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前的秋天，1860年10月，圆明园浩劫，举世震惊，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但是，谁先抢了圆明园？王闿运说是中国人,北京城里的满人和老百姓！
王闿运（1832－1916）的《圆明园词》说：“敌兵未?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这话文诌诌的，好在附有自注，词义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 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王当时刚出道，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北京的关系很熟。据他的见证，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 ，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
此话关系重大，不可乱打诓语，要有根据。所以《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黄浚（18 90－1937）写到这段疑案，在同意王称“此说大致不谬”以后，另外还引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作旁证。
李慈铭八月二十四日（公历10月7日）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还没有大抢。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抢劫哄然而起。日记说：城外西郊，盗贼遍地。城里 的贵族、官僚、富人纷纷害怕起来，打点细软准备出逃。他们怕的不是洋人，而是京城 周围的穷满人、穷汉人。暴民们一个个手上把玩着刚从圆明园里抢来的古董、玉器，已经一群群地潜入城里，准备跟在洋人后面，接着抢。
八月二十七日的情况简直恐怖。“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孓遗。”可见，等到英法联军正式开枪以后，北京的暴民 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劫。据说河里、沟里都是坛坛罐罐，搬不动，扔下的。此后的几 十年里，圆明园里，无有宁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动乱，或平时官兵有所疏忽，就拖着板车奔海淀。从楠木、金砖，到石块、瓦片，皇上的东西，什么都往家里搬。运气好的，在废墟里还能找到拼得起来的瓷器、玉器。民国初年的时候，王闿运曾对人说：“圆明园毁后，周垣半圮，乡人窃入，盗砖石，伐薪木，无过问者。”1980年夏，已经是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第一次旅游北京，在前门附近看到从圆明园里搬来的石条和界 碑，垒砌在街沿上。
谁先在圆明园开抢，是讲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苑囿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兵士，住在宫殿里，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议论盗掠珍宝。但据说第一天还好， 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没有动手，他们是在几天后，联军司令部商量后才下手的。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住房。满人入关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没了官的北京没人管，一下乱了，对整天垂涎着皇上生活的小民来讲，无疑也算是一种解放，进到这平日里的禁园张望也是享受。于是开抢，如王李所记。
随军的英国纪（Ghee）牧师说：“当我们再走近内宫时，遇见了成群打伙的中国人，抢劫他们皇帝的东西。我们检查他们的篮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毡毯和粗布的棉衣。他们没有走进最好的宫殿，他们惧怕我们。”因此，外界看起来，是中国人先抢烧圆明园。英法联军当然不是善类，他们早已在园内有组织有纪律地分赃、搬运、拍卖圆明园财物，但外界不知。情况就是这样：英法联军是有组织的江洋大盗，海淀的某些百姓是散乱的刁民细贼。
这段史料，令人不解：“首善之区”的百姓，“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平时又最恨洋人，临事不和皇上共患难，不显出“忠君爱国攘夷”的样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捞便宜，为什么？这样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奸？不像。农民起义？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他们却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皇帝、老外都吃不了兜着。
这样的故事，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话：“乘火打劫。”大约是中国历史书上，这样 的故事太多了，才有人发明了这句妙语。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 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细民，不然为什么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很想守住纪律不抢，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 时候，北京、南京、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想抢。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故宫保了下来，造 了博物院。不过，这样的故事，还没有离我们远去。本世纪里，每有“煽风点火”的群众运动，就有“乘火打劫”的行动者。明眼人可以数出很多次。
杜牧的《阿房宫赋》，对中国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乘火打劫”的现象解释得最为 生动服人。他总结秦始皇的阿房宫被焚烧的原因时，说道：“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 之心。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 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 之帛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戌卒叫，函谷举。楚 人一举，可怜焦土。”杜牧虽为诗人，不是理论家，但他讲出了大道理：长期朕“一人”，宫城内外的百姓和皇帝，富贵贫贱，奢侈穷困，差别太大。没有中间阶级的斡旋、社会关系的沟通、舆论批评的发泄，鄙野之人，平日里固然魏阙仰望，敢怒不敢言，可一旦有人揭竿，老实委琐，委屈成奴的平民，必“乘火打劫”，在金銮殿里，九龙床上过把皇帝瘾而后快。
由圆明园的“乘火打劫”再到抗战时期，某地日寇扫荡抗战村庄。日军后面，跟着邻村的村民。鬼子“三光”（烧、杀、抢光）之后，他们再收捡一些破烂回家。又到鲁迅的《藤野先生》，那个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镜头。鲁迅和同代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怪其愚昧。然而，又经历了二十世纪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习惯性的“乘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如果总是不鼓励市民有独立的财产、事业、信仰和追求，没自己的事干，老念着、侃着、望着皇上的生活，以此为苦，也以此为乐，他们的人格必然无聊卑下，行为不负责任，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王闿运、李慈铭，还有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的这个毛病，但无法下药。不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点，不再出这样的“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