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惊人记录：康熙在濒死前曾有受洗要求，被胤禛阻止

老天，今天读《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几次三番地被传教士书信中的惊人之语骇掉下巴！


这是该书在网上的简要介绍：

［法］杜赫德编耿癉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

大象出版社出版本书为西方汉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是十六至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问题研究和报道的汇集，也是西方最早认识中国的重要文献之一。这些书简大多是写信者本人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之事，是当时欧州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本书根据1819年法国里昂十四卷本《耶稣会士书简集》中“中国部分”译出。书中收录耶稣会士发自中国的书简或书简摘要约一百四十件，此外还有“综述”“说明”“概述”“回忆录”等约二十个篇目。这些写于清代康、雍、乾时期的书简，可以说是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诸多方面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笔录，是耶稣会士这个特殊群体眼里的中国概貌。

                                                                                                                                                                                     ——文汇读书周报

以下内容是时在中国传教的沙如玉神父写给欧洲的韦塞尔神父的一封信，向他通报一位著名传教士巴多明之死，并且向欧洲教廷介绍巴多明的生平。
信中记录了康熙与巴多明的私人友谊，其中包括，康熙濒死之前想要受洗，但是已经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四子胤禛（难道这又是一个皇四子没有阴谋篡位的证据？）竭力阻止传教士在此刻进入宫廷之事。巴多明死时，已经是乾隆五年，沙如玉记忆错误，或者笔误亦有可能——白菜按。



 沙如玉（Valcntin Chalien）神父致韦塞尔（Verchère）神父的信

    （1741年10月10日于北京）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本传教区刚刚遭受了一大损失，它在现在和在将来无限长的时间内，都会使我们感到痛心疾首。死亡夺去了我们的巴多明（Parennin）神父，他享年七十七岁，自加入我会已经五十七年了。由于一种特殊的天意，上帝似乎为了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成为本传教区的支柱与灵魂，才培养了他。在他身上，汇集了全部身心的品德，这种组合使他成为我们修会在中国从未造就过的最热忱和最不知疲倦的人士之一：体质强壮，身材高大而又匀称，姿态高雅，举止令人肃然起敬与和蔼可亲，令人惊讶地用他学会的不同语言来表达思想，非凡的记忆力，敏捷和公正而又犀利的思想，渊博的知识。他从事的旅行和承担的职务，似乎使他将这一切都汇聚于一人之身了。

    所有这些品德都使此人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受到所有那些认识他的人之尊敬、热爱与器重。但他的虔诚、热情、道德、敏锐的思想、对于贫穷与苦难者的热爱、为归化中国人的工作热忱、完成其身份所负义务的严谨性，都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宗教人士、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为死者带来了充实的日子，为已大幅度地扩大上帝的王国而感到宽慰，将耶稣—基督传授给了一大批不信教的中国人。

    我对于他在欧洲所做的一切，都不再讲任何更多的言语了。现在还有些曾经与他共同生活过的人，他们都懂得里昂教省向中国赠送的这份厚礼的全部价值，即为中国培养并向它出让了一位如此卓越的人物。他应将其传教士身份的志向归于上帝美意的一种特殊圣宠。他对于这种善行的感激始终都很真挚和强烈。他对于这种志向的热爱，使他在离开欧洲之前便鄙夷并放弃了大人们向他提供的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位，即假如他愿意退出耶稣会并返回他曾告别的那个尘世。

    巴多明于1698年初自欧洲出发，于同年年末前后，经过六个月的航行，顺利地到达了中国。康熙皇帝从一见到他起，便很快就觉察到了新来的这位传教士的才能与美德。从此之后，皇帝便喜欢、尊重并另眼相看他了。皇帝替他请到了老师，以教他学习汉语和鞑靼—满族语。正是在学习这两种很难学会的语言期间，他又让人洞悉到了其记忆力是多么超凡脱俗，他对于自己从事的一切是多么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啊！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汉语讲到任何欧洲人都从未达到过的水平，他也可以如同使用其母语一样纯正而流利地讲鞑靼语。

    巴多明神父的这种用双语表达能力的天赋，吸引着康熙皇帝经常与他长时间交谈。这位具有一个大皇帝所有品德的君主正直、慷慨、政治性强、具有涉猎面广泛的惊人天才，再加上对于科学事业的一种特殊热情，他不仅仅希望通过阅读汉文和鞑靼文书籍，与其帝国的学者们交流所学到的一切，而且还希望以他可以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来修养和装点其思想。这就促使他产生了与巴多明神父交流的特殊情趣。巴多明在到达中国时就已经学富五车，而且也具有优雅地谈论他所知道的一切之口才。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以至于使他所获得的知识始终都能储存于其脑海中，从而使他在论述某项内容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他除此之外再未学习过其他东西，或者是他于最近刚刚作过这种研究。

    康熙皇帝正是在与巴多明神父的这种家庭式友好谈话期间，使过去由张诚和白晋神父向他传授的有关几何学、植物学、解剖学、医学、外科学等诸多知识，得以进一步精进。康熙也正是从巴多明那里获悉了欧洲宫廷中的不同关心焦点、距中国遥远的国家和民族的古代与近代历史，此外还有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政府。正是巴多明神父，启发康熙产生了对路易十四表示出的特殊敬重。康熙非常钦佩地谈论路易十四，并对法兰西民族作出了一种高度评价。

    康熙皇帝的这种尊敬和青睐，对于巴多明神父来说，则比使他受宠若惊成了更大的负担。因为康熙皇帝并不满足于他与该神父的交流，他还按照常规而要求该神父交给他一份书面授课大纲，并且把神父汲取这些知识的书中最有意义和最好奇的地方翻译出来。正是为了满足该皇帝的爱好与好奇心，巴多明还将科学院的著作和这些不同内容的其他著作中有关几何学、天文学、解剖学中最新的、最引人入胜和最好奇的内容译成鞑靼语。该神父几乎对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无大量写作，以满足皇帝、王子、帝国的大人物与学者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在二十多年期间，巴多明神父都在皇帝每年赴鞑靼地区的出巡中随驾，皇帝去那里也是出于狩猎的兴趣。当皇帝出巡帝国各省时，巴多明神父同样也伴驾相随，但始终是作为传教士而跟随皇帝。该神父到处都增加原有传教区的人数，或者是开辟新的传教区。其中最繁荣的传教区，也就是人们看到其中基督徒人数最多和最受青睐者，都位于长城内外，从北京到鞑靼地区的沿途，它们都是巴多明神父虔诚的成果。上帝在他传信的所有地区，都广施恩宠，他按上帝的圣宠而完成的归化成果都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正是他奠定了归化一批基督教王公的初步基础，后来这些人在雍正皇帝年间曾因他们坚持基督教信仰而备受折磨。帝国的多名其他王公和达官显贵，由于坚信我教的圣性，从此之后也以这些王公为楷模，都以真正的注定灵魂得救的人而死亡。他们的被拯救应该是归于上帝，归于巴多明神父与他们的谈话。仅他一人就为一万多名不信基督教的孩子们举行洗礼，其中就包括今天在位皇帝的一位兄弟。

    巴多明神父善于巧妙地以其基督徒的方式，利用他接近皇帝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个人没有任何期待该皇帝的地方，而完全是为了宗教的利益和发展。他利用了这一切，以获得有利于对在各省工作的传教士们（不分修会和国籍）的推荐和保护，以使他们摆脱心怀恶意的官吏们煽动起的教案，并使他们获许在尚没有任何基督徒的地方定居并开设新教堂，归还他们那些已被剥夺的教堂，使他们珍惜与自己居住地的长官和其他官吏的友谊、相识。他善于利用这一切而在一个异教的宫廷中，向王公、达官显贵和学者们宣讲耶稣—基督。如果他不能使耶稣—基督赢得他们所有人，那至少也可以交友和找到宗教的保护人。他与康熙宫中的王公和达官显贵们建立了友谊，尽管仇恨和利益驱使他们彼此之间分道扬镳了。他始终都善于以智慧和谨慎而迁就双方，不触怒其中的任何一方。

    最后，他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地利用由于皇帝敬仰他而获赐予他的圣宠，以向皇帝介绍耶稣—基督并传授基督教真谛。他做得如此巧妙和恰当，以至于不仅皇帝产生了对我圣教的一种新尊崇，还成了我圣教的公开保护人，而且人们也经常认为皇帝已被该传教士彻底说服了，即将接受基督教的归化。我们丝毫不怀疑，他又理解到了众所周知的事实真相，再没有很难说服自认为是天下之主者的热情了，他长期以来已习惯了不放弃任何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该皇帝也发现自己濒临晏驾，于是便想起了许多传教士，想得特别多的是巴多明神父。此人曾向他讲过，为拯救灵魂而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性，于是便下决心接受洗礼。他令人传来了在宫中的传教士们，但已被确定为皇帝的其子胤禛作出的第一种权威举措，就是阻止他们进入金殿。

    巴多明神父的天才，于此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在最微妙和最棘手的背景下，他必须现场回答问题。在该帝国中是保持还是放弃基督教，往往都取决于他的回答。他在这样的场合下始终具有令人羡慕的思想，从而使他那些最明智和最谨慎的答复都能脱口而出。

    当巴多明神父相当精通汉语和鞑靼语，以至于他能用这种或那种语言使人很好地理解他的时候，他便为所有入华的欧洲人充当翻译，包括传教士、教皇特使、葡萄牙和莫斯科的来使。他从事这种危险的职业多达四十多年，颇使其面前的皇帝，以及他与之讲话的人感到满意。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他的鞑靼语、汉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讲得同样都很流畅。

    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不仅限于忠实地翻译彼此双方的语言，而且还利用他的信誉和才能，而获得人们通过他的渠道而咨询的事，以便使他以其名义讲的话而获得成功。葡萄牙国王的使节麦德乐（dom Metello de Souza）在离开北京宫廷之前，除了向他致谢并向他表示了尊重之外，而且每年都致信于他，以感谢他于其出使期间给予的帮助。沙皇彼得一世及其两位继任者女沙皇也定期遣使入北京宫廷，他们也因为巴多明神父为前来北京的莫斯科人作出的效劳，而向他表示同样的致谢。这些致谢中还夹杂着对其在处理事务中的智慧和巧妙手段的赞扬。他始终以某种方式，在北京与莫斯科两个宫廷之间发生的一切争执问题上，充当调解人。正是他起草了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确定的和约条款，他将它们译成拉丁文和鞑靼文。四十年间他一直在翻译这两个宫廷及其官吏们之间互寄的信件与文书。

    巴多明神父讲谈的流利程度同样也表现在书写中。他写在纸上的一切都如同行云流水，让人感到了这种雄辩和自然的口才，从而使人高兴地甚至是敬仰地洗耳恭听。他为康熙皇帝、为教诲新教徒和为归化不信基督的人而编写的书籍，无论是鞑靼文，还是汉语，都同样地证明了他那著书立说的学识、热忱和虔诚。他为了满足中国、法国和俄国学者们提出的问题而撰写的一切，都已被收集并公之于众。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一名身负许多社会职责的传教士，能够保持以诸多语言非常庄重地写作之状态，并且变得能如此精通诸多文学体裁。那些阅读过由杜赫德神父发表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不同卷中的巴多明神父书简的人，都会给予他一种公正的评价。

    人们特别应将测绘整个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区的地图之功劳归于巴多明神父，这些地图是由传教士们非常仔细、非常准确地绘制的，杜赫德神父刚刚于其四卷本的有关这个辽阔帝国的地理和历史描述中公布了它们。康熙皇帝在巴多明神父到达中国之前，便学习了少许地理知识，但他对于辽东首府沈阳的方位却大错而特错了。他认为该城与北京处于同一纬度线上，也就是说39° 56′。巴多明神父冒昧地向他指出其错误。该皇帝于是便将神父派往沈阳，以在那里测量其北纬度，从而测绘整个国家的地图。当巴多明神父返回北京时，他使皇帝在思想中，就其自认为很熟悉的其庞大帝国其他大量地点的方位上所知道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巴多明神父奉承皇帝的荣誉是，如果他绘制一幅中华帝国的地图，那是其任何前任都不堪胜任的项目。他由此而促使该皇帝来完成一项特别巨大的计划，立即下达了必要命令，诏令巴多明神父替皇帝任命传教士中那些适宜于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命令该神父亲自率领和主持这项巨大工程。

    继任了康熙的雍正皇帝，却未继承其父经常赐给传教士们的尊重与宠爱。雍正于心灵深处就仇视基督教及其使徒们，他长期以来都会毫不踌躇地使传教士们感到了其恶意的影响。然而，雍正始终向巴多明神父显示尊重他的表示，并且对他以礼相待。雍正皇帝多次意欲铲锄基督教并驱逐北京的传教士们。巴多明神父以其回答问题的智慧，直接向皇帝呈奏，或者是通过其保护人和朋友们的说情，经常会避开风浪而拯救我圣教。

    巴多明神父在雍正和乾隆执政年间不太忙了，于是便利用自己拥有的闲暇，以安慰和支持受教案牵连的，已被投入监狱的和沦至一种极端贫困状态的基督徒王公们；撰写有益宗教的著作；在北京城和我们住院之内施教；拜访大批名人，完成他伴驾长途旅行期间未能着手实施的归化。信徒们从四面八方成群地前来向他请教，向他表示安慰，开始学习基督教教义并作全面的忏悔（告解神工）。那些纪律松弛和虔诚程度不高的基督徒们，再也不能对他的鼓动无动于衷了，某些背教的人重新回归教会内部的行为，应归功于这位优秀司铎的热忱。他到处寻找基督徒们，既不气馁，也不怕疲劳和辛苦，也不害怕他在能够触及他们的心灵之前往往会遭受的凌辱。

    大量不同的职业和工作，似乎都与一名传教士的地位和职责不相容。但对于巴多明神父来说，这一切仅仅是一种使上帝具有更大荣耀的手段，也是一次更多地宣讲基督教真谛的机会。我觉得，他本来会被如此之多的工作所累垮，但他却以其勇敢精神而克服了一切困难。他于其一切活动中，惟一念念不忘的是上帝，上帝使他所从事的一切都获得了成功。总而言之，道德造就了一名称职的宗教人士和完美的传教士，这一切在他身上成了上帝对其工作广施恩宠的源头，为他赢得了所有认识者的尊敬和崇拜。

    这些道德于上帝在巴多明神父一生最后三年中折磨他的疾病中，光芒四射地显示出来了。疾病给他造成了最剧烈的疼痛，这些疼痛有时也会多少给他一点缓解，他于是抓住这些短暂的间歇，如同平时一般地从事其布道工作。这种疾病成了他的一种慢性殉教，他却以一种始终不渝的毅力和一种甘愿听从上帝意志主宰的心情而忍受千难万苦。最后，今年9月27日，怀着一种巨大的虔诚和痛感，作了一次告解神工（全面忏悔），又接受了临终圣餐和临终敷圣油礼之后，他在一种身心极大安宁的状态下，结束了他那神圣而又勤劳的一生。上帝似乎希望犒赏他的毅力，于其生命的最后时辰之前数日，使他摆脱了疼痛感觉的折磨。这样一来，他便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逝世。这是最温和与最平静的死亡，处于与上帝的密切结合之中，不断地形成各种宗教行为，一直到他将灵魂还给其造物主的时刻为止。

    巴多明神父的逝世使传教士、基督教信徒、偶像崇拜者和大大小小的人物们，都一致地感到痛惜。其葬礼上的各种致辞便是人们对他尊重和崇拜的一种明证。皇帝愿意承担这一切经费，他以一种不愧为一位大君主的气魄这样做了。御弟率领其他十名王公，都为此作出了奉献，他们各自选派其官吏陪灵直到我们的墓地，它位于距北京以西2法里处。帝国的大批达官显贵、官员和其他名人，都根据皇帝的表率行为，前来向我们表示，他们对于这一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们分担我们的痛苦。他们不满足于只向我们作出这些同情的表示，而且还以他们一直到墓地都出席，以为送葬队伍增光。尽管他们是非常不信基督教，但也出席我们于下葬期间举行的所有祈祷。现在轮到我们沿着这位著名传教士的足迹前进了，并且为获得教士布道人之道德而不停地工作，他正是这样的一位榜样。请在您的弥撒圣祭中为我请求这种圣宠吧，我始终与之共在。 

巴多明之死,给最喜欢参加葬礼的弘昼宝宝又一个出来开心开心的机会~哈哈~~~中西的葬礼比较,不知道弘昼宝宝更喜欢哪一种涅?

虽然巴多明这个家伙在签订《恰克图条约》时有给俄国人做间谍之嫌,但是他还算是中欧交流的使者，为我国翻译了大量的科学书籍，又把中医学大量翻译，介绍到欧洲去。与雷孝思，杜德美等人一样，是《康熙皇舆全览图》主持编纂者之一，帮助过四四建立外国语学校……还算于人民有功8~哈哈，也给他一个一生功过三七分~~~~~

至于那段康熙病危，四四以已被确定的继承人身份，阻挠传教士入宫为康熙受洗之事，以我所知，我国正野史似无相关记载，大家以为如何？

试想，若沙如玉所记不错的话，当天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十一月七日，康熙“圣躬不豫”，自南苑返畅春园。
十一月九日，冬祭大祀南郊，雍亲王恭代。
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病情加剧，传官疾驰至斋所，令雍王速至。随后召7名皇子及隆科多入见，传谕：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之后不久，雍王赶至，入寝宫见驾，康熙谓之曰：病势日臻之故。

如果巴多明等传教士真的被传入宫，应该是此时之事，“已确定为继承人的胤禛”的“第一个权威性的举措”，便是阻挠他们为康熙受洗，大概也是此时之事。

当日雍王共入见五次。倘若雍王这一天中的多次入见，不是在阴谋弑君的话，那就应该是在组织抢救老皇帝的生命，听取他的遗嘱，遗愿，以及部署大变之后的应对措施。

而若康熙的临终之愿真的是受洗，雍王使用手段不许巴多明等见驾，真不知是认为老皇帝还不致死，不愿意浪费抢救时间；还是认为受洗是至为荒唐的举动，怕于父亲圣名有亏；抑或是当时真的发生了什么宫闱惨变，使雍王不愿传教士面见康熙。

当然了，再或者就是此事根本子虚乌有，是沙如玉胡生乱造（或者记忆有误，因为传教士向教廷撒谎，是严重违反教规教义的事。），还有可能是当时情势紧迫，他们不是完全了解详情，康熙临死要见他们也许只是出于多年友谊，他们却误会是皇帝死前想要受洗。雍王暂时封闭宫廷和九门，禁止人员胡乱走动，他们便妄加揣则，误会雍王的意图，以为是专门针对他们的了。

沙如玉提到巴多明，年年扈跸随驾，这也许与康熙热爱西学有关，那么当时留驻北京的神父马国贤目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722年12月20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饭后我在皇上叔父的屋子里正和安吉洛（Anglo）神甫聊天（我们就住在那里），我听到一种低沉连续的嘈杂声，仿佛是夹杂着从皇宫中传出来的一些声音。由于了解一个国家的风俗，我立即把门锁好，并对我的同事说，不是皇帝死了，就是北京爆发了武装叛乱。为了证实我自己关于动乱原因的猜测，我爬到寓所墙上。这墙位于一条大路旁边，我惊讶地见到无数骑兵互相谁也不说话，正在向各个方向狂奔。”

不知道马国贤提到的“皇上叔父的院子“是哪一个人家的院子。但是北京接到康熙宴驾的消息后，铁骑四处，九门关闭，没有人立刻通告在京传教士们发生了，似乎是无疑的了。沙如玉如果当时在京而不在畅春园，也很有可能后来听从畅春园回来的传教士描述当时的情况，七嘴八舌的，记录有差。哈哈。

反正我觉得康熙想受洗，此事第一可疑，第二，四四就是真的不许康熙受洗，也不是没有他的理由，虽然我认为做儿子的不肯满足父亲最后一个愿望，有点残忍，但是四的行为可以被理解。第三，当时情况混乱之极，宫廷，皇子，藩属使臣，百姓各执其说，传教士们理解错误，判断错误，记忆错误，也是可能的。

白菜啊，弘昼宝宝为什么喜欢参加葬礼啊

为什么啊？不知道呢。
从小到大参加的葬礼太多了8，笑。
这个爱好很特殊~~~弘昼宝宝如果在今天，可以成为一位葬俗研究家。
孔孟从小也喜欢玩儿丧葬拜祭的游戏。

引用

雍正于心灵深处就仇视基督教及其使徒们，他长期以来都会毫不踌躇地使传教士们感到了其恶意的影响。

哈哈，雍正就怕别那些传教士认为他禁教是对他们有仇视，所以才撇清的，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朕反对你们，或者以为朕要压迫你们。你们知道朕当皇子时如何待你们的。辽东有一个信仰你们基督教的官员不祭祖，遭到他全家的反对。他们很为难，来向朕求助，朕调解了这件事。” 

看来又白费口舌了～

其实雍正是很希望和传教士搞好关系的，特别希望自己在外国也能有个好名声，巴多明写回国内的信上就透露了这点，“皇帝曾通过他的十三御弟向我们表示过：如果我们把皇上对我们以礼相待之事在欧洲见于文字，那他是很高兴的。”～～哈哈～好名的某～

宋君荣还和乾隆说呢，雍正八年八月，皇帝拨银一千两白银给他们修缮教堂，如果雍正不认可基督教是一个好的宗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还是有传教士念着雍正的好的。

传教士们很狡猾的。

巴多明等人认为雍正把他们的圣经交给和尚，道士，和翰林们看，是想挑出《圣经》的不妥之处。以此作为禁绝他们信仰的理由。

而宋君荣等人对乾隆陈诉满保鞭打欺负传教士的时候，又说，先帝雍正请了国内最有学问的人鉴定审查了他们的经书，并且交还他们，可见这信仰毫无邪恶之处。拿先帝压人，哈哈哈，这些洋鬼子学中国人学的倒快！

引用

如果我们把皇上对我们以礼相待之事在欧洲见于文字，那他是很高兴的

他可不用着急，路易十五时代给他捧臭脚的人有的是。

西堂据说也是某赏的银子建的呢。难道他是打一棒槌，给一甜枣～

http://www.ourjg.com/bbs/dispbbs.asp?BoardID=45&ID=765&replyID=5101&skin=1

白菜当时欧洲人是如何吹捧某四的?不过在路易十五那时期欧洲封建制也快崩溃鸟......不定把某四当作遥远的救命草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