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军毕竟不一样，那个东西，能不领实衔吗？
我想，toutou想强调的，是十三和清末的掌权亲王之间的差别，十三的种种杂七杂八的事，当然都是皇帝塞给他的，这本质上和小七的没什么区别，但是，小七的种种，会有一个名头，比如说领侍卫内大臣什么的，而十三的更多是临时加派，这反映了四在用人上的“非制度化”倾向，比如以总督管巡抚事之类的，对于四来说，如何人尽其才，比如何把一切纳入制度，更为重要，这是他的用人方式，但对于十三实际造成的影响，显然是让十三办起事情来更灵活更少拘束，实际上，小六权力最大的时候，恰恰是他同治初年那一段，后来把他的权力都细化到各个职位了，就没这么爽了。当然，小六掌权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宗室王权力削弱的过程，虽然康熙时候宗室王权力比起清初，已经有所削减，但毕竟还好些，清末时候会更困难些。
在这里讲一下罗马的元首制，特别是初年的元首制。之所以戴克利先之前的元首制不同于君主制，就在于元首权力的合法性，不来自于“神授”或“前一任君主的传授”，甚至不来自于“元首”这个名号本身，而来自于他兼任的大量行政职务，比如执政官，同执政官，将军，保民官，大法官，大神官etc。在每一个职务上，他都有同僚，但没有人像他兼任这么多职务，所以他永远是No.1。（很多罗马元首引领新“王储”或家族中后辈的办法，就是和他一起任一任同僚执政官）他的权力就是由这些职务权力组合起来的。奥古斯都想当选执政官，也会上街拉住选民的衣服拉选票，这的确很虚伪，因为他一定会当选，政治操作决定的，但是他还必须做一个样子。就连奥古斯都的保民官权限，也是元老院十年一批的（当然一定会被批准，但做样子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权力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来源）。当时的“王储”（当然是大家默认的，因为罗马帝国早期的制度显然不允许有一个“王储”存在的）很多都是多年担任执政官或者获得多年“全权”（执政官、同执政官、保民官）授权的。权力不属于“奥古斯都”或其继承人“凯撒”，而属于这些职务，他们有权担任这些职务，所以行使这些权利，至少名义上如此，理论上如此，有数的“皇帝”，像马尔库斯·奥勒留什么的，都已强调自己是“罗马公民”为荣，而不会以强调自己是“元首”为荣。这在舆论上也更受认可。
当然，权力过于集中必然导致更大的集中，戴克里先改革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权力其实未必增大多少（反正中央的事情本来也是元首为首的），但名义不一样了，不再需要繁杂的行政职务来给“元首”（或“皇帝”）赋予权力合法性，他们是元首，所以他们当然有这样的权力。也就是说，繁杂的职务的组合更倾向于“行政权”，而不需要名分的忽悠权力，则更倾向于“皇权”。（元首制很难说就是帝制，很多学者都有过论述，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更倾向于这个）
我认为十三之所以没名分，不仅在于他管的净些琐事（十六十七管的未必就不是琐事，但他们有大量的名分，更何况领侍卫内大臣之类管的本来就是琐事），更在于这样四用起来更方便，更少顾忌，况且如果给十三名分，那他插手的地方未免也太多了。而且，这和清代初年与清代后期不同的行政风格也有关。比如，四让十六掌护卫，掌就掌了，也没见给他加个领侍卫内大臣之类。十三相当听话，有腹黑也不会明着反对，正适合当代理人，我用“影子”形容他，也正因为这个。
至于那些改革，如果十三连这些都能想到，也未免太天才了。一个地域广大的帝国，行政发展到那种复杂的地步，已经让“全面的天才”失去了任何成长的空间了。（黑格尔之后，已经没有“体系哲学家”了）很多改革，大臣提出来了，四也未必马上就同意，也不是和n多人讨论过了，才实行的？其实四和十三，不都是“长于庶务”吗？雍朝十三年，本来就是长于庶务的十三年。这时候，统治者的创造性并不是最重要的了，而眼光和魄力就成了首要素质。四就这点素质最佳，所以他成了让人口水流一地的超级船长。而十三与其说是大副，还不如说是船长的手套合适些，在四不方便或管不过来的地方，替四分担。
to余年：
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克斯，他们使用同一个生命，一在白天，一在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