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旻宁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是嘉庆皇帝的嫡子，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在位三十年，终年69岁，就在位年数和岁数而言，除康熙、乾隆以外道光皇帝在清代皇帝中是首屈一指的。旻宁生于清代的太平盛世，自幼养育在宫中，按照祖宗成法、宫廷旧制饮食起居，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特别是深受乾隆、嘉庆两年皇帝的宠年的涵养鞠育，造就了他特有的性格，继位后宣布“规模制度、典册俱存，朕曷敢更易？一守成宪，犹惧不及，何好恶之有？”道光二年正月他又声言：“朕办理庶务，咸遵旧制”。他秉政三十年，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口口声声“循规蹈矩、恪守祖制”并以“守成君主”自诩，实则不尽如此，本文拟从道光自定陵名、改革陵制、以及留下不同凡响的即位诏书等分析他的创新思想。
一 自定陵名
道光皇帝的陵称为慕陵，慕有仰慕、依恋、思念、崇敬的意思。皇帝的陵名一般是选用吉祥词语，或对死者生前功绩的肯定、赞誉，或对后世子孙的祈福、祝愿。慕陵位于清西陵境内的最西测，从地理位置来看，他在清朝所有皇帝陵墓的最西南方向，慕陵之所以坐落在此，须从道光自定陵名并两次建陵说起。据徐光源先生的《清代陵寝命名》一文介绍，清代皇帝陵的命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陵址的选定到入葬第一个人止，称为“万年吉地”，一般情况下还加上陵寝所在地的名称，如嘉庆皇帝的昌陵位于太平峪，就称为太平峪万年吉地；道光皇帝的慕陵在龙泉峪就称为龙泉峪万年吉地；第二阶段是如果皇后死在皇帝之前，先葬入皇帝陵，那么此陵即以此位皇后的名字称之，如昌陵修建好以后，葬入孝淑睿皇后，则称为孝淑皇后陵；第三阶段是皇帝死后，入葬之前，由新即位的嗣皇帝确定陵名，嗣皇帝首先命有关大臣拟定几个陵名，然后再由皇帝从中选择一个中意的名字最后确定。道光陵建好后，先葬入了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1848），道光皇帝旻宁恭谒西陵，来到自己的万年吉地，将随行的皇四子奕詝（后来的咸丰皇帝）和皇六子奕新召到隆恩殿内，取出一份朱谕，令奕詝诵读，朱谕的内容是“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读完以后便把谕旨藏在隆恩殿东暖阁内。当时奕詝与奕新兄弟二人并不理解父亲写谕旨的意图，两年以后道光皇帝驾崩，奕詝即皇帝位，取出谕旨重读恍然大悟，清朝自开创以来，无论是创始人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入关后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及道光皇帝的父亲嘉庆这些先祖的陵墓均位于龙泉峪的东北方向，远到距龙泉峪几千公里的辽宁赫图阿拉老城，近到几百公里的遵化马兰峪以及相距几公里的易县太平峪，这些先祖的陵墓无不位于慕陵的东北方向，奕詝深有感触“圣意深远，默定陵名”，于是奕詝将父亲的陵名定为慕陵。清代所有皇帝的陵名都是由四荒的命名的，惟道光的慕陵是旻宁生前自己默定的。
二 改革陵制
道光在位30年花费15年的时间建陵，可说是心机费尽。道光登基之初遵照“东西陵昭穆埋葬”的祖训，在东陵境内的绕斗峪选择了吉地，营建陵寝。道光的建陵谕旨是这样写的：“等极以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今朕绍登大统，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选择绕斗峪，建立吉地”。于是道光元年（1821）十月十八日开工兴建道光二年三月将绕斗峪改名为宝华峪，并对陵寝建造规制提出了要求，道光说：“万年吉地总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要求裁减宝城内月台、碑亭、地宫之内起脊黄琉璃瓦头停、金券之内经文佛像、二柱门等建筑。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遵循盛京祖陵的规制，并要求后世子孙相传。按照道光的要求，六年后宝华峪工程全部竣工，道光对建好的陵寝非常满意，称赞其工程“坚固宏整”并奖赏了参与此工程的相关人员，同年葬入已经去世的孝穆皇后，结果第二年地宫浸水，浸泡了孝穆皇后的棺椁，道光闻知后恼羞成怒，立即派人查明浸水的原因，经查地宫浸水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北面塘帮间有石母滴水；二是原议两旁安置龙须沟出水，因英和（主持慕陵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告知不用安置，所以未安，英和还以“土性甚纯无泉石”“地甚干洁，龙须沟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过道光皇帝，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说有牛坤在就不用英和经常亲自督工，而牛坤则声称自己只管开发银两，不管工程，双方互相扯皮、推卸责任，致使工程质量受到影响。地宫浸水的原因查明以后，道光严肃惩处了一批参与建陵的官员，如“牛坤、百寿等六人革职，戴均元降为三品顶戴，英和革去顶戴、拔去花翎发往黑龙江当苦差——”。其实地宫浸水也是难免的事，乾隆皇帝的裕陵修建好以后，地宫里也曾出现了浸水的现象，“乾隆皇帝发现浸水原因后，于是将地宫又铺一层，虽然花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但终究使地宫更加坚固”。宝华峪地宫何尝不可以仿照裕陵地宫的做法进行补救？道光这个事事效仿先祖的君主在此却丝毫没有受到先祖的启示。他先后派堪舆大臣在东西陵境内为自己另行寻找万年吉地，最后选中了西陵境内的龙泉峪。道光要在西陵建陵不仅大大违背了乾隆皇帝的“嗣后陵寝应在东西界内分建“昭穆埋葬”制度，同时道光不惜宝华峪浩大工程花费的银两，毫不犹豫得把宝华峪陵寝全部拆除，在西陵重建陵寝。龙泉峪工程自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开工。道光重建的陵寝不仅打破了“昭穆埋葬”的制度，同时也大胆的创新了建筑规制：“酌改宝城规制。方城、明楼、穿堂诸券、琉璃花门、石象生俱诸撤去，大殿三间单檐，成作甬路不必接至大红门，至地宫宝顶、月台、丹陛并建石牌楼一座，宫门前建一路三孔桥。”建成后的慕陵规制是：宝顶宝城为圆式、磨砖城下身施青白石须弥座，宝顶前无月牙城、琉璃照壁、哑巴院、方城、明楼以及两边面阔墙，宝城既不能登临，城面亦无马道，宇墙未成做垛口，宇墙根所出排泄宝顶雨水的挑头沟嘴则全为黄铜制成（其他帝陵为石制），月台前地面分为两层跌落，各三出陛，施以望柱栏板，石五供前未置二柱门，琉璃花门由三间四柱三楼石牌坊取代，石牌坊额坊南面由咸丰皇帝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的“慕陵”陵名，北面写的是道光的遗谕：“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隆恩殿改其他帝陵五间为三间，单檐歇山顶样式，裁撤了台基月台的循栏，月台上添设了石幢、石日晷各一，隆恩门前三路三孔桥，两侧为平桥，取消石望柱和石像生，周围红墙改为不涂红，磨砖对缝。新建的慕陵虽然减少了一些建筑，但它与清代其他帝陵相比又有很多创新的东西，如神道碑有了双重作用，正面是道光的谥号，阴面记录了道光生前功德，他起了圣德神功碑的作用；周围不涂红，全部磨砖对缝；三大殿全部用珍贵的金丝楠木、殿内雕有数以千计的木雕龙，楠木本色不烫蜡；隆恩殿前月台石幢著文；隆恩殿前的三座门由石牌坊取代，牌坊前设龙须沟等等。
三 立储御书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道光皇帝预感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一大早便“召宗人府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浮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至寝宫慎德堂公启伳匣，宣示建储诏书”。御书上写着“皇六子奕新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后一句用满文书写。自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制度以来，载立储御书上同时写两个人的仅此一例。我国历史上载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直沿用公开建储的制度，即预先册立皇太子，告知天下，实行的是立嫡立长制度，被册立的皇太子一般情况下是皇帝的嫡子或长子，清代康熙也效仿前代公开建储，立嫡出的次子胤礽为皇太子，结果胤礽因罪被废，不久复立，后又“复以罪废”，康熙临终传为四子胤禛。康熙皇帝在立储问题上伤透了脑筋，雍正即位之后吸取父亲的教训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秘密立储就是皇帝生前不公开宣布立谁为太子，而是由皇帝秘密书写一御书，御书上写上预立皇太子的名字，然后把御书密封在一个匣内，此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皇帝死后（或死前）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共同打开放有御书的匣子，宣读御书新皇帝即位。雍正的儿子弘历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秘密立为皇太子的，雍正死后弘历顺利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后来乾隆、嘉庆都相继采用这个办法立嗣。道光登基后也想依照先祖的秘密建储法早日选择一位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但由于皇长子、二子、三子都先后去世，直到道光十一年才有了四子奕詝，奕詝的到来给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带来了兴奋和希望，而且在奕詝之后接连生下五子奕誴、六子奕新、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匯，众多皇子的到来无疑给道光帝增添了无限喜悦，与此同时又使他在立储问题上陷于困惑之中，他的六个儿子中七、八、九子都是地位低下的贵人所生，而且年龄也小，当时大的刚刚六岁，小的一两岁，他们都不可能在立储的范围之内，四子、五子、六子的年龄相差无几，道光对五子奕誴也不感兴趣，他也不可能成为道光立储的对象。而四子和六子兄弟两个非常受道光的宠爱，特别是四子奕詝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享受着皇长子的待遇，“母以子贵”由于他的降生母亲由贵妃晋升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三岁时母亲被立为皇后，九岁时由于生母去世，他便与弟弟奕新生活在一起，并有奕新的母亲静贵妃抚养奕詝，并统摄六宫。奕新比奕詝小一岁，论聪明才智和身体健康状况奕新比奕詝更胜一筹，所以道光皇帝晚年，对六皇子奕新也非常钟爱，《国朝旧闻》有这样的记载：道光晚年，最钟爱恭亲王，欲以大业付之，而奕詝又因为居长，且在宫中素以“贤德”闻名，也很受父亲的器重，所以究竟立谁为太子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道光皇帝。据《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逸闻》卷一载：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籍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师，卓（奕新的师傅）教恭王以上如有垂训，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杜受田是奕詝的师傅）则谓奕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如六爷，唯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晋见皇帝时，道光果然询问身后治国大事，哥儿俩分别按着师傅的教导去做。六阿哥谈起治国安邦的见解口若悬河，有理有条，却对父亲的身体状况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四阿哥恰恰相反，面对父皇的垂问，悲伤得涕流满面，以至于不能作答。道光皇帝在病榻上，仔细观察两人的言谈举止，被四阿哥的言行所感动，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清史稿·杜受田传》又有这样的记载：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言。”立储遂密定。以上两件事虽然都在说明两位师傅的十分了得，但也反映了皇四子和皇六子弟兄两个的才华与品德也确实各有所长，道光最后终于下决心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了奕詝，但是他又有所担心，所以别出心裁的写下了不同寻常的立储御书。
综上所述，道光这位“循规蹈矩”“一守成宪”的封建君主，在处理建陵、立储这些大事时，敢于标新立异，大胆改革，这不能说道光没有胆量与魄力，可惜道光没能把胆量与魄力运用在道光朝的政务活动中，否则道光朝的历史也会有辉煌的一页。
摘自《世界遗产论坛——明清皇家陵寝专辑》99-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