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载看, 图理琛西行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 其主旨有三:
( 1) 商议遣还阿拉布珠尔事宜;
( 2) 转达康熙皇帝对阿玉奇汗和土尔扈特部众的问候与关怀,以期加强双方的联系;
( 3) 沿途注意观察俄罗斯风土人情与地理形胜。
这是目前我国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若仅仅从《异域录》的记载观察, 使团的意图似乎也仅止于此。尤其是康熙在“圣训”中指出, 如果阿玉奇汗提议与清“夹攻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 则断不应允”, 更可进一步证实康熙之遣使别无它图。
在上述三种动机中, 第三项是附带因素, 不足为论, 第二项与理可通, 应不容怀疑, 但第一项就显得有点勉强了。因为阿拉布珠尔由清回归伏尔加河流域, 不一定非经准噶尔地区( 阿拉布珠尔正是由于其归途被准噶尔部阻断而不得不滞留清朝的) 不可, 随清朝使团同行, 经由俄罗斯而返回, 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简捷而理想的选择。但康熙帝并未这样做, 而是将阿拉布珠尔留下, 惟让使者告诉阿玉奇汗, 此前他曾派人赴策旺阿拉布坦处, 商议阿拉布珠尔的回归路线, 尚未得到答复, 故阿拉布珠尔的遣归问题需与阿玉奇汗进一步商议后再做决定。这一结果, 意味着萨穆坦使团的无功而返。但阿玉奇汗似乎并不以之为憾, 反而告诸使者: “将阿拉布珠尔作何遣回之处, 大皇帝自有睿裁......今请天使先回, 随后差往察汗处, 如允我遣使时, 再行
闻奏。” 这就为此后的进一步往来埋下了伏笔。所以, 我认为, 遣返阿拉布珠尔, 充其量只能说是康
熙与阿玉奇汗保持密切联系的借口而已。1979年夏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的满文《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 似可为这一推测提供佐证。敕书所引阿玉奇汗之上疏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奏文曰: “所差遣之使, 乃吾心腹小役, 圣主若有密旨, 请赐口谕。”显然, 当时康熙与阿玉奇汗急于对话的决非仅仅是阿拉布珠尔的遣返问题。清朝初年的外交史也告诉我们, 康熙帝的遣使必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如所周知, 自努尔哈赤于16世纪末勃兴并建立政权伊始, 一个半世纪间, 清政府从未向外国派遣过任何形式的使团, 即使与清朝干系重大的沙俄。那么, 至18世纪初, 仅仅为了加强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俯伏于沙俄之下的土尔扈特部落的联系, 康熙有必要打破惯例, 冒着被沙俄拒绝而有失颜面的危险派使西行吗? 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
由于历史及宗教关系，长期以来, 土尔扈特部众非常注意保持与新疆西蒙古诸部、西藏佛教界的频繁往来, 同时也一直保持着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自1655年土尔扈特首领书库尔岱青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联系后, 不断遣使进贡。至康熙时, 双方联系更加密切, “表贡不绝”。土尔扈特蒙古的这种远沙俄而亲清朝的政策, 适应了清政府巩固周边地区的需要, 与之加强联系, 符合清政府的长远利益。将此视为清政府遣使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是不容置疑的, 但若称之为图理琛之使的根本动因, 则于情于理都难说通。
那么, 图理琛西使的根本动因何在呢? 陈复光先生曾如是推断:
康熙命图理琛使土尔扈特之主要目的, 不过藉报聘为名, 优遇阿玉奇汗, 以资羁縻, 而坚其内向之
心, 不为他族利用。’
此说尽管比《异域录》所载已有较大进步, 但仍非得的之论, 我认为康熙之真意应是诱使土尔扈特
人返回故土。图理琛出使之时, 正是清朝与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交恶之际, 而沙俄对清朝的觊觎之心也日益凸显出来。而与策旺和沙俄均有矛盾的土尔扈特长期奉行亲清政策, 如能返回故土, 以其战斗力之强, 对清政府遏制沙俄的南下及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势力的扩张与东进, 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这种情势下, 清朝使臣在土尔扈特滞留了十余日, 与阿玉奇汗会晤二次, 同时受到阿玉奇汗之妻、子、妹等土尔扈特显贵们的盛宴款待。他们在会谈时不会缄口不言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对前途与未来的展望(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讳莫如深的问题, 不会公开) , 从图理琛西使后的历史发展及其结果来看, 此推想当非空穴来风。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土尔扈特的回归问题了。是年1月, 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部离开寄居了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 经过长途跋涉,冲破艰难险阻, 付出巨大牺牲, 终于返回故土。土尔扈特的归来, 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极为宠荣的礼遇。乾隆皇帝多次接见渥巴锡等人, 封之为卓哩克图汗, 命其以盟长的身份管理旧土尔扈特蒙古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南路四旗( 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对其回归的六万民众, 清政府也采取多项措施, 予以赈济: “分拨善地安置, 仍购运牛羊粮食, 以资养赡, 置办衣裘庐帐, 俾得御寒, 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 令皆全活安居, 咸获得所。”对外来异族部众如此优遇, 堪称清朝此前所未有。
由是以观, 图理琛在与阿玉奇汗会晤时, 理应表示过清朝政府希望其东归故土的意向,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已达成默契。这一推想从沙俄国务秘书伊凡·格拉儒诺甫的言论中可得到佐证。他在1730年8月13日上呈外交部的报告中曾这样说:
关于前次出使至喀尔木克汗阿玉气处一事, 我从随同这个使团的人员处得知, 当时使臣曾带同他的侄儿的喀尔木克游牧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一同前往...利用他们...以推动已故阿玉气从阿斯特拉罕迁回他们以前的草原, 现有草原上珲台吉在游荡, 中国人答应给阿玉气以武力援助及皇帝的资助, 以帮助他打珲台吉。
这段话是伊凡·格拉儒诺甫在负责伴送清朝使臣时从他们那里听到的, 说明图理琛出使确有诱使土尔扈特部迁回原地之意。使团表示, 如果阿玉奇汗愿率部返回故地, 清政府将会予以协助, 并帮助他打败策旺阿拉布坦的势力。此说虽属孤证, 难以断言其可信度有多大, 但思之颇觉合乎情理。后来土尔扈特于1771年东归的史实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格拉儒诺甫的说法并非全系无稽之谈。
（摘自 图理琛西使动因小议 杨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