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此文作就，尚有可得而论者，综括为三：第一，世宗篡立，确凿有据。即年羹尧为川抚时“他日不肯为负王爷”，及雍正元年二折，不啻自书供招，已足为世宗图谋大位逾二十年作一铁证。而旁证若康熙四十七年太子之废，雍王亦在与诸子同被圈禁之列[138]。又康熙五十二年戴铎有“诸王当（太子）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之语，所谓“诸王不并立”其中自有世宗；及康熙五十七年李光地奉旨进京，系为立储之事，乃语戴铎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而铎密告之曰：“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139]，虽事实不详，而图谋二字已有注脚。再证以世宗即位后，四五年间，皆为清除敌党，苏努、七十之追罪、鄂伦岱、阿尔松阿辈之正法，以及阿、塞之死。敬非数十年以死相搏之仇恨[140]，何必一一置之死地而后快意？即年、隆之不可容，卒致或诛或禁，固有种种衅端；而非虑当初密谋，留为他日话柄，又何必过为已甚？凡此皆可作篡立之最好证据也。故分言之，则篡立为一事，阿、塞为一事，年、隆又为一事；合言之，则前者为主，后二者为余波。必合而考之，其事始明，其亦自显[141]。
第二，《大义觉迷录》不足置信。此则雍正七年因曾静、张熙之案而刊布。世人皆知为讨论“华夷”之见而发，不知其所以“明目张胆，宣示播告”，正为“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指允祀允礻唐）捏造流言”，而加以强辩耳，如云：“若非因曾静之事，则此辈（允祀允礻唐）之谣言，展转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142]即可印证。今请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四端，举其事实抵触处，为之驳正，以证其诬。圣祖之崩，世宗尚在南郊，乃云：“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而一字未及传位之事，固可疑矣；证以遗诏之不在寅刻，果亲王允礼之不在寝宫，则录中所云，必非当日实事[143]。此谋父之终可疑者也。自谓为仁寿太后“孝顺之子”，已宣言欲慰母后之心晋封允礻题为郡王矣，终未赐封号，仍称贝子；乃母死之日，欲一面同胞之弟而不可得；即如诸母妃三年中许入宫一见，而录中犹云：“无不尽礼敬养”，所言与所行自相抵触[144]。此逼母之又可疑者也。以大阿哥、二阿哥曾有“断不可放出”之谕旨，此录则改为“二人断不可留”，虽一字之易，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录中又云：“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145]。证以二年上谕：“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之语，则录中所云，何可为信？即以锡赉及临之言而论，前后亦复不同[146]。是杀兄之名欲盖弥彰也。至若屠弟一事，世宗自云：“不辩亦不受”[147]。谓之明明自认，亦无不可。惟录中涉及此事，纰缪百出。如阿死于四年九月，塞死于同年八月。乃录中云：“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148]。二人之死，其间相去虽止旬日，而一先一后，故意颠倒，决非健忘；不过佯若不知其实情，以图掩饰授意之迹而已。再如允礻题于元年四月留驻汤山，越数日而逮其家人，永远枷示，五月复革其禄米，平日亦不许往拜陵寝；即母后临死之前一日召见，以部文未载谕旨而中止。[149]非拘禁而何？乃录中云：“允礻题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150]岂非欺人之语？然而屠弟自是实事，而复 张为幻如此。此录之不足置信，彰彰明矣。
第三，实录有意删改上谕之处，历历可考。关于上谕诋斥阿、塞之处，竭力为之掩饰，当出高宗有意为之。兹分全删及润饰二端，各举一二例以明之。其全删者，如：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谕：“如阿其那、塞思黑之在皇考时，悖逆之心固已显然昭著，尚不敢于大庭广众公然肆行其悖逆之语。此与四凶之在尧世，有不臣之心，而尚无不臣之迹同也。是以皇考姑容之。朕以藩封，继承大统。彼阿其那、塞思黑之视朕。犹四凶之视舜也。遂肆其欺罔，瓷其傲犯，种种逆迹，不可枚举。且敢公然于王公大臣之前，诅咒 骂。此与四凶之在舜世，悍然肆其不臣之迹同矣。夫舜之去四凶，岂有此微嫌隙私怨于其间哉？盖殛放奸回，为世道人心计耳。故史称：舜流四凶族，于是四门辟。言无凶人也。朕在藩邸四十年，从旁观看，凡党恶渠魁，潜蓄邪谋，背公枉法之事，靡不洞悉。今受皇考付托之重，既知习俗流弊，关系甚钜，如坐视而不为整理，朕实不忍。是以屡降论理旨，谆切开导，冀其悛改，四年于兹矣。而阿其那、塞思黑及同党之巨恶数人，自知平日叛逆之罪，为朕所深知，必不能逃于诛戮，而怙恶之念愈坚。不但不肯悛改，且至肆无忌惮。正如左氏传所谓四凶者，告之则顽，舍之则嚣，诬盛德而乱天常也。朕荷宗社之重寄，念经国之远图，不得已将伊等同党巨恶数人置之于法。而阿其那、塞思黑为天地所不容，相继俱伏冥诛……”[151]云云。此全段之被删者；其他类此者甚多，不胜枚举。向来修实录，于上谕有删减，无笔削，意在存真，犹可说也，乃润饰斧削之处，屡见于篇。如二年四月初七日上谕原云：“朕即位后，不念旧恶，惟私笃兄弟之谊，恩予包容，指示教诲，冀其改过，以期终始保全。伊等不知感恩，罔悛旧恶，益复妄行。在昔皇考时，朕尚以兄弟之故，如彼周旋；岂今绍承大宝而有凌逼兄弟指瑕求疵之理乎？”改云：“朕即位后，惟笃兄弟之谊，曲予包容，指示教诲，冀其改过，以期终始成全。此朕向在皇考时，即志愿如此。岂今绍承大宝而于兄弟间有指瑕求疵之理乎？”又如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有云：“总因伊（指鄂伦岱）私相推戴之人（指允禩）未得大位”，改作：“总因伊私相依附之人未遂其愿。”[152]此字句之删润者。《世宗实录》成于乾隆六年。前此《上谕内阁》颁于雍正九年。《永宪录》撰成在乾隆十七年，其凡例自谓皆录自邸钞。尝以三者对勘，《永宪录》虽间有漏遗删节，而语句尚保有最初之真面目。《上谕内阁》则已有修改痕迹。《实录》则又加修改[153]。若以《实录》字字皆为信史，岂非谬误？不特此也，《圣祖实录》成于雍正九年，《实录》中从来未见允祯之名。若非见于《皇清通志纲要》，后人决不知允祯为允礻题之本名矣。修《实录》时，必将康熙时上谕提及允祯者一一改正。此可改正，其他何不可以修改？以是疑《实录》中盛奖世宗以唾骂禩、礻唐之处，未必皆能得实。今日故宫所存文献，关于废太子者，从未发见，殆皆焚毁无遗矣[154]。然则为灭迹而无不焚毁者，当无限量。因考世宗事，除上谕外，几于无征。而上谕又有足信而不足信。又因世人喜论康、乾间修改前代实录，而未注意康、雍二朝实录初修时已有若干讳饰，故略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