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雍正的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就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
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清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包括地主、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在内），每年按亩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额；所谓“丁役”，就是年满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丁每年向政府无偿地负责一定的徭役。这两个历来是封建国家的“正赋”。
      清朝前期的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复杂，总的来说基本以征银为主，“田赋”和“丁徭”采取分征的办法，即“丁自为丁，地自为地，本不相涉的政策。“正赋”的额数并不高，但在正赋之外，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而且名目繁多。如“耗羡”（亦称“羡余”或“火耗”），即官府将征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经过再加工铸造，熔炼成一定数量的银锭，再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解运费用，名曰“耗羡”，还有交纳粮食入仓的损耗，称之谓“雀耗”、“鼠耗”反正把各种损耗都算在交税人头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养廉银”、“浮收”、“杂徭”等。这些附加税都落到劳动人民的头上，简直是灾难。除了附加税外，地方官僚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任意“私派”，可以想像百姓的负担有多重。而且赋役转嫁、赋役不均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尤其是江苏吴江县，明末的“花分诡寄”弊端到清初依然存在。
      加之满清入关之初，清朝皇室、贵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就疯狂地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由此一发而不可遏止。后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复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狂妄之极。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手段多种多样。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时代，土地也被纳入商品的范畴进行交易，地权转移因土地买卖而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土地集中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于是农村里分化出大批无业光丁。但是那些无地的农民的赋税不但没有变少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
这些总总不但引起了清政府财政上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国库的收入，而且有逼使劳动人民铤而走险，激化矛盾的危险。因此，对赋役制度进行一番整顿改革，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
      顺治和康熙也都采取一系列的办法进行改革，为防止弊端而采取各种办法，用心良苦，但手续越来越繁琐，而还是没办法革除弊端。主要原因是无法清除赋役制度和征收手续上的混乱。赋役是按地亩、人丁来征收的，而全国的地亩数，人丁数的统计很不准确，官绅豪强可以恃势少报土地数目、逃避田赋负担；地主可以隐匿人口，农民也可以逃亡外地。因此地亩、丁口总是清查不出确实的数目，赋役的征收也就没有比较可靠的依据，而且对发展农业，提高人口极为不利。为此，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虽然把丁税负担的总数固定了下来，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为丁税按每户的人丁数征收人丁数会发生变化，丁税的负担者也要随之变化，有势力的地主官僚就可以营私舞弊上下其手，把丁税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人民身上，特别是摊派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康熙二十年左右，直隶乐亭县知县于成龙就提出“均田均丁”法，在湖南安乡县，也部分实行了“人丁随粮摊”的尝试。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提出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的建议，经康熙默许，先在广东、四川两省试行。雍正元年，新帝雍正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摊丁入亩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这是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因为牵扯到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遭到了不少地主官僚的反对，士绅豪强联手阻挠摊丁入亩的实行。尤其是在浙江，还发生了有人纠集百余人包围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吓得刚上任不久的巡抚法海“惊慌失措”，紧急叫停摊丁入亩。一些地方还实行反攻倒算，地主强行增加佃户的租费。
      当然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减轻赋税负担，劳动人民就起来反抗官僚地主对摊丁入亩政策的破坏。雍正三年也是在浙江，农民联合工商业纳税户一起反对阻拦摊丁，反对巡抚法海的姑息养寻。他们“聚众乡民，围辕吵闹，动则打街罢市”闹到法海被撤职，还聚众进城，闹至县堂，反正摊丁入亩的成功，主要是劳动人民强烈反抗赋役不均，坚决与地方阶级作斗争的结果。
     再说说四四，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雍正皇帝能顺应潮流，坚决实行这一政策，取消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颇具胆略和长远眼光，毕竟摊丁入亩也是为了封建阶级的长远利益。
对于摊丁入亩也有人认为，认为摊丁入亩更加束缚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只是一种缓和矛盾的政策。不管怎么说，摊丁入亩的实行为生产力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然哪来的乾隆盛世。至于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只能说中国那时候并没有适合资本主义萌芽的最有利的土壤——科学技术,还有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固步自封所致的，不能单单归结这个政策。
      最后，还是那句话，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和制度，而且只要存在人治的情况，任何政策和制度都是有缺陷的。

     以上皆是我的浅见,希望能抛砖引玉,请各位发表自己的高见.

那么刚刚废除不久的“皇粮”（不好意思，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是农村必须上交的粮食）是不是也属于人头税范围呢。

发现自己前面有几句话没有讲到位，加一下。

康雍年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但是人头税不会增多，无地农民没有土地，但是人头税不会减少，所以会造成人口大量隐匿。人口隐匿后，定额的丁银会摊派到没有隐匿的人口中，尤其是中下级平民，使得供养比升高，促使更多人逃亡隐匿。大量人口的隐匿造成丁银的征收困难或者不合理，但是土地的隐匿没有人口的隐匿方便，所以要摊丁入亩。

利息税就如摊丁入亩后的人头税，摊丁入亩后，无地者不交，少地者少交，多地者多交丁银。利息税是，无存款者不交，少存款者少交，多存款者多交利息税。这个意义上，利息税确相当于人头税了。

苇如，我觉利息税不是人头税，两个应该有区别的。
 
      人头税(poll tax或head tax)：是种向每一个人课相同，定额的税种（有别于所得之百分比）。在19世记时，此税曾为许多国家的重要税收，但是现在已非如此。历史上有几个著名的人头税例子。在美国部份地区，人头税曾被用来当投票资格；主要目的为排除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及非英国后裔白人的投票权。英国冈特约翰（John of Gaunt）和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也曾分别于14及20世纪征收人头税。
　　国家对人身课征的一种税。早在罗马帝国时就有此税，在中国，秦代以前就已存在，秦代以后均课征具有人头税性质的税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政府从农民身上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按田亩计征的税，即土地税；一是按人头计征的税，即人头税。人头税的效率高，但最不公平。这里所说的效率高，指的是可以用很小的税收成本征收到较多的税收。因为任何一个具备良好户籍管理的国家都使人头税的计税依据比任何一个其他税种简单，税款的征收成本可以非常低。所谓最不公平指的是收入最丰的富人和几乎无收入的穷人缴纳同样多的税款，具有累退性。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在征人头税的情况下，富人的福利损失微乎其微，而穷人则可能把最必要的福利损失掉。与其他税种相比较，人头税的不公平程度几乎是最高的。由于人头税很不公平，现代国家几乎都不再征收。
 
      利息税：我国现行所谓“利息税”实际是指个人所得税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主要指对个人在中国境内储蓄人民币、外币而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停征或减免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对经济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征收利息税。中国的利息税始于1950年，当年颁布的《利息所得税条例》规定，对存款利息征收10%（后降为5%）的所得税，1959年利息税停征，1999年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再次恢复征收，税率为20%，2007年8月税率由20%降至5%，2008年10月9日起暂免征收利息税。

人头税是只要你活着，不管有没有吃喝拉撒、有没有收入都要交税，而利息税，如果你不存钱的话，也就不用交税的，应该是不一样。

嘿嘿，你是不是准备改行呀。

没那么严重啦，确实也有很多人把利息税比成人头税的，还有个人所得税，不过我想你是学经济，应该比我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