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给高中校刊的文章，最近实在没灵感，本来想用上学期十三坟对比的那篇文章改个游记充数，得写个前言，就用以前的一些帖子凑了篇文章，没想到前言写这么多（而且还没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还有一部分对十三的介绍的），而且十三坟的那篇文章，有十八页这么多，估计高中校刊不可能给我这么多页数，所以就直接用这一块了~~~~~随便贴在这里，大家看看吧。基本都是旧东西，就是组织了一下，我写文章真是不行，就这个还折腾了整整一天~~~~~~~
雍朝印象
清代作为承载中华帝国千年历史的“最后一棒”，总是难以引起人太多的好感。且不提那丧权辱国的清末岁月，即便是那发展到顶端的专制皇权，略往深里想想，也让人脊背阵阵发凉。
不过，当我们为隋唐帝国的繁盛衷心骄傲时，当我们为所谓元的西征而热血沸腾时，我们却难以否认，支持那种值得夸耀的雄壮的和造成那种令人难以启齿的软弱的，恰恰是同一种逻辑，一种根植于我们祖先自己的选择而非外力强加的逻辑。尽管那朵黑色的大丽花是自然发展于那颗纯白的种子的，我们仍然习惯于把清代和清代以前区隔开来，把那种种残酷的肮脏的东西排斥在视线之外，把它们归于某种偶然的因素——“异族”的暴戾，统治阶级的腐朽，甚至个别统治者的恶毒——这样的“妖魔化”，简直是一件过于简单又过于自然的处理手法了。其中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雍朝的13年。
我很敬重熙朝，无比敬重。幼年时的懵懂，青春期的反抗，年轻时的创业，中年时的稳重，日落前的衰颓，就好像完整的人生轮回。同时，那又是毋庸置疑的王者生涯，大开大阖，丰富多彩，从不缺乏情趣，而在大道上又绝不逾矩。你不由自主地就忽略了那些失误和不完美，好像你如果不懂得把赞美献给熙朝，就不懂得欣赏中华文明本身一样。遗憾的是，熙朝的风格，无论是康熙帝还是那61年，都太自然而然又太受人推崇，让我难以在感情上投入太多。
乾隆朝有一种诱人的甜蜜，仿佛微微熟过了的葡萄，散发出迷人的酒香。中华文明的一切美好的潜质，都在乾隆前中期健康的财政状况和繁荣的民间经济的庇佑下，结出了金色的果实——从中西合璧的圆明三园，到博通古今的四库全书，即使你不是很能接受那种甜美繁复的风格，那些耀眼的光芒也足以让你质疑自己的审美。再加上乾隆帝，除了是一位用人和行政的行家里手之外，又是那样一位善于掩饰过失和夸耀功绩的人，尽管汉学基础不算太扎实（笑），却小文人气十足，见多识广，有钱又会花钱。就像大多数女人热爱珠宝一样，大多数读史者很难不被乾隆60年的辉煌吸引。
然而在清前期，让我怎么也移不开视线的，却是雍朝那短短的13年。我用“求索的神圣”形容那13年。
或许这终究只是我一种哲学化的假想，因为我实在不甚明了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印象。的确，比起红学家们出于深切同情和无边想象的充满怨念的描述，雍朝政治映在我眼中的，更多的是中性和客体化的印象。然而，我毕竟是一个自诩有些道德洁癖的人，是什么给我那种神圣感？是政治斗争和财政清理中无数的尸体和怨灵，是那些精密的计算和复杂的权衡，还是那些小丑一般的出尔反尔的政治斗争手腕？
雍正帝的统治那么有侵略性，具有那么强烈的“我要，我渴望”的意味，有时候难免让人觉得口味太重，刺激感太强，但是那种与命运的缠斗和强烈的求索意味，又让你异常动容。
有人用“儒表法里”形容中华帝国的体制，用在雍朝行政上，简直再恰当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一方面，既定的帝国行政秩序，对雍正帝的“驯化”，可谓是颇为失败的。雍朝行政，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意味。体现在用人上，就是“非制度化”倾向，在因人设事务求人尽其才，和因职寻人坚持行政秩序之中，雍正帝显然更倾向于前者，他从部院收上来了大量的行政权力，将其转化为了自己手中可以直接操纵的“直属秘密权力”，只让极少数人参与到这一部分权力中来，又将很多行政任务赋予在职责上不该承担此任务的被信任者，只求良好的行政效果（比如会出现同一省中总督管巡抚事的同时巡抚管总督事）。这种牺牲稳定性追求效率的做法，在减少了文牍主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加大了行政风险。雍朝短短13年完成了几大改革，几乎重塑整个财政体系，将沉疴缠身的政治机器基本恢复了健康和活力，可以说就仰赖于这种行政风格。然而，几乎摧毁了整个雍正末政的晚年用兵不利，之所以会误事至此，也是这种高方差行政方式在另一方面的必然后果。至于对所谓“法、术、势”的利用，雍正帝更可称为绝对的专家。能在一手解决陈年积案、甚至变动整个财政体系的同时有步骤地连兴大狱，分期分批处理掉所有政敌，又基本保持了朝局的稳定，其中的打拉手段和决绝之心，在儒家的逻辑之下，是很难给予正面评价的。（考虑到汉武帝和金世宗完颜雍，曾和朋友开玩笑，讨论是否“世宗”这个词上带有“法家”的小宇宙，容易影响以之为庙号的皇帝）甚至敬天法祖和标榜孝道，都成了雍正帝强调嗣位和施政的合法性的工具，雍朝上谕中提及“皇考”的频率，足以令人发笑，尤其是你往往发现狗肉铺子挂上了大大的羊头之后，更是感慨死人果然好欺负，毕竟康熙帝不能真的从棺材里爬出来去辩白些什么，而且也没有太多人不识时务，敢明着去指出那些“以皇考之心为心”的政策背后的真相。
然而，深究下去，这种高度实用主义的行政风格，却牢牢扎根于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一直想灌输给帝国统治者并以之约束其行为的梦想——成为万世留名的圣君，这在雍正帝的上谕和朱批中，屡有体现。追比先圣、垂于竹帛的念头，相比对想象中的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恐惧（尽管康熙末期帝国已经开始大大的腐坏，但毕竟还不到全面崩溃的那个地步），显然更像一把垂在他头上的利剑，逼得他好像自燃一般的烧掉了自己在位的13年。的确，他有着雍容细腻的审美和相对而言绝对程度以上的奢侈，可是在更多的时候，他更像一个站在外部鞭策自己的人，一个把自己和他人都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而不免陷于苛责的工头。有时候你不免为他的尖刻和急躁而恼火，这种恼火却又很容易被那些滔滔如江水般长篇累牍的朱批浸灭（尤其是在与清代晚期的皇帝们的朱批做个对比之后）。我曾经以为，是对所有人的温情导致了他对每个人的冷酷，这也是我一度对所有“英明的统治者”的认识，然而我最终发现，对所有人的温情，也不过是实现其终极目的的中间环节，是在生命的重压下对“光”的追求，最终导向的妥协。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为了什么，我们在生命中到底能做些什么，那些谦卑的，那些高傲的，那些攀登的，那些渴求的，那些生命中难以形容的一切都在生命本身的压迫下显得这么极端，尤其是当人们深深的意识到，这迷人的生命，无论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快乐还是痛苦，最终都是要化为无法抓住的虚无的。这对被诗书敏感了心灵的知识分子，是格外无法忍受的事情，没错，我用“知识分子”来形容清代的皇帝，每一个，他们所受的严格系统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做君主的同时，也与所有士大夫分享同样的价值体系，特别是那些自视甚高，因而就特别傲慢和唯我独尊的人，当他们因为身份而不得不与整个知识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割裂的时候，“追比先圣、垂于竹帛”就成了他们能抓住的标识生命的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们无法在同时代获得真正的理解（对于那些熟读历史的人来说，那些格式化的歌功颂德，不知道能给他们带来几许满足），只能期待后人的真心赞誉。或许因为继位时已年过不惑，又有着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天赋，那种生命的紧迫感，在雍正帝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那种仰着头寻找光芒，为了那一缕玻璃反射的晨光甚至不惜抛弃道德的求索意味，也就格外震撼人心。
可是，雍正帝所处的时代，毕竟是过于尴尬了——他有一个完美的不容置喙的父亲，尽管那个父亲交给自己的家业是一个几乎被寄生虫掏空了的丝茧，可是这种传承所代表的信任，本身就必须让所有可能的抱怨化作苦水自己吞下（其实相比合法继位，从个人审美上来讲，我更希望雍正帝是篡位，毕竟“黑暗大波士”比较有吸引力嘛，可惜看的史料越多，越觉得恐怕还是合法继位的可能性大些）；他还有一个优秀的继承人，功业卓著尤其是军功卓著，又远比他会经营舆论（无论是夸耀功绩、掩饰过失还是收拢人心），而这个继承人又是那么瞧不起他，恨不得跨过他直接做“皇祖”的儿子（以前也是坚信康熙是因为乾隆传位雍正的，可惜在李朝实录的唯一直接证据被承政院日记架空之后，其他的所有间接证据都可以直接被归为乾隆的舆论宣传）——雍朝的13年，说白了，不过是过渡性的13年，而且也不过是精于庶务的13年，况且，那13年，还那么混乱，那么紧张，充满了诡谲的惊涛骇浪，又没有一个完美平缓的结局。他不是康乾盛世的奠基者，也不是康乾盛世的终结者，盛世的起因，在熙朝的开创，盛世的终结，在乾隆的腐朽，正是这种时代的尴尬，把雍正帝置于了一个奇怪的夹缝之中。熙朝是一个完美的循环，从稚弱的清晨，到昏聩的黄昏，然而如果雍正帝想要留名青史，他就不能让这个自然的循环走下去，因为如果不调转船头，前面就只有冥河可渡，这在他看来，实在是不可容忍之事。于是他要追求效率，不拘成法，用雷霆手段，要除旧布新，甚至翻江倒海，可是，“祖宗之法”从来都是中华帝国政治观念中的重要环节，即使他的所有改革都打着“效法祖考”的旗帜，其本质上对旧制度的背离，仍然不可避免的会招致行政上暗涌的阻力和舆论上潜伏的压力，他并非创业之君，同样的行为，在熙朝是立百世之法，在雍朝就可能是擅离祖制，更何况他是代表“国家”这个主体与官僚集团争利的，他的改革，得利的首先是国库，其次是小民，得罪的却是作为帝国行政主体的士大夫群体（而非普通地主和富户）。可惜的是，他为了追求“万世令名”不得不得罪的人，恰恰就是那些执着史笔的人。要知道，一个统治者是不是圣君，既不是孔子说了算（康熙帝都没办法从棺材里爬出来，何况孔子！他的棺材都已经烂掉太多年了），也不是皇帝说了算（夺人生命要远远易于防人之口，想必这点雍正帝深有体会），掌握语言霸权的人，恰恰是那些软弱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需要在正史中“秉笔直书”（制度也没有给他们留下这种空间了），只需要在文集和笔记中用些“春秋笔法”，甚至在诗会和游学时八卦几句，就足够为后世塑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形象了。
如果他在心智上愿意完全服从于既定的政治秩序与道德评价，那么，他将会拥有像嘉庆帝那样的人生，在政治层面又混乱又疲于应付，然而在道德层面平静而坦然，有希望而没有热望，有悔愧而没有怨憎，最终如明孝宗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令人敬重却没有太多特色的脸谱，成为一段不长时日的标识。
如果他在心智上能够完全抛弃既定的政治秩序与道德评价，那么，秦始皇就是他的榜样，那种绝对的傲慢，甚至不屑于对他人的评价表示蔑视，只追求自己灵魂的自由，完全不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自己就是整个世界的光源，他人只有仰首聆听福音的权利，那种人生，又残酷，又豪迈，让你连斥责他都失去了立场，因为他根本不会理会你的斥责。
雍正帝人生的最大悲哀，就在于反抗桎梏与服从道德之间、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自我矛盾。而这矛盾，恰恰根植于他自身的特质——他的教育，他的身份，他的时代，或者更重要的，他的不肯放弃。他那么懂得如何去夺取这个世界，可以那么优雅的擎着宙斯的雷杖，牵着赫拉的玉手跳舞，然而当历史女神背身离开他的时候，却难以不失身份的和她道别。要知道，一个枭雄对道德从容的傲慢，会让道德的卫护者们，在观众心中多么渺小不堪。他终究不够通透又太过执著，有挑战命运的魄力，却没有承担道德代价的勇气，于是，他只能承担开始，却没法承担结果，所以他会求人心迹，拼命表白，会对外间的流言如此在乎，令人吃惊的好辩，以至于留下了《大义觉迷录》那样的笑柄，供后人八卦。
从这一方面讲，雍正帝真的有些不大像个中国人，而有点像个希腊人。康熙帝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沙漏一样流逝的王朝，层层叠叠的往事积累的心计与平和，都显现在康熙帝身上，所以康熙帝看起来更透彻，更自然而然，更像一个文明古国的后裔，尽管他可能在看起来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老了，他有这么多文治武功，却总能最好的体现东方古老和谐的气质，让人很难想象，他是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成了整个帝国的导航者。而像雍正帝这样的人，即使到了继位之时，尚在相当程度上抱着对这世界的美好的信任和追求，有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气质，甚至那种与赤子之心密切相连的残酷与自我中心主义，都令我这个逐渐失去了对生命求索热望的人，欲爱不能，欲恨不能，欲罢不能。正是这种“非典型”的特质，成就了他13年的功业，可也正是这种“非典型”的特质，使他在中国史的研究者眼中，总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个奇怪的异类，难以回避，又难以评价。说起来，他在外国研究者那里获得的评价，总比从本土研究者那里获得的高，不知道是否与他的这种特质有关。
维乐 2007年4月7日落笔于红茶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