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熙朝嫡位之争
1、皇太子之再立再废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676年1月27日）册立皇子允礻乃为皇太子[3]，是为清代立皇储之始。太子立且三十余年矣，何以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1708年10月17日）忽有废斥之举[4]？又何以有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1709年4月18日）再立，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712年10月30日）再废之举[5]？苟始以“赋性奢侈”，“暴虐淫乱”，“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坐致废黜；继以“虽被镇压，已渐痊可”，复立为皇太子；终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6]，再行废黜禁锢；似不足以塞后人之疑窦！须知太子髫龄诵书，即承父教[7]，六岁就传，多属名师[8]，通满汉文字，娴骑射；每从行幸，赓咏颇多[9]。三十五年（1696年）帝亲征噶尔丹，命其居守，处理政务；明年行兵宁夏，亦然[10]。足证三十六年以前帝之于太子，教之诲之，且试之以政者再。不特此也，大抵在四十七年未废之前，太子之眷宠未尝一日少减，声望未尝一日少堕，仪制亦未尝一日少损[11]。何以知之？证之南巡至德州之回銮，宋荦之颂扬，高士奇之陛辞及李炳石之觐见[12]，可知也。
然则四十七年突然之变，大捕太子党羽，且拘太子于上驷院旁，继而幽禁咸安宫[13]。骤视之殊不可解。仔细案之，太子结党，密谋大事，其关键恐在索额图一人。索于四十年已告老矣，逾年太子病于德州，帝召之待疾一月，未半载而被逮[14]。谕中云：“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凡五六见。岂有相处一月而不相告者乎？索固拥戴太子之党者，“施威吓人”，徒众极夥[15]。所谓结党“议论国事”，必是胁帝让位于太子一事无疑。如拘索论理中有“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之语，与废斥太子谕中所云：“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16]，可相印证。意者胁帝退位，索为主动之人，太子不过被动耳。帝虽明知，或牵扯于天生你子之情，迟迟未发；孰知一逮主动之人，而被动之人亦汲汲不可终日。故四十七年上谕，一则曰：“鸠聚党与，窥伺朕躬”；再则曰：“令允礻乃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三则曰：“置索额图于死，而允礻乃时蓄愤于心。”[17]是太子由被动一变而为主动之人，帝自为计，遑论父子之情，故一旦有“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中怀叵测”[18]之事实发生，太子之不被废，其可得乎？
太子之所以废而复立者，实非因被镇魇而痊可之故[19]。当时“太子党”外，尚有皇子诸党。其最著者为“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是已，彼此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无有已时[20]。不有太子，无以阻阿哥之野心。明诏欲于诸子中推举一人[21]，昭然若揭。储贰之位未正，诸子党争尤烈。圣祖未逾年而再立太子，即所以弹压诸子之党，去其觊觎之念；而以一切暗中煸，愁推之索额图父子，盖以主动罪索之子孙，而废太子为被动耳[22]。
苟明乎此，则太子再立再废之故，不难迎刃而解。何则？盖再立太子，不特不能解诸子之党，反而加深太子之党，主动被动，合为一体[23]，图谋不轨，日甚一日，故谕中有云：“允礻乃……与恶劣小人结党……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测之事，则关系朕一生声名”；“数年之间，隐忍实难”；“今众人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24]。洵以“皇帝”一念，横亘胸中，于是父子之间亦不能相容，圣祖年逾六旬，盖世猜雄，于此则束手无策[25]。自是太子再废之后，无复有敢言之者，王 、朱天保等请立东宫之得罪，徐倬《道贵堂类稿》“应皇太子教”诗及朱彝尊《曝书亭集》青宫再建廊坊之削去，即其明证[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