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2002第3期
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by那仁朝格图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的生平和其印章及有关他的政治文化活动。曾在雍正、乾隆两朝身居要职的允礼，笃信佛教，搜集整理了很多佛经，其中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经居多。允礼组织众译师并亲自参与把这些伏藏经译成蒙文，对蒙古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果亲王允礼 印章 宁玛派 伏藏经
[中图分类号]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3-0099-07
一、果亲王允礼
和硕果亲王爱新觉罗
允礼（1697-1737），清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十八世纪的蒙藏文文献中多以佛陀古如扎拉、那木噶巴扎尔、罗布桑旺吉勒多杰、叶希多杰扎拉、叶希多杰等名出现。号自得居士。康熙三十六年（1697）生，母纯裕勤妃陈氏。乳名胤礼，后因避世宗讳，改为允礼。
允礼生活的年代正值清朝极端专制政体的强化和完备的年代。有关允礼幼年时期的情况，除了常去太庙参加祭奠仪式外，并无其他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幸塞外，①至内蒙古多伦诺尔，亲眼目睹章嘉二世昂旺却丹被册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的经过。②康熙六十年（1721），正式参与政务，任中政殿知事③。康熙末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激烈。主要表现在皇权继承交替上，太子两度废黜后，诸皇子在暗中大肆活动，结交党羽，培植亲信，窥测时机，觊觎储位。当时皇八子胤祀最活跃。他们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倾轧排挤最后到了白热化程度，酿成统治秩序的动荡不安。有段史料表明，允礼也卷进了这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不过允礼很能看风使舵，依附了雍正帝，弹劾“潜蓄异志，包藏祸心”的胤祀等，成了雍正诸兄弟中少有的心腹之一，并矢志忠诚。这跟怡亲王允祥在雍正帝前力保“允礼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的奏称是分不开的。故雍正帝称“朕以王言，特加任用”。否则，允礼也很可能与胤祀集团的其他皇子们一样的命运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允礼奉命修缮景陵。雍正元年（1723）四月，因办理景陵尽心效力而被封为郡王，称果郡王。同月封多罗郡王，管理武英殿和御书处。④七月，正黄旗蒙古都统伊都善缘事革职，受命管理此旗⑤。雍正二年（1724）正月，镶蓝旗汉军都统伊尔拜缘事革职，以其管理此旗⑥。五月，管理镶红旗并仍兼管镶蓝旗汉军都统⑦。雍正三年（1725）七月，吏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前往阿兰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方时，命允礼管理藩院事务。⑧九月，上谕宗人府:“果郡王实心为国，凡所交之事，尽心竭力办理，操守亦甚清廉，随朕行走之处甚多，所费甚繁，俸银俸米照亲王给与，护卫亦照亲王府额”⑨。雍正四年（1726）三月，兼管镶蓝旗满洲都统⑩。七月，奉命同康亲王崇安稽查国子监10。雍正六年（1728）二月，特晋亲王，封和硕果亲王，谥号“毅”，故又称其为果毅亲王允礼。雍正帝谕称允礼为“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孙之表范”12。六月，兼理镶蓝旗蒙古都统13。雍正七年（1729）七月管理工部14。九月，同大学士蒋廷锡、内务府总官海望总理户部三库15。（明明是八年八月，给的注释也是八年八月，这里大约是笔误，前后都是地震的东东，心痛）雍正十一年（1733），管理宗人府16。七月，管理户部事务17。
雍正帝即位之初，以求言为急。经过雍正帝苦心经营，康熙皇帝创行的奏折制度逐渐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允礼常上密折，密奏部院和地方之事。雍正十二年（1734）六月七日，劾奏户部尚书彭维新植党私、坏法欺公各款。18痛恨朋党的雍正帝将彭维革职严办。又如，雍正十二年十月奏言:“凡臣工条奏，理宜据实敷陈，不当相为授受，及摭拾已行之事，希图塞责。嗣后
细微之事，本部院大臣，即酌定办理。如该员不行呈明酌定，而率为条奏者，交部分别察议，傥已经呈明，而该大臣不行酌定，仍准其声明条奏，若事果应行，将该大臣议处。至群相参酌，摭拾旧事，混行渎奏者，从重治罪”。雍正帝朱批:“果亲王所奏是，著交该部照所奏行，并通行晓谕轮班条奏之大臣官员知之”。19以至“外间颇疑其严厉”。但乾隆即位之初，他奏言:“请蠲江南诸省民欠漕项、芦课、学租、杂税”20，乾隆帝看完奏折说果亲王“秉性忠直”，“存心宽厚”，并特意宣示九卿。允礼一生当中最值得一提的两件事情，一是去四川惠远庙安排七世达赖喇嘛返藏事宜，另外一件事情则笃信藏传佛教的一支宁玛派，并组织他人把宁玛派的教义翻译成蒙文。
雍正五年（1727），西藏内部发生阿尔布巴等大农奴主之间争权夺利的武装冲突。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1708-1757）之父索南达杰也参与了此事。清朝政府怕连累达赖及深恐准噶尔汗国趁机入藏，故令查郎阿等，将七世达赖自拉萨迁移到西康理塘寺，后移居泰宁城之惠远庙。后又移至泰宁噶达地方之惠远庙，惠远庙是仿拉萨大昭寺建的，规模也不小。派一千八百人护卫。后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凌遣使北京“定界息兵”，藏中之乱已平息，来自准噶尔方面的威胁亦解除，因此雍正帝派允礼和去藏从班禅五世受比丘戒的章嘉国师若贝多杰（1717-1786）到噶达惠远庙看视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并安排其返藏事宜的同时，沿途巡阅直隶、陕西、山西、四川等省驻防八旗官兵及绿营兵。（看看，十七小朋友也“阅兵”的说）从北京出发时，土观活佛昂旺却嘉措等在京大小官员送行到城外。允礼一行人行至成都府后，向达赖喇嘛送去信札、哈达、曼遮，请求撰写上师瑜伽，达赖喇嘛应请立即送来，并派遣仲尼邬藏达尔罕罗桑贡却前来迎接允礼及章嘉，双方相见于哈罗潘地方21。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藏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允礼等到达噶达后，受到汉藏两种仪式的迎接，行至惠远庙中门时，七世达赖喇嘛在堪钦持金刚和近侍俄仁巴等陪同下来相见。然后一同走进大经堂，允礼宣读雍正皇帝金字圣旨，献上所赐各种景泰蓝及珍宝器皿，用百色锦缎织成的多种奇异供物、大小五色内库哈达、百余匹内库缎子、十余匹土尔扈特产红黄色氆氇和白银两万两。尔后就座会宴相谈22。允礼在此期间奉旨向堪钦持金刚等僧俗官员授名号及赏赐物。因允礼笃信佛教，故向七世达赖喇嘛行弟子礼，听法讲经。因“皇子毫无骄横姿态”而倍受达赖喇嘛和其他人的爱戴。达赖喇嘛命然坚巴班觉和喀尔喀拉尊二人给允礼任翻译，七世达赖喇嘛作两天的大威德雄金刚灌顶之加行仪式。允礼“极有根机，授之即悟，笃信无上”。达赖喇嘛给允礼一行人作珠嘉派长寿灌顶，授杰日刚派马头明王密修随许，给允礼授灌顶。允礼“敬信无量”，复献财物。七世达赖喇嘛给允礼和章嘉“赐赠手稿多种”，达赖喇嘛还对其讲授作明佛母随许法类教诫和药师佛七尊、观世音、白度母等随许法及自己所著的《上师瑜伽》《独雄大威德修行法》《无量寿长寿仪轨实施法》等教诫和其他所依之法23，后来，允礼把七世达赖喇嘛的这些作品翻译成了蒙文。允礼和章嘉国师接着同达赖喇嘛及僧俗官员商谈返藏的具体安排，决定让章嘉国师过完藏历新年后陪同达赖喇嘛入藏，自己先起身回京。临别前，七世达赖喇嘛向允礼奉献称作“卢穹玛”的宗喀巴像和各种身、语、意所依之佛像、佛经、佛塔及灵物、薰香等大批赠物。其余人亦向允礼献礼物。雍正十二年（1734），即藏历木阴土年新春正月初一，允礼“向喇嘛（指七世达赖）呈上哈达，显出极大敬心和不忍离别之态，流着泪水，一直回视喇嘛，直到看不清身影”，离开泰宁返京。在回京途中，又命人往惠远庙送去皇帝所赐果品和达赖喇嘛进藏时乘坐的轿子等。24
雍正十三年（1735）四月初一日回到北京述职。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圆满解决，对调整清廷与西藏地方、西藏内部、清廷与格鲁派（黄教）、清廷与准噶尔、准噶尔与西藏、西藏僧侣集团与青海和硕特封建主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雍正年间，清廷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本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但清朝派往苗区的官吏和将领，欺虐苗民，勒征钱粮，引起了苗疆的动荡不安。雍正十三年，清江、台拱的苗民起来反对清朝官吏的压迫，广大苗区掀起了反清斗争的高潮，使清朝在苗疆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雍正十三年允礼同宝亲王弘历等一起办理苗疆事务25，参与策划镇压苗民起义。同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崩。允礼受命掌紫禁城钥匙，进乾清宫，取下“正大光明”匾后缄藏的“以弘历为皇太子，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密旨并当众宣读。
雍正帝在“遗诏”中给予允礼很高的评价:“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实国家有用之材，但平日气体清弱，不耐劳瘁。傥遇大事，诸王大臣当体之，勿使伤损其身，若因此而损贤王之精神，不能为国家办理政务，则甚为可惜”26。这足以证明他是雍正帝的心腹大员。乾隆即位后，允礼和张廷玉、鄂尔泰、海望等一起辅政，办理刑部事务27。
雍正十三年九月，封和硕亲王，免宴见叩拜（这错的比较离谱，上面还果亲王呢，这里才封，汗，这人写完也不校一遍），“永远赐与亲王双俸”。十月，受命总理宗人府。乾隆元年（1736），“坐事，罢双俸”28。不知何故“坐事”，没有找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谁说没有啊，小四乾说得很清楚，说十七装病，他去哪哪，十七没有跟着去迎驾，在家里呆着，精神病钱）。乾隆三年（1738）二月初二日，病逝，终年41岁。乾隆帝亲临果亲王邸第赐奠，说:“果亲王持躬耿直，赋性刚方，办事公明，不避嫌怨”。因允礼无嗣，故以雍正帝第六子弘 为之后，袭果亲王爵。
允礼笃信佛教，博通佛典群籍。他通晓汉、藏、蒙、满文，一生著述颇多。十八世纪的大量蒙译佛教文献上，喻其为“精通显密的康赛亲王”。康赛亲王即果亲王允礼。他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佛典，并无确切的记载。但他至少是在雍正元年（1723）二十六岁时开始译经的。因为他所编译的佛经跋中经常提到“文殊皇帝第十七子和硕康赛亲王二十六岁时翻译”或“康赛王二十六岁时组织众译师翻译”等语。
清朝的统治者们在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在加强其暴力统治的同时，深知精神统治的重要性。利用宗教是一种有效的思想统治方法。尤其是利用藏传佛教，优礼藏传佛教上层人物是统治蒙藏地区的最有效的途径。所以对佛教的保护扶植却也是相当积极的。清初的几位皇帝，对佛教也颇感兴趣。在清宫廷中，学习佛典也成了当时的一种风尚。作为皇子允礼肯定受到了熏陶。雍正帝经常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僧人参加，雍正亲自说法，受徒十四人，允礼就是其中之一。从雍正帝那儿得了“自得居士”号，而且是“能彻底洞明者”之一。29
他拜康熙年间著名僧人，曾亲自主持完成《甘珠尔》经的编译及刊刻工作的甘珠巴?罗布桑础勒丹呼图克图为师，后又师从京城八大呼图克图中的土观?昂旺却嘉措呼图克图和甘丹席勒图?罗布桑丹碧尼玛两位大师，专门系统地学习佛典。尤其同甘珠巴?罗布桑础勒丹的关系特别密切。允礼在自己的文章中常提起甘珠巴?罗布桑础勒丹为“我师”，并在其文章里写跋或让甘珠巴?罗布桑础勒丹给自己撰写佛经。
允礼在自己的王府里经常召集高僧辩经说法，他精通藏传佛教古老教派宁玛派的教义，搜集大量宁玛派教义“伏藏”经，组织众多译经师，并亲自参与编译了这些“伏藏”经典。
当时社会上黄教（格鲁派）受到推崇，宁玛派等其他教派均受到排斥，但允礼却对宁玛派感兴趣，不知何故？值得进一步研究。甚至有段时间他想消灭黄教，弘扬宁玛派的红教。一个有趣的事情是，1737年青海著名僧人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奉乾隆皇帝诏令来北京时，允礼接见他，并同他谈论佛学，询问有关宁玛派的教义，邀请他研究府里所藏的伏藏经，而对宁玛派抱偏见的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却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所以允礼对他表示特别不满意。允礼亲自翻译了不少“伏藏”经外，还撰写了解释宁玛派教义方面的经典。其翻译技巧相当高。这些佛经的蒙文手抄本大部分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中，还有一部分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中。
允礼还善画能诗。他亲自绘制过雍正帝像外，在噶达惠远庙时，也亲自绘制了七世达赖喇嘛全身像一幅，“作为信仰之所依”30。他前往泰宁时，行至四川，所历名胜多有题咏。其《经相岭口占》一诗，对诸葛亮甚为景仰，云:“奉使抚西戎，严冬登相岭。古人不朽名，千载如斯永”。有又《越大冈岭》诗云:“已过连云栈几重，何如首险大冈峰，行人莫慢生劳顿，万山千山不易逢”。还以日记的形式写了两卷《西藏日记》。书中记录了去四川时途中的所见所闻。31这部书对研究当时直隶、山西、山东、四川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城池及驻防八旗和绿营兵的情况很有价值。他还著有《春和堂集》诗集和有关水利、建筑方面的《工程做法》等书。
二
、果亲王之印
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馆藏蒙文手抄本佛经的封面和最后页内侧均盖有果亲王允礼四种藏文印章。这对辨认和研究有关允礼的佛经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故先介绍允礼的四种印章。
图章A:（’Jamdbyangsbrtsechinrgyalpo’israsbcubdunpakhengzewanggithamka）<613×613cm>。译成中文即“文殊皇帝第十七子康赛亲王之印”。文殊皇帝即清康熙皇帝。崇德七年（1642）旧历十月，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和和硕特汗廷顾实汗所遣的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首的使团到达盛京（今沈阳），尊称皇太极为“文殊大皇帝”，从此历代清帝皆被喻为文殊菩萨之化身。此印章大概是1723年封郡王后刻的。佛经的封面上居多。
图章B:（Buddhagururcal）<310×310cm>。译成中文即:佛陀莲花生之力的意思。佛陀（Buddha）即释迦牟尼佛，古如（guru）即梵文僧的意思，这里指古印度著名僧人莲花生大师（那烂陀寺的高僧啊，花痴，他和寂护大师一同在西藏传教，而寂护是莲花戒和师子贤的老师）。因为宁玛派僧人认为莲花生大师是创建此派的鼻祖。多数宁玛僧人名字当中有“古如”二字。扎拉（rcal）即力量的意思，具有宁玛派僧人称呼的色彩。允礼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此类名字。如“叶希多杰扎拉”就有这种特点。译成中文即智金刚之力的意思。此印章不知何时所刻。佛经最后页内侧居多。
图章C:（khengzewanggirtag）<218×317cm>。译成中文即康赛王之印，也是佛经最后页内侧居多。
图章D:（Khengzechinwanggithamga）<218×317cm>。译成中文即康赛亲王之印。显然，这枚章是1728年封亲王后刻的。大部分情况下佛经的封面上盖着图章D，但偶尔也在最后页内侧出现。
这些印章并不是允礼的官印，而是私人印章。这些佛经珍藏在果亲王府邸的书斋中。另一方面，据史书记载，嗣允礼的弘曕也“善诗歌，好藏书”，允礼死后他很可能完好的保存了这些佛教经典。英国学者查理?保登曾经研究过图章A、B、C32，但我未能找到其文章。
三、宁玛派及蒙译伏藏经
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中今珍藏着七百多部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迦派、格鲁派、觉囊派、厦鲁派等流派教义的蒙文手抄本。其中宁玛派伏藏经较多。这些都是果亲王允礼组织译经师从藏文翻译成蒙文，并亲自参与编译或自己撰写的。圣彼得堡大学所藏的是有一个叫瓦西里耶夫（我恨这个名字）院士于1830-1831年间在北京逗留期间，为当时的喀山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最初属喀山大学）收集了5批汉、藏、蒙、满文书籍。33因为他所收集到的是科瓦列夫斯基34未能收集到的书籍，这说明他搜集到的书是罕见的，有的甚至是孤本。其中包括允礼私人书斋的蒙文书籍。俄国学者V.L.乌斯宾兹基提出，允礼书斋中有许多有关密宗佛教的书籍。其中应提及的孤本书有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密幻传》、元代搠斯吉斡吉尔的《佛陀十二行赞》、《丹珠尔》经的三卷本蒙文手抄本、元代僧人八思巴《彰所知论》的蒙文译本和一大批宁玛派密文及其他。35
有关允礼的藏传佛教宁玛派教义的蒙文手抄本方面的研究国内目前尚无。国外，德国学者海西希教授其《蒙文木刻手抄本》一文中曾提到过允礼及有关他的蒙文手抄本。俄国学者V.L.乌斯宾兹基于199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允礼王》（英文）一书中（我想看。加油吧悠悠，看看人家十七都有专著了），研究允礼生平事迹的同时，也介绍了在俄国所藏的有关允礼的书籍，并影印了果亲王亲自编译的两部密宗蒙文手抄本。该学者1999年在日本东京又出版了《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馆藏蒙文手抄本和木刻本》一书，书中编入了有关允礼的在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所有佛典目录。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吐蕃后与原来的原始宗教本教长期斗争、吸收、接纳、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佛教的地方形式，它和一般所说的佛教既有其相同的一面，又有其不同的一面。它是以佛教教义为基础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佛教，是西藏化的佛教。宁玛派是西藏佛教众多派别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教派，也叫红教。宁玛有两种含义，一是古，二是旧。所谓古，是说这个教派认为他们的一套教法，是从公元八世纪的时候由古印度僧人莲花生传下来的，而西藏佛教其他教派是在十一世纪中叶的后弘期以后在原来基础上新创立的，所以宁玛派历史渊源比其他教派早三百年，这样当然就古了。所谓旧，在佛教显宗方面不分新旧，只是在密宗方面，一般都以著名译经师仁钦桑布36为界，在此之前翻译过来的密宗经典算是旧派，他们以后的算是新派。宁玛派的人自称他们是以传承并弘扬吐蕃时期所译的密籍为主，所以他们是旧派。但十一世纪以前他们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教派。宁玛派的特点是组织涣散，教徒分散各地，教义内容也不一致，各有各的传承，所以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势力和寺院集团。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叫做阿巴，专靠念经念咒在社会上活动，不注重学习佛经，也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他们和本教徒很相似。在藏族社会上一直把这些人看成是真正的宁玛派僧人，但史料中并没有这些人的记载。第二类人有经典，也有师徒或父子相传而沿袭下来的。其中的一种叫“代玛”，又称伏藏，在这里介绍的是这一类人及其他们的教义。
所谓的伏藏经，就是公元八世纪时，印度僧人莲花生等来到吐蕃，传播佛教密宗经典，但因当时吐蕃地区种种原因，如政治的和同传统原始宗教本教的冲突或互相排斥等缘故，认为传播密宗为时过早，时机未能成熟，就把这些经典埋藏在山洞或地下，若当“时节因缘会遇，就取出来弘扬”，这种经书叫伏藏经。其藏法，据伏藏经记载，把经卷埋在山洞或地下后，还用“定力加持，使之经久不坏，并发愿使它和有缘的人值遇”，并在所埋的法宝上写明发掘的时间、象征和发掘人的姓名、相貌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伏藏经有假有真，假多真少，宁玛僧人自埋自挖的假托“伏藏”之名的伪书也不少。大约从十二世纪开始，宁玛派就陆续出现了不少挖掘伏藏经的人，他们被称之为德顿。其中著名的有娘?尼玛沃色（1124-？），他挖了不少伏藏，宁玛派历史上通称为“上部伏藏”。后来又有一个叫古如?却吉旺秋（1212-1273），继续挖出了不少伏藏，通称为“下部伏藏”。前者大概是江孜一带的人，后者是康区德格一带的人，所以有上下伏藏之称。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时，还有不少挖掘伏藏的人，如热特那林巴将上下伏藏及他自己挖出来的伏藏汇集在一起，刻印出来，这就是“南藏”。十六世纪早期，后藏拉堆地方一个显贵家族的成员仁增郭吉登曲坚，也发现了不少伏藏，并且刻印了出来，叫做“北藏”。内蒙古师范大学馆藏蒙译伏藏经中既有“上部伏藏”又有“下部伏藏”，也有后来的“南藏”和“北藏”，大概有五百多部。据允礼自己讲，他大量搜集并翻译这些伏藏经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日常学习佛经和念经时需要注意事项而翻译的”。有一个问题是，伏藏经何时大量被带到北京，并无确切的记载。目前掌握的最早的记载是，元代有一个叫释迦沃的宁玛派僧人，曾经把一部挖掘出来的伏藏经典《才曲》通过元朝的官员献给元世祖忽必烈皇帝，被封为“拔西”（即法师）的称号。还有宁玛派僧人雍顿巴、桑结扎等到过北京，受到过元朝政府的优厚待遇的记载37。元朝时期翻译过《莲花生予示》等少量经典。到了明代末年，随着黄教传播蒙古地区，随之而来的少量伏藏经也被翻译成蒙文，如《观世音菩萨旦怛罗》等。但是大批量的翻译工作还是在清朝雍正年间通过允礼进行的。允礼从什么地方，谁那儿得到了如此之多的伏藏经，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也许这跟五世达赖喇嘛对宁玛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五世达赖喇嘛曾经建立了一个叫南杰盘德林寺，专门讲授宁玛派的教义。除此之外，还帮助建立了不少宁玛派寺院。馆藏经典中有不少五世达赖喇嘛亲自编撰或给伏藏经做注解的经文。文章中自己也经常取宁玛僧人的名字。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佛经中有很多他的有关宁玛派教义方面的作品。估计这是因为宁玛派教义和宗教仪式注重密宗教法有关。宁玛派的宗教仪式中有不少野蛮的成分，如血祭，用人体器官进行秘密祭祀等等。这些内容对于五世达赖喇嘛刚刚强化起来的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大有可以利用之处，于是五世达赖喇嘛选中了宁玛派38。但应该指出，自十五世纪初格鲁派创立之后，其上层对于宁玛派一直都是反对的，只是到了五世达赖喇嘛时，因统治需要才转而采取支持的态度，从此宁玛派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曾去过北京，据文献记载，当时带去了很多佛经，送给了清帝。其中很可能有宁玛派的伏藏经。但他见顺治皇帝时曾经说过消灭红教之类的话。也许他说的红教很可能是指萨迦派等其他红教教派。宁玛派的教义颇为庞杂纷乱，其中还有许多与本教类似的东西，大体上是“九乘”39与“大圆满法”。馆藏中的经典大部分是修习大圆满法的教义。所谓的大圆满法，就是主张人的心体就其本质而言是纯正的，是“远离尘垢”的。修习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个远离尘垢的心体把握好。宁玛派认为要把握好自己的心体，就应该采取听其自然的做法，让这个心随意而住。如果能够做到在“空虚明净”当中把心安住于一境，那就是修习大圆满法的成果。这跟汉地佛教的禅宗修习法类似，这是因为西藏早期的佛教一方面是从中原传入，故受到了影响。
允礼想通过修习大圆满法得到解脱，但始终未能修习成功。据说他后来在土观呼图克图的引导下改信了格鲁派的黄教。因为他清楚地明白一个尘世中的凡人很难把远离尘垢的心体把握好。同时大圆满法的修习法特别复杂，并且格鲁派的黄教当时政治上已有了优越的地位和对清朝的统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起初，西藏佛教其他教派不把宁玛派看成是佛教的一支，直到十二、十三世纪以后，他们发现宁玛派的经书中的确也包含了一些比较古的内容，如一些古代史料和古代传说等，同时在后来发现的梵文经典中，确实有宁玛派弘传的几部经书的原本。这才把宁玛派看成是西藏佛教的一个教派。当然，后来宁玛派也受到新密咒的影响，其僧人也重视学习显宗的理论，改变了过去只重视密宗而不重视显宗理论的偏向。近现代，宁玛派在欧洲有所发展，不仅有寺院组织，且招收学徒。
允礼组织的译经师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曾经翻译过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著名僧人苏玛第?席迪。当时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格鲁派佛学家。此外，这些人还编译了不少其他教派的经典，如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觉囊派多罗那它及卫拉特著名僧人咱雅班第达等高僧的著作。他们的作品对研究西藏的佛教文化、古代历史及西藏与内地，西藏与蒙古地区，西藏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很有史料价值。
通过初步研究，这些蒙译伏藏经中有一些是讲宁玛派传承的，可以当史料来看，有一些保存了比较古老的关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历史资料和传说。其中，《五部遗教》和《莲花生遗教》在佛教史上很有名。它们对研究吐蕃时期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此外，有一些医书，也是以伏藏经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研究这些珍贵的藏传佛教文献，有助于了解古印度密教的东传，汉地佛教传入吐蕃并被驱逐，印度僧人与中国僧人的大辩论，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对西藏佛教“前弘期”的影响，西藏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及蒙藏宗教文化交流和研究蒙古族译经史有很大的裨益。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经的蒙译，丰富了蒙文佛教文献，果亲王允礼从客观上讲，对蒙古族的佛教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2028《清史稿》卷220，第9083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妙舟著:《蒙藏佛教史》，第95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
③④《满汉词典》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
⑤《清世宗实录》（一）卷九，第166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下同）。
⑥《清世宗实录》（一）卷十五，第259页。
⑦《清世宗实录》（一）卷二十，第320页。
⑧《清世宗实录》（一）卷三十四，第519页。
⑨《清世宗实录》（一）卷三十五，第536页。
⑩《清世宗实录》（一）卷四十二，第625页。
11《清世宗实录》（一）卷四十六，第691页。
12《清世宗实录》（一）卷六六，第1005页。
13《清世宗实录》（一）卷七十，第1056页。
14《清世宗实录》（二）卷八十三，第109页。
15《清世宗实录》（二）卷九十七，第302页。
16《清世宗实录》（二）卷一三四，第727页。
17《清世宗实录》（二）卷一三六，第743页。
18《清世宗实录》（二）卷一四三，第793页。
19《清世宗实录》（二）卷一四八，第834页。
2122232430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第159页、160页、160页、162页、16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5《清世宗实录》（二）卷一五六，第911页。
26《清世宗实录》（二）卷一五九，第956页。
27《清高宗实录》（一）卷二，第157页。
29《御选语录》卷十九，转引自史松编《清史编年》第四卷（雍正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1允礼著，《西藏日记》，民国26年禹贡学会铅印版。
32[俄]V.L.乌兹宾斯基著:《允礼王》（英文），1997年日本东京出版。
3335圣彼得堡诸图书馆的旧藏文及蒙文收藏品，[俄]V.L乌兹宾斯基，沉默译:《蒙古学信息》1997年第3期。
34科瓦列夫斯基被称为俄国“蒙古学之父”，此人在1830-1831年间，曾在北京逗留2个月之久，期间，他与京城八大呼图克图之一敏珠尔活佛建立了私人友情。在这位僧侣的帮助下，购得了大批蒙文书籍。
36仁钦桑布（958-1055），西藏僧人，达磨灭法后，曾几次到克什米尔学佛教，翻译了不少显密宗经典。藏僧认为，从他开始，才把密教提高到所谓和佛家理论相结合的“高度”，因此藏族人称他和他以后的其他译师所译的秘籍为“新密咒”，他以前，包括吐蕃时代所译的密咒称为“旧密咒”。
37转引自王辅仁编著的《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8王辅仁编著:《西藏佛教史略》，第97页。须要说明的是，有关宁玛派历史渊源方面的解释，主要参考了此书外，还参考了王森著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刘立千著的《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等。
39所谓的“九乘”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作密、行密、瑜伽密、大瑜伽密、无比瑜伽密、无上瑜伽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