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雍正的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就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
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清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包括地主、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在内），每年按亩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额；所谓“丁役”，就是年满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丁每年向政府无偿地负责一定的徭役。这两个历来是封建国家的“正赋”。
      清朝前期的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复杂，总的来说基本以征银为主，“田赋”和“丁徭”采取分征的办法，即“丁自为丁，地自为地，本不相涉的政策。“正赋”的额数并不高，但在正赋之外，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而且名目繁多。如“耗羡”（亦称“羡余”或“火耗”），即官府将征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经过再加工铸造，熔炼成一定数量的银锭，再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解运费用，名曰“耗羡”，还有交纳粮食入仓的损耗，称之谓“雀耗”、“鼠耗”反正把各种损耗都算在交税人头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养廉银”、“浮收”、“杂徭”等。这些附加税都落到劳动人民的头上，简直是灾难。除了附加税外，地方官僚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任意“私派”，可以想像百姓的负担有多重。而且赋役转嫁、赋役不均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尤其是江苏吴江县，明末的“花分诡寄”弊端到清初依然存在。
      加之满清入关之初，清朝皇室、贵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就疯狂地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由此一发而不可遏止。后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复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狂妄之极。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手段多种多样。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时代，土地也被纳入商品的范畴进行交易，地权转移因土地买卖而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土地集中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于是农村里分化出大批无业光丁。但是那些无地的农民的赋税不但没有变少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
这些总总不但引起了清政府财政上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国库的收入，而且有逼使劳动人民铤而走险，激化矛盾的危险。因此，对赋役制度进行一番整顿改革，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
      顺治和康熙也都采取一系列的办法进行改革，为防止弊端而采取各种办法，用心良苦，但手续越来越繁琐，而还是没办法革除弊端。主要原因是无法清除赋役制度和征收手续上的混乱。赋役是按地亩、人丁来征收的，而全国的地亩数，人丁数的统计很不准确，官绅豪强可以恃势少报土地数目、逃避田赋负担；地主可以隐匿人口，农民也可以逃亡外地。因此地亩、丁口总是清查不出确实的数目，赋役的征收也就没有比较可靠的依据，而且对发展农业，提高人口极为不利。为此，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虽然把丁税负担的总数固定了下来，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为丁税按每户的人丁数征收人丁数会发生变化，丁税的负担者也要随之变化，有势力的地主官僚就可以营私舞弊上下其手，把丁税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人民身上，特别是摊派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康熙二十年左右，直隶乐亭县知县于成龙就提出“均田均丁”法，在湖南安乡县，也部分实行了“人丁随粮摊”的尝试。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提出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的建议，经康熙默许，先在广东、四川两省试行。雍正元年，新帝雍正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摊丁入亩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这是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因为牵扯到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遭到了不少地主官僚的反对，士绅豪强联手阻挠摊丁入亩的实行。尤其是在浙江，还发生了有人纠集百余人包围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吓得刚上任不久的巡抚法海“惊慌失措”，紧急叫停摊丁入亩。一些地方还实行反攻倒算，地主强行增加佃户的租费。
      当然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减轻赋税负担，劳动人民就起来反抗官僚地主对摊丁入亩政策的破坏。雍正三年也是在浙江，农民联合工商业纳税户一起反对阻拦摊丁，反对巡抚法海的姑息养寻。他们“聚众乡民，围辕吵闹，动则打街罢市”闹到法海被撤职，还聚众进城，闹至县堂，反正摊丁入亩的成功，主要是劳动人民强烈反抗赋役不均，坚决与地方阶级作斗争的结果。
     再说说四四，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雍正皇帝能顺应潮流，坚决实行这一政策，取消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颇具胆略和长远眼光，毕竟摊丁入亩也是为了封建阶级的长远利益。
对于摊丁入亩也有人认为，认为摊丁入亩更加束缚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只是一种缓和矛盾的政策。不管怎么说，摊丁入亩的实行为生产力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然哪来的乾隆盛世。至于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只能说中国那时候并没有适合资本主义萌芽的最有利的土壤——科学技术,还有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固步自封所致的，不能单单归结这个政策。
      最后，还是那句话，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和制度，而且只要存在人治的情况，任何政策和制度都是有缺陷的。

     以上皆是我的浅见,希望能抛砖引玉,请各位发表自己的高见.

楼主是学历史专业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已经思考的很好了，很有历史感的一个小文。

如果是的话，首先个人建议审慎使用“资本主义萌芽”一词，这个概念在当今史学界已经属于一个被“取消” 的命题了。还有楼主仅限于看待政策制度层面，对地随丁起的实际执行情况未作说明，二者在实际上差别巨大，不能以一个制度的自上而下的命令颁布为其始终来看待问题，这会导致结论性错误的。另外，如果楼主是学习历史专业或准备学习历史专业的话，希望接触一些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之外的理论，可能对一些问题会有所新见吧。当然如果只是对雍正本人有兴趣，就无所谓了。呵呵。

好久不上坛子了，在这儿白话白话。

偶真是无地自容呀，偶不是学历史的，只是爱好历史，偶是学行政管理，所以常把马克思主义挂嘴边，我不过是随便写写，研究的也不太深，一些观点还不成熟的，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已经很不错啦：）

偶都不好意思极了，脸红得跟红灯似的，说来惭愧，偶没有十分认真的研究历史，只是喜欢看杂史，各类的杂史传闻都有看一点，就是没有耐心看正史。偶自从看了明朝那些事后才开始看古文观止这类的书，看古文才没那么吃力，嗬嗬，以后要努力赶超各位哦。

明清开始，丁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户口调查的意义，成为一种赋税单位。人口统计出现大量遗漏，以至明朝官方的人口统计数一直是逐渐下降的，但是实际人口数在万历年间就已经突破了2亿了。到清朝，沿用明制，丁与人口统计数也是没有关系的。康熙51年，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于是冻结了人口税。到雍正朝，大量开始摊丁入亩。在冯尔康《雍正传》中有详细的摊丁入亩的介绍。其中也谈到了摊丁入亩的负面效应，就是会造成没有人口税的假像，以至为以后又开征人口税留下隐患。康熙51年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加上雍正朝的摊丁入亩造成的最大后果是人口大量滋长，统计的人口数，在乾隆41年就突破3亿，道光30年突破4亿。何炳棣在他的著作中《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描述了大量乾隆中期后人口危机造成的生存危机，连他也不得不感叹，康熙雍正的所谓仁政，造成了可悲的后果。摊丁入亩的一大后果，是使得西南原来的土司制度逐步开始瓦解，促成了改土归流。摊丁入亩的另一大后果，是现在的人认为没有了人口税，以后事实上造成又开征了人口税，如现在的利息税等。

康熙51年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加上雍正朝的摊丁入亩造成的人口大量滋长，使得乾隆中期后大量无地人口进入山区种植玉米，甘薯为生，砍伐荆湘山区的森林，种植木耳，从事造纸，炭等业，形成东南棚民。还有大部分人口进入陕甘鄂豫交界地带，形成大量流民，引起白莲教起义。如果说以前的人口增加尚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的话，那么此时的人口增长形成了贫困化。至此，中华民族开始在世界上形成衣不蔽体的贫苦形象。

嗯，我知道，利息税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人头税，但是它具有人头税的一些因素，现在很难找到没有存款的人了吧，大家都会有一部分银行存款，那么被征利息税，显然就是原来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被强制无偿征收了。

可是它不是以所得为征收标准吗，多得多征，与人头税差很多呀。

嗯，可能是我所指不严谨吧，呵呵，你说的有道理啊，怪不得我老师经常批评我历史不明，逻辑不清了，看来我的确喜欢胡乱对比，这个以后要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