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的交食天文测报过程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严格和客观，而是存在着观测数据直接抄袭预报推算结果的严重舞弊现象，这种现象前后之所以持续170年，一方面是钦天监中的中外官员想掩盖历法所存在的较大偏差，从而维护象征皇权的钦定历法的权威性，另一方面，钦天监官员各怀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少惹麻烦的心态；同时清代交食天文观测到后来已完全表现为一种高度礼制化仪式，而不再是严格的科学观测活动，这也直接导致了清代中后期天文学的停滞发展。
关键词：皇权；礼制；交食；慌报
日食月食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很普遍的自然现象，但在古代中国，日月交食不仅是天文历法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与国家政治、礼仪等社会活动紧密相联系，故古人对日月食的观测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以致在中国史籍中留下了丰富的日月交食记载。明末以前，史籍中的交食观测记载一般相对都比较简略，但随着明末欧洲天文学和天文仪器传入中国，交食的预报和观测结果明显比明末之前详细具体，此后一直延续到清末，清代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中大量的详细交食观测报告被保存下来，然而，通过我们的仔细检验分析，发现清钦天监的交食测报存在着严重的舞弊行为，即康熙二十年前后至咸丰年间的近170年时间中，清钦天监的交食观测数据并非是实际的观测记录，而都是直接抄袭观测之前的预报推算结果[1]。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天文观测舞弊现象！
清代以前，交食的预报结果偶尔也有被误记到史籍中的观测记录之中，但没有象清代这样观测记录大面积来自预报，以至造成今天在清代正史以及档案中几乎很难找到当时真正的观测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由于交食的预报与观测是衡量历法准确与否的一个关键标准，历史上天文学家一直遵从“历法疏密，验在交食”[2]的原则，也就是说以交食的实时观测结果为标准来衡量观测之前的预报推算是否准确，从而来考察当时预报推算所采用的历法的准确性。根据这个原则，对于清钦天监来说，交食观测记录直接抄袭预报数据的直接结果无非是一次次向皇帝证明其所用的历法极其准确，分秒不差，一直“与天密合”。但又根据笔者的计算分析，发现西洋历法自明末传入中国后在交食预报上一直存在着一刻钟左右的较大偏差，而并非如明末清初历法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密合”[3][4]。因此，掩盖历法存在的偏差似乎是钦天监这种抄袭行为的主要原因。然而，交食测报自古以来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天文历法活动，它还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意义，清钦天监交食测报上的这种舞弊行为必然也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本文试图结合耶稣会士天文学家来华等相关背景，重点探讨皇权、迷信以及朝廷礼制等社会因素对天文测报过程的影响，从而考察清朝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在当时天文学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天文社会学个案。
一、“钦定”历法的权威性与钦天监中外官生的各怀心态
清朝入关后，采纳了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的的西洋新法。由于汤若望的精心运作，西法首先得到顺治皇帝的极大信任，盛赞其“考据精详，理明数著”，并命钦天监官生“用心肄习，永远遵守”[5]。尽管“康熙历狱”中杨光先等人对西法发动了围攻[6]，不久又有杨燝南疏告西法事件的发生[7]，但最终西法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动摇，反倒使康熙皇帝对西法的可靠性更加确信。经过历狱之后 ，康熙还亲自敦促南怀仁依据《西洋新法历书》编成所谓的《康熙永年历表》，命令把它“存诸实录，以志永久”[8]；康熙后期，他还组织一些天文学家，用近十年的时间对《西洋新法历书》的内容进行了大规模修订和改编，编成《历象考成》一书，作为《律历渊源》的第一部，从而使西法戴上了“钦定”的桂冠。因此，康熙对他本人所 “钦定”的历法具有极大的自信，以下两个事件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一个事件是康熙四十三（1704）年日食，康熙通过观测发现钦天监的预报与自己的观测不符，这本来说明历法本身可能有问题，但康熙却一口咬定“新法推算无舛错之理”，把错误归咎于钦天监官生在推算过程中“将零数去之太多”。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康熙五十八（1720）年正月初一，按钦天监预报，北京地区当天应该能观测到一次日食。但交食发生过程中天气状况不佳，故钦天监报告：“申初初刻七分西稍偏北初亏，轻云遮蔽；申正一刻五分食甚、带食入地平俱阴云遮蔽，不得考测。”照例这种情况可以不作星占[9]，但康熙阅后却在朱批中命令：“算定者既分厘不差，可照所算观后俱奏。”[10]可见，他认定自己所选定的新法作出的交食预报已经达到“分厘不差”的精度，以致可以代替直接观测结果作为星占的依据。
康熙去世后，其“钦定”历法的权威继续得到保持。尤其是雍正三年（1725年）《御制律历渊源》（《历象考成》为其中三部著作之一）出版后，这一 “钦定”历法的权威受到了进一步强化。就在这一年，曾为康熙讲授西方科学、对中国科学的历史和现状有过专门考察的耶稣会士巴多明写道：“先帝康熙，他一人所作之事已经超过了他的前任；他所开的好头本应继续下去；但大家觉得万事大吉，无事可作了。《天文汇编》（笔者注：指《历象考成》）是由这位伟大的君主明令编纂的，在他的继承人雍正的关怀下出版了，该书已印刷好并发行，这就成了永恒的法则：在未来的年代里，天体如果不与本书相符，这可不是推步者的失误，即是天体本身的错误。”[11]也就是说，唯一不能被怀疑的是“钦定”历法的权威。
与清朝当政者对西法如此自信形成对比的是在钦天监任职的耶稣会士。一方面，他们非常清楚，当时西方已有的天文表在天象预报方面并非百分之百准确，知道“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天文表和计算也常常与实际天象之间出现很大的偏差……即便是那些著名天文学家的预报彼此之间也会差上半个小时或者更多”[12]。然而，另一方面，耶稣会士为了维护在华的地位以利传教，他们极力向中国当政者证明西法的可靠性，并强调其作为中国“钦定”天文学的权威地位。例如，在杨燝南于康熙十一年疏告西方天文学时，南怀仁立即上疏进行反驳。疏中声称时宪历（即西法）在“康熙历狱”中经过“公同测验”，证明“密合天行”，因此应当将它“传之无穷”；同时还强调了时宪历法的“钦定”地位：“国家之宝历，创制于祖宗，厘定于天子，燝南何人斯？乃敢起而议其短长？”。[13]以此使中国当政者对西法的盲目自信得到强化，结果“总期望我们（笔者注：耶稣会士）的预报与天密合”[14]。这样，钦天监中耶稣会士就把自己以及由他们负技术责任的钦天监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每逢有日月食之类的凶险天象出现，钦天监都被要求进行认真观测，并“按观候结果向皇帝报告一切”，包括这些天象“与预报相符还是不符”[15]。如果钦天监的观测报告与预报不符，钦天监就会面临如下困境：要么承认推算失误而接受渎职的指控（象康熙四十三年那次一样），要么就要把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钦定”历法的权威。
然而，在钦天监中矛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为什么谎报交食的现象没有在内部被相互攻破？在这，首先必须要查看钦天监历次交食发生时是由哪些人观测的，然后观测报告又由谁上奏给皇帝。经过查看，笔者发现历次交食观测报告都很清楚地记载了参与观测的官员姓名及官位，例如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一日“钦天监监正明图题观候日食本”：
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卿加三级革职留任臣明图等谨题，为观候日食事。本年九月初一日丁酉朔日食分秒时刻并起复方位具题外。臣等会同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木尔德、协办司事行人司行人刘组焕齐赴观象台，公同天文科该值五官灵台郎明伦等，候得初亏、食甚、复圆俱系轻云遮蔽，不得靠测，例无占验。
类似这样的观候报告共有日食43次、月食124次，时间阶段从康熙年间到清末两百余年[16]。经过进一步仔细查看这些观候报告，发现绝大多数交食都是由满族监正带领其他官员去观象台观测的，只有6次观候报告中涉及到四名耶稣会士的带领参与，分别是：南怀仁带领参与康熙二十三年的一次月食观测，闵明我带领参与康熙三十六年月食和康熙四十八年日食的两次观测，戴进贤带领参与雍正四年月食和乾隆三年月食的两次观测，刘松龄带领参与乾隆三十六年的一次月食观测。
试想在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职务的近两百年中，共计167次的交食观测中只有6次是由耶稣会士带领参与，并且在其余的161次报告中，也没有发现监中耶稣会士与满汉官员共同去观象台观测的现象。从这看来，耶稣会士很少参与钦天监中的官方天象观测活动。以此可看出，对于交食的谎报现象，钦天监中耶稣会士不能负主要的直接责任。进一步查看每次参与观测的其他官员，一般都是礼部官员一到两名、钦天监天文科一到两名，没有发现有钦天监时宪科（或者历科）或漏刻科官员的参与。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钦天监各科的明确分工，根据《大清会典》（康熙、雍正），钦天监时宪科职掌“推算日月交食，七政经纬躔度、合朔玄望、节气交宫。开注御览总历，时宪民历，颁行中外。……”，而天文科主要职掌“观候天象，日月旁气，……测验日出日没，中影中星……”，虽然后来《清会典》关于各科职掌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变化较小，天象预报始终由时宪科职掌，而天象观测始终由天文科职掌[17]。这与钦天监档案中历次交食观测基本由天文科参与的记载是一致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观候报告中每次参与观测的监正基本都是满族监正，极个别次数有汉监正参与。因此根据以上这些情况，交食测报中出现照抄预报数据问题应该主要由满族监正和天文科来负责。
对这种解释还可找到其它间接证据。根据韩琦的研究，当时钦天监中很多天主教徒，有姓名可考的就有33位，而这些教徒基本都是在时宪科任职，只发现极个别在天文科任职，这是因为耶稣会士天文学家在钦天监是负责历法的编纂和天象的预报，而这恰恰是时宪科的职能，因此，钦天监中的天主教徒与耶稣会士实际上都是在代表着时宪科。另外，根据耶稣会士规矩，耶稣会士是不能参与天文科的天文、气象、星占等涉及迷信的活动，而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天学活动，与时宪科的西法推算活动关系不大，因此天文科的天象观测和星占活动是单独自成一体的。从这可以进一步看出，交食谎报基本与天主教徒所在的时宪科以及耶稣会士没有直接联系。虽然也出现了6次耶稣会士带领官员去观测，但这也可理解，因为在167次交食发生的当天，很难保证满族监正每一次都在京师的钦天监中，偶尔总会出现被事耽搁，故在满族监正不能出席带领观测的情况下，按钦天监中的职权大小，其下应该就是任钦天监“治理历法”的耶稣会士，因此偶尔出现6次稣会士的带领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又例如雍正二年（1725）二月的“五星联珠”事件，实际上这次只是四星连珠的天象，可是钦天监满汉官员为投皇帝所好，奉承拍马，向雍正谎报五星连珠，因为五星连珠是极其罕见的天象，是中国传统星占中的大吉星象，当时雍正皇帝极为高兴，并为此勒石纪念，此碑现存北京古观象台。实际上当时，钦天监中耶稣会士是反对这样谎报的，但钦天监中满汉官员不听耶稣会士劝告[18]。另外，当时耶稣会士戴进贤、刘松龄私下寄回到欧洲的观测报告也是非常精确和客观的。因此，耶稣会士对天象观测还是持比较认真客观的态度，与钦天监中满族监正以及天文科官员的谎报态度不太一样。
当然，对于交食的谎报现象，监中耶稣会士应该也是了解，毕竟他们也偶尔参与过几次交食观测活动，并且这几次的观测也是直接抄袭预报。但是代表耶稣会士的时宪科和代表传统历法的天文科这两派都没有暴露出这件事。这看起来很蹊跷，但实际上通过对这两派不同心态的仔细分析，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对于钦天监中耶稣会士以及时宪科（尤其是其中的很多教徒）来说，历法精度如何是他们在钦天监生存的关键。然而，根据笔者的分析，西洋历法从明末以来一直到《历象考成后编》编订之前，耶稣会士所带来的历法在交食预报上并非如他们在中国所说的那样“密合”，而一直是存在着较大的误差，且误差很不稳定，平均误差就达到10到15分钟左右,甚至有时更大[19]，《历象考成后编》编订之后，交食的预报误差才相对较小和稳定，但也仍然不是很理想。根据南怀仁记载，在康熙年间的中国，“（交食）预报出现半刻钟的偏差要（比在欧洲）显得更丢脸”[20]。也就是说，当时交食预报误差达半刻钟（7.5分钟）就应算作不准。因此，从明末到《历象考成后编》编纂之前，西洋历法预报交食的精度并没有达到南怀仁所说的标准。
其实对于历法存在较大的偏差，耶稣会士心里也很清楚，如雍正八年，在钦天监担任监正和监副的戴进贤和徐懋德就提出，当时正在使用的《历象考成》在日食推算中已出现误差，必须修订。为了证明此点，当年六月初一（1730年7月15日）日食，他们两与明安图等人一起在观象台进行了观测，结果发现钦天监预报“推算分数不合”[21]。然而，耶稣会士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地位和利益，是不会向皇帝和盘说出交食上奏中直接抄袭预报结果的行为。可以设想，一旦皇帝就此事追查下来，就会严格要求交食观测，那么预报中多次存在的较大偏差很快就会被皇帝发现，如果这样，耶稣会士编制的历法将会受到怀疑，他们在钦天监中的地位也将会随之受到严重动摇，从而影响他们的传教大业。既然天文科用预报结果作为观测结果来上奏皇帝，那么每次的交食预报都是与观测结果吻合，这正好帮助耶稣会士证明了从欧洲带来的历法的高度准确性，也正好非常有利于耶稣会士在钦天监中稳保官位。
实际上，耶稣会士心理很明白其中的底细，南怀仁自己就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自己对欧洲天文表常常出现较大误差的事实思量得越仔细，“越不怀疑，正是由于上帝格外的佑护，在用天体运动检测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的这些年里还没有发现过一次偏差！我确信，这是因为仁慈的神遮盖了所有可能出现的误差：通过观测者的粗心，通过阴云，或者通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天眷；因为它使一切都有益于我们的宗教”[22]。实际上，南怀仁还有其不便明言的隐衷――那就是钦天监在向皇帝上奏观候报告时是直接照抄预报数据，所以也就比较隐讳地说是上帝格外的保护或类似的天眷。
对于天文科来说，他们谎报交食观测也是能理解。最主要原因也就是在上文已讨论到的“钦定”历法的高度权威性，尤其是《历象考成》这一历法的名称被冠以“御制”之字样，其“钦定”的权威受到了进一步强化。巴多明信中的那几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参看前文），《历象考成》都已“成了永恒的法则”，即使出现错误也“不是推步者的失误”，而“是天体本身的错误。”[23]从这可试想当时“钦定”历法的绝对权威。作为天文科的官员，他们也是明哲保身，皇帝“钦定”“御制”的历法，何必要去较真挑战，前者之鉴也让他们清楚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杨光先和杨燝南状告历法最终也是没有一个好下场，何况他们也明白自己的历算水平并不高，没有这个能力去较真。
与此形成呼应的还有1730年巴多明对钦天监现状的描述：“从历史上来看，数学家的疏忽受到重罚，却无人见到他们的勤劳受到奖赏……钦天监监正假如是一位饱学之士，热爱科学，努力完成科研；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过前任，增加观测次数，或者改进操作方法，在监内同僚之中就会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是要按部就班的。他们说：‘何必自找麻烦、担风险，一扣不就是一两年的薪俸吗？这岂不是自己挨饿而死为别人行好吗？’”[24]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钦天监天文科官员即便发现了观测结果同预报之间存在误差，也不会把这种结果轻易告诉皇帝，以免“自找麻烦”。因此，对他们来说，在观候报告中直接抄写预报数据是最好的方法。况且康熙、雍正、乾隆对交食活动中的救护及星占解释都是非常在意，历法的吻合也让自己在星占解释上少添麻烦。
其实，自清初西洋历法战胜大统历和回回历后，西法已经牢固占据了官方正统历法地位，尤其是当西法获得了“钦定”的地位后，交食测报已经不再如清初那样为了验证历法而显得测算精度的高度重要，而实际上，交食测报的重要性则更多地表现在星占及礼制上。
二、清代交食活动中的迷信和礼制
中国古代日月交食观念与传统礼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交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绵延于历代王朝。随着古人对交食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和对交食的预报越来越准确，交食救护的礼仪也越来越精细化。尤其到明末时，当权者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日食能否发生，而是具体到食分有多少，并由此来决定是否举行救护仪式[25]。例如据《明史·历志》记载：
（崇祯四年）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预推顺天见食二分十二秒，应天以南不食，大漠以北食既。例以京师见食不及三分，不救护。
到了清代，人们对交食的认识更加深入，已普遍了解日月交食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清代交食救护仪式比明代的更加严格、复杂：食分上，明代只要求达到三分时才进行救护，但清代要求一分时就必须进行救护；在明代，日食救护时，“百官具朝服”到“礼部仪门及正堂”举行，月食时，百官只须“便服于都督府”进行，对地方官署不作交食救护要求。然而，在清代，救护中间的具体细节（包括“跪”、“磕”、“设香案”、“击鼓”等等）比明代要复杂得多，要求“在京文武官员均赴”参加，日食和月食救护仪式相同，均须穿正式“朝服”，并且省、府、州、县都与京城救护仪式相同，规定了各省的堪合字号，如直隶“雨”字、山东“格”字，等等，对年老官员也作了具体要求，在救护仪式过程中还有礼部官员值班监督，交食发生前五个月就要下达各省具体食况预报，前半个月左右还要再一次下达各省，以便各省到期救护，救护仪式结束后，钦天监要作星占解释，并于第二天上奏观候报告，救护仪式的前后过程极其复杂。
因此，尽管清代历法中对交食的解释已非常科学清楚，但日月交食自古被赋予的皇权统治上的象征意义一点没有动摇，而且清朝廷对此更加迷信。即使康熙精通天文历法，了解交食发生的自然原因，但作为一国君主，他对几千年遗传下来的星占学内容，也更多是“宁信其有”，何况康熙本人对自己钦定的历法有高度的自信，这就更需要从星占内容上获得支持。如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发生了一次日食，由于这次日食“见于岁首”，康熙自己“兢惕靡宁，力图修身，罢元旦行礼筵宴。”并且他还要求钦天监“凡占候当直书其占语”，不可“揣度时势附会其说”。[26]
雍正对交食的救护以及星占解释的迷信上似乎更超过康熙，最典型的是雍正八年六月初一发生的日食（1730年7月15日），这次日食发生之前，雍正于当年三月初九通过礼部颁诏，言：
朕御極以來，柒年之中未遇日食之異，今據欽天監參稱，庚戌年陸月初壹日，日食玖分十貳秒，朕心深為恐懼。想由朕之政事有缺，用人敷治之間未為允當，或內外臣工不能敬謹奉職，民情尚未舒暢，以致上干天和，垂象示儆。朕寤寐之中時刻修省，內外臣工等各宜悚惕，恪盡厥職，共相勉勗，以凜天戒。但期各矢誠心，不必以空言回奏。[27]
由于这次日食是一次大食分日食，接近全食，从星占学上解释是一次大的灾相，雍正深感恐惧，不仅深刻反省自己，而且要求地方官员重视此次日食，日食发生后，一些地方官员上奏雍正。
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报“巳午之交，忽浓云密布，雷鸣闪耀，甘雨如注，自巳至未，雨霁云开，麗日朗然，中天炳耀”，日食未见，“臣民咸称实属稀逢，莫不欢忻庆颂”，盛赞皇帝“爱育民生，澄清吏治”，“于日食之时，特降甘雨，普利田畴，益见天心之眷佑弥殷”，特此“恭疏题贺”。[28]
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报“初食讫于复圆，瞻看所食分数，仅三分有余，不及四分”，“省城内外数十万人目击如一，莫不称奇”，高其倬称当时观测到的“日食日辰相应分数大减”，于是大赞“皇上敬天动民”，“时时纯于笃敬”，“全无私禱，天人相应，自然感通，是以悬象著明，万方共见”。[29]
巡视台湾工科掌印给事中奚德慎和巡视台湾兼理学政监察御史李元直奏报当天观测“午初二刻初亏，日食仅三分有余，与九分二十二秒相去悬远，不及未刻，早已复圆，光彩照耀，万目同瞻，咸称奇异”。他们还奏报了当年六月十五日的月食食况观测，“亥正三刻初亏，月食不及二分，与闽省来文三分十一秒之数亦不相符”。[30]
山西觉罗石鳞奏称因天气问题没有观测到此次日食，福建高其倬、台湾奚德慎都奏称观测到的食分比预报的小，他们都以不同的具体原因对雍正大加吹捧。山西因为天气问题没有观测到有可能是事实，但福建、台湾的具体观测是不是如奏摺所说的那样呢？根据理论值验算，两份奏摺所称的食分都比理论值小不少，如福建食分理论值0.553，而高其倬奏称只有三到四分（即0.3至0.4之间），台湾理论值0.56，而奚德慎奏称只有三分有余（即略大余0.3），另外奚德慎奏摺中的六月十五日月食也是不符合理论值，所奏的食分（不及二分）比理论值0.31小了不少；在奏报的具体食相时刻上，奚德慎所奏与理论值相差更远，如报这次日食初亏（开始）时间比理论值早45分钟，复圆（结束）的时间约比理论值早90分钟结束，所奏月食的复圆时间比理论值约晚1个小时。因此，台湾奚德慎很有可能在奏摺中有意缩小交食食况的程度，从而借此奉承雍正。这几份奏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很了解皇帝对交食的迷信心态，都很想利用这次的观测结果来博取皇帝欢心。
然而，雍正看到这些奏摺后，也并非如这些地方官员想象的那样高兴，反而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如雍正批评山西巡抚觉罗石鳞，“浓云密雨，日食不见，朕亦降旨切加申饬矣，从来天象之灾祥，由于人事之得失，若上天嘉佑而示以休徵，盖欲人之知所黾勉，永保令善于勿替也，若上天谴责而示以咎徵，盖欲人之知所恐惧，痛加修省于将来也，凡为人者受天嘉佑，而或骄矜縱肆怠惰，前修则将转福为灾矣，受天谴责而或戒慎悚惕省改前愆，则将化灾为福矣，此天人感应呼吸相通之理。朕所日日训示天下臣民者况天之锡福降灾，即如人君之赏罚也，凡为臣者受赏一次，则终身当有奋勉感激之心，受罚一次，则终身当有儆惕抱愧之意。安有过后即淡漠置之，俟再有赏罚之时而复知感懼者乎。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之日食乃上天垂象，以示儆所当永远敬畏，勿忘兢业之心，讵可以偶尔观瞻之不显而遂夸张以称贺乎。”[31]另外，雍正批评台湾奏摺“似此言祥瑞實可謂無知妄論也”[32]。批评江宁织造郎中髓赫德的具摺，“奏本年六月初一日食之期江宁地方先期阴雨,至午后则天色晴明,万物共见日光，无亏地方咸以为瑞，特行奏贺等语,朕彼时即批谕切则髓赫德,此并非尔职掌应奏之事,且以识见庸鄙之人而轻言天象尤属诞妄。”[33]
以上看来雍正对这些奏摺还是比较冷静，没有被这些奏摺中的吹捧而迷惑。然而，雍正的批评也表现了他对这次日食重视的原因所在，他重视的原因根本不是在于这次日食的科学预报及观测上。即使在地方奏摺中已出现了观测与预报严重不合的情况，但他也没有去追究其原因所在, 反而只是要求官员“不可怠忽天戒”，不可有“稍存縱肆之心”，这还是在为朝廷统治而服务。因此在这次日食事件中，雍正更多的则看重如何把这次日食与他对国家的管理联系起来，如何要求官员从这次日食中吸取教训，从而严格要求自己，这可清楚地反映出雍正对这次日食的过份政治迷信。
另外，在这次日食事件过程中，雍正还回忆了他曾在康熙朝时参与的三次宫廷日食活动：
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宫用千里镜，四周用夹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考验所亏分数。此朕身经试验者。若果亏蚀不及分数，则系钦天监推算之误，又岂可因此而怠忽天戒，稍存纵肆之心乎。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是时我皇考降旨日食虽人可预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惧，盖所以敬天变修人事也，若庸主则诿诸气数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阴盛所至，岂可谓无与人事乎，可谕九卿如有人事应修改者悉行奏闻。皇考敬天之心诚切如此，是以上天眷佑本年，即成荡平葛尔丹之大功，边方宁谧，中外欢腾，此即转灾为福之明徵也。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日食，皇考在宫敬谨齐肃，特命朕同诸皇子赴礼部衙门虔诚礼拜，是日阴云微雪，未曾显见。皇考谕廷臣曰，京师虽未见，别省无云之处必有见者，况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谨，或有缺失之处诸臣应商酌确议。此皆我皇考之垂训子孙臣民者，今见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食不显，而生欣喜之心为庆贺之奏者，甚属非理大违，朕心特谆切宣谕俾中外臣民共知之。[34]
从雍正的这些回忆中，可以发现康熙曾在宫廷内也是非常重视日食活动中的星占解释等迷信问题，同时也可看出雍正在交食事务上的迷信深受康熙的影响，其迷信程度似乎更是超过康熙。另外，上文谈到的1725年钦天监伪造的五星联珠事件，雍正还特此勒石纪念[35]，这也反映了雍正对天象的迷信心态，同时也反映了钦天监官员非常了解雍正的心理，投其所好，以迎合统治者的迷信心态。
三、从中朝交食活动交流看交食测报的礼制化
由于清代采用的西洋历法不仅可以推步出京城（北京）的见食情况，而且能对不同省份以及一些邻国（主要是朝鲜）的见食情况进行预报。在交食前五个月，礼部会把交食预报发布到所有见食的省份，要求他们临期“一体救护”。如果朝鲜也可见食，则会给其国王发布一道咨文，预报朝鲜的见食情况，要求他们“依例救护”。 而朝鲜国王在组织救护和观候后，又会给清朝礼部上一道“回咨”，报告观候结果。由于这个原因，朝鲜现在仍存有一些清代的交食预报资料，并被韩国史家编入《同文汇考》[36]（下称《汇考》）中。礼部的这些咨文除预报朝鲜即将见食的情况外，还会提及北京的食况。笔者对朝鲜《会考》中的交食史料作了辑录和分析，一方面可以补中国现存史料所缺失[37]，同时另一方面还揭示了清朝和朝鲜李朝之间在交食预报和观测方面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
《汇考》中回咨内容主要为朝鲜临期观测的结果，一般先上报清朝礼部，并由礼部“照验转奏”清朝皇帝。不过，笔者发现，在《汇考》所收的回咨中，除那些记着因阴雨雾雪“观候不得”结果的回咨外（共计五次），只有四份回咨的内容是完整的。其余回咨只注明日期，内容一概略去。四份完整的回咨出现在《汇考》“原编”和“原编续”的开始，是作为日食和月食观测回咨的格式样本而出现的，而在略去内容的回咨中可以读到“文式见××年”的字样。内容完整的四分回咨分别是以下几次交食的观测结果：
A.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722年1月2日）的月食。
B. 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1730年7月15日）的日食。
C.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1787年6月30日）的月食。
D.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一（1786年6月4日）的日食。
通过对比发现，C和D两次的观测结果与礼部咨文中的预报结果完全相同。至于交食A和B，礼部咨文中都只列出了朝鲜的食分和初亏时刻，而朝鲜回咨中则给出了全部交食过程的时刻数据：
交食A：月食十八分二十八秒，初亏亥初初刻四分，食既亥正初刻十四分，食甚夜子初初刻九分，生光子正初刻四分，复圆子正二刻二分。
交食B：日食十分九秒，初亏午正初刻十二分，食甚未初一刻十三分，复圆申初初刻八分。
虽然礼部咨文中缺食甚和复圆数据，但从食分和初亏数据来看，这两次交食的观测结果还是与预报完全相同。
在《汇考》中，只发现一次朝鲜的观测与清朝的预报不符的情况，这就是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749年12月24日）的月食。钦天监在当年六月预报朝鲜的见食情况为：
朝鲜月食四分九秒，初亏寅初一刻七分，食甚寅正二刻三分，复圆卯初三刻。
但是，李朝观象监当天观测结果却为：
月食三分四十六秒，初亏寅初一刻十一分，食甚寅正二刻四分，复圆卯初二刻。
于是朝鲜国王给清朝上了一个“月食分数时刻不符咨”（原文已佚失），详细报告了此次与预报不符的观测结果。乾隆读到这份咨文后非常重视，责成钦天监确查，钦天监旋即上疏表示，此次不符是由李朝的观测错误造成的。这份奏疏又被礼部抄转朝鲜国王，主要内容是：
查月入暗虚则食，故所食分秒天下皆同。时刻则有厘差，故见食有先后，随地各异。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四分九秒，臣监先期推算具题，至期臣等率同科员，会同礼部司员，在观象台用仪器、远镜公同测验，分秒时刻俱与原推符合，朝鲜国食分无独异之理。今据图开月食三分四十六秒，比原推少二十三秒，及所进图象细加测量，止有三分三十二秒，与所开三分四十六秒又不相合，则其所测分数原属未确。再查月食时刻，图开初亏比原推迟四分，复圆比原推早三分。查初亏系月与暗虚两周初相切，复圆系月与暗虚两周初相离。而暗虚周际影甚轻微，故及见为亏已在初亏之后，方见为圆尚在复圆之前，其所测不符尚属有因。至于食甚为食分最多之候，虽前后数分之内不见其差。今图开食甚比原推迟一分，尤不足据……伏请敕下礼部，行令朝鲜国王，嗣后日月交食，钦遵部颁，一体救护可也。[38]
对这次交食的预报和观测精度进行验算发现，李朝的观测精度的确比预报差，但相差并不太多。按理观测结果与预报结果出现不同是很正常的事，何况李朝观测与预报之间的差距（表1中的“观测值－预报值”）并不是很大，食分差仅为日面直径的4％，最大时刻差也只为0.07小时（4.2分钟）。乾隆为什么如此重视此事，并专门责成钦天监加以确查，钦天监又为何如此肯定是朝鲜的观测有误呢？原因十分简单，正象南怀仁曾经抱怨的那样，清代中国人“不了解这类工作（笔者按：指交食预报）的困难，总期望我们的预报与天密合”[39]。如果出现不合天的情况，就意味着所用的历法不准或者钦天监推算有误。而康熙以后的清代历法是经过康熙本人裁定采纳，并且又专门组织当时的天文学家“御制”的，如上文讨论的其权威自然难容怀疑。而钦天监如果推算有误，则系严重的渎职行为。所以，一旦出现不合天的情况，哪怕相差很小（按南怀仁的说法，清代交食预报误差达到7.5分钟才算是十分严重的事）[40]，也会引起较大的注意和反响。
表1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的验算
| 食分
| 初亏（小时）
| 食甚（小时）
| 复圆（小时）
|
礼部预报值
| 0.42
| 3.37
| 4.55
| 5.75
|
朝鲜观测值
| 0.38
| 3.43
| 4.57
| 5.70
|
理论值
| 0.41
| 3.17
| 4.50
| 5.83
|
预报值－理论值
| 0.01
| 0.20
| 0.05
| -0.08
|
观测值－理论值
| -0.03
| 0.26
| 0.07
| -0.13
|
观测值－预报值
| -0.04
| 0.07
| 0.02
| -0.05
|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推论，即除这一次月食外，其余日月食的观测结果（除因天气原因未观测到的外）都是与预报相符的，就象那四份完整的回咨中那样，否则还会出现更多的交食“分数时刻不符咨”以及相应的“确查”疏文。
在两百多次交食观测中只有一次观测和预报之间存在差距，其余则相互符合，这样的结果实在太过理想了。在清代交食预报不是百分之百准确、观测技术不是绝对精密的情况下，这样的数据实在很难被认为是真正的观测结果，相反倒说明它们是抄自预报的可能性更大，就如同清钦天监观测抄袭预报的舞弊现象。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上述四份完整的回咨中找到证据。
在清代的交食计算理论中，日月轮面的直径被分为十分，用以计算日月食食分的大小。在日食预报中，如果出现食分大于十的情况，则说明该交食必定是全食，也就是说，日全食的食甚时，月轮面的视面积超过了日轮的视面积，月全食的食甚时，地影的视面积超过了月轮的视面积。但是，在实际观测中，在食甚时这些超过部分是无法直接测量的。所以，在真正的交食观测报告中，不应该出现食分大于十的情况。但是，在四份完整的回咨中，我们却发现交食A、B和C（月食十一分五十八秒）的食分都超过了十分，因此只能是直接抄袭预报的结果，而并非实际观测记录。
至于交食A和B的食甚和复圆两个时刻，尽管礼部预报咨文中没有给出它们的数值，不存在与预报相符或者相违的问题，但是，通过以下验算可以发现，它们可能也是依据计算结果上报的，而不是实测结果。
按照清初《时宪历》推月食的方法，只要算出了北京可见的交食时刻，则可以推出各省的情况：“以京师月食时刻，按各省东西偏度加减之，与推各省节气时刻加减法同。”朝鲜早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已经掌握了《时宪历》五星和交食的推法[41]，因此也把这一方法移植到了本国。1770修成的李朝《文献备考》“象纬考”中对此方法有明确记载：“本国月食时刻方位推步法：以燕京月食时刻加四十二分，得本国月食时刻……”[42]。其中的“四十二分”就是按汉阳与北京之间的地理经度差而算出的东西时差：“汉阳偏燕京东一十度十三分，则（节气时刻）加四十二分”[43]。按此方法，我们把交食A的北京月食时刻加上42分，结果与回咨中所列的朝鲜交食A的各个时刻正好完全相同，表明交食A食甚复圆时刻的“观测结果”也是按照简单计算结果上报的。
《时宪历》日食算法中也指出了推求各省日食时刻的方法：“以京师食甚用时，按各省东西偏度加减之，与推各省节气时刻加减法同，得各省食甚用时。乃以各省食甚用时，按各省北极高度，依京师推近时、真时、食分及初亏、复圆真时法算之。”这套方法同样也被李朝天文学家采纳[44]，如果需要，他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算出交食B中朝鲜食甚和复圆的时刻。根据笔者验算发现，该次交食的回咨中所给出的这两个数据正好也比北京食甚和复圆的预报时刻晚42分钟，而且通过现代理论的验算可知，这两个值的误差远远大于初亏时刻（见表2）。这说明，回咨中的这两个数据应该也是推算结果，而且推算方法与上述算月食时刻的方法相同。由于这种计算方法并不严格，所以才会造成比初亏时刻大得多的误差。
表2 对交食B时刻的验算
| 初亏
| 食甚
| 复圆
|
理论值
| 12.26
| 13.96
| 15.44
|
观测值
| 12.20
| 13.47
| 15.13
|
观测值－理论值
| 0.06
| 0.49
| 0.31
|
所有这些分析说明，清朝向李朝发布交食预报，主要是要“朝鲜国王查照（咨文）后开（交食）时刻，至期遵照(所附圣)旨内事理，一体钦遵救护施行”[45]，而不是要让他们客观地上报观测结果，或者要他们通过观测验证预报的精确度。因为从乾隆十四年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在观测与预报出现不一致的时候，清钦天监明显维护的是自己预报的权威性，而把错误全部归咎于李朝的观测，并要求他们“嗣后日月食”只需“钦遵部颁”进行“一体救护”的仪式。而朝鲜虽然偶尔将实际观测结果上报，但结果得到的只是变相的申斥，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好在回咨中照抄预报结果，走走形式。由此看来，清朝和朝鲜李朝在交食预报和观测方面的交流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合作，就象李朝每年要向清朝请历，清朝每年要向朝鲜颁发自己的历书一样，仅仅是象征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礼制活动。
四、余论
自从西洋历法在清廷得到皇帝信任并牢固占据官方正统历法地位之后，统治者对自己的历法一直是抱有高度的自信，即使皇帝也曾偶尔发现过历法不够准确，但作为自己钦定的历法，他们也没有对其提出过多的质疑和否定。对于交食测报，统治者再没有如清初那样去关心历法的推算精度，而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交食活动中的礼制及政治迷信问题上，对于皇帝这种心态，钦天监也是非常了解，不如投其所好，在向皇帝上奏观测报告时，直接利用预报的结果进行谎报，如在观测时遇有天气问题，在预报的结果上稍加修改,这样做不仅让皇帝知道象征皇权的历法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也免得为钦天监内部多添麻烦。钦天监中的时宪科和天文科也是各怀自己的心态，大家心照不宣，各行其是，互不干涉，这样长期下来，似乎形成了一种习惯性做法，从而在观测报告中长期抄袭预报数据，至于交食救护的礼制及星占活动按律遵守，至于观测活动恐怕也只是走走形式了。
明末及清代是中西科学开始彼此交融，中国科学开始迈向近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西学的传入也的确促进了当时科学的一度繁荣。作为朝廷的主要科学机构钦天监在吸收欧洲天算方面也的确曾作出不少贡献，如钦天监兼容不同派别的历法家，有大统、西洋、回回三家历法，形成相互竞争的体制，尽管竞争曾造成了“康熙历狱”事件，但多少还是可以促进三家去钻研历法、提高历法的测算精度，这在一定程度是有利于当时天文学的发展。当时欧洲人通过来华传教士了解到中国的钦天监后，还非常欣赏钦天监这样的机构形式，甚至在17世纪60年代，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之时，中国的钦天监还曾被作模仿的对象[46]。当南怀仁在“康熙历狱”中反攻胜利并任钦天监的“治理历法”后，钦天监在传播西方天文学方面也还是作了不少工作。但好景不长，到康熙中后期，虽然传教士仍然从欧洲带来西方天文学，但在规模和声势上已远不比明末清初，钦天监本身在天文学上的创新性也越来越小，以致于后来的传教士描述钦天监：“如果有谁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现状”[47]。为什么在几十年内的时间里，钦天监的状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无疑与钦天监的工作方式、工作目标、管理机制以及当时多方面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论文对其交食测报活动的分析也折射出钦天监从康熙中后期的职能变化，虽然最主要职能仍然是编纂历法、观测天象及星占，但实际上其工作目标已随统治者的心态和需要而发生了变化，为皇权服务而提供天学上的解释才是其主要目的，就连交食测报也是力尽以直接抄袭预报的方式而投皇帝所好，更很难想象钦天监还会如明末清初那样去吸收欧洲天文学。因此钦天监的所谓科学活动已被严重被烙上了皇权的色彩，至于天文学及算学的发展已并非其主要工作目标。只要历法准确，不误天象的预报和观测以及星占活动，钦天监的主要工作任务就已完成。加上钦天监的天文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又受来华传教士的控制，在技术上一直没有能独立自主地发展，故钦天监实际上在皇权和传教士的双重影响和控制之下。包括1713年康熙在畅春园建立的蒙养斋算学馆，实际操纵科学组织运作的是皇三子胤祉，故也是带有浓厚的皇权色彩[48]。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清钦天监到后来已不再如清初那样在天文学发展方面表现了一个科学机构的作用，而实际上更多地是在为皇朝礼制服务，这就已决定了钦天监很难再能带动当时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试想钦天监作为一个皇家最主要的科学机构不能在它的学科领域内起领头作用，这个学科又如何能在这个国家得到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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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the Cheating in the Eclipse Observations
Took Place in the Royal Astronomical Organization of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eclipse observations in the royal astronomical organization of Qing dynasty were not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as we imagined. The observation results were copied from the calculated predictions. Why did this cheating action lasted 170 years? The officials in the astronomical organization wanted to conceal the errors of the calendar that symbolize the imperial power and maintain the vested interest for themselves. At same time, the eclipse observation was completed a high ritual ceremony and not a serious scientific practice. This also resulted in the stagnancy of the astronomy science since midterm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imperial power, rituality, eclipse, cheating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0173012）；另受中国科技大学留学回国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吕凌峰，1972年生，男，博士，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