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息银两,又称“滋生本银”,简单地说,可照字面理解:用来生息取利的银两。若深究起来,则可以此窥探清三代的经济脉络。且此项制度的走向与康、雍、乾三帝的个性密切相关。
生息银两其来有自, 天聪年间已有“闲散家人经商贸易,主人勒索利息”的作法,两者之间的联系有迹可寻。
本文意义上的生息银两成型于熙朝。若说熙朝的生息银两具有偶然性、随意性似不妥当,但此时的生息银两确实没有系统化、制度化。终此一朝,该项政策的适用范围,审批等都由皇帝一手掌握,将其作为笼络政治力量的手段,因此又称“恩赏银两”。康熙帝,“论继统为守成,论事业则为开创”,临御悠久,手定太平。以其经天纬地之能,独自操控生息银两以调节政治力量,自不在话下。可正是这种一准乎皇命的操纵方式,使生息银两一事在熙朝后期,也受到康熙帝“终于无事”思想的影响,失之纵、滥。
作为一项制度,生息银两定型于雍朝,更确切的说应该是雍正七年。 这时的生息银两一事,经过与群臣百官的激烈议论,在“恩赏”标准、“受赏”范围,“用赏”方式等方面已有初步定论,并以雍正帝的皇权强势推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最终颇见成效,国力日增。有这种局面,与雍正帝的勤政务实作风固然分不开。而雍正帝的勤政务实还有以其过人精力和缜密思维亲自处理大小政务的一面。个人驾驭国家机器的力不从心,统治阶级为本阶级利益筹谋的思想局限,以及生息银两的官僚经商的固有的缺陷,也为该制度的寿终埋下伏笔。
在乾朝,生息银两逐渐走向没落并最终“收撤”。所谓人亡政息,所谓与时俱进,乾朝初政便从应否存在的角度思谋“生息银两”。再,政权经商固有缺陷的日渐显现。三,乾隆虽也堪称大帝,自论“十全武功”,但在某些方面显见是不及乃翁。有此三条似足以解释生息银两制度之终于乾朝。
通观清三代的生息银两政策,用日本史学研究者左伯治的论断——“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来诠释,似无不可。
因没有一手、甚至二手的资料,本学习笔记完全取材于韦庆远先生的《明清史辨析》。
福缘善庆
2009-1-10 15:32
(此文颇费了些时日,仍是未尽其意,梳理充实,留待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