别人笨,别人懒,别人七嘴八舌议论多,别人漠视,不帮我……我的回答只能是“两个山字叠起——请出”,实在很难有什么兴趣搭理他。 



————————————————

恨死我了,今天抄了一大段陈仪的文,分析他的所谓水利章程,下午一发全没了,明天要是去图书馆我还有兴趣和力气,再抄8~总之我对陈仪这个人感觉疑疑惑惑的,还不如我看《视学》,虽然看不懂,但我知道视学是一定有道理的:因为有各种例题,各种解决方法,各种分析,公式,图解,水利营田工程其实应该比视学的图纸,数字,多多了,可从也没见过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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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是在有治人无治法的社会啊,那会儿反对营田的是主流,可有几个像方苞似的,真心的认为是时机未到,条件不成熟?大多数官吏,特别是相关部门的官吏,比如直隶地方官,吏部、户部、工部官员,还是觉得涉及了他们所管辖的范围,权不在我用,利不在我收,功不在我有,那这件事就是多此一举,就是可办可不办,最好不办。为什么直隶官员多推诿,营田官员多贪功,那还不是一个“考绩”所系么。怡贤亲王位高宠深,谁也不好说什么,说了自己倒霉谁说呀,我不得利,也不招事儿还不成么?怡贤亲王一死,朱轼又不是核心层的人物,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人亡政息在所难免。世宗晚年倦勤,比这个要紧的事儿他都管的不是那么太细了,加上四年到七年,真是巧了,直隶地区水热条件还真是都特别好,连续几个丰年。八年怎么样了,先旱再水,大家警惕性都下去了,水利设施不完蛋才怪,农田不被淹了才怪。而且云南的水利治理,一开始就没那么大动静,不惹那么大眼,又地处边陲,关注的人本身不多,基础又薄弱,见一点成效很明显。直隶不一样啊,小四天天当政绩工程一样忽悠,又地处京畿,事涉怡王,他的人为关注度和影响度肯定要比边疆地区的同类事物高得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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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贲然来思在2007-06-22 12:10:47的发言:

他说的四点问题,除了“土旷人稀”算是自然困难,其余的“民愚习惰”“地方官漠视”“浮议旁就”,都是人为原因,……

别的方面我不是专家,不过就个人观感来说,我一向对“民愚习惰”这种论调很反感,焦裕禄种泡桐还是跟老农调查而来的呢,这么瞧不起老百姓,还能组织老百姓干事儿么?想象那个语气:“你们这些傻力夯,不听我的就不行……”,怪不得会有强拔人旱地的事情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所谓水利专家态度很成问题……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瞧不起农民的臭毛病可是打乐乐她们家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淮南子·齐俗训》上说:“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士大夫官僚们能有多少意识和可能去向农民学习

甭说这位“专家”了,即便换了十三同学,他是否足够胜任一个科学性很强的技术工种,也得打个问号,几百年间,京畿附近能让我想起来的当得起水利科专家名号的也只有郭守敬一人而已……想让百姓丰衣足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缺乏科学的辅助和对可能遇到的不利因素估计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加之十三同学个人的身体状况等等,这么个结果也是情有可原了,对于追求完美的这君臣二人,一旦认准了的事让他们半途而废也比较难,可惜上天没能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改进方式方法,实现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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