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 by冯尔康

二、 仪征科甲的发达和仪人著述

上节引见履历表中进士、举人出身的十二人，只是清代仪征人中试科举的一小部分。查成书於道光三十年（1850）的《重修仪征县志》卷二十八《选举志》、作成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的《扬州府志》卷七《选举志》，所列清代顺治至同治年间仪征人中科举名录，获知顺治朝有进士郑为光等三人，举人厉士贞等六人；康熙朝有进士厉士贞等五人，举人陈启贞等三十人；雍正朝有进士洪肇懋等四人，内中陈倓为状元，举人李音等二十人；乾隆朝进士施淇等二十二人，内有榜眼江德量，举人施淇等七十三人；嘉庆朝有进士程赞宁等六人，举人方仕煌等十八人；道光朝有进士陈嘉树等十一人，内有探花谢增，举人张云藻等四十二人；咸丰朝有进士吴潮等四人，举人陈钹等十五人；同治朝有进士陈彝等五人，举人胡隆询等二十三人。总计进士六十人，举人二二七人。甲乙两科合计二八七人次 。
这些数字直接反映仪征科举中试的绝对数量，那么它又能说明仪征历史什么状况呢？不妨将这类数字与明代仪征科举、清代仪征举业与全国其他地区科举作出比较，或许能告诉我们清代仪征的社会历史地位。
翻检《道光县志》卷二十七明代科举表，得知在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间仪征人中甲科的有二十二人，乙科的为六十八人，合计九十人次，以之与清代顺治至同治间的二百三十一年间的甲科六十人、乙科二百二十七人、总计二百八十七人次相比，要少得多，甲科为清代的百分之三十七，乙科则少至百分之三十，总人次为百分之三十一，换句话说，清代仪征人的中科举人数比明代成倍增加，说明清代仪征举业有了较前巨大的发展，人才较多地出现。
至于仪征科举人才在全国的地位，也要作一点数字比较，便可释然明了。在顺治至同治年间，会试共进行了九十九科 ，每科一甲取三名，二甲、三甲历科人数多不相同，兹据朱保炯等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所载历科题名数字，统计这九十九科，共取中进士二万二千六百三十名。清代直接主管民事的县、散州和散厅，各朝数字有所不同，光绪中有县一千三百十四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散厅七十八个，三项合计亲民州厅县为一千五百三十七个 。在这么多的州厅县中，中进士的二万二千六百三十人，平均每州县得十四．七人，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一个州、厅、县若能有十五个人中进士，就在全国达到了平均水准。而仪征县拥有六十名进士，为平均数的四倍，远远在水平线之上。
若再考察仪征进士占全国进士的比率，也是一种检验仪征在科举中地位的方法，即将全国取中的总数二万多人被仪征一县的六十人除，得数为三百七十七，这表示全国平均只有三百多个州县能有六十人中进士。由此可见仪征中进士的名次，在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州县中，至少在第三百七十七名之前，这应是中上地位。再从鼎甲方面看，每科取三名，九十九科共取中二百九十七人，这些人若一个州县只出一名，也只有不到三百个州县有摊得上鼎甲人员的分，而仪征中状元、榜眼、探花各一名，计三人。若以每州县出三名鼎甲人员计算，只有九十九个州县能达到这个数额，如此，则仪征名次至少在第九十九名之前了。有些县出状元的数名，在这九十九科中，江苏吴县和长洲县分别得中七人，常熟县拥有六人，浙江仁和县出了四人，归安县有三人。从一县出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情形看，仪征能出状元更属不易，在州县中地位更要往前。所以说仪征科甲地位，在全国州县中应当属於上等。清代，是仪征科举的黄金时代，是培养出大量科举人才的时代。这种科甲状况，提高了仪征的历史地位。
仪征不但文科举兴盛，武科举也同步发展。经查道光仪征志，明代中武举十八人，而清代顺治至道光间武进士十七人，武举一百一十一人，其中有武状元杨谦，官至天津总兵，他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湖广提督杨凯的哥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也是武进士出身。在武科甲中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往往兼通文武，重视文化学习，如杨谦被世人称为“儒将” ，其弟杨凯少喜读书，故能以赋诗见幸於康熙帝，他平日“说礼乐而敦诗书” ，才能成为名将。在他教导下，其子杨文渊习文科，中进士。阮玉堂，军事余暇，研究兵法，写作诗词，著有《箭法》、《阵法》、《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等书。其子承信为国学生，研治《左氏春秋》，传到阮元，成为大学者。仪征武人重读书，提高了武官素质。
清代仪征出了这么多科举人，此外还有更大数量的贡生、诸生。这些文士在从政、处幕、教学的同时，研究学术，或在生活中抒发感情，写出许多学术著作和诗词歌赋，道光《仪征县志》卷四十四、四十五《艺文志》著录清代仪征人的著作，笔者粗略统计，不下四百五十部，本拟列表一一录入本文，然而需要篇幅甚多，遂摘要录出一部分有代表性和较有影响的，制成“清代仪征人部分著作目录”，其排列先后，依照县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所谓有代表性，主要是指著作质量较高、学术价值较大，在经、史、子三部中较多选择，集部书多，适当少选；所谓有影响的，主要是看《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清史稿艺文志补编》 等书是否著录，以及该书作者、序跋作者的名望。前面已经提到的阮元祖孙等著述不再列入，而县志未载，确需介绍的亦行补入。

清代（顺治——道光）仪征人部分著作目录
作者 书名 卷数 备注
吴之騄 孝经类解 18 《清史稿艺文志》经部著录；下简称《清艺》。
洪嘉植 汇村易说 15
经道宗 毛诗广注 8
伍起 毛诗集说
陶鉴 诗经提要 宋麟序
张能焯 经籍要义 4
程名世 左传识小录
江昱 韵歧 4 《清艺》经部
江昱 尚书私学 4 《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本传
团维墉 春秋讲义表 12 吴锡麒序
洪人骅 毛氏四书说斥妄 批评毛奇龄《四书改错》
许珩 周礼注疏献疑 7 江藩序；《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经部，下简称《清艺补》。
许珩 周礼经注节钞 7 《清艺补》经部
戴清 四书典故考辨 12 同上
方申 方氏易学五书 5 《清艺》经部
刘文淇 左传旧疏考证 8 同上
刘毓崧 周易旧疏考证 1 同上
刘毓崧 禹贡旧疏考证 1 同上
刘寿曾 昏礼重别论对驳议 2 同上
张集馨 十三经音义字辨
汪楫 中山沿革志 2 《清艺》史部
郑为光 郑侍郎奏疏
程元基 仪庠纪要
李斗 扬州画舫录 18 阮元序；《清艺》史部
张能焯 纲鉴提要 2
晏端书 扬州府志 24 《清艺》史部
吴熙载 通鉴地理今释 16 同上
卞宝第 卞制军奏议 12 《清艺补》史部
卞宝第 闽峤輶轩录 2 同上
刘毓崧 王船山年谱 同上
吴引孙 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 12 同上
阮先 北湖续志 6 同上
汪廷儒 广陵思古篇 29 同上
刘文淇 旧唐书校勘记 66 《清艺》史部
刘文淇 楚汉诸侯疆域志 3 同上
刘文淇 扬州水道记 4 同上
汪楫 使琉球杂录 5
江昱 潇湘听雨录 8 《清艺》子部
郑重光 伤寒论辨证 3
郑重光 伤寒论条辨续注 12
郑重光 瘟疫论补注 2
刘敞 瘟疫论辨
陈宝孙 时疫大意 1
张能焯 百子金丹 1
杜继甫 西铭注疏
江恂 谳语 10
李炳 西垣诊籍 2
李炳 金匮要略注 22
方士庶 天慵庵笔记 2 《清艺》子部
厉秀芳 梦谈随录 2 《清艺补》子部
巴光诰 六名家帖 4 同上
谢承烈 芙蓉馆题画诗 2 《清艺补》子部
孙庚 医方诗要 2
汪熊 医学真诠
刘文淇 奇门行军要略 4 《清艺》子部
刘文淇 艺兰记 《清艺补》子部
刘寿曾 临川答问 《清艺》子部
江德亮 古泉志 30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本传
汪光燨 荑稗释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本传
汪楫 悔斋全集 《清艺补》集部
纪映钟 真冷堂集 魏裔介序
郑沄 玉勾草堂诗集 20 《清艺补》集部
吴楷 含薰诗集 3 同上
吴楷 丹橘林诗 2 同上；钱陈群序
吴文垐 寒绿堂诗集 4 同上
施朝干 六艺斋诗集 4 同上
施朝干 一勺集 1 同上
施朝干 正声集 4 同上
刘寿曾 传雅堂文集、诗集 5 同上
刘文淇 青溪旧屋文集 10 《清艺》集部
程名世 思愚堂集 14 《清艺补》集部
马荣祖 力本堂文集 13 《清艺补》集部
马荣祖 文颂 1 同上
李斗 永报堂集 8 同上
李斗 奇酸记 4 同上
李斗 岁星记 2 同上
石椿 从兰山馆初稿 2 同上
张积中 黄厓集 同上
李光炘 龙川诗钞
孔璐华 唐宋旧经楼诗稿 6 阮元妻；《清艺补》集部
陈佩 闺房集诗 1 江昱妻
陈佩 闺房集词 1
袁棠 绣余吟稿 1 汪孟翊妻
袁棠 盈书阁遗稿 1 《清艺》集部
方婉仪 白莲半格诗 罗西峰妻
程云 录窗遗稿 1 汪如琛妻
梁兰漪 畹香楼诗集 2 汪祉妻；《清艺补》集部
郑元郧 影园瑶华录 杭世骏序
江昱 梅鹤词 王昶序
贵征 安事斋古文存稿 1 阮元序
吴绍灿 声调谱说 1 《清艺》集部
詹肇堂 草草堂诗选附词一卷 2 同上
姜恩福 寡过斋诗钞 2 江绍憘序、刘文淇序
谢承烈 芙仙馆诗初集 1 《清艺补》集部
谢承烈 芙仙馆题画诗 2 同上
刘舜仪 唾花阁集 王柳泉妾
汪嫈 雅安书屋文集、诗集 6 《清艺补》集部
潘佑桐 百首绝句 1 吕氏妇
陈传淑 浮生记梦集 郑兆槐妻
朱宝簪 绣余吟草 1 王僧宝妻
朱宝簪 耐寒轩诗钞 1

清代仪征人治学，从著述表也许已给读者一些印象，笔者认为它有三个特点。
其一，注重经学的研究，且不限于纯学术，试图运用到民众生活中。
仪征人的经学著作不下五十种，其中阮元及其相关著作，为清代经学一方面代表，不必缕述。除他之外，有影响的学者，在《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六十九《儒林传》、卷七十一《文苑传》和《清国史》 的《儒林传下》卷十八、《文苑传》卷二十，分别为江德量、许珩、汪光燨、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方申、汪楫、江昱、江恂、马荣祖等十一人作传，叙述他们的经学及文学成就。许珩因著《周易注疏献疑》被人认为是给《周易》作注疏的汉人郑玄、贾逵的功臣 。江昱与经学名家程廷祚辩论古文尚书，忘掉吃饭，被袁枚目为“经痴” 。在这些人中三刘与前面提到过的刘师培是一家四代人，刘文淇（1789—1844）与子毓崧（1818—1867）、孙寿曾（1838—1882）三世潜心研究《春秋左传》，撰成《左传旧注疏证》八十卷、《左传旧注考证》八卷、《春秋左氏传大义》、《春秋五十凡例表》及《读左札记》等书。文淇另一孙贵曾也以研究经学闻名，师培即其子。师培也是经学家，对左氏学写有《春秋左氏传例略》。刘氏左学著述名之曰《旧注疏证》，旧注主要是指汉人贾逵、服虔、郑玄注疏，用以批评杜预注释的某些误失，希望能对《左传》有通贯的正确理解。《清史列传》称说文淇：“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集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据，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 。刘氏家族对《周易》、《尚书》、《毛诗》、《礼记》都有研究，毓崧对上列四书各写旧注考证一卷，是成果表现。刘氏对史学研究也颇有贡献，如文淇根据《左传》、《汉书?地理志》、《吴越春秋》、《水经注》等书，获知唐宋以前扬州地势南高北低，东西两岸未设堤防，与清代运河形势迥然不同，因而著成《扬州水道记》，刘氏之学为社会所重视，陈钟凡讲刘氏家族，“均以治左氏春秋，名於道咸同光之世，列传国史” ，确为实录。
清代中后期，在扬州兴起了太谷学派，创始人周谷（太谷）是扬州人，死后葬在仪征城西青山，与仪征有不解之缘，更重要的是，他的两个大弟子张积中（1806—1866）、李光炘（1808—1884）表兄弟都是仪征人。张、李研究经学，张氏著有《尚书释义》、《春秋释义》，李氏撰作《龙川草堂文集》、《龙川草堂语录》。他们的研究不限于儒家学说，对释道也多所关注，张氏写出《楞严经释义》、《老子释义》及《庄子释义》。他们生活时代是清朝已过了鼎盛期，走在衰亡的道路上，内忧外患频仍，民生困窘，他们作为下层读书人，深感民间疾苦，谋求社会出路，试图创造适合于民众口味的儒学，因对儒家理论加以改造，并吸收佛道思想和教仪，形成带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咸丰间张积中携眷到山东肥城黄厓山居住，吸引不下数百户居民，建立村社式组织，内部实行经济互助，被人称为“黄厓教”，于同治间遭到清朝官方血洗。李光炘则到江都、泰州等地，深入平民中讲学，他在江都讲学处名曰“龙川草堂”，故被人尊称为龙川夫子，追随者甚多。张氏、李氏被太谷派人尊为北、南二宗宗师。他们研究学术，同时重视社会实践，学者王汎森认为：“太谷学派是一由中下层士大夫发动，以理学为主的社会运动。他们是组织化的，而且透过将儒家仪式宗教或秘密社会化，……他们将之宗教化以激起下层百姓遵行，是清季儒家在下层群众中引导社会道德的一种尝试” 。说得有理。
其二，关注医学研究及其应用。在著述表中，列有郑重光、张能焯、刘敞、陈实孙、李炳、孙庚、汪熊等人的十余种医学著作，他们一面阐释世传医学名著，如《金匮要略注》、
《伤寒论辨证》、《瘟疫论补注》、《瘟疫论辨》等书，另一方面是讲求医学的实用价值，力求将医学知识用于防疫和治病，像《时疫大意》、《时疫琐言》、《西垣诊籍》等书都有很大的应用性。孙庚还利用诗歌的形式叙述药方，写出《医方诗要》，以便初学者记忆理解。医书的作者中，不乏有功名的士人，如作《百子金丹》的张能焯是举人。又如举人陈辂，“尤癖嗜医家言，手录《灵素》、《伤寒论》诸书，积帙盈尺” 。他们是儒医，可以提高医学水平。
其三，妇女从事文学创作，多系吟诗作画，表明仪征文化较高，才能深入到女性中。孔璐华是阮元夫人，曲阜衍圣公孔庆镕堂姊，撰作《唐宋旧经楼诗稿》，世称经搂夫人。其女阮安自幼学习诗画，作有《百梅吟馆诗》。阮元妾刘文如也是能诗善画。袁棠（1734—1771）是浙江钱塘人，著名文士袁枚堂妹，是享有盛名的袁氏三妹之一，她与仪征籍人汪孟翊结婚，作的《绣余吟稿》，被收进袁枚的《小仓山房全集》中，今人若想阅读，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到它。陈佩（1707—1728）是天长人，十岁吟出“惜花有梦疑春雨，爱月多情怕晚云”的诗句，嫁给江昱，惜享年不永，只留下《闺房集诗》、《闺房集词》各一卷。陈传淑适举人、内阁中书郑兆槐，工诗善画，能抚琴瑟，作出《浮生记梦集》。从事创作的女子，不乏阮夫人那样不愁柴米的，但有的则要以操持家务为主，如作《雅安书屋文集》、《诗集》的汪嫈，丈夫早逝，儿子程镇北才十一岁，拮据中把他培养成进士。纂写《喻香楼诗集》的梁兰漪早寡，家贫，拒不接受亲族的资助，有个侄子以给他做寿为名送厚礼，乃作《返钱诗》还之，教训儿子汪端光读书，端光因而得中举人，官至知府。方彦珍撰《有诚堂诗词》，孀居抚养儿子汪朗延，亲课其读，使成庠生。可见女子的创作受条件的限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三、 清代仪征文化发达的原因

清代仪征人才的较多出现，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和表现，然而导致文化发达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只有对此有个了解，才能最终说明仪征人才出现的必然性。
笔者认为清代仪征人才兴旺的基本原因，是清朝政府将淮盐检查机构设在仪征，从而促使盐商进入仪征，遂由官、商造成仪征经济的活络与繁荣，进而为仪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上仪征社会的重视文化风气和家庭、家族的努力，导致人才的出现。
仪征，“掣盐便商要道” 。食盐，关乎仪征及仪征人的命运，在康熙七年（1668）胡崇伦等修县志时已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他们特立《盐漕志》，原委是：“天下大计，无过于漕；助漕济用，无过于盐。仪征一邑耳，何关天下，而必之考竟端委哉，盖盐不产于仪而掣挚于仪，漕不兑于仪而寄径于仪，以一线水为国家转运咽喉” .道光末王心检、刘文淇等纂辑县志，别立《河渠志》，原因是：“仪征河道，为淮盐捆掣出江之路，南北津要，商贾辐辏，近年每形淤塞，秋后水涸，舟行阻滞，贫民生计维艰，所关甚巨，疏濬之策，当事者必豫筹焉，立河渠志” 。盐、漕与田赋一起，是清朝政府的经济基础，盐税的正常征收和漕粮的安全运达北京，关乎着政府的兴衰，所以盐漕是国家大政。仪征一个小县，地当漕粮通道和盐引检查地，因而就关系着政府经济，也使本身与盐漕联系起来，受着盐漕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可以说是它以盐漕为生命线，县政和民众的生活状况，受着盐政的制约。
清朝政府实行官盐制度。盐民生产出食盐，不能自行出售，而要卖给政府指定的盐商。盐商向政府登记，交税买盐，根据政府发给的引票到盐场兑盐，在出境时要经过政府特设的衙门检查，合格后放行，运到指定地点销售。政府为此而设置了盐政主管部门。
盐的产地比较集中，清代大的盐产地在两淮、长芦、河东、两浙、四川等地区。中央政府在盐产地设立都转盐运使司负责管理，该衙官员有盐运使（从三品）、运同（从四品）、运副（从五品），下设监掣同知（正五品）、盐课司大使、盐引批验所大使（皆正八品）。两淮是大盐区，清朝在此设有两淮盐运司，衙署在扬州。盐运使主管全司事务，政府在清朝前期还特设两淮巡盐御史，监督盐运使的管理，后改为两江总督兼理。盐运司下设淮南、淮北两个监掣同知，二十三个盐课司大使、两个盐引批验所大使。
政府规定各盐区所产食盐的行销地点和数量，淮盐销售范围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河南六省。额定每年行销小引一百四十一万零三百八十引，每一小引二百一十五斤，合三亿多斤 ，数量巨大。
仪征在两淮盐区，两淮盐运司在仪征设有淮南监掣同知及仪征盐引批验所。前已说过，两淮盐运司下设的监掣同知、批验所各两个，而仪征各占其一，成为两淮盐政重要管理地区。所谓监掣和批验，就是检查。两淮盐出境要到设有监掣同知和批验所的地方接受检验。两淮盐凡销往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省的要在仪征检核，其每年所检验的数量是淮盐引额的四分之三，即一百余万引，也即二亿二千多万斤。检查就是盐商将引盐运到仪征，由批验所将盐包一一过秤，视其斤数是否与引票开列数目相等，若符合则给予凭据，放行过关，若超过，即为私带，处以罚银。在监掣集中时期，除了同知、大使主管之外，有时巡盐御史、盐运使亦到仪征监督，这是进行的“所（批验所）掣”。盐商通过之后，凭票将盐运到江边装船。因原来盐包大，不便运输到销售地点发卖，故在上船前将盐包拆捆换成小包。这时运副驻在仪征江口监察，登记装船盐包斤数，造册报告运司。待到成批商人装好船后，盐运使率领商人举行祭江仪式，并根据商人实装盐斤发桅封，这是所谓“江掣”。至此盐商才能开航，驶往指定发售地区。
盐船开航之后，盐衙仍怕商人夹带偷运，在出江所必经的黄泥滩、铁鹞子两处设立委员盘查，查毕登记造册，交仪征盐衙，与批验所的登记核对，检验是否符合。为了防范私带，政府设立青山守备营，在江面盘检，当然它同时还查察漕粮回空船，因为这种船也会私带食盐。
在盐自产地运至仪征及装船的运输过程中，有人故意将盐包弄散，以便扫拾和抄抢食盐，盐署和仪征衙署为保护盐商利益，在驻仪盐衙和县典史衙门各设巡役人员，以资查拿抄抢者。
总之，四分之三的淮盐在仪征进行所掣、江掣的检验后，始能出境销售，故而两淮盐院在仪征设立衙门，并影响到仪征县衙役的增添和绿营守备署的增设，所以仪征是盐政重地，盐务必会给仪征重大影响。
仪征为盐务重地并非为清代所独有，早在宋代此地即有盐署，明代在这里设立盐法道署、盐漕察院（即批验盐引所），但明代江掣在南京浦子口进行，由南京兵部委司官较秤发桅封，故称为“京掣”，到清代，南京不再是陪都，地位下降，且仪征江口泊船处芦苇多，利于避风，船只停泊安全，故将京掣改在仪征进行。加之明清两代盐法的不同，因此清代仪征在盐政上的地位，大大地高于明朝，因此，盐对仪征的重要程度也大为提高 。
掣盐对仪征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是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分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改善了民众生活和消费结构。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本业，为主导经济，以工商为末业，居次要地位。清代的仪征，“民多赖四方商贾为生业，鲜力田务本之家” ，该县额定纳税田二千四百多顷。人口在不同时期有不小的变动，据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为人丁二万一千多（这是丁口数，不是人口全数）。乾隆以后人口统计大增，嘉庆八年（1803）为三十六万余口，道光九年（1829）上升为三十八万多口，二十四年（1844）又略增至三十九万六千多口 。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仪征约有近四十万人口，可是仅有二四零二顷耕地，每人平均不过六分田地。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农业亩产量与今日无法相比的情况下，仪征人怎能靠农业维持生活！所以道光时当地绅士童正爵等说，即使丰年，仪征的农业生产只够三四成人口的食用 。张集馨对道光帝说，扬州人靠吃四川、湖广稻米 ，应是把仪征人包括在这个吃粮范围里的。
那么仪征人以何为生计呢？就是服务于盐业，淮盐过仪征掣挚，需要运夫、扛夫、巡役、拆捆民夫。因为过境盐多至二亿二千多斤，数量巨大，所需的佣夫就多达以万计数，这就成了仪征人的谋生去处。童正爵等人还说：“淮南纲食引盐俱归仪征掣捆，数万夫役得受佣资，以敷口食” 。这是说的贫穷佣夫以盐为食，还有一些在两淮的盐商为经营方便，就近定居，多落户于扬州，但还有一些到仪征生活。他们中颇有一些富人，消费程度高，讲究饮食、穿着、听戏、嫖妓、造花园、招宾客。还有一些外地商人来住，并在仪征建有会馆。有了这些人的生活，才使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上仪征《公子妓院说科场》一回书。所以仪征人无论贫富，多因盐而生存。
仪征不产盐，掣盐是在官督商销制度食盐流通过程中的活动，因此服务於掣盐的行当应为商业的一种，造成仪征的商业发达。仪征的经济结构，以商业为主，农业倒退居次要地位，与当时社会的普遍情况大相径庭。人们按照传统的本末观，对此甚为担忧，认为“仪民多倚盐为食，舍本逐末，不事生产”，嘉庆时县令、钱塘人屠倬特意“劝民纺织，种桑养蚕”，还从他老家请来农妇，传授养蚕织丝方法 。同时期颜希源等修县志，忧虑地说当时：“风俗华靡，百物愈湧贵，而用者愈繁，以致编氓外强中干，非所以谨盖藏、固根本之道也” 。其实这有个如何看待商业发展与居民穷富的问题。商业社会下人们收入较容易，开支也快速，因而显出“家无盖藏”的景况，不像农业社会人们省吃俭用，预蓄来年食粮，能持续维生，然而业商者普遍比业农者生活程度高，挣钱虽无保障而相对容易，花了又可再得，这实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以传统的本末观识不及此，反而惊呼要改变这种情形，其实是不对的。本文不为论述此意，把话拉回来，是说盐业造成仪征经济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将有益于仪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刚刚提到盐业使仪征进入一些外地人，他们的寄居或入籍给仪征带来经济活力，随后是促进仪征文教事业的兴盛，故须对移民作一些交代。他们中有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扬州等地来的，而主要是安徽徽州人。新安人至仪，始自明代，清代继续增加。
今查道光《仪征县志》卷九《舆地》，卷十二《食货?户口》、卷十五《食货?盐法》，卷三十一、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人物》，卷四十六《祥异》，都有徽州人在仪征活动的记录，因据之制作下表。

明清徽州人移居仪征简表
姓名 至仪时间 是否入仪籍 先世或本身职业 备注
汪景贞 明嘉靖 盐商 设义冢
吴士英 嘉靖 入籍 士 官光禄寺署正
汪逢年之祖 嘉靖 入籍 盐商
吴德 万历 设义冢
吴一澜 万历 盐商
汪宗文 万历 盐商 修监署
程贞康 明末 入籍 商
汪镳 万历
郑之彦先人 明 入籍 五世同居
王璋 明
汪楫先人 明 入籍
黄对先人 明 入籍 盐商
汪桓 明 入籍 士
程思训之父 明 入籍 盐商
刘正实 明 入籍 武官
许承远 明末清初 入籍 世家
吴爱 明末清初 入籍 监生
吴绍澯先人 清 入籍 盐商 先居扬州
吴之騄 清 入籍 士
方坦曾祖 清 入籍 盐商
吴汝渐 清 入籍 盐商
巴树保之父 清 入籍
汪还溥 清 入籍 盐商
洪德常 清 入籍 士
汪从晋先人 清 入籍 士 先世迁扬，占籍仪征
程人荣之父 清 入籍 商
吴文垐先人 清 入籍 士
戴清祖父 清 入籍 士
汪文芷 清 捐修学宫
郑文明先人 清 入籍
李怀阳 明末清初 入籍 李光炘先人
许瑗 修缮文昌阁

仪征人的汪、吴、程、郑、许，在清代为大族，恐多来源于徽州！可见徽州移民在仪征的地位。他们的落籍仪征，大体上经历如下历程：在明代至扬州经商，转到仪征入籍；或明代在大江南北各地贸易，而后定居于仪征；明末清初之后，多有径至仪征的，历一、二世而著籍，他们起始是经商的多，而后是家族中渐出士大夫。在徽州来人之中，亦有贫乏者，或有一时困窘，但总的情况是较富有。客籍人的入籍，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清朝对此作了规定“如人户于寄籍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 。仪征县在执行中，“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者二十年，准其入籍，俱为民户，无田地者曰‘白水人丁’” 。要成为仪征人，外来客得在仪徵置有田地房产，要有先人坟茔，且须达二十年时间，也就说在当地扎下根基，才能入籍成为土著。这是经济条件，还有观念习俗问题，当地人不会一下接受外地人，外地人也还留恋故土，所以在仪征落户的人，往往还以原籍为籍贯，如参加康熙博学鸿词科并中试一等的汪楫，祖籍徽州休宁，入籍仪征，但他的科举题名榜上填的却是休宁。新入籍者的籍属常会新旧混说，令后人定不准。
新安人在仪征经商，要融入本地社会，需要给地方做好事，同时他们既然寄居或定居下来，要培养子弟读书进学，就需要关心县学和书院建设。至此，将盐商与盐衙合作在仪办学的事作出说明。
兴修县学。清代仪征县学的不断修葺，有由县官、学官和邑人捐修的，而起大作用的多是盐衙、盐商和仪籍原徽州人。顺治十年（1653）两淮盐运司运副朱懋文捐出商人公费，维修学宫明伦堂。康熙六年（1667）巡盐御史宁尔讲与县学教谕舒文灿合捐俸银修理学宫东庑。十四年（1675）原徽州许承远修缮大成殿，二十三年（1684）其子松龄与乃舅吴爱重修明伦堂。二十八年（1689）知县马章玉会同乡绅郑为旭、许松龄、桓龄等捐银一千五百五十两，徽商捐银一千六百两，重建大成殿。四十六年（1707）巡盐御史曹寅、运判黄家徵再修明伦堂，次年徽人汪文芷修缮倾圯的居仁、由义两学斋。五十三年（1714）许松龄之子许彪重建尊经阁。雍正十三年（1735）松龄孙华生重修学宫。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两淮盐政捐拨银一千两，并拨修武庙余银四千两，县人捐输三千两，大修文庙。嘉庆十年（1805）商人捐银一千两重修大成殿 。在修茸文庙中，引人注意的是许承远家族，四世以维修文庙为己任，不仅为教育作了贡献，而且完全将仪征视为家乡，成为仪征绅士表率，故而县令戴仁行说许氏“诚大有造于仪邑也” 。
捐学田。明隆庆二年（1568）巡盐御史孙以仁捐购江田一百余亩，交仪征县官，收租资助贫窭生员。至道光年间其田仍然保存，岁入租银二十二两，由盐院掌管，赈济贫生。 乾隆二十年(1755）生员吴文杰捐圩田二十八亩，补助月课费用 。
修缮文昌阁。康熙四十二年（1703）巡盐御史罗瞻、县令许承澎重茸奎光楼，乾隆十一年（1746）徽州人许瑗重修正厅 。
兴建乐仪书院。仪征建立较大规模的书院，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那时江苏各地已有书院二十四所，仪征建的不算早，也不为晚。倡建者是知县卫晞骏，助成的是盐官、盐商。书院设立之初，收正课生、附课生，以后陆续扩大范围，至道光中，收生员正、附、随课生及童生正、附、随课生，计达二百四十名，在其时具有相当规模。书院向正、附生发放膏火银，给院长束修，并设月课奖励银。在嘉庆年间，每年需经费银一千七百两。这么大费用，自始即为盐衙和盐商捐助。建院时，盐政善福、监掣同知苏尔通阿、宋维琦、解韬等，批准盐商首领张东冈等的捐助申请。张等以子弟在书院就学，情愿每年捐助膏火银八百五十七两，随即又捐生徒盘费银三百两。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五年（1800）书院每年开支在一千八百两以上，盐商原定额捐不足支用，但据实给予新的资助，每年约计共捐二千二百两。书院因经费来源靠盐务，所以生徒名额扩大及膏火银额数，系由盐院决定。如嘉庆十五年（1810）盐政阿克敦决定增给随课生员盘川银各四、五两，道光十七年（1837）监掣同知姚莹改建书院房舍 。
叙述了盐院、盐商的建设县学、书院活动，再考察仪人家庭、家族对教育的重视，然后一总分析清代仪征人才辈出的原因。厉家是仪征望族，其所以成为大家，与重视教育有关。清初厉举，对子孙“惟课以诗书，戒以祸福而已” 。即主要要求子孙读书上进。其孙士贞虽家贫而“力学不倦”，于顺治二年（1645）中举，是清代仪征第一个中科举的人，其后又中进士，其“子孙繁衍，皆邑诸生” 。他的四世孙秀芳中举，出仕县令；秀芳子寅官，为贡生，官工部主事；长孙岏青也是贡生，次孙楚青为庠生；他的侄儿云官中举，仕至布政使；恩官中进士，官至宗人府丞 。征人以训子读书为务的，像厉氏那样甚多，如汤名扬“训诫子若孙，惟多读书”，其子有光，为诸生 。张集馨的儿子兆兰刚出世，写诗志喜，并云“而翁已积书千卷，待尔他年逐卷看” ，可见望子读书心情的迫切。巴光诰在宗祠旁建筑朴园，园内景点甚多，然以“教后人者唯学是极”的精神，在内专设读书处多所，有“鉏经厅”，因其族以一经传家，建此厅以表示世守经业；又有秋水读书轩、诵芳书屋；还有命名或未命名的一些处所，“皆为子若侄读书肄业之所”；有积书岩，岁书三万卷。巴氏聘请名师教家馆，又延请“四方名士客其家”，以作文讲学论道。他把园子设在宗祠旁边，意思是继承祖宗的传统，以读书传家 。巴氏以个人之力，培养的不仅是自身子侄，还包括族中子弟。
正因为仪征人像厉氏、张氏那样重学，产生不少传世大家。如吴之騄家族，之騄为康熙举人，长子联科系国学生，次子联元、三子联奎皆附贡生，四子廷珠为举人，官监察御史，廷珠子寅寿是贡生，朋寿为庠生 。又如四世修缮仪征学宫的许承远家族，“家世科第”，虽功名不高，然有富于才学的，如许松龄善隶书，所写隶书轴十六字：“渴虎狞龙，气吐颜杜，宝刀一喝，骏神欲舞”。受郑板桥推崇，在其轴上续写十六字以赞扬之，字云：“浑古迂拙，精满骨脱，钟繇欲死，中郎欲活” 。前述晏端书家是世代书香，其祖德宝为监生，乃父行忠为诸生 ，其子方琦系贡生，乃孙振恪为举人，其事见于本文引见官员表。此类家族甚伙，不缕述。
其二，仪征一些青年，尤其是贫生有了学习处所和读书费用，可以专心学业。当学宫颓圯之时，有的读书人学习没有去处，一年不过有限的几次拜见学官，哪有请教受益的机会，而且还会影响学习情绪。学宫的不时修缮，就使学子有进文庙问学的机会。文昌阁的修复，也令士子有借读的地方。如江绍憘，因家较贫，白日教授生徒，晚上点不起油灯，到奎光楼攻读，终于中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湖北道员 。乐仪书院的设立，更给诸生、童生提供了读书和食宿场所，激励生徒力学。诸生要通过考试才能进书院，为此先要作一番努力。进院之后，多得名师指点。书院聘请的山长先后有：沈廷芳，中乾隆元年鸿博，官至山东按察使；赵翼，探花，著名史学家；吴锡麟，进士，官国子监祭酒；王芑孙，举人，有名学者；朱昌颐，状元，翰林院修撰；吴孝铭，进士，宗人府丞，学者；吴清鹏，榜眼，顺天府丞。这些名流掌教政，生徒自是受益良多。书院在经济上，于嘉庆十三年（1808）规定，诸生正课生每月膏火银三两，附课生减半为一点五两，童生正课生为二两，附课生为一两，使一百二十名生徒享受膏火银的补贴，解决口食负担。书院平时举行月课考试，对生徒多所奖励。内分诸生超等三十名、特等三十名，余皆为一等，童生上上卷十六名、上卷十六名，余皆为中卷。诸生超等第一名给奖银一两，第二、三名银八钱，其余六钱；特等第一名奖银五钱；童生奖银为诸生的一半。月课每月两次，全年共进行二十次，这使相当数量的考试优胜者，又可领不少奖学金。此外，书院给参加乡试的诸生盘川费和卷烛费 。
其三，社会营造了读书气氛和良好学风，激励青年进取成才。《扬州府志》说仪征风俗，虽因盐掣之地，游手逐末者多，但是“其士秀而文，土风惮讼，怀居交易，颇以信义” 。意思是商贾征逐场中，而社会风俗很好，其中士人更是严以律己，并富于文彩。盛成在《我的母亲》中也说：“仪征的文风，向来很好，沉厚而不浮。治学在骨，而不在形声。” 清朝人和当代人对仪征士风的良好评价，应为实录，即仪征士人具有良好的学风和学业水平。加之社会总风尚也较好，学子在这种环境下读书，必会秉承社会的要求，端正学习意识，努力向学，以做优秀士人为目标。许松龄乡试落第，其父承远看得开，说“吾家常得服诗书，子弟以守先业，亦自不寂寂，何必尽登科甲，以夸乡里乎” ；不汲汲于功名，但要坚持学业，做正人。他们以修茸葺学宫为家族之责任，以此营造优良的学习风气。前述厉氏家族的厉秀芳中举人，其实他在这以前有过一个周折。他少年聪颖，十一岁能作文，十二岁参加童子试，但此后因母故而怠于读书，到十八岁时反省，发现以往人们看重他，现在却轻视他，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不学习造成的，于是折节改行，发愤读书，三年后成为秀才，二十九岁中举 。与他同年中举的张集馨由于两次童试名列前茅，文名传扬，他又刻苦自励，因而每次“出见父执，无不殷情接待，谓剑气珠光，不可逼视，会须脱颖而出耳” 。人们以他肯读书、有才而嘉许。厉秀芳、张集馨的经历，表明仪征社会舆论肯定读书向上的青年，否定厌学的人。这就是良好的社会风俗，督促青少年读书向上。
其四，社会与士人的努力，令仪征县学成为大学，使得读书人有较多的进学机会，以进一步造就人才。清朝政府把县学分成为大、中、小学三个等级，录取不同名额的秀才。康熙二十八年（1689）规定的学额是：府学二十五名，县学大学二十名、中学十六名、小十二名。雍正二年（1724）下令：凡“人文最盛之州县，提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录取”，即大学的县学，经过批准，可以每科录取二十五名秀才。仪征县即属于人文最盛之州县，县学依府学规制，一科可录取二十五名 。县学被定为大学，就因此地出人才，是仪征人努力的结果。这一规制的取得，又令仪征人进学的机率增加到二十五名，幅度不少，反过来促进仪征人读书，争取进学和高等功名。仪征人实因此受惠良多，从事举业者增加，即以张集馨家族而言，道光三年（1823） 有四人同住北京扬州会馆参加会试 ，可以想见仪征人参与乡会试的众多。
仪征的社会文化教育条件，使人们有理由预期仪征会造就一批人才。雍正十三年（1735），两淮盐政高斌因许华生重修学宫，考察仪征人文，他说仪征“人物秀杰，掇巍科，登显甲者，如云而起”，他根据的是当时仪征科举事实。
仅雍正一朝十三年间，中乙科二十人，中甲科四人，因有状元在内，给人印象极深，所以高斌才说“显甲”云云。高斌据此，又看到县人的好义兴学的风气，接着说他每年两次到仪征，朝拜雄伟辉煌的文庙，“知此邦人士必大有笃志好学，成其才，为国家经济之用” 。他言中了，本文开篇写的张玉书的预测也言中了,康雍之后仪征科甲不断。为明了此点，兹据第二节开始提到的仪征进士举人人数，制作“仪征科举分朝统计及朝年平均人数表”于次：

朝年 甲科 乙科
人数 年平均人数 人数 年平均人数
顺治十八年 3 0.17 6 0.33
康熙六十一年 5 0.18 30 0.49
雍正十三年 4 0.31 20 1.54
乾隆六十年 22 0.37 73 1.22
嘉庆二十五年 6 0.24 18 0.72
道光三十年 11 0.37 42 1.40
咸丰十一年 4 0.36 15 1.27
同治十三年 5 0.38 23 1.77

从年平均人数看，顺康两朝数量很小，而雍正朝骤然多起来，乾隆朝延续发展，嘉庆朝有些低落，道光朝再形上升。表明仪征人科举在清代的发展有个渐进过程，即顺康是准备期，雍乾显示出储备力量，嘉道以降持续之。这种渐进式，说明仪征科举兴旺绝非偶然，得之于兴学从学、造就人才的各种社会条件。这里还要补充一点，仪征雍乾时期科举的发达不是孤立的，而与所在地的扬州府情形类似。阮元在《扬州画舫录序》文中说，乾隆南巡，造成扬州“士日以文，民日以富” ，又在《重修扬州会馆碑铭》中就嘉庆三、四年乡会试情况写道：“维我广陵，元甲天下，能领江乡” 。盛赞扬州出鼎甲和解元的兴旺，仪征与扬州有类似之处，文运差不多，进一步说明仪征文运之兴，有其必然的道理。
总而言之，清代仪征人才的兴盛，原因虽多，主要是设在仪征和扬州的盐衙、盐官与徽州入籍为土著的盐商相配合的重视文化教育，及在传统社会家庭、家族重视读书科举的努力下，形成全社会的良好学风，实现了人才的培养。或许会有这样的问题：明代仪征也有盐署和徽州盐商，何以文风并不振作？此事似不难理解，盖因仪征在盐业上之地位，明代远不及清代，此其一；其二，明代徽商至仪征时间尚短，未站稳脚根，无暇大力顾及子弟及当地教育，而清代情势则大不相同了；其三，应当看到明代仪徵盐业地位及盐商活动，为清代教育事业发达打下一定基础。

四、余论

研究了仪征人才的出现及其社会原因，有一点感想，还拟饶上几笔。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的政策和机构的设立，对地方的影响极其巨大，尤其在古代社会和高度中央集权政体下的社会，受这种影响更明显。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的仪征就是显例。它在清代的较为繁荣，基因就是清朝政府实行官督商销的食盐政策和在仪征设立两淮盐运司派出机构，从而招致盐商的到来和商业的发展。由此可见，研究地方史，不可忽视中央政府的政策及与该地区的关系。
其次留意到移民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前面说明一些徽州移民在仪征的情况和作用，然而远未展开。不过笔者已经察觉到外来移民对于仪征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在政、经、文和社会风习各方面都有表现，有利于地方的发展。当然其有益程度，也要视移民状况来定，属于投资型的、技术型的自然更好，因此一个地方要发达，应当欢迎移民。
复次是历史上的占籍现象值得研究。文中讲到仪征人才，有一个事实没有交代，这里要作一点说明。在那些人才中，有的不是本地人，只是因为科举，到仪征入籍，科举成功，挂着仪征籍的名义，如阮元，居住扬州府城，其祖父阮玉堂开始占籍仪征应武科考试，以后子孙相沿下来。又如卞宝第，也是家住扬州城里。这类现象，据乾隆、嘉庆两部《扬州府志》的《选举志》记载，笔者统计出，属于扬州府郭的江都人、甘泉人（其中有一部分又是来自安徽的徽州人），在仪征占籍中进士、举人的，顺治至嘉庆间有六十七人次之多。笔者的印象，仪征科举人士约有三分之一是外地占籍者。这么多的外地人，是因江、甘二县进学名额与仪征一县相同，入学不易，故给仪征办点好事，取得入籍资格，这自然是仪征经济、文化及政治地位不及首县，只好接受江、甘人的占籍。占籍的人有了高地位，给当地带来荣誉和一些实际好处。但是寄籍者不在当地扎根，随着情况的变化要离去，所以对地方的发展不能产生稳定的影响。因此研究地方史，要看到占籍现象的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关于移民占籍的历史问题，笔者拟另撰《盐商?移民和扬州》一文，作专题探讨，这里不再多叙。

（原载《扬州研究：江都陈轶群先生百年冥诞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

轉自昆朋社區，洗桐女史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