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清初“三大疑案”的由来与学术论争

清初“三大疑案”的由来与学术论争
－－关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之谜
王俊义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这次能应东方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到日本进行参观考察与学术交流，深感愉快和荣幸。我是学习研究清史的，邀请方的朋友，希望我能讲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题目，恭敬不如从命，我就选择了“清初三大历史疑案”这个题目，主要是想就“太后下嫁”、“顺治出家”和“雍正继位”这几件事的历史真相及学术界的论争情况做些评介。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不少演义传说与奇闻轶事，而关于清代宫廷中的传说故事尤多。除上面提到的“三大疑案”外，还有什么“四大奇案”等。不过有些事显然是后人有意的编造，荒诞离奇，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我们要讲的“三大疑案”，都不论是耶，非耶，都事出有因，有一定依据。所以，从清初当时，直到现在，始终是众口异词，聚讼纷纭。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推出的不少关于清代宫廷的影视剧，如《孝庄秘史》、《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剧中对这几件事都有生动渲染，常有些观众和读者提出，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作为清史研究工作者，也有责任和义务依据有关历史文献做必要的说明和澄清。

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人物的活动构成的，我们就从这三大疑案的主要当事人讲起吧。

一、历史上的孝庄、顺治和雍正

孝庄、顺治与雍正是三大疑案中的主要当事人，他们不仅都实有其人，而且都是清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从他们一生的活动经历中，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分析问题的依据，故有必要对这三个人物作简要介绍。

（一）孝庄——一位经历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孝庄（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即“太后下嫁”中的太后。据史料记载她是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特氐。后金天命十年（1625）嫁于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封其为永宁宫庄妃。其子福临即帝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其孙玄烨嗣帝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因是皇太极之妃，而皇太极之谥号乃“文皇帝”，加之其子、孙又都是皇帝，故她便由妃称后，死谥“孝庄文皇后”。

孝庄，天质姿丽，聪慧能干，且有谋略。其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更迭。早在皇太极执政时，“赞助内政，越既有年”[1]。当皇太极病逝时，她方32岁，由于当时“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2]。其中最有力的争夺者为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在斗争甚为激烈的情况下，经她与皇太极之孝端皇后之多方斡旋，才使多尔衮谋位之欲未能得逞，终由其子福临继位。此后，她又全力辅佐福临，由于多尔衮位高权重，谋位之心不死，时刻威胁着福临的地位。为此，她又对多尔衮施展谋略，软硬兼施，既笼络，又控制，从而挫败了多尔衮的野心，巩固了福临的帝位。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病终后，年方八岁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孝庄又辅佐康熙，授以治国安邦方略，当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与她的筹谋擘画密不可分。正如康熙日后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3]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68年1月）孝庄病逝，享年75岁，其临死前对康熙说：“太宗（皇太极）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4]意即不必与其夫合葬。康熙遵旨将其灵柩暂置停于遵化清东陵。直到雍正时，才将其正式安葬于今河北遵化的东陵（称昭西陵）。

孝庄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于清初的统治集团中，可谓是一个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的历史人物，其为清朝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一位经历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二）顺治——清朝君临全国的第一代皇帝

顺治，名爱新觉罗·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正月(1638年3月)，卒于清顺治十八年正月（1661年2月），乃皇太极第九子，也是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全国的第一代皇帝。

值崇德八年（1638）皇太极突然病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之斗。经过相互斗争权衡，各方达成妥协后，才由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并由他的两位叔父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辅政。1644年9月福临进入北京，改元顺治。然朝政仍由多尔衮把持。多尔衮居功自傲，独断专行，根本不把顺治放在眼里。顺治七年多尔衮病逝，翌年顺治帝亲政。不久，即以多尔衮擅权作威、谋逆篡位等罪名，将之削爵夺封。尔后，在其母孝庄太后的辅佐下，竭力摆脱满族权贵的干预，一度励精图治，重用汉官，整顿吏治，奖励垦荒，经略西南，攻占云贵，逐渐实行了对全国的统治。但顺治在个性方面，比较暴躁，感情脆弱，多愁善感，喜怒无常。他又笃于宗教信仰，最初信奉天主教，尊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玛法”（即“爷爷”之意），凡事必向之询问，敬重有加。从顺治十四年起，他又转而信奉佛教，先后将南北高僧玉林琇等召入宫中，论经说法。顺治十七年其宠妃董鄂氏病逝，使之感情遭受沉重打击，顿时万念俱灰，萌生厌世之念，并削发受戒。后经孝庄太后与玉林琇竭力劝阻，才又蓄发隨俗。此后，便一蹶不振，身体日加虚弱，终于染上天花。当自知死期已至时，召亲信朝臣草拟遗诏，以罪己诏的形式，历数执政中的罪过，宣布由其8岁的儿子玄烨继位，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病逝，终年24岁。随后，遗体火化，骨灰葬于遵化清东陵，庙号世祖，谥章皇帝。

但也有传说，顺治并没有死，而是走出皇宫，云游至五台山，皈依了佛门。

（三）雍正——上承康熙下启乾隆的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代君主。

雍正名胤禛，乃康熙第四子，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死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号雍正。生母乌雅氏，生胤禛时尚是普通宫女，第二年被封为德嫔，康熙之第十四子胤禵亦为她所生。胤禛六岁即入南书房读书，学习勤奋，对满、汉语及满、汉文化均有坚实基础。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继承皇位。当时他已经四十余岁，俨然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继位之后，力图改变康熙晚年的敝端，厉行改革，清理财政，追缴亏空，惩治贪官，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军机处，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还平定了青海、西藏等地的一些叛乱等等。他勤于政事，坚毅果断，严厉苛刻，功于心计，是有所作为的一代帝王，上承康熙，下启乾隆，形成了历史上的康乾盛世。不过，他在康熙晚年的储位争夺中，也深深卷入了斗争的旋涡，并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最后取得皇位。特别是其执政后，残酷打击政敌，先后幽死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又处死亲近死党年羹尧、禁死隆科多，落得个生性暴戾、残酷苛毒的骂名，以致使人们对他皇位的合法性引起质疑，究竟是矫诏篡立，抑或是正常继位，几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二、对“三大疑案”的逐一辨析

在简要介绍了三个历史人物之后，我们再就“三大疑案”究竟是耶？非耶？透过学术界的争论，来逐一进行辨析。

（一）“太后下嫁”说的由来及其论争

所谓“太后下嫁”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其小叔睿亲王多尔衮。此事在《清朝野史大观》、《清史演义》及《清宫轶闻》中多有记载，且绘声绘色，十分逼真。但这些文人骚客的描写，与信史相证，常破绽百出，虽不足为据，然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此事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文字是明遗民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十首，其中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5]。张煌言是明末清初人，此词写于顺治七年，以当时人写当时之事，似有所据。何况多尔衮恰于顺治五年已被称“皇父摄政王”，而慈宁宫又确是孝庄太后的寝宫。词中说的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太后的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于多尔衮之事。据此，有些清史学者便认为“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再结合其它材料，便断言“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6]。

主张确有“太后下嫁”之事的还有另外一个论据：其一，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此事不仅记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骐的《东华录》中，也流传到许多档册、文告中，甚至《朝鲜李朝实录》中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字样。这些都间接透露出多尔衮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证明由“叔父”改称为“父”，显然与母后下嫁有关；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关于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岂非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之为婚一事；其三，孝庄病逝后，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其有再嫁多尔衮的难言之隐；其四，满族作为北方的少数民族，素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妇之旧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违伦理道德。何况，多尔衮于顺治七年曾逼死肃亲王豪格，之后又纳其福晋为妻，这也是明载于当时的谕旨和奏疏中。豪格是多尔衮的亲侄，他可以纳侄媳为妻，又何不能妻以兄嫂呢？

但是，“太后下嫁”说却未能取得学术界的公认，清史大师孟森先生曾撰有《太后下嫁考实》一文，对有关“太后下嫁”说的依据，予以一一驳难。他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词难免有诽谤之语，况且“诗之为物，尤可兴到挥洒，不负传言之责”；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此亦不足以为“太后下嫁”之依据；至于所谓“到皇室内院”，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此外，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极之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与夫君合葬，这在古代与此后都不乏实例。孟先生还认为既然“皇父摄政王”之称是公开事实，而倘若有“太后下嫁”之事，却为何不见于清代宫书档案呢？与孟森先生的看法相同，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教授也曾撰《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文中说：“多尔衮以亲王摄政称皇父，……疑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均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似与“太后下嫁”无关。总之，孟森等认为，不能只凭张煌言的诗，以孤证论定有“太后下嫁”一事，而其它证据多系推测。

然而，孟森、郑天挺的说法也未能成为定论，胡适先生在读过孟氏的《太后下嫁考实》后，遂致书诘难，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此后，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不断有人肯定“太后下嫁”之说，如已故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就曾在《清孝庄文皇后小记》一文中说：“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手段来看，值此明清争夺天下之际，能息止满洲内部的矛盾斗争”，将其视作“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7]。也有的学者在在原有论据之外，又补充了新的依据。他们根据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之《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书后原收藏者所写之跋语“清季，宣统改元，内阁库垣圯。时家君方任阁读，奉朝命捡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之诏，遂以闻于朝，迄今犹藏诸故宫博物院”，并据此认为“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证据”[8]。遗憾的是直到目前，并未发现和公布上述“跋语”中所说的“太后下嫁摄政王诏”。倘确有此诏书，则“太后下嫁”即成定论，否则仍是一桩未了之历史疑案。

（二）“顺治出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作为清初一大历史疑案，自清初以来，就成为人们街谈巷议、耳熟能详的传说。此事最早见之于清初吴梅村的《清凉寺赞佛诗》。吴梅村的诗多记载清初史事，向有诗史之称。他写的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一些文人学者在疏证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多迷离恍惚，诡谲多变，但却明显是影射“顺治出家”之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缘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的“千里草”为董；“双成”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都是影射顺治之爱妃董鄂妃。另外诗中的“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是暗指顺治下罪己诏。另外诗中的“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是喻意顺治未死。还有诗中说的“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是指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在清凉寺出家为僧。吴诗之所以用影射手法，乃因吴梅村身历沧桑，恐为时忌，不得不将顺治出家事，用隐晦手法记入诗内。

继吴梅村《清凉寺赞佛诗》之后，在有关的清代稗史中，便将顺治出家一事演绎得既具体又神秘，如说顺治躭于佛法，视帝位如敝履，没有终于帝位，而是在董鄂妃病逝后，弃政出宫，扶缁云游，在五台山上之清凉寺皈依了佛门。一些野史中还说，日后康熙之所以多次陪孝庄太皇太后巡幸五台山，虔礼诸寺，其意在于拜谒顺治。甚至说光绪庚子年，两宫相狩，途经晋北，地方官员在接待中，临时从五台山借来御用器具，都宛如宫廷之物，实是顺治的遗物。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先生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视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皈佛，但其确死于天花，终于帝位，并未离宫出家。孟森所持的主要论据是王熙自撰的《年谱》。王熙是顺治时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顺治的宠臣。顺治临终前的遗诏就是面谕他草拟的。他在自撰《年谱》中，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举止，而这几日恰是顺治病死前的最后一周，如《年谱》云：“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遂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血泣哀恸。初八日，又同内阁拟上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王熙作为顺治宠臣，且在顺治病死的前后一周内始终侍奉于左右，其《年谱》翔实逼真地记述了顺治由病危至死亡前后的活动，说明顺治是患痘病终于养心殿，并未有逊位出宫之事。这是令人信服的确证。且孟森并不以此孤证自足，他还举出当时在宫中担任词臣的张宸的《青琱集》为证。《青琱集》中记：“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出。一中贵问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一空。传谕民间勿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接着张宸又记述了顺治的整个治丧过程。张宸与王熙一样，都是顺治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人，都说顺治是死于天花，这些事实都确凿无疑地证明顺治并未离宫出走皈入佛门。

既然顺治并未出家，那么，为什么又会有顺治出家不胫而走的传说呢？此则事出有因。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一般传说之顺治出家问题，如认其果有其事，固属不可，若谓其绝无根据，似亦不妥。故吾人可说：‘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9]。据有关佛教典籍记载，如《憨璞语录》、《续指月录》、《玉林年谱》、《北游录》等书记载，从顺治十四年起，顺治便与南北名僧朩陈忞、玉林琇、憨璞聪、茆溪森等密切交往。顺治曾封玉林琇为“国师”，还请玉林琇为自己取法名“行痴”，号“痴道人”，且执弟子礼。他还请茆溪森为自己化度剃发。《续指月录》曰：“玉林到京，闻森首座为上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此”。[10]这些史实说明顺治原本已决心出家，经劝阻方罢。吴梅村的《清凉寺赞佛诗》与各种野史、演义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似都缘于顺治好佛的事实，而后加以演绎附会而成。这已是目前清史界较为一致的看法。

（三）雍正究係“矫诏篡立”还是“合法继位”？仍需进一步研究考实

在清初三大历史疑案中，关于雍正继位问题最为复杂。他究竟是“矫诏篡立”，抑或是“合法继位”？从清代当时直到目前，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感到困惑，经多方研究考证，仍未取得令人信服结论的棘手问题。

问题源始于康熙晚年的皇位传承。康熙作为中国古代功昭千秋的封建帝王，但晚年在皇位传承问题上，却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悲剧。他一生于文治武功外，后妃成群，儿女众多，共生有35个儿子和20个女儿，仅长大成人的儿子就有20个。为防止诸皇子觊觎皇位，相互争斗，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便按照中国汉族帝室立嫡立长礼法，确立了孝诚皇后所生之子胤礽（排序为皇二子）为皇太子。胤礽自幼就聪明俊秀，勤奋好学。成年后，更是博览群书，能文能武，深得康熙宠爱。但因长期不能继承皇位，逐渐形成了康熙的皇权与皇太子继位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胤礽周围的亲信为追求个人的利禄名位，也趋奉门下，结党营私，密谋策划，妄图使康熙早些让位，以使皇太子登堂入室。他们甚至扬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康熙觉察到问题的尖锐，又绝不让步，遂于康熙四十年愤然下诏将皇太子废除，谕中说：“今观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甚至说“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宏业”[11]。皇太子被废后，诸皇子认为有机可乘，都跃跃欲试，争夺更加激烈，几致你死我活。为此，康熙又于四十八年，出人意料地将废太子复立。但太子迫不及待地欲抢班继位的习性并未改变，迫使康熙又于五十一年将皇太子再予废除。谕旨中说：“胤礽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不仅将其废除，且令永被禁锢。但这一举措，不仅未能平息皇位之争，反使斗争更加白热化。诸如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禵等，都是舍我其谁的激烈争夺者。然而，在传位问题上弄得心力交瘁的康熙，直到去世前，在公开场合从未再议皇位传谁的问题。不料，康熙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因“偶冒风寒”到病情恶化，于当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病逝。随后，即由胤禛（即雍正）的舅舅，时任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的隆科多宣布了康熙的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隆科多宣布的遗诏，使诸皇子大感突然，特别是胤禩、胤禟及出兵西北的胤禵，均认为康熙生前属意的是胤禵，而非胤禛。由隆科多宣布的遗诏，显经胤禛与隆科多篡改。雍正继位乃属矫诏篡立。不久，从宫廷到民间纷纷传出雍正是通过“谋父”、“逼母”、“屠兄”、“弑弟”等手段，才登上皇位的。而雍正及其亲信，却信誓旦旦，再三表示，遗诏确凿无疑。特别是雍正还通过《大义觉迷录》一书对政加给他的罪名，逐条予以驳斥，并广布天下，致使宫廷内部的斗争，弄得全国上下家谕户晓。这愈发使雍正继位的合法性疑窦丛生，成为清史学界的热门话题。

清史学界关于雍正继位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矫诏篡立；一为正常继位说。

最早主张矫诏篡立说的是孟森。他著有《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的长文，认为康熙帝生前心目中有意立皇十四子胤禵。康熙死后，由于胤祯与隆科多密谋，将遗诏篡改，雍正之即位，实乃篡夺。并认为康熙之死，很有可能是被毒死[12]同。孟先生此文发表后，曾风靡一时，被视为权威之作。此后王鍾翰先生又撰写了《清世宗夺嫡考实》，在孟文原有基本观点基础上，又对之进行补充和发展。王文史料翔实，论证严密，受到海内学界称赞，肯定该文使“雍正夺位之迹无论如何不可掩盖”[13]。近年来王鍾翰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康熙《遗诏》满汉文原件，又撰有《清圣祖遗诏考辨》，指出所谓康熙《遗诏》，乃是康熙死后所为。此《遗诏》的发现，不仅不能证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反而进一步暴露雍正的矫诏篡立。继孟森、王鍾翰之后，一些海内外清史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如金承艺、许曾重、杨珍等[14]，都进一步阐发了雍正篡立说的观点。他们的主要看法是康熙任命胤禵为西征抚远大将军，实是对他作为皇储的安排和锻炼；康熙之死并非自然为之，很可能是被毒死，应是隆科多或雍正毒害所致；皇位授受不明，将康熙遗诏改“十”为“于”之说并非不可能。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康熙第二次废太子后，并未确定太子人选，皇三子、皇四子、皇十四子都有可能是他考虑的人选。皇四子之所以嗣位，是他与隆科多勾结，假造了皇四子继位的“遗诏”[15]。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在其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二册中，对于雍正的继位也指出：“综观各种材料后，雍正的继承帝统存在着疑点和破绽，授受之际不清楚，辩解之间有矛盾”，“可能出于矫诏篡立”。最近，戴逸先生在《通记：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的讲话中明确说：“雍正上台，我们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对此学术界分歧很大，我认为他是非法的”[16]。

与矫诏篡立说针锋相对，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冯尔康和杨启樵。冯尔康认为，康熙废太子后，欲在皇四子、皇十四子二人中选一人为皇储，最终则确立了皇四子胤禛。康熙虽然任命皇十四子为征西抚远大将军，表明了对他的重视，却不等于他就是皇太子，因为他当时的实爵还只是贝子，距皇太子之位甚远；也不能说任他为抚远大将军，就是有意要让他作皇储的安排，倘若如此，就会在他立有大功，树立了威信和地位后将他召回，但康熙直到病危时却仍不将其召回，表明康熙对胤禵仍无立储之意。另从康熙对皇四子的任用看，派他祭天，参与政事，处理皇室事务及平时对他较高的评价看，他在康熙的心目中比诸皇子都高[17]。也有学者明确肯定，皇四子胤禛就是康熙意中的皇位继承人，而皇十四子则无这种可能，因为他与康熙深恶痛绝的皇八子胤禩关系密切，若传位于十四子，大权必然落皇八子之手。康熙命皇十四子西征，意在分割皇八子同伙，并使他们造成错觉，便于从容安排后事[18]。还有学者明确认为“雍正并非篡权，从康熙对他的宠爱、信任、破格封赏及赐园等事实，说明他就是康熙生前选定的继位者[19]。冯尔康与杨启樵还就“篡立”说的其它论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康熙身边警戒森严，害死他是不可能的。至于篡改遗诏，改“十”为“于”，从文书制度上分析是行不通的。关于雍正继位后治罪弟兄，处死年羹尧与隆科多，是为了稳固皇权，与继位问题并无直接关系[20]。

从以上对雍正继位问题学术界不同观点的评述看，两种对立的看法，各有所依据，各有其道理，但之所以长期相持不下，也反映出“根据都不够充分”[21]，还有必要继续发掘新的史料，进一步作深入的考证和探索。不过，历史上对统治地位的争夺，涉及宫闱隐秘，斧声烛影，千古难决，要做出一致的结论，也确非易事。还须说明的是，不管是持合法继位说者，或者是持矫诏篡立说者，都并不抹煞雍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三、清朝宫廷“疑案”、“奇案”何其多？

除上述“三大疑案”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还有“四大奇案”，乃指除“太后下嫁”与“顺治出家”外，还有所谓“雍正被刺”及“调包换子”。“雍正被刺”是说雍正皇帝未能善终，他是被明遗民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用飞剑割下脑袋。因雍正七年，兴起过一场文字大狱，当时有湖南儒士曾静派其学生张熙，到西安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后经审讯，查清曾静与张熙是受吕留良明“华夷之辨”的思想影响。为此，雍正将已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刨棺戳尸，并广为株连。然在此过程中，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有幸逃脱，后在深山学武，练得高超剑术，立志为祖父报仇。后潜入宫内，刺杀了雍正，然此事纯属传说，并无任何史料证实。另件奇案是说乾隆并非雍正所生，而是浙江海宁陈家之子。陈氏一家在清初都是高官厚禄，荣宠备至，且与皇室常有来往，恰巧雍王亲生了一女，陈家生一子，且所生时辰相同，雍亲王想儿子，即命陈家抱子入宫，用自己的女儿调换了陈家的儿了。此子即日后的乾隆。陈氏回家后才发现送还的不是自己的男孩，而是一名女婴，却又不敢表白，不得不隐秘其事。很多野史演义中，都将此事描绘得有声有色，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清代皇室生育子女必报宗人府，定制十分严格，何况紫禁城门禁森严，怎么能抱子随意出入呢？再者雍亲王当时仅三十余岁，不仅已有儿子，且年富力强，有生育能力，何必要采取调包手段，换人家之子呢？所谓“调包换子”之说，显系后人之编造。然而，类似的传说在野史、演义中还有不少。为什么有关清代宫廷中的传说如此众多呢？我想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其一，清朝乃由满族居统治地位，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有着与汉族不同的社会习俗，人们从有趣与好奇心理出发，根据某种习俗，编撰了各种引人入胜的传说。

其二，在明清易代之际及辛亥革命时期，一方面受“华夷之辨”观念支配，另方面出于反满、排满斗争的需要，多有敌视与鄙弃满族的心理，再加上宣传的需要，编撰了各种对清廷丑化和夸大其词的传说。今天，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友爱出发，对各种传说，应有科学分析。

第三，宫廷内部的政治权力之争异常尖锐与复杂，加之宫闱之内又十分神秘与森严，发生在宫廷内的各种事件，经过口耳相传，难免失实。

第四，清朝统治者或由于为尊者讳，或因政治风云变幻，常常篡改各种官书与档案，甚至将有关材料销毁，甚或伪造资料，使得许多事件真相被篡改，或被淹没，造成一些传说真假难辨，使一些传说得以流传。

鉴于以上原因，今人对于社会上流传的佫种清代宫廷的传说，应明析有关史料的真伪，予以科学地辨别。

(转自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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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第8页。

[2] 《清圣祖实录》卷十，第4页。

[3] 《清圣祖圣训》卷一，《圣孝》。

[4]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第19页。

[5] 张煌言：《建夷宫词》，《张苍水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第70页。

[6] 王钟翰：《“清宫四大奇事”是怎么回事》，《王钟翰清史纲要》第二辑，中华书局，2004年，801-802页。

[7] 商鸿逵：《明清史论著作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232页。

[8] 李鸿彬：《孝庄文皇后》，载《清代人物传稿》第一卷 中华书局，1984年，第78页。

[9] 陈垣木：《顺治皇帝出家》，《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4页。

[10] 参见陈垣：《汤若望与木了陈忞》，《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页。

[11]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12]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

[13] 叶公绰：《遐庵谈艺录》，转引自《王鍾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14] 金承艺：《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台北中央研究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清史论丛》1992年第四辑；杨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1985年第六辑。

[15] 参见陈先玺、杜家骥《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8-149页

[16]戴逸：《通记：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17] 冯尔康：《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18] 史松：《康熙朝后位继承和雍正继位》，《清史研究》第四辑。

[19] 阎学仁：《雍正并非篡权》，《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20]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上对雍正继位不同观点的论述可参见陈生玺、杜家骥编《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

[21]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页。