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华法系是完蛋了，但是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掐断，因此当中国宪政即将开始时，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就出台了。
自辛丑回銮，朝廷锐意求治，设考察政治馆，并派载泽（光绪的弟弟）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下预备立宪诏（豫备立宪），九月庆亲王奕劻最先在奏折中提出暂设资政院，以为豫备，奏准。此奏折是中国中枢机构第一次明文提出了“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
光绪三十三年，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八月上谕“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礎。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也就是说预备立宪是在五大臣考察的同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当时的想法就是设置上下议院，但在中国一个毫无民主议会根基的地方，也是难上加难，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先开预备并经过大约19年的准备才有了宪法和国会，因此先设置了个资政院，各省叫谘议局，成员也叫议员，由各省大员在当地商绅中保举。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六月，资政院终于提出了议员应该“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豫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此奏也被准，可见在当时中国的立宪活动进展非常迅速。而资政院也趁热打铁，在当月又提出了立宪要义在于人民参与政事，“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人民选举议员代表人民的舆论，使国家的政策可以上下通畅，减少阻隔的弊病。这就是参政与监察权力的提出。清政府于是下令一年内各省制定出议员选举的办法，而谘议局则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也将有相当的权力。但前提是”无妨国家统一之大权”。此时对预备立宪的年限没有制定，不是拖延，而是没经验没方案，拿的出什么结果来？而非是故意拖延。因为当时东南自保，各大员已经有相当的权力了。
三十四年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遵拟宪法议院选举法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此时的方案是九年预备立宪，而对比日本，则是用了十九年，假如指责当时立宪派的工作，是毫无道理的。但中国特色的资政院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议员们分钦选和互选，钦选的同志们是宗室22人（王公16+闲散6），八旗12人，外藩（蒙古、回部，西藏）14人，部院官员32人（宗室和八旗也可以占这个名额），大师们10个，纳税的多人10个，合计是100，各省议员们互选也是100。任期三年，任满一律改选。牛吧？起码48票在满蒙手里了，另外52个钦选票和各地互选议员票也可以占，人民能干吗？不过这是中国特色。钦选折腾的很厉害，就不说了，各省谘议局互选谘政院议员，按定额分配：奉天三人，吉林二人，黑龙江二人，顺直九人，江苏七人，安徽五人，江西六人，浙江七人，福建四人，湖北五人，湖南五人，山东六人，河南五人，山西五人，陕西四人，甘肃三人，新疆二人，四川六人，广东五人，广西三人，云南四人，贵州二人。
地方选举在当时的名额是这样的，当时因为社会动荡，因此不能按户口数量分配，而是根据取进学额及漕粮多寡以定准则。奉天五十名，吉林三十名，黑龙江三十名，顺直百四十名，江宁五十五名，江苏六十六名，安徽八十三名，江西九十七名，浙江百十四名，福建七十二名，湖北八十名，湖南八十二名，山东百名，河南九十六名，山西八十六名，陕西六十三名，甘肃四十三名，新疆三十名，四川百零五名，广东九十一名，广西五十七名，云南六十八名，贵州三十九名。另外京旗还有10个名额，而驻防八旗则是规定，各省1-3个名额。地方选举分初选和复选，初选以州县厅为单位，复选以府为单位（含直州、厅），初选又根据本地区人口划分投票区。也就是说，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时候，中国的宪政体系构思已经在中枢机构通过了。
宣统元年各省咨议局开始选举，于九月初一日，召集开会，举行互选资政、谘议员。宣统二年四月钦选议员。以八月二十日为召集期，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这就是中国第一次议会开幕的日子。可见虽然预备立宪规定了九年，但在这九年中要有很多事情来做（大陆的政权的全国人大召开前先是政治协商了几年，寒）
至于中枢机构的改革，则开始于光绪三十二年，设置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并将各部院重新设置，如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
、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等。内阁下辖法制院掌编纂法规，修明法令。法部则设置修订法律馆，并于光绪三十三年在北京高等审判、地方审判和初级审判，相当于法院。东三省在这年也照此模式设置审判机构，而其他各省是陆续啊宣统二年完毕。弼德院相当于各国的元老院，是个过度的或者说养老的地方。
至于各省的咨议局，以四川最倒霉，在成都被赵屠户一阵枪子都打乱了，此后的事情，就是民国了。
至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还以清末立宪为例子，给你描述监察权和考试权。
这里的监察权就是弹劾权了，古时候是归御史台负责，但有个问题就是总督和巡抚们都分别兼任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而且他们也有司法权，你说在清末以前怎么弹劾?按照预备立宪的想法，”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立法当属议院”说的很清楚了，立法归议会，也就是预备立宪时代的资政院，注意，这个资政院不是什么国务院参事或者中顾委，而是立法机构。”凡立法及豫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而在制定资政院章程时，则说明了：”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请注意，这里明确讲到了监察权是立法机构的权利。而为什么要把弹劾权独立出来呢，就是缘于中华法系中独特的检查体系。
我前面讲到了，中华法系虽然已完蛋了，但是思维并没有停顿，正是因为我国在清代有独立的御史机构(连官服都是独立的补子)，其任职要求也不同于一般文武官，所以才会更直接的被孙文中山先生提出来。同时对监察权独立于审判权\检查权\行政权也做了规定，就是选举议员时”惟审判、检察、巡警官不与”。
预备立宪时代的一院，并非就是中国立法机构一院制的打算，而是要分上下两院，其中钦选为上院，民选为下院的基础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的时候提出的，诏如所议行。也就是说将来立宪了，上下两院来分别运作，可惜的是职能还未妥协完毕，就全泡汤了。但此时已经将监察权作为必备的权力提出，并依附于立法机构是没有问题了。
至于考试制度，其实还不仅仅是古代科举的体现，因为科举是归礼部负责，但是更多的官员是通过其他的途径进入通籍的，而官员的考绩选任一般是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各省则在将军督抚，外藩归理藩院，中枢归军机处(名义上，实际是皇帝简任)也就是说考试权在古代是归不同的行政部门负责，但是最重要的考试科举和考绩是归行政部门来完成，弊病就是不统一，造成大量冗员可以有不同的理由升迁。但在预备立宪活动中，考试权也得到了一定的通过但是未能革除弊病。由此可知五权分立中考试权之所以在中国要单独提出，就是为了官吏们选拔任用有统一的模式标准，杜绝冗员出现的迫切需要。
所谓会典，仅仅是采取其形式，而非恢复帝制，这一点大王必须要搞明白，以我国中央集权文化之精髓保留，无出会典其右者。因此假如说为中国特色去制定法制，那拿会典来上自中枢下到百姓都是可以归纳进来的，当然，这样会扼杀多少善良与进取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国家有个怪圈，就是几千年来朝代更替都是以革命的形式来完成的，这里的革命我想恢复它的本意，就是天命变革的意思，通俗些，就是一个势力把另一个势力踩在脚下建立新秩序。而非以互相妥协谈判的形式来完成。如此之下当力量平衡打破后，哪里又有的妥协结果呢？这便是一个合法性问题存在基础的疑难所在。其实有好的条文不代表就有法治这是肯定的，但没有法制那就是人治，我们不可能希望全国几千万人都有如尧舜一般的胸怀，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规范，或者说约束力和监督考核机制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